1978年，从香港过罗湖桥来深圳的人突然多了……

1979年1月的四级干部大会，被认为是吹响深圳改革开放号角的关键会议。不过，重要的改革人物还没有出场，大戏还没有真正上演。1979年，何煌友摄影

“１９７８年春节后，整个深圳镇就像个巨大的加工厂，来料加工就是那时候开始火起来的。”年过七旬的摄影家何煌友翻看着面前的照片对记者说。

出生在深圳横岗的何煌友最近出版了他的第四本以深圳为题材的摄影集《春雷》，用镜头再现了特区建设初期的感人记忆。

何煌友说：“我记得深圳特区建设初期的市领导方苞讲，深圳的改革开放，是从创办外贸生产基地、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扩大过境耕作和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开始起步的。我的照片正好记录了这个起步过程。”

沙头角熟皮加工厂，也是与香港的合资企业，从中英街把加工的产品运过去，出口就算完成了，这是1979年这家加工厂能存在的原因。1979年，何煌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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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跨过罗湖桥”

资料记载，深圳在１９７９年得到中央授命试办“出口特区”，于是成立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开始引进外资，创办“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这被认为是深圳“对外开放”的先声。

“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开始，深圳已经引进了不少对外加工装配业务项目，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这些项目引进开工，我都尽量赶去拍一些照片。”何煌友说。

那时，何煌友是深圳唯一的专业摄影师，他的任务之一是定期出版一个位于解放路口的对外宣传橱窗。他回忆说：“当时深圳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视台，所以宣传橱窗是深圳外宣的重要阵地。宣传橱窗面积很大，每次要发很多照片更新，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面跑。当时交通也不方便，一个月中我大概有半个月不能回家。就这样，我存下来的深圳老照片有了８麻袋。”

当时曾经在罗湖桥边检工作的吴涛回忆说：１９７８年罗湖口岸最大的变化，就是从香港赶往深圳的人流增加了。他说：“因为当年的政治气氛还很紧张，所以每次检查我们的压力都很大。”

香港新界沙头角日华毛织厂投资７万港元建盐田毛织厂。1979年，何煌友摄

１９７８年初，一些香港商人开始扛着旧机器，背着生产布料从香港步行走过罗湖桥来。他们被认为是最早来深圳“吃螃蟹”的香港老板。他们的经营模式慢慢发展成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熟悉内情的人称，这些最早过来的香港商人大多有亲戚在深圳，他们早年就是从深圳或广东其他地方出去的“逃港者”。他们“胆子比较大”，又有着一些人脉，所以敢试探着回内地投资。另一方面，当时香港出口制造业面临土地和人力成本上涨的压力。

若干年后，官方媒体这样评价那些早年“逃港者”来深圳投资的意义：“提高了深圳居民的收入，稳定了逃港风带来的动荡情绪，培养了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

深圳则以高涨的热情、廉价的劳动力和仓促盖起的铁皮屋来欢迎这些香港商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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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１００斤葡萄才一块钱”

1978年，何煌友9岁的女儿做完作业后帮家里加工串葡萄。当年的深圳城里，就是今天东门一带，很多家庭都在接香港的手工活，一个月收入大概有二、三百块。工资收入一个人大概是50块。何煌友说他没好意思去做这些加工活，他老婆有些不高兴。何煌友摄

除了满世界去拍摄那些不停开工的“三来一补”企业，何煌友有时候也“被迫”成为火热的来料加工业的一名加工者。这就是当年他变成一个“忙人”的原因。

“你看，这就是我的大女儿，当时她９岁，也在帮家里加工串葡萄。如果我在晚上１２点前回家，那肯定也得去当‘工人’，有时候还得熬到深夜两三点呢！”说到这里，何煌友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几年前。

何煌友的老伴刘惠华阿姨记忆更深刻，“通宵我也做过啊！１９７８年春节后，深圳来料加工业就火起来了。不只我们家，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忙着串葡萄、串表带，做胶花，做丝花。每天下午下班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到文锦渡、拍分厂、南庆街等单位领料。”

刘惠华说：“那时候家家经济都还不太好，每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块，可是帮着做加工，每个月差不多能挣个二三十块。所以每次领到料才高兴，而且每次都想多领点料。”

深圳还有一家夏巴汽车装备厂，这是1979年，工厂装配出第一辆汽车。（看上去像拖拉机。）当年的投资是1050万元，大买卖了。当年很有名，后来双方闹崩了。 何煌友摄

那时候，香港老板每天下午将材料送到深圳，第二天就要把产品运回香港。何煌友和刘惠华一家当时住在东门上大街，家家户户每晚都忙成一锅粥。“我记得当时串一打表带两毛钱，串一百斤葡萄一块多钱，做丝花合算，一斤一块钱；钩线衫一针一线钩一周才五块钱。做圣诞花更辛苦，星期六一夜加星期天一天一夜做百来斤，才一块二毛五！”刘惠华回忆说。

何煌友说：“分给家庭做的加工业务，一般都是不需要机器和技术的活，人人都可以做。主要是时间紧，香港老板第二天要收货运回，所以必须全家动员。那时候小孩子做完作业也来帮手，一边做一边困得打瞌睡。我也没少为赶工熬夜啊！不过，对于家庭来说，挣些加工费可以补贴家用，对于深圳特区来说，‘三来一补’帮助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宝安无线电厂，香港环球电子投资20万港币，工人65人。1978年生产了8000台收音机，得加工费5500块。1978年，何煌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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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有人说，“三来一补”企业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引进。确实，当时深圳引进的企业一般都较落后。它们绝大部分是些小作坊，机械设备都是从香港淘汰的过时货。“当时厂房也很缺乏，不少工厂就设在生产队的牛棚和谷仓，能搭建一个铁皮屋算不错了。不过，来料加工资金设备由外商出，深圳方面只需要协助管理和提供劳动力场地等，就可以收取加工费、管理费、厂房租金和土地使用费。这对于当时的深圳来说，已经是个大赢家。”曾经在深圳博物馆工作过的莫小培说。

一位知情人回忆，当年一位中央老首长来考察，深圳“洽谈办”一位副主任陪同参观。这位老首长惊讶地发现，企业用的设备居然是他当年在省港罢工时期做工使用过的！“洽谈办”负责人只好说：“这是暂时的，将来会好起来！”

龙岗皮草加工厂开业，这是全体员工合影。1979年，何煌友摄

沙头角丝花厂女工在加工丝花。丝花厂的厂长我后来采访过。这张图是1979年拍摄的。何煌友摄

何煌友用镜头记录了这个“好起来”的过程：

１９７８年，香港荃湾皮具公司投资７万多元，在深圳建立深圳皮具厂，当年生产皮具２０００个，获得加工费１２６００元；１９７９年生产３万个，加工费达到４５万元；

１９７９年，香港新界沙头角日华毛织厂投资７万港元，建立盐田毛织厂，１９７９年生产１万打，加工费２１万元；

１９７９年，香港妙丽集团投资５８万元设立深圳手套厂，协议生产手套１８００万打，１９７９年生产８０万打，加工费３６０万元；

１９７９年，香港夏巴国际有限公司投资１０５０万元，在深圳建夏巴汽车装备厂，１９７９年装配汽车１５０辆，加工费１５０万元。

……

何煌友保留了的一份１９７９年“深圳市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经验交流会”的材料，这份珍贵的资料显示：从１９７８年４月到１９７９年４月，深圳市对外加工装配业务项目已经达到５４个，投资总额６２３万元。特别是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８日投产的“深圳威士厂”和同年投产的“宝安无线电厂”、“二轻服装厂”、“深圳胶花厂”等１１个企业共收到加工费１２９万元。当时预计１９７９年全年全市加工费可以达到２８８５万元。工人增加到３２４５人，还有８０家企业在洽谈中。到１９８３年，深圳引进外资企业超过２５００家，其中“三来一补”占８２％。

    （原载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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