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王振华,方硕瑜. 抗疫演讲语篇中的顺应、同化与合作：语篇语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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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演讲语篇中的顺应、同化与合作：语篇语义视角

王振华  方硕瑜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公共演讲中的人际意义对维系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个体化是研究人际意义的语言学手段之一,它从语言使用者、社会文化资源分配与亲和关系出发,将语篇看作语篇生产者主动协调社会关系的过程。外国政府官员通过抗疫演讲动员民众抗疫,是个体协调社会关系的典型范例。对演讲语篇关键词和索引行的语篇语义分析发现:(1)抗疫演讲语篇呈现"发生—应对"的逻辑序列;(2)概念意义在被注入人际意义后建立了个体间的情感纽带;(3)主流文化身份、国家人物和事件这些绑定符号推动了群体联合;(4)在个体—群体连续统上,从个体到群体的价值和身份协商建构了顺应、同化和合作的社会过程。

关键词：抗疫演讲;顺应;同化;合作;个体化;语篇语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319）； 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2020EYY005）

文献来源：王振华,方硕瑜.抗疫演讲语篇中的顺应、同化与合作：语篇语义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2021(4):213-227.

作者简介：王振华，男，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学博士，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司法话语研究; 方硕瑜，女，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语义研究。

本文为作者授权公众号推广，参考文献从略，欢迎查阅《浙大学报》或者知网下载电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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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演讲向听众传递信息、表达见解、阐明事理、抒发感情，以感召听众为目的[1]，具有突出的人际功能。学界针对演讲的话语研究多关注演讲的修辞策略[2,3]、演讲者的认知和意识形态[4,5]及其与受众的心理互动[6,7]等，鲜有研究将演讲视为语篇生产者主动协调社会关系，以目的为取向、分阶段实现的社会过程[8,9,10]。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研究语篇时，从社会文化角度关注语篇的语类结构及语篇意图[11]。马丁（J.R.Martin）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继承者，在韩礼德（M.A.K.Halliday）系统思想和层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体化观点，用于研究语言使用者、社会文化资源分配与亲和关系。马丁的个体化思想可以作为探讨演讲者的个体因素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12,13,14,15,16,17]。

研究抗疫演讲者的个体化现象，能够在身份、语境和个体差异方面拓宽个体化研究的范围。首先，在身份方面，政府官员虽然也属于主流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个体，但相比联络员或警察[18,19]、辩护人或公诉人1[20]、医生[21]等职业身份，或译者2[22,23]、博主[24,25]等普通个体，具有更为突出的权势。研究政府官员个体及其话语能够丰富对社会关系及其互动的认识。其次，在语境和个体因素方面，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身份构建中的语境和个体差异。如司法调解协商会[13,18,19]、庭审[20]、诊疗[21]等是常规的职业语境，而对司法人员[13,18]、社交媒体用户[24,25]等角色的认识却较为宏观，重普遍性而轻特殊性。

不同国家、政党，甚至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官员，往往存在身份构建和资源选择的个体差异。因此，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抗疫演讲，能够建构政府官员更为立体和多元的机构身份和形象，弥补个体化研究在语境和个体异质性方面的不足。

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个体化理论，以具有代表性的抗疫英文演讲语篇为语料，借助语料库工具，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考察演讲语篇中关键词的概念分类和核心关系，分析“发生—应对”逻辑序列及其所包含的不同阶段，探讨在突发语境下身为政府官员的演讲者的个体身份及其动员民众抗疫的社会过程。

二、理论框架

（一）个体化

个体化思想是马丁在伯恩斯坦的“文化意库（reservoir）”和“个体意库（repertoire）”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意库资源的调配、个体潜势实现和策略选择涉及识别和实现两种规则。识别（recognition）指说话者通过辨识语境的特殊性和相似性，定位当前语境下所期待和认可的事物。实现（realization）指说话者产出符合文化语境的表达，体现实现化和个体化两个层级的互动。识别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allocation）体现，实现通过自下而上的亲和关系（affiliation）体现（见图1)[13]88[26]。资源分配是指从文化意库到个体意库的分配过程。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主流身份，每种主流身份都有其自身的亚文化，每种亚文化里都有其不同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个人形象。亲和关系是指个体如何利用社会符号资源与社群中其他成员结盟。个体认同自身所在的亚文化，亚文化认同主流文化的身份，最终形成主流文化。

图1 个体化中的资源分配与亲和关系

亲和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绑定3和态度。绑定是与他者就共享的情感形成联盟的过程；而态度是针对话语范围中的事物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或者是一种注入了价值的经验意义。绑定的实现过程可以参考巴赫金对感知和情感动态绑定的描述。根据巴赫金的观点，意识形态和价值论犹如语篇的阴阳两面，感知展现事实经验，情感通过修辞手段协商价值。马丁基于巴赫金的上述观点，通过耦合探讨了人际意义与概念意义的情感绑定[12,13,27,28,29]。绑定的表现形式是镜像化（iconization）。镜像化使实例化过程中的概念意义释放，而后充入人际意义。这种可供人们形成联盟的符号被称作绑定符号。绑定符号是群体成员共享价值的象征，表现形式有旗示（flag）、标志、颜色、纪念物以及人物[12,30,31]。在抗疫演讲中，演讲者通过配置概念意义和态度意义及文化符号，与民众共享情感并建立联盟。绑定是建立顺应、同化和合作的重要手段，体现在语篇各阶段（见图2)[32]212。

图2 绑定活动中的价值注入 

（二）语篇语义研究

语篇是一个系统。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篇语义观将大于句子的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关心句子之间的关系、篇章的整体结构、语言使用者的交际意图以及语境对语篇生成的影响，在三大元功能的基础上，形成评价、概念、联结、识别、格律、磋商六大系统[9,10]。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索抗疫演讲语篇中的顺应、同化和合作过程，这些过程主要与人际意义和充入人际意义的概念表达有关，因此，这里只介绍概念系统和评价系统。

概念系统识解经验世界，关注语篇中的参与者和环境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马丁将词汇关系分为分类关系、核心关系和活动序列三个部分[9,10,33]。分类关系是指词项间的重复关系、同义关系、对照关系、类别关系和部分关系，形成语篇词汇链。核心关系是小句或词组依据各成分重要程度进行的意义配置。以小句为例，成分以过程或体现过程的内部范围为中心向两侧延展，核心部分有媒介及不体现过程的外部范围，边缘位置包括施事和受益者，其他环境成分叫作外围。活动序列是核心关系在语篇中的配置顺序。概念语义的三个分析维度可以用于语篇意群的划分，并揭示语篇的结构潜势。具体内容将在后文展开讨论。

评价系统则为考察演讲中突出的人际意义提供解读框架。评价系统用于揭示文本中磋商的态度种类、投入的情感力度和价值溯源方法，有助于作者/言者与读者/听者形成联盟[9,10,34]。态度子系统可以分析演讲者的情感反应、对行为的评判和对行为、文本/过程及现象的美学鉴赏。演讲者表达对所涉及的人、事、物的评价态度，是为了争取演讲中交际对象的赞同和支持。介入子系统研究的是态度源。它可以是作者自己的态度，也可以是他者的态度。不同态度由此形成对话和互动空间。演讲者通过对不同声音的磋商和责任的调节，暗示对文本命题或提议的态度和回应，以此提升受众对其观点的接受度。级差子系统关注态度的程度。其中，语势强调程度的上扬和下降，聚焦是对人或物等不可分级范畴的明晰化或模糊化，表示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归属某类别并具有典型性。演讲者通过调适态度的投入力度来把握评价的影响效度。

三、研究设计

本文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抗疫英文演讲33篇，自建小型语料库。语料涵盖世界范围内1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针对抗击新冠疫情发表的演讲，时间自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至2020年11月底。演讲者国籍既包括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肯尼亚、南非等），其身份包括总统、总督、总理、州长等。一位官员的演讲可以有多篇，语料按照演讲者个体归类。

以往应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开展的话语研究多从句子或词汇入手，较少上升到大语篇层面，更多的是句级和词级的标注分析，较少运用关键词展开研究[35,36,37,38]。关键词是将所考察的文本与合适的参照库进行词表比较，其出现的频率远超常态的词汇[39]。它能够反映文本特征，凸显焦点内容、文体风格，为其他研究提供出发点[40]。本文从关键词出发，运用语篇语义框架中的概念系统和评价系统，探讨跨越小句的语篇意义。步骤如下：

第一，使用Wordsmith软件生成演讲语料的词表，再以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为参照语料库，提取关键词表。BNC涵盖1980—1993年各类语言变体，库容1亿词，能够体现英语语言使用的全貌。参照该库，可以从英语词汇体系中分离出代表抗疫演讲语类文化价值的词汇。本文重点考察前50个关键词（按关键性高低排序，见表1）。 

表1 抗疫演讲关键词（前50个）

第二，结合搭配和索引行，运用概念语义系统中词汇的分类关系和小句的核心关系，解读关键词的语义网络，探讨语篇的焦点议题和结构规律。

第三，运用人际语义系统分析每个阶段的人际意义构建，在个体化理论框架下考察演讲者从个体到群体的联合过程。

四、抗疫演讲的个体化

（一）序列分析

通过读取索引行，前50个关键词的语义关系凸显两类参与者，一类是疫情（包含“病毒”“疾病”等），另一类是人类。两类主体通过重复、同义、类别和部分的分类关系（见图3），建构语篇语义场，形成抗疫演讲的两条基本主题链。

我们重点考察“疫情”和“人类”两条线索，结合索引行分析小句成分及其核心关系。根据表2例句，“疫情”和“人类”充当了小句中的主要参与者角色，包括“媒介”（Medium）、“（内部）环境”（Circumstance(inner））和“施事”（Agent）成分。其中，核心参与者“媒介”是过程所施加的对象，若其不存在，过程也不会发生；“（内部）环境”虽然处于边缘位置，但类似参与者且功能较为核心；“施事”是过程的引发者和施加者[10]91-96。明晰这些参与者角色与中心成分“过程”（Process）之间的语义关系，对把握演讲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图3 分类关系与演讲主题  

表2 有关“疫情”和“人类”的小句核心关系与小句成分

 我们通过考察位于中心位置的过程，发现有“影响（负面）”（句1—5）和“对抗”（句6—7）两类语义。其中，“影响”类语义波及的是人类。具体来看，句1作用力直接施加于“媒介”人类，句2中人类作为“受益者”也受到负面影响的延及，病毒在这两个例句中均是动作施动者；句3和句4中的动词没有动性传递，虽然缺失受动关系，但“死亡”和“与病毒共生”引发消极评价，表达“影响（负面）”范畴下的语义；句5病毒传播的环境要素反映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相反，“对抗”类语义波及的对象是病毒，对抗行为的发起者是泛指的或具体的人。由此，小句核心成分间的逻辑语义反映了（病毒）传播/影响（人类）和（人类）抑制/消灭（病毒）两类交互过程。按照语义配置顺序，演讲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发生—应对活动序列，即在引入疫情客观经验的基础上，演讲以充分调动人们的应对决心为目的。

表1中其他关键词围绕发生—应对两个发展阶段，主要通过同现类别（co-class）的分类关系，建构演讲语篇的发生场域。如健康、生命、感染、病例、生活（health/lives/infection/cases/infected/livelihoods）等同属疫情对民众个体的影响；行动限制、划分警戒等级、医疗保障、疫苗、检测（restrictions/lockdown/alert(level）/quarantine/healthcare/vaccine/testing）等，属于国家围绕疫情监测、防控和治疗开展的应对策略；民众应对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离、个人卫生习惯和控制群聚规模（distancing/masks/gathering）等。另外，表1中这些其他关键词通过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将病毒性质（spread/continue）和疫情现状划归为发生阶段，其中疫情现状由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两方面构成；应对阶段则划分为国家采取的宏观和具体举措，以及个人与社群所采取的措施。下文将围绕发生与应对这两个发展阶段中的病毒性质、疫情现状、政府政策和民众表现这四个次阶段展开个体化路径分析。

（二）耦合与结盟

文化意库赋予政府官员职权和职责。他们有权就突发事件公布官方来源信息，下达并执行国家政策，也有责任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维持社会稳定。政府官员在演讲中建构病毒性质、疫情现状、政府政策、民众表现四个阶段的概念语义时，充分调用态度评价资源，通过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耦合共享疫情信息，以实现结盟。

疫情事实建构部分包括病毒性质和疫情现状。病毒被描述为感染率高（more infectious than SARS）、传播范围广（widespread），是对其存活能力所谓的正面判断[+capacity（+才干）]。虽然它的致命程度低于SARS，毒性随时间不断减弱，但是它不分地域、性别、种族（not a respecter of age,of status,of ethnicity or race/not know borders,or timeline,or color,or nationality），导致了一种人人自危的非安全状态[insecurity:disquiet（不安全：不安）]。级差表现为语势增强[force:intensification（语势：强化）]，如sweeping the world通过高语义值动词sweep（席卷）引发评价，mean,devastating and morbid（残暴的、破坏性的、病态的）和a physical assailant,an unexpected and invisible mugger（身体攻击者、出乎意料的无形匪徒）通过语义相近的修饰词并列强化态度，后者还使用隐喻，将反面人物的评价语义用于病毒[-propriety（-正当）]。

疫情现状具体表现为对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如疫情已造成大量民众死亡（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引发悲伤痛苦的情感[unhappiness:misery（不快乐：痛苦）]。扰乱（disruption）、破坏（does damage to）、巨大挑战（great challenge）体现了非安全态度意义。疫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通过级差系统中的语势实现。语势分为强化和量化两方面内容，强化侧重性质或过程的强度，量化是对评价实体数量、体积、重量、时空分布等特征的明晰化[32,34,41,42,43,44]。演讲强调每一个个不必要的行动（every unnecessary movement）都给予疫情传播的机会，是对个体数量的明晰化；大量日常活动成为构成疫情传播的可能条件，包括不戴口罩打出租车、会友、聚会，甚至是拜访家人(getting into a taxi without a face mask,gathering to meet friends,attending parties or even visiting family），生活场景的罗列和正常生活方式的反预期强化了疫情影响程度，激发的是一种意外、反常态的非安全情感[insecurity:surprise（不安全：惊奇）]。

应对疫情阶段主要包括政府政策和民众表现。演讲者通过赞成“措施是必要的”“封锁/隔离减缓了病毒传播”“封锁给我们留出了筛查和核酸检测的宝贵时间”等，肯定了这些应对措施的价值意义[+valuation（+价值）]。程度副词“极大地（减缓）”和极性修饰“最/唯一（有效的途径）”“最好的（办法）”均对有效性进行强化。例（1）中，戴口罩行为被赋予科学意义上的正当性[judgment:propriety（判断：正当）]；例（2)(3)(4）中，政府政策融合了医学领域内权威人士的声音，成为支撑其赞成观点的重要手段。

例（1)Wearing a mask is not a political statement.It is a scientific imperative.

例（2)This approach is guided by the advice from scientists who have advised...

例（3)Guided by the advice of our health experts and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Cabinet has decided to...

例（4)After consulting with our top government health professionals,I have decided to...

从民众表现来看，演讲者表达了满意的情感[satisfaction:admiration（满意：赞赏）]。一是针对各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价值，如扮演重要角色（essential roles），提供了在信息、医疗各方面的专业服务[+valuation（+价值）]；二是能力，如有才干的（talented)[+capacity（+才干）]；三是道德上的正当性，如无私（selfless）、奉献（dedication/commitment）、巨大牺牲（enormous sacrifices）、有责任心（taken up the responsibility)[+propriety（+正当）]；四是坚韧性，如履行日复一日的责任（continue their day-to-day duties）、繁重工作（hard work)[+tenacity（+坚韧）]。

综上，各阶段评价资源的分布如图4所示。在发生阶段里有关疫情的经验构建中，演讲者与民众同是情感经历者，疫情/病毒作为负面态度的起因，成为双方共同的抵制对象。在应对阶段，介入的责任调节旨在让民众认可政府政策，而演讲者对民众行为的鉴赏达成双方应对疫情的共识。

图4 抗疫演讲中的概念与人际意义绑定  

在绑定过程中，政府官员还擅于调适权势身份。一方面，他们避免使用“我指示/命令（I instruct/call out/direct）”等强势语言手段压缩对话空间，而是接纳权威人士的观点，希望引起民众群体的共鸣和信赖[security:trust（安全：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尝试建构普通民众的经验世界，缩短双方的社会距离。如，表3“I know”的观点宣称中，话语范围涵盖聚会、工作、生存、接收病例信息等普通民众的生活话题，通过表达担忧、艰难、沮丧等情绪，充分理解民众的情感经历。在情境变量的配置中，也存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耦合。

表3 抗疫演讲“I know”索引行  

（三）绑定与结盟

Knight提出“绑定—绑定网络—意识形态绑定—文化系统绑定”的连续统，认为随着绑定层级的增强，身份叙事越来越宏大，绑定的可协商性变小[45]。如Knox等对泰国报纸的研究表明，抨击反政府分子的文化站位限制了支持叛乱分子的联合空间[46]。族群是一种主流文化身份，是亲和关系建构的基本语旨要素之一。Martin和White将族群界定为种族、宗教和其他文化分支[32]29。

演讲中出现的种族、党派、宗教、地理、基础设施、节日等基本构件均反映了族群身份。如南非总统在演讲中给予宗教信仰重要位置，包容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意见和声音，抗疫措施重点围绕祷告日、宗教活动开展；爱尔兰总理选择在圣·帕特里克国庆节发表演说，落实节日防疫安排；西非塞拉利昂总统提及至高无上的安拉真主（Subhanahu Wa Ta’ala），回应该国半数以上的伊斯兰教徒。演讲者还通过称谓词开宗明义地点明民族群体身份，如开篇的“我亲爱的南非同胞们（My fellow South Africans）”，以及语篇中反复出现的American(s)(47),Australian(s)(22),Kenya/Kenyan(12),Canadians(9),British(6）等。关键词中，第一人称复数we和our具有突出的关键性，并且从频次和分布上来看，贯穿演讲始末。我们通过our的搭配进一步解读群体结盟的表现形式（见表4）。

表4“our”修饰名词的语义类别  

根据表4，在身份认同中，国家的频次最高，共出现121次，呼应了政府官员的国家机构身份。维系民族的整体性是群体身份建构的主要方面，由此下分为国家内部的社区、家庭等亚文化群体，以及以国家实体为基础建立的国际社会群体。物质文化方面，成员拥有对医疗、经济、教育等社会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也是在国家社群基础上实现的。个体共享事物方面，国家身份和资源为双方的共同行动提供前提条件，品格、情感、状态则是民族共有的身份体验。亲和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同时实现绑定并协商身份的过程[45]。演讲者通过共享所在国家组织的群体身份与民众亲和，而民族身份具有高凝聚力，绑定的实现也意味着听众对其成员身份的辨识。

文化是意库资源，也是动态的绑定系统。在同质的国家组织基础上，演讲者选取代表性的民族人物或事件作为抗疫绑定符号。表5根据演讲者和绑定身份内容对这些文化符号进行分类。

表5 抗疫演讲的文化符号及价值意义  

文化符号是群体成员共享价值的象征。这些符号不再是过去的人、事、物，而是抽象为某一类价值的代表。过去事件的开展具备参与者、过程和环境等构成要件。其中，战争、恐怖袭击等历史事实与当下的疫情均反映了非安全的情感状态。从表5评价意义一栏来看，演讲者赋予文化符号的价值意义是对人物行为的社会评判。而有关国家身份、精神性的文化符号是一种强烈而严肃的价值内涵，超越了个人绑定网络范围，是一种具有种系发生的绑定体系[45]。演讲者对经历历史事件的民族群体或个人，从道德范畴层面进行做事才干（capacity）和坚韧不拔（tenacity）的品质判断，并将这种正面的价值内涵应用于抗疫语境，服务再语境化下的情境目的。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是一个意义潜势系统，为个体意库提供可选资源。演讲语篇是演讲者个体经过语境识别进行恰当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同政府官员产出的演讲语篇实例，反映了个体在辨识资源和实现资源分配上的不一致。国家和党派等文化背景、个人的认知体验和当下疫情情境三者是动态互动的关系。SARS、H1N1、埃博拉与新冠疫情拥有相似的语域配置，是演讲者成功辨识语境特殊性和相似性的结果。而一些演讲者选取仅在语旨的情感变量上趋近的事件或人物，如“9·11”恐怖袭击事件、1940年二战广播、Murphy上将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历史表现。这些分别是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纽约州州长库默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政府官员在历史事件中的在场性和领导力，具备对当下抗疫行动的说服力，从而为抗疫塑造了精神领袖和行为模范。拜登演讲选取了民主党代表人物肯尼迪，文化符号的党派文化特征反映出文化背景、个人认知和疫情情境三者的共同作用力。该演讲正值总统竞选期间，他通过负面评价特朗普的抗疫行动塑造对立阵营，同时通过反预期，将竞选中存在政见分离的红州和蓝州两大阵营统一起来。他联系当时的黑人人权运动，试图通过抗疫措施缓和民众最关心的种族矛盾，如为弱势人群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优先权，从而帮助自己赢得更多的选票。该演讲的绑定体系反映了突出的语境和个体特征。相反，国家文化符号在特朗普的讲话中是缺位的，他主要通过与他国的对立性，如中国、欧洲国家，巩固本国身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绑定符号是演讲者根据所在文化语境，选择恰当的话语方式实现身份协商的手段。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的绑定内容实现了抗疫语篇的顺应、同化与合作融合过程[47]（见图5）。从顺应过程来看，政府官员通过身份调适，顺应与听众的权势关系，为巩固同质群体的抗疫协作奠定基础。从同化和合作过程来看，评价态度与疫情现实和民众生活经验耦合，促使双方在应对疫情、开展行动等方面形成价值共同体；文化符号唤起民族身份，巩固了所属的国家圈子关系，从而形成抗疫协作的合力。

图5 抗疫演讲融合过程

五、结论

本研究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个体化和语篇语义观点，从演讲者入手探讨了政府官员如何通过语言资源的使用与听众建立抗疫联盟。个体价值的共享和群体身份的协商建构了顺应、同化与合作的社会关系，实现了融合类社会过程。个体化视角可以帮助认识言语行为的个体能动性，揭示社会身份和语境的互动关系，为话语实践中其他身份研究提供参考路径。

本研究深化了对个体语言和身份关系的认识。政府官员的抗疫演讲不局限于单向维度的权力话语，而是体现了政府—公众、公共—个人、本族—外族等二元社会形态，同时展示了正面/反面、积极/消极、提倡/反对等多元表意功能[48]。话语的重要性体现在既可以分化社会成员关系，也可以维系并强化社会整体性。抗疫演讲的人际修辞建构对社会符号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积极、高效的话语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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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宋凯歌 吉林大学

本文审核：王峰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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