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罗益民：历史的星空又添一星 ——我的授业恩师：北京大学胡家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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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星空又添一星

——我的授业恩师：北京大学胡家峦教授

罗益民（西南大学教授）

我的恩师胡家峦先生仙逝，转眼已过三月。心中的不适，让人难受的惆怅，远不是文字可以尽情、合意地表达的。一种莫名的力量，驱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一幕幕，一场场，如一个长久播放，永不停止的电影镜头，生动如初，挥之不去。一直沉浸在这种悲伤、忧愁和失落的心绪之中，一直想写点什么，但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落笔，又从何起笔。先生于我，是我的恩师和长辈；我于先生，是他众多桃李中的一个。过往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又使先生更像一位父亲：严厉而又慈祥。先生在我一生中，对我品格的塑造，学风的影响，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关联。先生受业于杨周翰和李赋宁两位学界名流，一位才高博学，一位儒雅仁爱。两者之中，尤其是前者，对他学问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先生是一个典型的，集北大优良传统于一身的学者。他为人正直，为学严谨，待人宽厚，一副谦谦君子的风度，是我心中永远的精神丰碑。先生先后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他在任期间，他的政绩，作为学生，我无从评说。但有一件事情，从师母那里得知，却让我看得出先生的品格。大约是1999年，先生带上同事，出访英国。师母为先生买了一双皮鞋，小了些，憋足。鞋子已经穿上走天涯了，脚肯定不舒服，但先生没有自己买一双，或者借点钱，哪怕是公款，先生硬是把这双鞋又穿回来了。回国以后，就向师母抱怨。事后师母与我谈起，并把那双鞋赠与了我。我脚小，鞋子略大，稍宽，但基本合适。于是，我真正成了walk in his shoes的人了。也许至今先生也不知道，那双不合脚的鞋去向何方了。如今人去物非，每每忆起，好不凄凉。这件小事儿，也可能有人会认为，先生有点“迂”，又不善照顾自己。可是，我却体会到了先生的朴素、清廉，不重凡俗小事的品格。这让我想起先生的导师李赋宁教授转引华兹华斯的格言：“朴素的生活，高尚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这两句话，可能是对先生的一个恰切的描述。为学严谨，是北大每个学者的共同的、基本的特征。在先生的身上，又尤其体现充分。他常常说，杨周翰先生常常提起“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 。2015年10月11日，先生的《英国诗歌名篇详注》（以下简称《详注》）之修订本《月光多么恬静地睡在山坡上》样书出来的时候，正好我去看望先生，我怕他题签又写“某某某教授指正”之类的话。我说：“胡老师，您别写什么什么指正的话。写句鞭策、鼓励学生的话吧。”结果，他提笔写下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话。我自知这是莫大的鼓励，它同时是一句鞭策之语，先生却是真正做到 “甘坐十年冷”，“不写一句空”的人。他的《历史的星空》（以下简称《星空》），业已成为同行作品中的经典。先生所编《详注》，据他所说，是他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里，一字一句地做笔记，抄写下那些字句的解释，典故的征引，然后大浪淘沙似的，最后才做成了今天所见的经典注释本。这个注释本诗选，王佐良有类似的版本；英国文学方面，有王佐良等四人主编的《英国文学名篇详注》；专题方面，有陆佩弦所注《密尔顿诗歌全集详注》（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尽管如此，但在笔者看来，的确有差距。先生的注本出于蓝而胜于蓝。先生的严谨，还体现在准确上面。有一次我见到老师写的课题材料，某部分要求写2000字。先生用铅笔画出格子，那部分的最后一个字，就落在第2000个格子即最后一个格子里。难怪老师可以如此严谨！读他的《星空》，就会发现，那些引文的方法、格式，完全可以不看MLA Handbook，在这本书里，就明白得像脸上的鼻子那么明白了（as plain as the nose on one’s face）。先生严于律己，却同时是宽以待人的。我于1998年秋，作为先生所招第二届博士生，入门求学。记得那学期，辜正坤教授组织了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奈达等名流出席。先生作为当时的领导讲话，写了一页纸的英文讲稿。他把稿子给我，说：“觉得哪里该删，就删，不要怕。”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刀削斧砍。先生极为谦逊，依了我的意见，照保留的文字宣讲出来。大家听得静静的，我却一身直冒冷汗。还有，在他编第一版的《英国名诗详注》时，让我看看其中选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月光诗行那一段。我把朱生豪的翻译做了个别变动，然而，先生错爱我，误信我，坚持署名为鄙人所译，现在想来，简直后怕。如今澄清事实，揪我小辫子的人，就明白历史的来龙去脉了。这倒不是说要推责任，只想表明：我之所以说这个，足见先生对我的信任与期许！先生虽也先后任北大的系主任和院长，兼职方面，任全国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但本性上来说，是一个极为纯粹的学者和教师。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斯宾塞、弥尔顿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他是中国最大的斯宾塞研究学者和译家。他的志向是把斯宾塞的诗歌作品全部译出来，但遗憾的是，未能遂愿。虽然他的最后一项出版了的学术成果，是2018年3月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宾塞诗歌选集》，以及这之前的第二版《英国名诗详注》，《详注》已经完美定型，《选集》把二十多年前译了一半的《爱情小诗》八十九首十四行诗集全部补齐，译出了《阿拉克里翁体短诗》，收入漓江版已经包含的《祝婚曲》，加上丰富的注释，撰写长篇序言，作为英汉对照本出版，但斯宾塞的全部诗歌的翻译尚未竣工，漓江版除《迎婚曲》和《祝婚曲》是全译，其余都是选译，正如先生在对照本《选集》后记里所说，译斯宾塞的诗是“难上加难”。用笔耕不缀，来形容先生，是不够准确的。学问就是他的生命。不说像他这样的古典学者，已经是凤毛麟角，能够如此坚持的，的确不在多数。斯宾塞是块硬骨头。按先生的话说，“比莎士比亚难多了”。虽说北京大学英语系以极其严格而著称，然而，有些方面的容忍，却是超乎寻常的。比如，沈弘老师招来了轮椅女生郭晖读博士，这一举动，已经是匪夷所思的了，这一点足见沈老师的气度、仁爱和胸怀。先生退休后，又被多次“召回”，讲授相关课程，更重要的是，由于沈老师“孔雀东南飞”，到浙江大学任教，郭晖就被赐予到了先生麾下。先生也不离不弃，指导了她。如今，郭师妹学成，在河北工程大学任教。她以才情横溢的英文诗悼念先生，也算是投桃报李，以礼相待了。每每读到先生所译斯宾塞《迎婚曲》的尾行：“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就感到如坐春风，让人舒适异常。先生已经从死亡线上抢救过三四次，算是死里逃生了。这几年来，先生一直与病魔搏斗着，坚毅地，分分秒秒地依赖着输氧活着。可每次一缓过来，他就敲键盘、爬格子，为这些古典的学问，付出他的心血。斯宾塞的诗翻译着，其它的著作，也在撰写之中。一位八十高龄的人，日日为病魔折磨着，如此勤奋，其毅力是不可想象的。先生走的时候，我给师兄李正栓发微信，我说，“还好，没有受苦。”师兄回复说，“已受苦很多。”是的， 这个描述，不仅仅是对老师与病魔作斗争的描述，也是对他一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总结。人们常用著作等身这个词儿，形容成就大，学问高的大学者。即使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有《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这样的著作，《英语诗歌精品》、《英国名诗详注》、《月光多么恬静地睡在这山坡上》、《英美诗歌名篇详注》、《英美散文名篇详注》这样的文集，《斯宾塞诗选》、《斯宾塞诗歌选集》这样的译作，《简明英汉百科辞典》这样的辞书，也不是一个“著作等身”就可以简单地概括先生的成就、精神和境界的。然而，这些成就，在一位人生坎坷不断的人来说，是定能引起高山仰止的崇敬感的。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先生称为教育家之类，赐予他如此封号。可是，他是真真一位好老师。在学问方面，先生是真正地“甘坐十年冷”，“不写一句空”，他是一位纯真的学人。观察他的成果，除开他主编的百科词典，与人合译的两部译著与一些文选、文集，他的成果基本上是独立完成的；在教学育人方面，用“春蚕到死丝方尽”来形容，是十分贴切的。做古典的人，都讲究基本功。北大有一个传统，博士中期考试，即获得做博士论文资格的资格考试或招生面试，是几个教授轮流坐庄问问题的口试。老师问到什么需要背诵的段落或篇章，若是背不出来，他们也不骂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自己背诵起来。在场的考生，如遇如此情形，真是扎扎实实地知道，什么是无地自容了。这些理念，自然也投入到教学和学生学习当中去了。先生让每位学生背诵莎士比亚，一个背诵几行，另一个突然接上。因此，先生提出了“四死四活”的“理论”：所谓“不死不活”，“先死后活”，“半死半活”，“死去活来”，就是这个意思。在讲课的时候，他提出要“把简单的讲复杂，把复杂的讲简单”。这样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读先生的同事，大名鼎鼎的朱光潜先生的《诗论》，其中对“古诗十九首”采莲诗的分析，那真可谓丝丝入扣，让人醍醐灌顶，整个心身、灵魂都因此而通透！正是：“若听仙乐耳暂明”！先生的代表作《历史的星空》，其中对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老虎诗的分析，也与朱光潜的这种传道授业解惑殊途同归，如出一辙；还有他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8首的分析，其精透明晰之程度，只可以说是循循善诱，步步深入，曲径通幽，最后让人豁然开朗。整个《星空》，一面看，是鞭辟入里的经典学术著作；另一面看，也是一部很好的教材。《星空》，也如先生的教学，既教人知识，也格物致知，授人以渔。说到上口和背诵，先生同意，传承，并主张杨周翰先生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外语学习的“说说唱唱”。在2008年河北师范大学举行的一次外国文学教学研讨会上，先生就做了有关这个话题的主题发言。当晚诗歌朗诵表演，先生脱稿朗诵了雪莱的Song to the Men of England，全诗吟诵，感情充沛，结果满座皆惊，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这一点看出，先生是热爱教育的。三尺讲台，是他的生命所在。就个人交往而言，早在1996年，我打算报考李赋宁先生的博士，迫于李先生德高望重，不敢近之，加上当时李先生在国外，就写信给当时的系主任，后来的我的先生。他不厌其烦，一一解答。几封信函以后，先生终于在信的末尾说，“我觉得上述问题，都可以直接与导师联系。”我评副教授时，先生慨然出手相助。更不用说生活中，读博三年期间无数相处的细节，毕业后和读博前的你来我往与细枝末节了。也许我可以记账式地，把需要钱的时候，先生说“我转钱给你”之类的，也添上音韵，用诗行的形式写下来，那可就是一部史诗了。去年（2018）11月25日，我和浙江大学的郝田虎教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章燕教授组织的诗歌会议，我们约好去见先生。郝田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斯宾塞诗歌选集》的稿费送过去，亲自递到先生的手上。我们去见了先生，但由于去得太晚，先生等得太久，坚持不住了，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先生还自语：“请原谅我的无礼。”会议完毕后的第二天，即28日下午四点，我离开京城回重庆，晚上八点半上飞机。我感到胸中有话要对先生说，就写下一首题为《献歌：致老师》的现代诗。我为什么写这首诗呢？其实它是一首月光诗：“我第一次来到香山脚下，/老师给了我一束月光。”不知道是不是老师的书《月光多么恬静地照着这山坡上》（2015版《详注》），其中优美的情景，让我产生的联想？还是因为：1998年3月我到北大，考先生的博士，复试后的某天晚上，先生答应我去他家，并邀请我共进晚餐，我是乘着月光的？北大有一个也是传统的东西，至少当年是如此。老师意中可能要招某位考生，收到门下，则会请这位幸运儿用餐。传说申丹老师请王丽亚，点了两盘苦瓜。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错误。后来与当事人核对，说是请客人有意为之。当然，这样做，可以看见老师心中的期待。记得我在当年4月15日左右的一个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听见电话铃响。接过电话，是先生从北京打来的，说我已经被录取。我感到有些不确，就说：“已经没问题了？”先生说：“已经没有问题了。”由于北京比重庆亮得早，所以，我在梦中得到了这个好消息，其喜悦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在那个年代，老师请学生吃饭，给学生打电话，是多么地荣耀和荣幸啊！至今，这些生活的细节，汇成了月光一样的时光的河流，它的美好，促成了我献给老师的月光诗。先生请饭，是在颐和园旁边师母所在的单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家里。他没有给我弄苦瓜这一盘菜。老师说：“你今天考得很好。”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多数是鼓励而已，我不敢有更多的想法。待我从老师家出来，我正趁着《威尼斯商人》中洛伦佐与杰西卡沐浴过的那样如水的月光。一路上的心情，自然是“感时花溅泪”一般的，从来没有那样愉快过。如今想来，这也许是我最后对老师要说的话？虽然在老师生命最后的时刻趁劳动节之机，我到了北京，去医院看他。开始两天，一生要强的他，不愿意有人去看他。我仍然去超市买了枕头，想让先生舒服一点。我看医院有阿姨照料，我如果在旁，一来违背先生的意愿，二来也只能添乱，就去拜访朋友苏福忠大人了。跟苏老师认识小二十年了，每次去北京都一定会抽时间去坐坐，一来有话说，二来这位姓苏的大人，总用一种美食打冷枪，搞得我防不胜防，吃得上瘾却不知道名字。这次又是，一大早他给我打糊喝，美名“南瓜复方粥”，又说“每隔五秒钟你才能喝第二口，要不品尝不出美味”，我被他唬得只得照办，可喝下第一口我就晕菜，醒过劲儿来第一句话却是：“我可以向您要饭吗？”“当然可以。”“我想给我的老师送去，他一定爱吃。”他拿瓶子装起来，我马上打车赶奔医院，后来我看见瓶子空了，我知道先生吃了，是趁热吃的，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5月6日上午十时许，手机上突然出现了师兄李正栓的微信，后来得知是由师母给他，又被直接粘贴转发的消息，说：“我正在医院。胡先生凌晨三点开始昏迷，至今未醒。”我赶快从宾馆赶到医院。我在病床前坐着，握着先生的手，他也许已经不知道这一点了，因为他仍昏迷着。中途我出去吃了午饭，从北大食堂为通宵守候先生的他的儿子胡宁带了吃的，又过了一会儿，医生突然走来，看见仪器上某些数据读不出来，后来仿佛拔掉了那些插在身上的管子，氧气也拔除了，我不太明白，就问医生，才恍然大悟：先生走了！我一时有些惊慌失措，后又镇定下来，陪着师母，看着安排老师，送进太平间，第二天去昌平火化。老师就这么乘着他的《月光》，回到他的《星空》去了。莫非先生本来就是仙界人物，下凡来到人间，又回到他的仙界，在那里永恒了？待明年，当我瞭望星空的时候，我看见多出来一颗明亮的星，那就是我的先生吗？于是，我想起了飞机上写的那些月光诗行： 

我第一次来到香山脚下，

老师给了我一束月光，

我提在手上，

点燃了十月的红枫和寒霜。

我第二次来到香山的脚下，

老师给了我一捧星星，

我装在风灯里，

点燃了一个春天的辉煌。

我再次来到香山的脚下，

老师给了我一片枫叶，

一片闪闪的枫叶啊，

它似乎是我忽明忽暗的心，

把整个长城都照亮。

如今啊，老师，

您给了我一捆沉甸甸的、

沉甸甸的希望，

它是春天飘飞的柳絮，

如痴如醉地朝着燕巢的方向，

奋飞一个雨季的诗行！

老师，我就在一朵浪花里，

我就在一枚彩霞的风笛里，

我希望，我有足够的音符，

足够铿锵的节奏，

为您高亢地，悠远地歌唱！

 2019年9月9日定稿重庆巴山缙麓梦坡斋

胡家峦教授在一次会议上与青年学者交谈

作者与胡家峦教授合影

胡家峦教授（右三）在罗益民博士论文答辩会后合影

作者与胡家峦教授（中）、彭宣维（左）合影

中心简介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简称CMRS）于2016年12月30日在杭州成立。作为国内第一家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MRS的使命是整合研究力量，推进浙江大学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搭建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服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学术共同体。著名学者沈弘教授担任中心名誉主任。CMRS目前出版三套丛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译丛、《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丛刊和文艺复兴论丛，均由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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