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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989年获北京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获荷兰皇家科学院博士后基金前往乌德勒支大学从事研究。199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至2000年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兼创始导师。200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为该校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创始导师。2010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2年入选教育部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此外,还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组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文学与艺术组评审专家等。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王宁教授著述甚丰,对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等领域的研究尤其精深,除出版三部英文专著和二十多部中文专著以及450余篇中文论文外,还在三十多种国际权威刊物或文集发表英文论文130余篇,收录SSCI或A&HCI数据库论文100多篇,部分论文被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塞尔维亚文、法文、阿拉伯文等,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杨周翰先生为我指明了治学的方向――深切怀念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杨周翰教授在当今这个有着鲜明的后现代特征的社会,虽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不那么频繁了,有些人你和他工作在一起几十年,一旦分开很快就会连他/她的名字也忘了,更不用说记住他/她的身影了;而有些人你虽然只和他匆匆见上几面,但他/她的音容笑貌却长时间地留在你的脑海中,甚至有可能永远铭刻在你的记忆中。更有一些人,你虽然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即使他永远地离开了你,你依然会不时地想起他,彷佛他/她仍时常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我想我的导师杨周翰先生无疑属于后两种人的综合体。今天当我们纪念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复兴20周年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之际,我不禁更加怀念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一代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研究大师杨周翰先生。是他,率先在拨乱反正的1978年,大声疾呼在中国高校恢复比较文学学科;是他,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幽灵占据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时率先在国际论坛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是他,在中国文学研究处于国际学术边缘地位的年代,率先用英语在西方的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从而使不少年轻的西方学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有所了解;同样也是他,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尚未进入学科目录时,就率先在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下招收了比较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而为其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逐步发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杨周翰先生(1915-1989)在他有限的一生中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建设辛勤耕耘,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著述和译著,其中不少著译在今天的语境下仍不时地为后一代学人不断地引证和讨论。我这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他辛勤培养出来的第一个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我在近二十年的治学道路上一直离不开他的谆谆教诲,尽管这种教诲已经不可能是直接的,但他的无声教诲仍然胜过直接的授课。我这里仅就他对我的治学方向的定位举几个很小的例子。我原先并不是杨先生的学生,而且和他的相识也纯属偶然。但这种偶然之中却蕴藏了其后的必然因素。我最初是在1985年夏季的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上和当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胡经之先生相识,他告诉我当年的10月将在深圳举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如果感兴趣的话,他可以给我发邀请信。这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但此时的我刚刚步入学界,只在一些二流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无甚影响的学术论文,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更是知之甚少,怎么能有资格出席这样的学术盛会?我不禁犹豫了一下,不敢保证一定能前往赴会,但却对另一个信息感到振奋:研讨会前将举行比较文学讲习班,届时将有一批蜚声海内外文坛的中老年学者作专题讲座。这无疑更对我有着诱惑力。回去以后,我很快就收到了胡老师发来的研讨会邀请信和讲习班通知。于是我便向我所在的大学的系主任申请前往参加讲习班,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现在从事的公共英语教学,与比较文学无甚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参加这样的讲习班,如一定要参加的话,在不影响上课的情况下自费参加。但年轻气盛的我并不甘心,仍不断地向一级又一级的领导申请,最后在校长的干预下才获得批准前往出席研讨会,但此时讲习班已经结束了。由于我事先来不及提交论文,只好作为讲习班的学员列席了会议。就在这次比较文学盛会上,我结识了后来对我的学术生涯发生最重要影响的三位大师级学者:杨周翰、佛克马和詹姆逊。杨周翰后来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直接指导我完成了学位论文;佛克马则是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引领我进入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和国际比较文学界;詹姆逊则一直是我在学术思想上给我最大启迪的一位西方理论家和思想家。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和后两位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而对杨先生这位早早离开我们的启蒙导师,却只能在记忆中缅怀他的教诲了。但正是这种难忘的教诲从一开始就为我其后的治学方向准确地定了位。深圳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受杨先生和乐黛云教授的委托,和已故赵瑞蕻先生一起率先于1985年12月在江苏省发起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在那次会议上我当选为江苏省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和时任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的谢天振先生达成了1986年5月在无锡共同主办全国性的中西比较文学研讨会的协议。刚从美国讲学回来的杨先生在我的几位北大朋友的动员下不远千里出席了无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会后,我邀请杨先生到我当时任教的南京师范大学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实际上,早在无锡会议之前,我就在北大一些教授的鼓励下报考了杨先生的博士生,但当时忙于复习一直不敢贸然打扰他本人,更没有机会和他直接交流了。而他此时在无锡和南京的短暂逗留,则使我和先生第一次有了较多的直接接触。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杨:听说你今年报了我的博士生,是吧?王:是的,我一直处在紧张的复习中。我想现在已临近考试,能否问您几个问题?杨:可以。王:专业考试有没有指定的参考书呢?杨:没有,全凭你的功底和所读的书,但最重要的是理论著作,此外英文写作也十分重要,主要看你用英文思维和表达思想的能力,不会考偏题怪题的。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硕士学位是在哪里读的?王:我没读过硕士研究生,是1975年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杨:噢,那你有没有在国外留过学?王:没有。这时处于紧张状态的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然而,杨先生在叹了一口气后却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杨:你有没有发表过一些论文?王:发表过十多篇,但都是用中文写的。杨:好,你给我拿三篇代表性论文看看。后来正是这三篇论文使我有资格作为同等学力考生考入了北大,直接作为杨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在这三年中,先生有一年的时间是在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渡过的,因此我们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的。我们作为杨先生的学生,都知道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对学生十分严格,很少当面表扬学生。我记得我在三年的学习期间,每次去见他时,都要准备好一些要讨论的话题,生怕被他出其不意地问倒。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正是在当时的无形压力下,我读了许多英文理论原著,为我后来的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最使我难忘的和最受启迪的则是他对我的英文写作的严格要求。而这正是我在其后的年月里得以步入国际学术界并大量在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一个起点。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应邀于1987年赴香港出席了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会发言。我的论文在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作为一个直接的成果,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的负责人李达三先生立即决定邀请我前往研究三个月。当我回校向杨先生汇报时,只得到了他简单的肯定,但随即他便要我把那篇英文论文给他看看。两周后,就在我如约前往杨先生家中讨论我的论文时,我还有些得意地以为,这一次杨先生应该会表扬我了,因为我的论文不仅在会上产生了反响,而且我的英文写作还受到出席会议的一些国外学者的赞扬。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杨先生把批改过的我的那篇英文论文交给我时,只说了一句,“看来你的英文写作还要大大地加强啊!”当我以我受到国外学者赞扬为由和他辩解时,他则反驳道:“你不要以为受到国外学者的几句赞扬就沾沾自喜起来,要知道,那些老外是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来看待中国的青年学生的,他们知道学习一门外语的困难,因此在他们看来,你这样的中国青年学者能熟练地用英语和他们交流并写成学术论文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但你自己千万不能满足啊!”“那么如何提高英文写作水平呢?”“你要多读一些文学大家的批评性著述,比如艾略特等人的论文,此外还要读一些英文期刊。那上面的文章既反映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阅读那些文章,你也可以有意识地模仿一些作者的行文风格,使自己的英文写作更加符合学术规范。”从那次交谈之后,我就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英文的学术写作上狠下功夫,争取将来能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989年7月26日,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留校任教。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杨先生仍抱病出席了我的答辩,并提出了几个问题。当答辩委员们一致通过授予我博士学位时,杨先生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这下我可以安心地去治病了”。几天后,杨先生住进了当时的北医三院,我和师弟程朝翔轮流前往探视,并定期为他送饭。这时倒是我和先生接触最多的时候,而且谈话也最无拘无束。有时他高兴起来时竟留我多谈一会儿,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国外的现状,到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前沿理论课题,以及一些当时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家的新著和新观点,几乎无所不及,先生那渊博的知识和对前沿理论的敏感和跟踪实在是令我钦佩,以至于我简直不敢想象他此时已进入了癌症的晚期。直到我突然说了一句“我得赶快把饭盒送回去了”时,他才不好意思地说,“喔,对不起,我也要睡一会儿觉了”。就在他离开北京前往西安治病的前几天,我最后一次去医院探望他。那天他似乎情绪很好,手拿一本最近一期的《批评探索》(Crit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