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快讯 | 海内莎学知音 天涯君子传书——写在《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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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莎学知音 天涯君子传书
——写在《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出版之际
李伟民 杨林贵
本文原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六)》,郝田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知网可以下载,以发表版本为准。《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即将面世,敬请期待。
为了解西方国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夕请人译述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的《地理大全》(Encyclopœdia of Geography),并编辑成《四洲志》,纳入《海国图志》出版。由于书中介绍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四位文学家①,莎士比亚就此传入中国,并开始为中国人所知晓。此后,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已经成为外国文学、戏剧的经典代表,为中国人所熟知,并被不断地进行翻译、演出和研究。
注①:参见郝田虎(2010: 66-74),杨周翰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是由传教士在 1856年介绍到中国的”,见《百科知识》1979 年第 4 期,第 5—11 页;后来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 1 版、第 2 版仍然采用这一提法。郝田虎在考订一些提法后指出此说有误:“莎士比亚等人的名字于 1839—1843 年被介绍到中国。更确切地说,是林则徐和魏源等将英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包括莎士比亚等,介绍给了中国人。”(郝田虎, 2020: 19)李伟民提到:“1838年,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往广东查禁鸦片,从 1839 年3月到1840 年11月,林则徐一直进行组织和翻译工作,翻译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并整理编译成《四洲志》……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传入中国发轫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出于中国人渴望‘睁眼看世界’,以改变贫弱中华帝国的现状,出于中国人自觉与自愿了解世界的愿望主动去‘拿来’。”(李伟民, 2006: 10-11)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莎学研究发展很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引起了世界莎学研究界的惊叹。毫无疑问,这些非凡的成绩凝聚了几代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心血。乘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简称“中莎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于 1984 年 12 月正式成立于上海。中莎会成立后,先后于 1986 年、1994 年和 2016 年举办了三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和多次国际性、全国性的莎学学术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演出和翻译工作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学界的瞩目。
朱生豪与宋清如结婚照
从右至左:朱尚刚、孙福良、李伟民
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莎学研究显得较为沉寂,举行的学术活动不多。很多老一辈莎学研究者目睹这一局面,忧心如焚,担忧日甚一日。但是,他们仍然积极开展莎学研究,联络同仁,努力推动着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期望中国莎学能够薪火相传。莎学研究者分散于全国各地,他们担心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如何促使中莎会健康发展?如何举办莎剧节?如何研究莎学?他们经过鱼书雁礼,夙夜晨夕之商讨,以书信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通过相当频繁的书信往还,他们贡献出的对中国莎学研究和如何办好中莎会的种种设想,为中国莎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林贵在上海国际莎学论坛上作主题学术报告
李伟民在全国莎学研讨会上作主题学术报告
从右至左:汤逸佩、杨林贵、郭勇、廖全京、李伟民、俞建村
一樽浊酒,满目青山,且任君心洗流水。这些或透露着真知灼见或透露着尚不成熟构想的学者之间的倾诉,在时光里慢慢点染湮开,其中既有从翻译角度探讨莎剧翻译应该异化还是归化,散文化还是诗化;也有从演出角度探讨莎剧是写实还是写意,是直喻还是隐喻;更有从研究角度阐释莎剧是现代还是后现代,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而弥漫于书简之中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始终是鞭策学者们前行的不竭动力。这些书简从思想理论层面和文艺实践层面,反映了时代脉搏的跳动。阅读这些信件,有时真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茅塞顿开之感。音书过雁,蓬莱不远,有历史才有现在和未来。书简的价值何止万金,让我们缓缓地打开秦帝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宝贵家书。咸阳古道音尘绝,西风催衬梧桐叶。公元前 223 年,秦国拉开灭楚战争的大幕,这是秦灭六国中最艰苦的灭楚之战。烽火连天,金戈铁马,夜摇碧树红花凋。秦军中的小卒,二哥、三弟兄弟俩“惊”和“黑夫”求军中书吏先后给自己的大哥“衷”寄去家书。战火中价值万金的家书抵达八百里外的故乡——秦国南郡安陆(今天的湖北孝感云梦县),成为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信实物——“云梦睡虎地秦简”。黑夫在信中写道,“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衷,母毋恙也”②。他问候母亲大人,向母亲请安,母亲身体还好吗?征战在外,要求母亲寄夏衣或钱来,关心搏命换来的军功,官府落实了“爵位”奖励没有?惊在给大哥的信中,催促母亲寄钱,要钱“五六百”,布料“二丈五尺”,兄弟俩现在是借钱生活,连用“急急急”告急,云:再不还钱就要死了。安慰家人即使占卜得到了凶兆,不过是我居于“反城”中罢了。惊嘱托妻子,好好孝顺老人,嘱咐哥哥多费心,好好管教我那女儿,女儿还小,注意安全,担心自己的新媳妇,叮嘱大哥不要让她去离家太远的地方捡柴火。信中充满了对亲人浓浓的思念之情和对家人的关爱。但是家里却实在拿不出十件夏衣的救命钱,而惊和黑夫却在等待音信中战死沙场。两封写在木牍上的家书使我们今天有幸窥见秦帝国底层民众的血泪、悲哀与家国情怀。忆秦娥,西风残照,箫声咽。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我们感受到历史沉重的足音,触摸到历史烁金的温度。为历史留下记录,为当下留下真实,为未来留下今天,为中国莎学璀璨的星空留下真情的记录和那些已经定格的远去身影,这就是我们编纂《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的初衷。
注②:在“睡虎地四号墓木牍释文”“木牍甲(M4:11)”“正面”记载“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中,母毋恙也?”在“木牍乙(M4:6)”“正面”记载“惊敢大心问衷,母得毋恙也?家室外内同……以衷,母力毋恙也?”“反面”亦有“衷教”“衷令”“衷唯母方行新地,急急”字样。见:湖北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1976,《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第 9期,第 51—61 页。本文从“衷”。
方平先生与李伟民在杭州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莎学学者对莎学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挚爱,对莎学研究的执着。因此,把这些已经成为中国莎学研究史料绝响之一的书信编辑出版,就显得尤为急切和必要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化、联系方式的改变,《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在中国莎学史上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将愈加凸显。万壑松涛携翠雨,一片红霞随君去。“莎学书信”记录了处于时代脉搏中的中国莎学研究事业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些书信同时也是学者们真性情的流露,是学术史的真实记录。
中国莎学学术研讨会北海会议期间曹树钧、李伟民、戴丹妮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鉴于孟宪强先生对中国莎学的贡献,就有一些学者建议我们写一写孟宪强教授,当时作为被邀请撰写者之一的李伟民也几次征求过孟老师的意见。但孟老师非常谦虚,要求首先应关注莎学研究本身,至于写他,还不到时候,与一些大师相比他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莎学,以便最终将莎士比亚之石攻成东方之玉,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使中国莎学在世界莎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李伟民虽然发表了评孟老师主编的《中国莎士比亚评论》的论文(1993),评孟老师主编的《中国莎学年鉴》的论文(1997a),以及评孟老师撰著的《中国莎学简史》的论文(1997b),但始终没有敢于动笔去写孟老师。“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2002 年,李伟民的《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一书出版,孟老师对他鼓励有加,他说:“李伟民先生以他的激情、勤奋、踏实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所凝结而成的莎学华章,为 20 世纪末的中国莎坛锦上添花。……李伟民先生的莎学文集是一座两面神雅努斯式的里程碑。”(孟宪强, 2002: 6)这可以说是老一辈莎学研究者对他的莫大鼓励和无限期许,孟老师就是我们年轻学者学习的榜样。
孙福良先生与李伟民在朱生豪故居老宅
轻舟一路绕烟霞,更爱山前满涧花。时间转眼就到了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此时,李伟民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得以立项。由于要集中反映中国莎学研究者的研究思想、研究经历,因此必须对中国莎学研究者的莎学研究思想进行较为整体的梳理。看万里湖山,谈经云海花飞雨。研究当代中国莎学史,论述必然涉及孟老师的莎学研究经历和思想。在这本书中,李伟民对包括孟老师在内的著名莎学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再次捧读了与孟老师交往的十多年里孟老师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他在该书中这样写道,孟老师的“这些信件篇篇都离不开莎学,堪称一部资料丰富的‘莎学书简’。在 2011 年的苦夏中,我将这些书简再次翻阅了一遍。俯首书案中,青春恰自来,往事历历在目,碧落星辰,曾来一夕听风涛。在适当的时候,如果能将包括孟宪强、张泗洋、孙家琇、袁昌英、方平、王元化、杨周翰、李赋宁、王佐良、顾绶昌、卞之琳、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裘克安、刘炳善等先生的这些‘莎学书简’出版,毫无疑问,对莎学界了解 20 世纪到 21 世纪的中国莎学历史是有重要价值的”(李伟民, 2012: 381)。可以说,那时,他就产生了编辑一本《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的设想。
2004年孟宪强先生于东北师范大学(李伟民摄)
随后,在杨林贵与李伟民对中国莎学的研讨中,这件事终于得到了杨林贵的肯定、支持和有力推动。尤其是 2012 年,由杨林贵、殷耀主编的《中国莎学走向世界的先导——孟宪强纪念文集》出版了。这本《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对孟宪强先生莎学研究思想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而且书中还收录了孟老师早年发表的一些珍贵的莎学论文。对于中国莎学研究来说,出版研究专辑的学者,孟老师是第一位。在编辑这本书时,我们感觉到,由于书的篇幅有限,孟老师的许多论文和书信都无法收进去,如果我们不能出版这些书信,无疑是中国莎学研究中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为此,我们多次讨论,先设想是否可以编辑出版一部《孟宪强先生莎学书信集》,后经多次讨论,觉得编辑出版一本汇集中国莎学学者的书信集更有意义,也更具全面了解中国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郑土生、李伟民在北京专程看望屠岸先生
而孟老师本人又是一位谦谦君子,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在平易中透露着深邃,包容中蕴含着真诚。他时刻关注着中国莎学的发展,有信必回,信中往往蕴藏着大量的信息,如莎学专著的出版、莎学论文的发表、莎剧演出、莎剧节、中莎会的学会建设、国内外莎学动态等等。千山之外,梅花远信。在莎学界,孟老师写信勤、写信多是出了名的。李伟民与孟老师交往较晚,但也保存了孟老师的一百多封来信。犹记得,那时他给孟老师去信后,就翘首以待:在月照寒林之际,鸿雁几时到?我们在进一步深入商讨中认识到,书信的搜集还可以扩大到全国莎学界,覆盖面的扩大将能够更完整、更全面地通过史料的汇集,反映中国莎学研究所走过的曲折历程。编辑出版《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把所能觅到的莎学学者的书信汇集为一书,把目前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莎学研究者的往还书信尽可能给予出版,在学术研究上价值更大,更有守正创新的意义。一花一世界,三摩三菩提。出版一本覆盖 20 世纪以来莎学研究者的集体书信集,更易使读者通过这些莎学书信了解中国莎学的发展历程,因此我们也初步商定把该书定名为《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
中国莎学代表团参加在洛杉矶召开的世界莎学大会(1996)归来汇报合影。从右至左:杨林贵、江俊峰、方平、孙福良、曹树钧
为了把这件事赶快做起来,2017年,我们决定先在中莎会的会刊《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上发出征求莎学书简的征稿启事。我们的目的是在尽可能全面征集“莎学信件”的基础上精选那些凝聚着前辈学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智者之言,以及对中国莎学研究最有价值、最具史料意义的素笺,并尽早公开于学界。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莎学书信”的出版目的是通过莎学学者之间倾吐真性情的书信,为中国莎学研究留下一份真实的学术记录。同时,我们也相信,“莎学书信”的出版,能够为中国的外国文学、莎学研究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学术记录。这样的书信甚至可以为中国的外国文学、莎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同时,出版“莎学书信”在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界、莎学研究领域也堪称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创举。这些莎学学者在通信中展露了他们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满怀激情地讨论着中国莎学研究事业的未来。我们相信,选取的这些莎学信件本身就是中国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编辑过程中,每当我们打开这些尘封多年、已经泛黄发脆的信函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老一辈莎学学人为情而造文,抒怀以命笔,那一颗颗跳动着的滚烫之心的清英珠玉之言,以及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莎学研究、热爱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一腔热血。这些“莎学书信”的出版,必将为深入研究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提供翔实而珍贵的文献。
杨林贵、李伟民上海讲学后合影于杭州灵隐寺(2010年)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毫无疑问,这些“莎学书信”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故君神游香草远,雄姿人去大江东。可以认为,“莎学书信”的编选是中国莎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建设工作,对于中国莎学史的编撰和中国莎学思想的流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对于源远流长的文学史而言,这些“莎学书信”出现的时间较近,因此往往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联系交往方式的根本改变、住房的搬迁、人员的迁徙,这些鲜活的、蕴藏着莎学研究价值的书信,很可能随着老一辈莎学研究者的谢世被随手丢弃,甚至会被永远毁灭掉。今后再要寻觅这些书信,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即使能偶尔找到一些,也很难为读者提供系统研究的文献。
这些书信的作者几乎均为在中国莎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学者、导演、表演和莎学活动家,他们经历了中国莎学史的发轫期、繁荣期、沉寂期与崛起期。他们的莎学研究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戏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由于他们个人思想、情感和识见的不同,这些书信反映了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是他们内心真性情的反映。只有向内心审视的人才懂得清醒,在这些书信中我们看到,尽管他们对待莎士比亚、莎学研究、莎作翻译、莎剧演出的观点有颇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也正反映出莎士比亚的经典价值所蕴含的无穷魅力。
水参如是观,月喻本来心。“书信”中绝大部分是当时学者们往还的私人信件,由于这些信件并不是作者要在公开场合发表的,那么也就更加真实可信,这些书信也就更加真实准确地透露出他们研究莎士比亚的心路历程、莎学思想、对中国莎学发展所经历的种种曲折的忧心、担心。华夏春夜,水镜渊渟。学术价值往往体现在某件信函的写作细节之中,体现在书信中透露出来的研究思路和对中国莎学整体格局的把握之中。交错迭代的“书信”,构成了研究中国莎学史、莎学家必须参考的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因此,“书信”具有明显的史料价值,为莎学研究真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伟民在中国(杭州)莎士比亚论坛
眉睫之间,晨夕相濡,卷舒莎学风云之色,满腔热血酬知己。莎学研究者之间的书信往还,是研究他们的莎学思想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规律的重要佐证。彩笺尺素,山长水阔。我们在中莎会会刊上发出“中国莎学书信”的“征稿启事”后,许多学者积极响应,不把这些书信据为私有,而是积极热情地把自己手中珍贵的书信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愿意向莎学界公开这些书信,以助这些书信能够及时结集出版。例如,当已故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孙福良教授得知我们为了给中国莎学研究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探讨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莎学家的心路历程及中国莎学发展过程,决定出版《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时,专门给我们寄来了一批曹禺先生、香港莎协等人和组织的重要信件,以助力《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更加完美(李伟民, 2018: 80-87)。落霞孤鹜,芳草斜阳。这些“书信”表面上看来是学者之间的私人通信,但是联系起来,进行全面审视,我们认为这些“书信”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因为从这些“书信”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莎学积极进取、共同谋划、团结协作,勇于理论探索和艺术实践的拳拳之心。
人生如寄,留得踏雪鸿爪,一溪桃李,四野花田。如果说《傅雷家书》只是父亲与儿子之间心曲真情流露的关爱之言的话,那么《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则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中和更多学者之间架设起了学术交流的桥梁,它清晰而真实地勾画出中国莎学发展的昨天、今天,并期盼着辉煌的明天。千岩迤逦,万树凝烟。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书信这种古老的通信方式已经显得越来越珍贵了,《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这份学术遗产理应得到我们的珍视,出版《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莎学学人的历史重任;我们必须担当起这一沉甸甸的任务,因为出版这些“书信”本身就带有抢救莎学史料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它的出版必将为 21 世纪中国莎学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引用文献【Works Cited】(向上划动进行阅览)
郝田虎,2010,《弥尔顿在中国:1837—1888,兼及莎士比亚》,《外国文学》第 4 期,第 66—74 页。
---,2020,《弥尔顿在中国》,文艺复兴论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李伟民,1993,《先行者的足迹——评〈中国莎士比亚评论〉》,载《中国文化与世界》第 1 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 401—412 页。
---,1997a,《评〈中国莎学年鉴〉》,《解放》第 2 期,第 78—86 页。
---,1997b,《他山之石与东方之玉——评〈中国莎学简史〉》,《人文学报》总第 21 期,第 92—102 页。
---,2006,《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2,《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8,《莎学书简》,《戏剧文学》第 5 期,第 80—87 页。
孟宪强,2002,《〈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序》,载李伟民《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特邀编辑:王瑞雪)
作者简介
李伟民,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分会副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主编;
杨林贵,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分会副会长,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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