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郝岚：语文学的历史时刻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争议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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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的历史时刻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的争议及价值

作者简介：郝岚，天津师范大学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利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研究兴趣：比较文学理论、翻译文学研究、语文学与现代人文学历史。

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后文简称《欧拉》）于1948年以德文在瑞士伯尔尼出版，是柏林根基金会（Bollingen Foundation）①

战后重点推介的欧陆学术作品。《欧拉》出版后，学术热度日渐升温，它的第一个外语译本是英译本，1953年由楚斯科（Willard R. Trask）②在美国Pantheon出版，英国Routledge & Kegan Paul 分销；1963年Harper Torch丛书发行平装本；196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获得版权后，销量已经超过13000册。该书出版后，毁誉参半。最具代表性的评价来自比较文学界老一辈的美国理论家勒内·韦勒克③。韦勒克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后文简称《危机》）和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中谈到《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时，并不积极,甚至多有批评。本文认为辨析韦勒克对《欧拉》的低估和误解，有助于我们重温该书写作的历史时刻，再次认识该书对当今分裂世界和文学研究的价值。

1983年，瑞查兹（Earl Jeffrey Richards）详尽考察了《欧拉》的接受后，发现整体而言，西方中世纪拉丁学的专家们对《欧拉》存在一种奇怪的漠视，作者特别指出：“库尔提乌斯的著作在比较文学的学者中得到了最热烈的响应。”笔者认为韦勒克的评价并不公允，多是误解，他的态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但到底是哪些部分引起了学者的争议？《欧拉》为何在比较文学界受到欢迎？它对今天的文学研究又有何借鉴意义呢？

一、普遍争议

韦勒克在他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开篇便提到 “几位大师的逝世,有着象征性的意味”，这几位大师除去梵·第根、福斯勒、卡雷和巴登斯贝格以外，他特别提到库尔提乌斯④

与奥尔巴赫，还有斯皮泽。他说，“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19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却常常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结果成了一种记文化账的奇怪做法”，而库尔提乌斯这样的罗曼语文学家的研究就是出于民族主义。在《危机》一文中，韦勒克引证了库氏早年《二十世纪的法国精神》一书中对“好欧洲人”的定义：“他尽力把握本民族的精神，同时又尽力从一切方面，从其他民族精神的独特性中吸取养料”，尽管不能因动机而判定意义，但韦勒克还是批评库尔提乌斯是文学研究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库氏“提出了一种文化上的强权政治：一切都为壮大本民族的力量服务”。

整体来说，战后美国比较文学的旗手韦勒克在很多场合对库尔提乌斯的学术成就评价一直不高。韦氏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中，专门有一节谈到库尔提乌斯的文学批评：认为尽管他比较重要，但还是要对库氏 “持久的重要意义做出一个较有分寸的评估”，虽然库氏评论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等都可算上乘之作，但是“他侧重于文学的哲学含义，这就导致了他最终的表态倾向于直觉论和神秘论，而且终极走向是缺乏鉴别眼光地回首瞥视传统、延续性、他所称之为美仑之宫的主体著作”，因此韦勒克笔下的库氏“属于一去不返的往代”。 事实上恰恰相反，《欧拉》是战后少有的保持持久生命力的欧陆学术著作。因为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理论热和方法论争议不断时，库尔提乌斯的《欧拉》仍是北美地区1976年至1983年间五十本被引最多的20世纪人文类出版物中的第十位 。

库尔提乌斯在比较文学界老一代学者中所受到的冷遇非常普遍。不仅是韦勒克，1963年著名法国学者艾金伯勒在另一篇谈论“比较文学危机”《比较不是理由》中也暗示过库尔提乌斯在《欧拉》中谈到的欧洲文化统一化的思想危险，他说：“在某些德国人对比较文学秉持的观念中，我偶然发现了欧洲梦的影子；那是希特勒式的欧洲梦。” 事实上对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非议一直广泛存在于学界。⑤

不过，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库尔提乌斯的低估，虽然部分出于对文学研究方法和各自批评口味的喜好不同，但主要还在因库氏在二战中身份的“政治不正确”而产生的偏见。相较作为受纳粹迫害，流亡伊斯坦布尔，继而辗转美国的犹太裔语文学者奥尔巴赫和斯皮泽，库尔提乌斯先后任教于马尔堡、海德堡和波恩大学。他战时虽然没有像尧斯或海德格尔那样公开参与纳粹军队或担任公职、公开效忠，却也没有公然反对希特勒的暴行，而是“钻进故纸堆”转向中世纪文学研究。他最终于1956年逝世于罗马。另外，库尔提乌斯的家乡阿尔萨斯是德法双语地区，历史上归属和语言的争议不断，但是库氏出身政要世家，家族一直属于精英分子，学养深厚。这样的“非流亡”、“非犹太人”、战时仍然留在德国任教的精英阶层在二战后反倒成为他政治上的不利之处。正是因为对他政治上的争议，影响了很多学者对他学术研究的评价与判断。

二、“文学从不爱国”

 库尔提乌斯的《欧拉》研究动机与目的并非韦勒克所说的文学上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他一直在政治高压和文化偏见之下，努力用文学克服当时弥漫于欧洲的文化民族主义。

库尔提乌斯一直坚信：“文学从不爱国”（aucune  littérature  n’est  jamais  patriotique） 。他早年的研究集中在法国文学，而且他对普鲁斯特和艾略特这样冲破传统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关注是当时保守的德国文学研究界少有的。他的目标本是消除法德之间的文化隔阂与政治偏见，让保守的德国静下心来理性对待法国，并在新的欧洲谋得一席之地。但是，20世纪30年代，他向中世纪拉丁文学研究的转向与其说是个人兴趣，毋宁说是政治上的不得已。威廉·卡林曾将库尔提乌斯的这一转向与斯大林执政时期比较文学学者日尔蒙斯基去研究中亚口头史诗相类比：“日尔蒙斯基欲歌颂当代形式主义而不得；同样希特勒独裁期间，库氏也无法表达对当代法国作家，包括犹太人和同性恋的钦慕之情。” 无论是否赞同卡林的推断，我们在分析《欧拉》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高压还是非常有助于还原这部著作的历史语境，结合库尔提乌斯前后的学术理路，在其中辨识出库尔提乌斯难能可贵的微而显，志而晦的“春秋笔法”。

在《欧拉》英译本作者序言中，库氏谈到写作本书的背景时说，战争使得欧洲的思想与艺术四分五裂，“解决之道唯有从中世纪拉丁文学的连续性入手”，他谈到自己1932年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中批评了“预示纳粹统治教育的弃智主义倾向（barbarization）以及民族主义狂热”。库尔提乌斯所谈到的这本小册子认为，西方尤其是德国，正日薄西山濒于崩溃。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发动的大量民众运动和政治性煽动非常危险，他们厚今薄古，仇视外族，痛恨教育和文化。《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有两章的标题分别为“减少教育与憎恨文化”、“民族还是革命？”该书在当时很快遭到公开指责，作者也在第三帝国时期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学者理查兹梳理后却发现，近五十年来库尔提乌斯反而成了战时活跃在德国的语文学者的替罪羊。理查兹提醒我们“库氏身后获得的形象跟历史上的本人并不相符；而别人诟病其思想时忽略了该差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奇迹期间西德受压抑且短视的历史意识所囿，出于极其特殊的原因，丑化库尔提乌斯的形象。因此，我们必须将他的身后形象，同其真实思想分割开来，并置于历史语境之中。” 在对库氏的批评中，接受美学理论家尧斯也在其中。他曾讽刺研究中世纪文献的库尔提乌斯是“藏匿于坟墓中的鸿儒”（Katakombengelehrter），但是身为“日耳曼志愿师”的党卫队军官，尧斯也并没有政治和道德资本指责库尔提乌斯埋首书斋的工作是逃避政治责任。从思想上来说，“尧斯批判实证主义，质疑客观科学之可能，皆源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所推崇的主体性价值化（la valorization de la subjectivité）。海德格尔（Heidegger）也推动了这种主体性至上的崇拜——他踢走‘科学的语文学’，搬出了不受验证问题辖制的直觉。” 

三、“新人文主义”

1945 年，库尔提乌斯回顾那些催生三年后《欧拉》诞生的研究成果时，反驳了厚今薄古论、唯我论的主观主义以及科学的政治适应论，他明显是在针对其纳粹同行。1949年库氏在美国的发言《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中，更是毫不隐晦地讽刺那些“今人”如何忽略了历史材料的丰富性，他认为虽然西方思想的基础是古典的古代与基督教，它通过中世纪得以继承，但有人忘记了“中世纪最珍贵的遗产，是它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的创造精神”。库尔提乌斯论证这个观点是基于具体而真实的文献，而非遵从一种“观念”，或从主观角度任意曲解文学与历史。他特别提醒时人：“人文主义传统时常受到哲学的攻击”例如存在主义，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蕴藏于文学而非哲学。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怀疑韦勒克批评库尔提乌斯“侧重于文学的哲学含义”从而导致了“他最终的表态倾向于直觉论和神秘论”是彻底的误解。

库尔提乌斯对德国精神危机的预言很难不让我们想到斯宾格勒

在《西方的没落》的论断，斯宾格勒把生物的生命周期观察理论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更新了历史学的方法，提出了“文化形态学”。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提乌斯在《欧拉》第一章“欧洲文学”开端部分不久，就提到了斯宾格勒的这本书，认为对一战后欧洲文化危机的认识必须借助“比较文化形态学”，他随后从汤因比的理论中获得灵感，认为文学研究需要通过史学的方法，它的“终极单元不是国家，而是更完整的历史实体——我们称之为文化”。 毋庸否认，库氏研究和斯宾格勒一样，浸淫着德国浪漫主义的气息，它基于千百个碎片，但是采用了大型理论构思，“是出自末日精神和彻底再生的世界阐释”。虽然被批评为非历史或超历史，但是他对于破碎世界的重组的渴望，正是他用文学研究抗拒分裂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最大动机。

库尔提乌斯认为，为了超越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必须“借助一种新人文主义”， 这种新人文主义，不在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里，而是在中世纪拉丁文学中，是用语文学的方法和历史学的意识，重新寻找出欧洲失落的统一性。而历史的方法就要避免对历史进行抽象的纯粹思考，或者仅仅将事实进行简单的因果联系，因为“我们应该从史学意义而不是地理意义出发来理解欧洲”。 而今，我们重新审视库尔提乌斯及其著作时，不难发现，在重新理解和对抗文化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历史相对论和主观任意的政治适用论上，库氏的研究不仅不过时，还蕴含着远超过同时期学者的学术生命力。

文章原题《被韦勒克误解的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比较文学启示》，《外国语文》201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全文转载。本处篇幅所限，题目及内容有所删改。

注  释

①值得一提的是，该出版社两年前也出版了德文版奥尔巴赫的《摹仿论》。

②该译者也是奥尔巴赫《摹仿论》德文译为英文的第一版的译者，而且也在1953年出版。《欧拉》后来的英译本基本都是这个译本的再版。

③1982年中译为雷纳·韦勒克，为了与本文一致，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写为勒内·韦勒克。

④1982年中译为“库尔裘斯”，为与本文一致，采用“库尔提乌斯”。

⑤当代研究者韦斯特拉也罗列了针对库尔提乌斯的一些“广为人知的”反对理由：“形式主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或超历史性式，轻视原创及诗歌个体性口头形态，忽视非拉丁元素……无视原始手稿及其含义，或者说无视读者与接受的概念”等等。转引自：威廉·卡林. 欧洲文学的连续性——论库尔提乌斯[J]. 跨文化研究. 2017 (01): 41.

中心简介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简称CMRS）于2016年12月30日在杭州成立。作为国内第一家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MRS的使命是整合研究力量，推进浙江大学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搭建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服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学术共同体。著名学者沈弘教授担任中心名誉主任。CMRS目前出版三套丛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译丛、《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丛刊和文艺复兴论丛，均由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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