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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张剑：“英语诗歌与中国读者”：评王佐良先生的英美诗歌研究
【作者简介】
张剑，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诗歌和中外文学关系。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苏格兰艺术委员会研究基金等重要科研项目。主讲国家级精品课程“英语文学概论”，国家级一流课程“英语诗歌赏析”。主要著作包括《T.S.艾略特：诗歌和戏剧的解读》、《英美诗歌选读》、《燕卜荪传》、《苏格兰现代诗歌选》《英语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英国浪漫派诗歌·伴读本》等，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和《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90余篇。
“英语诗歌与中国读者”：
评王佐良先生的英美诗歌研究
一
王佐良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他的学术生涯的起步是在清华大学，应该说他学术上真正的成熟是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茂登学院，在那里他撰写了英文论文《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 1975)。对于王公来说，清华大学是他的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他后来也一直居住在清华大学，对清华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从1949年9月回国，到1995年先生去世，他在北外整整工作了40多年。可以说，他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是在北外度过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15年中，他一共出版了16本著作，差不多是一年一本。王佐良先生的著作全集（2016）由外研社出版，一共12卷26本，加上他主编的著作12本，一共38本，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他在研究领域涵盖了英国文学研究、美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研究、文体学研究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他的著作全集，我们会发现他的研究重点是英美诗歌，而不是其他。在他的26本著作中，只有两本关于戏剧，即《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和《莎士比亚绪论》，另有两本关于散文，即《英国散文的流变》和《并非舞文弄墨》，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小说的专论，只有一些小说简论，散布在《照澜集》和其他集子中，并且这些简论确实很简，常常一个小说家大概有600-800字的介绍。
李赋宁先生在谈到王公时说：“我们在昆明上大学四年级时，燕卜荪先生讲授当代英美诗歌。佐良对英诗的浓厚兴趣，他后来对英诗的研究和翻译，以及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可能都与燕师的启发和教导有关。”（王佐良 1997:3）燕卜荪是现代英国批评家，著有著名的《复义七型》，曾经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现代诗歌，影响了王公那一代中国学者和诗人。王公自己在《我为什么要译诗》一文中也说，他译诗“主要是因为[他]爱诗，原来自己也写诗，后来写不成了，于是译诗，好像在译诗中还能追寻失去的欢乐”。（王佐良 1997:491）
应该说，王公的大部分研究精力都用在了诗歌上。他撰写了《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诗的境界》，编辑了《英国诗选》，翻译了《彭斯选集》和《苏格兰诗选》。即使他在讨论翻译、文体学和比较文学时，他举的例子都是诗歌。比如在《论契合》、《翻译：思考与试笔》、《论诗的翻译》、《风格与风格的背后》等都是如此。在他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中，他也主要负责诗歌部分的撰写。除此以外，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一生创作了至少52首原创诗歌。这些都可以说明王公的一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王公的英文论文《英语诗歌与中国读者》（English Poetry and the Chinese Reader）应该说是他写的最优秀的论文之一，既有分析的力量，也有总括的高度，给人印象深刻。在这篇文章中，王公对比了中国与日本学术界对英国“玄学派”诗歌的认知差异：日本对玄学派不以为然，而中国却对之兴趣盎然。为什么呢？王公说，这是因为玄学派诗歌的特点早在中国唐代诗歌中早就有所体现，它所使用的奇喻、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等等手法，都在中国读者心中能够激起一种回响。玄学诗歌不能激起日本读者的回响，是因为日本传统文学中没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王公得出结论说，“一个国家对外国文学做出的反应，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本身，而不是外国的文学”。（王佐良 2005:81）王公的这个观点与“读者反应论”很相似：他认为，我们选择读什么外国文学？我们对什么作品感兴趣？都不是简单的选择，它反应了我们自身的兴趣和爱好。如果想得更深入一点，我们会发现，它可能还反应了我们自身的评判标准、审美标准，甚至反应我们自身的意识形态与现实需求。王公举了几个例子，来证实这个观点，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第一，拜伦的《哀希腊》在中国很流行，翻译版本有七种之多，胡适、闻一多、卞之琳、马君武、苏曼殊、查良铮、杨德豫，都是大家的译文，各有特色。另外，在我们各种各样的英国文学和英国诗歌教科书中，都收录这首诗。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西方的教材，如《诺顿英国文学选读》，我们就找不到这首诗。在研究拜伦的《唐璜》的文章和专著中，评论这首诗的文字也非常稀少。可能不是因为这首诗写得不好，而是因为它对于西方的意义不如对于我们中国的意义那么重大。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但是在近代都衰落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和十九世纪的希腊一样，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哀希腊》对于我们中国是如此重要，因为我们也有希腊那样的希望摆脱殖民和奴役、振兴国家的梦想。王公认为，这首诗的流行反映了汉族知识分子反抗满清王朝压迫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的蔓延导致了满清王朝的灭亡”。（王佐良 2005:82）
王公举的第二个例子是雪莱的《西风颂》。这也是一首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诗歌，王公本人就翻译了这首诗，在他之前郭沫若也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译本。王公说这首诗“启发了整整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王佐良 2005:82）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和西方对这首诗的理解，我们会发现双方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的评论的确充分理解到这首诗的革命性，充分理解它对破旧立新的渴望，但是西方更倾向于把这场革命视为内心的革命，或者想象力的革命，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变革。在中国，这首诗正好契合了我们对社会变革的渴望，“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这是人们对革命胜利后即将到来的美好明天的期待。王公认为，雪莱本人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这首诗在中国能够达到如此完满的效果。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王公在文章开始时所提出的那个观点，即一个国家对外国文学做出的反应，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本身，而不是外国的文学。我们中国很重视这两首诗歌，是因为它们表达了我们想表达的思想和愿望，它们反映更多的是我们的现实需求。
在另一篇英文论文中，王公再次提到了这个观点。这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时刻》（The Shakespearean Moment in China），它主要向外国读者介绍1986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的莎士比亚戏剧节。文章一开始，他回顾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翻译史，提到了林纾、田汉、卞之琳、朱生豪等。但是他主要想要说的是，北京和上海的莎士比亚戏剧节真正把莎士比亚带到了中国，甚至把莎士比亚进行了中国化，因为戏剧节上演了京剧版本的《奥赛罗》、昆曲版本的《麦克白》、黄梅戏版本的《无事生非》、绍兴戏版本的《第十二夜》和《冬天的故事》。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改编剧目是对莎士比亚的创新，但是王公认为，改编这些剧目的最大动力其实不是创新莎士比亚，而是为了复兴中国的传统戏剧。王公说，戏剧节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莎士比亚能够帮助中国戏剧走出困境，为中国戏剧提供新的、同时又是熟悉的剧情和人物”。（王佐良 2005:77）这说明了什么呢？还是那个观点，即一个国家对外国文学做出的反应，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本身，而不是外国的文学。
三
中国读者对英语诗歌是如此，那么英语读者对中国诗歌是否也如此呢？在著名的《论契合》（On Affinity）一文中，王公在开篇就举了美国诗人詹姆士·赖特（James Wright）的例子，来说明中美诗歌之间存在着一种契合。赖特的诗歌《冬末，越过泥潭，想起了古中国的一个地方官》（As I Step over a Puddles at the End of Winter, I Think of an Ancient Chinese Governor）写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贬谪江西九江、然后又贬谪四川忠州的极不得志的故事。在赖特的诗歌中，白居易从九江逆流而上，经过长江三峡，抵达忠州，其抑郁和压抑的情感尽显无遗。王公评论道，“20世纪60年代，一位美国诗人在密西西比河畔写下自己的寂寥；九世纪，一位中国诗人惴惴不安地乘一叶小舟，被纤夫拉着船在长江上逆流而上——你无疑可以感觉到这两位诗人之间的契合”。（王佐良 2015: 3）赖特对白居易的讴歌与他自己的孤独和沮丧有很大的关系。赖特出生于明尼苏塔州的马丁费里市，这个工业化小城镇见证了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工人的生活标准急剧下降、贫穷状况在美国社会迅速扩大。四十年代的他参加了占领日本的美军，回国后他进入了大学，师从诗人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和雷特克(Theodore Roethke)。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在诗歌生涯的初期出版了两本诗集，获得了弗罗斯特诗歌奖，进入了耶鲁青年诗人系列。然而，他感到极度的抑郁和沮丧，不仅仅因为他的婚姻的解体，可能也因为有一种对自己诗艺的不满。
这种不满和抑郁在《冬末，越过泥潭，想起了古中国的一个地方官》中充分表现出来，他发现白居易在贬谪途中的心境与他自己是何其的相似：“你在群山之外是否找到了与世隔绝的人们的城市？你是否紧握那根磨损的纤绳的末端，一千年没有放手？” 赖特的抑郁来自他心中的一种对目前诗歌的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居易是他寻求改造自己的诗歌的努力的一个部分。他不仅阅读和翻译了白居易，而且阅读和翻译了奥地利诗人乔治·特拉克尔（Georg Trakl）、拉美诗人凯撒·巴列霍(Cesar Vallejo)、帕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他对这些诗人的兴趣也是出于重塑自己诗歌的需要。他说，翻译将“迫使你在自己的语言中寻找对应的语言，不仅是对应的语言，还有对应的想象。这样你将被迫用另一种语言去理解诗中的想象，这肯定对你会产生影响”。（Miller 1643）
其实，在赖特的时代有许多美国诗人都有一种改造和振兴美国诗歌的冲动。在《诗人勃莱一夕谈》一文中，王公记录了他在80年代澳大利亚举办的“作家周”期间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 )的交往，介绍了勃莱对美国诗坛的看法。勃莱认为美国诗歌还没有真正成熟，在技巧上和内容上都仍然依附于英国诗歌。然而，美国人要写出真正的美国诗，就必须摆脱英国的影响，摆脱“英国的韵律和英国的文人气”。美国诗必须扎根于美国的土壤，用美国的内容和美国的节奏来表现诗人的感情。勃莱本人在寻求“新的诗歌的可能性”中，积极地向外国诗歌汲取了营养。他说“美国诗要摆脱英国诗的传统，就要面对世界，向外国诗开门”。（王佐良 1997:646）
《想到<隐居>》（Thinking of Tu Fu’s Poem）一诗就是他阅读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王佐良先生误认为是白居易）之后产生的诗艺结果。勃莱在“作家周”上朗诵了这首诗，“这一情景——高大的诗人，古朴的长琴和那说话式的朗诵——都在[王公]的心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王佐良 1997：:69）与赖特一样，勃莱也向西班牙诗人、拉美诗人敞开了心胸，他翻译了洛尔迦、聂鲁达、巴列霍、特拉克尔等。他对中国诗歌的青睐也不仅仅限于白居易，他对李贺、陶渊明等人都非常热衷，认为陶渊明是“19世纪英国华兹华斯的精神上的祖先”。勃莱说，“我认为美国诗歌的出路在于，向拉丁美洲的诗学习，同时又向中国古典诗学习”。（王佐良 1997:648）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赖特和勃莱对中国诗歌的兴趣都反映了他们自身的需求，他们自己在诗歌翻译和阅读上的取舍更多地反映了他们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从中国诗歌中读出来的东西，也正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所寻觅的东西。从而这再次证明了王公在《英语诗歌与中国读者》一文中所推出的观点：一个国家对外国文学做出的反应，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本身，而不是外国的文学。
四
最后，我想把这个王公多次说明的观点运用到他自己身上，来看看他的学术生涯和研究选择。我们前边说了，他在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诗歌，英国浪漫派诗歌、美国现当代诗歌、中国现代派诗歌。用他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我们能不能说：他选择研究诗歌更多地反映了他自己的审美标准、审美判断和现实需求？王公不仅仅是诗歌研究的大家，他本人也是一个诗人。他一生谈得最多的诗人是英国的拜伦、雪莱、彭斯、麦克德米德；美国的惠特曼、迪金森、勃莱、赖特；中国的戴望舒、查良铮、卞之琳等等。他在阅读那些诗歌和诗人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一种寻求榜样的意图？他自己的诗歌是否受到了他所欣赏的那些诗人了影响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从技巧上讲，王公写得最好的诗可能是《异体十四行诗》八首(1941-44)，在诗中他描写了他与夫人徐序的爱情故事：不是婚后居家过日子，而是恋爱中的激情奔放。“今夜这野地惊吓了我。唯有/ 爱情像它一样地奇美，一样地/ 野蛮和原始。我要找着你，/ 让你的身子温暖了我的。”（王佐良 2016:576）恋爱中的青年顾不得规矩、得体，“教养”在这里已经不适用了，他们之间只有爱的疯狂。他们不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私家草地”，围着安全的围墙，而是泛滥的河水，“在长林茂草，在乱石里回旋”。诗歌有一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味道，说明王公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他的诗歌里。
在《账单》(1983)一诗中，王公描写了80年代一次旅行的经历，他在诗歌中列罗了他在途中所看到的许多人和事，包括不道德、不文明、不雅观、不礼貌、不环保的现象。在诗歌中，王公对这些现象表现出了一种深恶痛绝，甚至把这些现象比喻为“地狱”。诗歌的题目来自他所熟悉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他说，“惠特曼善于开账单，/ 我以他为师”。（王佐良 2016: 614）王公在此运用了惠特曼的列举手法，把他所看到的丑恶现象列举了出来，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再次说明王公在研究英美诗歌时，无形中是在寻找他的榜样，寻找他的艺术源泉。
在《论契合》中，王公列举了中国学术界翻译的诸多外国文学作品，说“中国特别受到了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的吸引，就是那些在特定时期能够回应中国的需求和期待的因素”。（王佐良 2015:8）王公说，中国读者在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时，在内心深处可能都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慰藉，一种艺术创新的榜样。
王公一生研究西方诗歌，同时也写了50多首原创诗歌。他的原创诗歌主要创作于30-40年代和80-90年代。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人的天赋，但是应该说，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天赋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出来。可以说王公有成为一个大诗人的潜质，只是这些潜质没有被充分培育和发展。最终我们有了一个大学者，少了一个大诗人。在《网与屏》（1990）一诗中，王公对自已一生的成就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骄傲，而是有一种莫名的懊悔，仿佛他虚度了一生似的。他说，渔夫用他的网“网过远海的银鱼，/ 宽阔的梦，偶尔还有长虹，/ 手臂无力了，但没有虚度”。而他自己呢？他说，“我只有这些旧本子，/ 写的是别人的才智，/ 也曾谱过一点音乐，/ 歌声却早已停歇”。（王佐良 2016: 660）
参考文献
王佐良:《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王佐良：《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顾钧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王佐良：《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中英对照，梁颖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王佐良：《王佐良全集》第11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赵毅衡：《诗神远游》（修订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Miller, James E. Heritag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II.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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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简介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简称CMRS）于2016年12月30日在杭州成立。作为国内第一家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MRS的使命是整合研究力量，推进浙江大学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搭建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服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学术共同体。著名学者沈弘教授担任中心名誉主任。CMRS目前出版三套丛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译丛、《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丛刊和文艺复兴论丛，均由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