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陈怀宇：动物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新贡献——评张亚婷《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研究》

Original 陈怀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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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新贡献：

评张亚婷《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研究》

张亚婷教授的《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是中文学界第一本从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视角研究中世纪英国叙事文学的著作。此书角度新颖，取材广泛，分析细致，是近年来中文学界动物文学研究领域难得一见的一部好书。本文拟就该书在方法上的主要贡献和价值，以及书中讨论的丰富内容提出一些浅见，以备读者参考。

该书之所以让人引起阅读兴趣，正在于其采用了当前欧美学界广受关注的动物研究视角。因为这一视角的引入，使得此书在多个层面均有较为突出的贡献。首先是动物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对于中世纪英国文学以及动物文学研究的贡献。尽管作者仅在全书引言部分的第一个脚注中首先提示了动物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并未在引言中对这一研究转向进行详细梳理，然而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可以看出动物研究的影响，即通过研究动物作为叙事主体来理解和认识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英国人身份构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宗教的多重关系。尽管以前的英国文学研究者对这些主题也曾做过探讨，但此书则从动物研究角度对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做了综合性分析。过去二十多年来，动物研究对欧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对传统的文学、史学、哲学领域冲击尤为明显，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虽然在动物研究出现之前也有不少作品探讨了文学中的动物问题，但这与动物研究受人类世（Anthropocene）或后人类（posthumanism）观念影响迥然不同。动物研究也被认为受后现代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影响，看重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反思和挑战，强调动物的主体性，思考动物在人类与人类共存的价值和意义。英美学者如富奇（Erica Fudge）、韦尔（Kari Weil）等人都出版了很有影响的作品，探讨史学和文学叙事中的动物伦理问题。不过，以英国文学研究而言，大量的动物研究相关论述都集中在维多利亚时代或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文学，因为这一时期文学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有时又与艺术作品以及视觉表现如戏剧和摄影等结合在一起，中世纪文学的动物研究则相对少一些。因此，张教授的这部著作不仅为中文学界的动物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中世纪英国文学做出了富有价值的贡献。

其二，此书对文献的选取非常全面，涵盖了动物诗歌、寓言、编年史、游记和圣徒传等多种题材，并进行细读，分析其中所体现的动物论、文化演进、人类认识自我、理解自然，并将其置于特定历史语境和宗教话语中进行分析，提出了很多极富启发的看法。借助于动物研究的视角，该书的贡献和意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中文学界，在包含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学界也是一大创新。东亚学界对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的研究规模明显比本国文学研究领域要小得多，但日文学界出版了不少译作，介绍这些文学作品给日文读者。不过，仅就书中所处理的文献而言，即便是日文学界也多追随欧美学界的传统语文学（philology）传统，侧重于语言、文献研究，而并未引入现今颇有影响的动物研究视角。比如伊藤尽对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狼人的研究，以及道行助弘对中世纪英国动物寓言中狐狸与狼的研究，主要仍然集中在翻译和文献分析。即使是对中世纪东亚地区动物文学来说，动物研究的角度也是很新的，这方面的欧洲现代语言和亚洲语言论著并不多。伊维德（Wilt Idema）新近出版了关于中国文学传统中昆虫书写的翻译和研究（Insec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Study and Anthology, 2020）。而在日本则有渡边志津夫对唐代动物寓言的研究。
其三是全球研究的视野。近些年在很多人文社科研究领域都出现了所谓“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的趋势，英美一些学者甚至推动所谓“全球中世纪”（Global Middle Ages）研究。虽然全球化长期被认为是近代的产物，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的兴起引发全球化运动，一般认为殖民主义的向外拓殖引发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人员、思想、物品的流动，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试图探讨中世纪是否存在全球化运动的可能性，在英国出现了由霍姆斯（Catherine Holmes）和史怀梅（Naomi Standen）领导的全球中世纪研究网络项目（The Global Middle Ages, 2018），强调中古世界存在多个中心（multiple centers）、穿透性边界（porous boundaries）、多重社会（plural societies）。欧洲的全球中世纪研究趋势之所以兴起，主要在于研究欧洲以外地区的学者试图借助全球中世纪研究的新视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在欧美地区，中世纪研究长期以来正是以欧洲为中心和视角，偶尔兼顾拜占庭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领域。全球中世纪研究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亚非大陆，有时也的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洞见。借助这一趋势，也许在中文学界研究“外国文学”也应该反思“中、外文学”的二分法。在欧美很多大学早已不再使用所谓“外国文学”的概念，而替换为“国际文学”或“世界文学”。张教授这本书在第四章通过分析编年史、《曼德维尔游记》、《扈从的故事》等作品探讨了中世纪英国文学所书写的东方地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从全球视野看英国文学的有益尝试，对于我们理解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丰富性很有帮助。
具体来说，《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研究》一书除了引言和结语部分，一共只有四章，因此每一章都篇幅较长，对所分析的文本进行细读，对一些关键段落做了译注和阐释。引言部分对全书的研究方法、前人成果、历史背景、所用材料做了提示，强调此书将动物视为叙事文学的主体，借鉴环境伦理学理论，引入道德主体和道德患者概念，探讨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借鉴了欧美学者对中世纪动物文学的分类，对不同体裁的文学做了介绍，提示全书主要依据的材料为寓言、动物史诗、梦幻诗、辩论诗、骑士文学、虚构游记等。文中也提到了动物在中世纪不同媒介上的表现，除了文本之外，动物也出现在绘画、纹章、手抄本、天文学和地图之中，尽管这些内容作者只是略加提示，但显示出作者对于欧美学界的中世纪动物研究留意甚广。作者也在引言中提示了《圣经》论述动物与道德关系密切的动物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世纪文学思想背景，以便在后文的讨论中追本溯源。
第一章题为“谁是道德主体？：寓言和动物史诗中的道德说教”，讨论了玛丽用盎格鲁-诺曼语写的《寓言故事》、奥都用拉丁文写的《寓言故事》以及尼格尔用拉丁文写的动物史诗《傻瓜之镜》等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动物道德说教。作者首先回顾了欧美学者对这些作品的文献学研究和学术史，然后对这些作品中的动物书写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分析，将其放在生态系统中来看其所体现的社会道德伦理关系。特别选取了玛丽《寓言故事》中有关狼与羊关系的四则故事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同时联系中世纪生态环境中狼与人的关系提示了文学书写背后的历史。作者进而比较了狼与羊模式之外狼和其他动物比较的一些故事，讨论其中所反映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伦理关系。作者也讨论了狮子作为核心角色所反映的政治再现功能，比如狮子在中世纪体现出国王的高贵。在有关其他小型动物的故事中，人则常常作为道德患者出现，而女性则是道德败坏的代名词。作者认为这些故事体现了玛丽在书写动物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目的，认为玛丽意识到了动物与人作为生命主体的相似性。奥都的动物寓言故事也有类似的社会批判功能。而作者对尼格尔《傻瓜之镜》的细读则揭示了这一动物史诗用名叫波奈尔的人格化驴来批判当时的腐败教会和堕落贵族，指责当时的教士把时间浪费在狩猎和钓鱼上，行迹等同于贵族。作者正确地指出尼格尔的作品仍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映。
第二章题为“会说话的鸟，会‘说话’的现实”则主要讨论辩论诗和梦幻诗特别是乔叟作品中的鸟类，重点放在夜莺和鹰类。这一章讨论的辩论诗来自12世纪至15世纪末，因此作者更为重视当时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文化联系尤其是欧陆拉丁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英国之影响。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辩论诗的发展历程，指出其发展与思想界之密切关系，将其放在辩手身份角色变换为动物的历史脉络之中，认为从动物研究的角度看，这种转变消解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差异，突出了动物的生命主体身份，从而可以凸显动物的情感回应能力与道德言说能力。作者在具体分析时，取材12至13世纪的诗歌作品《猫头鹰与夜莺》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以夜莺为例，认为夜莺的辩手形象使其成为女性、欲望和爱情的代表，有走向堕落的趋势，而猫头鹰代表智慧且具有平权色彩的价值观得到推崇。作者接着分析了辩论诗《画眉与夜莺》中所体现的浓郁基督教风格，雄性画眉和雌性夜莺分别代表贬低和压抑女性的教士阶层与理性化的女性形象，而在辩论中以夜莺的胜出体现当时神学家对理想化女性的形象塑造。在这首诗中，“夜莺成为为女性辩护、保护女性的辩手，成为为女性争取权益、名誉和地位的代言人，更成为贵族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代言人”（90）。作者在这一章中也分析了其他有关夜莺的几篇诗歌，如《布谷鸟与夜莺》、《教士与夜莺》、《乌鸫和夜莺》等等，并提供了较多段落的中译，帮助没有读过原诗的读者了解这些诗歌的基本内容和风格。作者指出，这些诗歌中夜莺与教士的辩论一诗则颠覆了夜莺作为贵族、女性、爱情代言人的形象，认为这与夜莺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的复杂性相关，然后进一步追溯了夜莺在其他文学作品如欧陆拉丁辩论诗《菲利斯与佛罗拉的辩论》中形象之演变及其背后的生态环境背景。第二章第二部分则主要探讨了乔叟诗歌中鹰的形象及其所体现的乔叟的伦理关怀。乔叟的动物书写正是欧美学界研究的热点，作者也作了一些回顾和引介。随后作者细致分析了《百鸟议会》等作品，揭示鹰通常象征王权、真理、勇气和自由，而雌鹰则是贵族女性的代表。作者还详细讨论了《声誉之宫》中出现的鹰，并译出了一些关键段落，认为其中对于鹰的形象塑造继承了欧陆奥维德和维吉尔诗歌传统，而诗歌中鹰的形象所体现代表的“声誉”价值体现了乔叟对生命主体的认识和尊重。
第三章讨论骑士与动物的博弈。开端部分简要提示了中文学界对骑士文学的研究涉及骑士精神内涵、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特点、典雅爱情观、文学样式和影响以及和中国武侠小说的比较研究。本章分析的文本较多，如《法兰西的玛丽的籁歌》、《哈夫洛克》、《伊萨姆布拉斯爵士》、《爱普米顿的生平》、《阿托斯的爱格拉默爵士》、《帕尔恩的威廉》、《屋大维》、《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特里亚默爵士》、《亚瑟王之死》、《利比斯·戴斯康讷斯》和《高德爵士》，主要集中讨论了三方面的论题，即人类战胜动物过程中所体现的人类沙文主义倾向、人与混合型或变形动物之间的模糊性、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与跨物种边界的消失等等。如通过分析《亚瑟王之死》中人与马的关系揭示马的不同部分所象征的文化与伦理意义，这种象征手法继承了欧陆梦幻文学的传统，后来在第三部分也通过分析这篇作品研究人与马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作者也讨论了《亚瑟王之死》与《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所反映的女性角色在骑士文学中的展现。而另一篇《哈夫洛克》则通过日常生活展示人与动物的消费关系。动物变形特别是狼人的角色在欧陆文学中颇受瞩目，作者分析了几篇骑士文学中的动物变形，以揭示人与动物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背后基督教中有关人性和兽性认知的文化底蕴。第三部分主要探讨骑士与其生活中关系紧密的马、猎狗、鹰甚至狮子之间的和谐关系。
第四章转向更广阔的“东方”。作者首先回顾了欧洲所谓“东方”概念的变迁，追溯了十二世纪以来欧洲旅行者对亚洲的“看”、“想象”与“书写”，特别是早期欧洲与蒙古帝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本章的主体部分则主要是对帕里斯《编年史》、安戈里克斯《物之属性》、曼德维尔《约翰·曼德维尔游记》、乔叟《坎特伯雷故事》之《扈从的故事》四篇作品的细读，指出帕里斯和安戈里克斯继承了欧洲大陆的叙事传统，将印度人和鞑靼人描绘成怪物或动物，彰显出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曼德维尔的书写则由近东进入远东，描绘了中亚半狮半鹫怪兽、印度群岛狗头人、食人族、俾格米人和独脚人、广州人爱吃蛇、杭州人喂养动物、长江流域的侏儒以及可汗对猫头鹰的保护及其狩猎，将东方塑造/丑化成奇异国度，不过他笔下的中国仍是一个美丽富裕的国家。这一章不少内容过去未被中文英语文学学界重视，无疑是全书亮点之一。
在结语部分，作者对全书的讨论做了总结，从动物研究取径突出了动物作为叙事主角在寓言、动物史诗、辩论诗中所体现的内在价值和固有价值，特别是道德身份。作者特别注意到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主要动物包括狮子、狼、驴、夜莺、鹰、猎狗、马等等，这些稳定而持久的动物角色反映了文本的生态系统。尽管很多文学作品或模糊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差异，但十三世纪兴起的骑士文学更多地体现了人类沙文主义倾向和物种歧视思想。作者也认为这些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尽管有构建英国民族性的一面，但应该放在整个西欧动物叙事文学的传统中考察。总而言之，张教授在细读一些有代表性的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作品时，广泛吸收了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殊为不易，可以说此书为中文学界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中世纪英国乃至欧洲动物叙事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附：2017年以来的动物研究新著，取材于密歇根州立大学动物研究网站(http://animalstudies.msu.edu/bibliography/)，Linda Kalof, Seven Mattes, Amy Fitzgerald主编书目（略）

（特邀编辑：郝田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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