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微笑｜忆雕塑艺术家刘家洪先生
『纵观艺术之态 尽享艺术之美』
Throughout the State of Art
Enjoy the Charm of Art
刘家洪
1930年3月11日生于北京，2015年2月19日逝于北京，享年85岁。擅长雕塑。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1956年3月—1957年7月学习于中央美术学院尼·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1979年7月始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历任重庆《新华日报》社美术编辑、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作品有《徐悲鸿胸像》《太极拳》等。著有《雕塑技法》《泥塑人像》（与周思旻合著）等。
1950年，年轻的刘家洪石雕创作中
忆刘家洪先生
文 / 周思旻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这个年总算是过去了，可以发一个这样的文字在这里，说一说我这些年接触的老爷子——刘家洪先生。
刘家洪先生是我上大学一年级的老师，印象中，他骑着他的弯把儿赛车到学校来上课，快六十的人却显得很年轻。我去苏联留学，他送给我一本刚出版的《雕塑技法》，我带出去，又带回来。系里2007年新出版全套分册雕塑教材，好几位老师也都参考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
《雕塑技法》封面
先生在2007左右，因拆迁搬至望京花园居住，因为住得近，我便开始常常去看望他，随着逐渐地接触，这些年已情同父女。先生会像爷爷一样去接我的女儿一诺放学，而且非常高兴地、自豪地做着这件事。时间长了不见孩子，便会打电话来询问：要不要接一诺？
他还将他认为对我教学有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班学习的课堂笔记交给我。这本泛黄的小册子齐整地像一本印刷的书。我一直想应该做点什么，才对得起这本珍贵的笔记，想了很久才有了主意，整理出一本东西来，去年年底才将初稿完成，庆幸先生见到了这本书初步的模样。
尼·克林杜霍夫讲课记录
刘先生是刘墉的第七世孙，一生命运多舛，童年父亲失踪，由母亲带着跟随祖父长大。先生是1951年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被分配至重庆新华社西南分社做美编。1953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调动指令被领导压下不允知晓，后到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前身）任雕塑专业教员。1956年进入尼·克林杜霍夫雕塑专家训练班学习，1958年被打成“右派”，先后在北京塑料器材厂、位于通县的北京塑料二厂、北京塑料制品厂劳动21年，1979年才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任教，直至1993年退休。先生曾在自己写的小传中写道：人生有几个廿一年？
刘家洪先生青年时期
先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头儿，笑眯眯的，最怕给别人添麻烦。他笃信气功，少医不问药，不常去体检，就连学校的医务室也找不到他的名册。他又犟，对自己身体的状况超自信，总是笑眯眯的他也让人以为他真的一直身体很棒。去年，我还带着他去沈阳访高秀兰，如果杨美应答应让我们去深圳，他也会和我同行的。就在去年年底，我们还一同去天津看望了他的老学弟。
一切就像轰然地失守，老爷子倒下了，我以为他会慢慢地坐起来，慢慢地站起来，接着恢复笑眯眯的样子。可是，2015年2月19日上午10点整，他走了，正值大年初一。
初七这一天我在的大连，早晨突降雨雪，雪片很大。十点整，雪霁，太阳出。我想，这一定是老爷子在那里依然笑眯眯的……
2015年2月28日于大连
● ○ ● 雕塑作品 ● ○ ●
《徐悲鸿像》
中国美术馆收藏
《母亲像》（浮雕）
《苏联雕塑家尼·克林杜霍夫》（浮雕）
《叶浅予像》
《蒋兆和像》
《张学良像》
《老搬运工》
《太极拳》
立于后海公园
《节奏》
泥塑习作
● ○ ● 素描、速写 ● ○ ●
《徐悲鸿先生头像》（素描）
《自画像1》（素描）
《自画像2》（素描）
《缝衣服》（素描）
《男人体1》（素描）
《男人体2》（素描）
《村干会》（速写）
《101厂长召集的会》（速写）
《女人体1》（速写）
《女人体2》（速写）
《女人体3》（速写）
《女人体4》（速写）
《女人体5》（速写）
《女人体6》（速写）
《女人体7》（速写）
● ○ ● 绘画作品 ● ○ ●
《桂林风景写生》
《北戴河风景写生》
《夏日工地》
《雨过》
《柏树1》
《柏树2》
《柏树3》
《柏树4》
自传
我1930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诸城。父刘铭彝陇海铁路职员，母朱秀如。我两岁便随父母离开北京，1937年入徐州扶轮小学。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徐州吃紧，日夜遭日本飞机狂轰乱炸。母亲便带领我和弟弟逃往西安舅父家避难，而父亲则在徐州沦陷时失踪，日寇造成的国恨家仇永世不忘。
在西安入陕西省立北新街小学，这里仍遭日寇空袭，无宁日，生活艰难，仅靠母亲做工糊口。那时的课本纸张极劣，纸中有草根、麦秸，呈黄色，字迹也难看清。学校与驻军相临，我们经常能看到逃兵被吊起遭毒打，惨不忍睹。有位任老师常在黑板上画“打日本”、“除汉奸”的漫画，这即是我的美术启蒙教育。西安遍地是黄泥，不仅可以捏成打日本的坦克和大炮，还可以摔地雷玩，这也是小时候和泥塑有缘吧。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双十二（西安）事变”迫蒋抗日，在西安是人人皆知的大事。老师带我们出城参观了王宝钏住的寒窑，得知她挖的野菜叫荠菜，遍地都有，我也学她挖荠菜，充饥和拾柴。那时西安城内和城外一样荒凉。
1942年回到北京年迈的祖父身边，没两年祖父就去世了。插班入丞相胡同小学，拒绝学日语。
1945年入新华中学，这里没有理化试验课，怎能学好，本想学理工却没条件，只好学艺术吧。
1947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这里不收学费。我没画过素描，考试时发的馒头都不知是擦木炭画的。能被徐悲鸿校长选中也是缘分。一年级在艾中信先生班，二年级在李瑞年先生班。徐悲鸿校长评论当代画家时说：“在老一辈画家中功底最扎实、最深厚的首推李瑞年先生，年轻画家中基本功最扎实的数李斛。”李斛先生也是李瑞年先生的学生，李瑞年先生不仅是位造诣很深的画家，也是位杰出的美术教育家。李先生作风严谨，经验丰富，待人热情，教导有方。要不徐校长为什么调几个学生让李先生给“治治病”，意思是要调整一下学生画画的思路。李先生使我思想认识上很快开了窍，素描成绩突出猛进，受到徐校长很高评价，并获得自由挑选专业的鼓励，选择了雕塑专业。因为在李先生启发下对体积与空间有了新认识，在素描上体现出较强的体积感和空间感，并逐渐明白了多种艺术对比手法的运用，这一年的素描成绩全部留校。进了雕塑系后，在雕塑的道路上按李先生指出的路子继续受益。
雕塑系导师是王临乙先生，那时他还身兼总务，吴作人先生兼教务，他们是徐校长的左膀右臂。艺专从东总布胡同迁到校尉胡同，旧建筑须改造，楼上改成有天窗的画室，楼下分隔出音乐系的练琴房，兴建共同课大教室及留学生宿舍等，工作量极大。王临乙先生正当壮年，迈着八字步走路很快，教学上他想得很周到，画室及雕塑系的专用设备都是仿照法国的，打石雕都有专用的工作台，还请来教石雕的老师，也请来唐山工学院的戴先生教建筑课。戴先生拿一小笔记本先问清我们的目的和要求，有条不紊的高质量的完成他的教学计划，我学到了牢靠的基础知识，哪料到后来到了工厂成为搞机械设计的本钱。王临乙先生注意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多鼓励。作业完成后自己拍照片，都是用吴作人先生的老式木壳相机，像照相馆的一样，很好使，照的质量非常高。那时的师生关系像一家人。记得有一年校庆时陆德昌同学唱“小放牛”，吴作人先生用笛子伴奏。
王临乙先生勤勤恳恳，一心为公，在“三五”反运动中仍遭受不白之冤，理由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岂有此理。病中的徐悲鸿校长为此写信给文化部，后来才得以平反。
1948年我因不满国民党的独裁、专横、反动的黑暗统治，追求民主自由，参加了“进步艺术青年工作者联盟”，解放后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徐悲鸿校长提议师生参加北京郊区土地改革，听了区长的动员报告，印象深刻，他讲：“你们工作组下到村里后，首先接近你们的不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而是二流子和地主的狗腿子，你们可要注意提高警惕。”事实证明真是这样。
1949年徐悲鸿校长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回来路过苏联，买了马的解剖石膏模型，用自己的大衣包裹着，辗转多少地方都抱着它，还买了许多画册，他时刻不忘教学，不忘他的学生们，他还送给我一本油画风景画册。
1950年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学制由五年改为四年，我们才学两年专业就提前毕业了。
1951年毕业时王临乙系主任通知我们：“徐院长说你们三个都留校（指王育中、钱绍武和我，前两位都是党员）。”后来人事科长丁井文通知我去重庆《新华日报》社报到：你出去锻炼两年再回来。我心想回来不回来不是一定的事，出去见见世面也好！
重庆《新华日报》是中共西南局的机关报，我被分到编辑部美术组，任务是编辑“大众画报”。领导是木刻家李少言，社长常芝青。记得我头一件画稿完成后交李少言，李又去请示常芝青，常社长审阅后在画面上打了个红钩，并写上同意二字，这张被审批通过的画不得不重新画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提起画画还得感谢李瑞年先生，那时让我们每周课外画一张构图，题材不限，培养了我们要细心观察生活、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习惯，也体现了徐悲鸿校院长的思想——要“师造化”。
在重庆采访的重点是工厂，有纺织厂，发电厂，天府煤矿，最常去的是101厂，那里有炼焦、炼铁、炼钢、翻砂、铸造和轧钢等，重要产品是钢轨。我采访过“长征干部赵文刚”和“革新能手黄荣昌”，也画过他们的连环画。
1953年4月中央决定西南局撤销，《新华日报》解散，这时李少言的秘书向我透露，天安门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中央曾来调令，让我参与工作，李少言说不能让刘家洪知道。同年4月我被调至重庆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任务编辑《群众文艺》月刊。
1954年1月我调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任教。那年中央美院周令钊先生来四川写生，我们一同去大足参观石刻。我用铅笔淡彩画文殊菩萨时，见她身上有块退了色的粉绿色，周先生对我说：“你看只有这里才有这种绿色，这就是色彩的特点。”于是我便记住了“只有这儿才有这种颜色”。这样才能找出丰富的、绝不雷同的色调来。同年又去长寿县生活，画了些人像速写。
1956年3月报考中央美院苏联雕塑专家训练班。办训练班的目的是培养我国雕塑方面的青年师资。请的专家是苏里柯夫美术学院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柯林杜霍夫先生。他工人出身，参加过卫国战争，为人正直，热情，责任心很强。他带来了苏里柯夫美术学院“教”与“学”的经验，使我们耳目一新，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前两个作业是男头像和女头像，作业开始前专家都说明了目的要求，完成后有总结。专家还邀请中央美院雕塑系全体教员来参加评分。头两个作业大家得的都是4分，原因是同学们对头的结构认识较差，男头像认识不清楚，女头像就更不行了。专家说女头像和男头像的结构一模一样什么也不少。专家在我做的女头像上用一把小雕塑刀，先从眼睛开始讲解，边讲解边用小刀分析出来眼睛四周的眼眶，讲了眼球与眼框的空间关系，黑眼珠是眼球上的又一个小球体，因此在上眼皮上也是有体积反应的。又从内眼角开始分析到外眼角，眼睑是眼皮边缘处褶成了略厚的边儿，双眼皮实际上也是一层眼皮打了个褶形成的，如此这样到了外眼角处，就应该表现出它是如何展开的，而不是用刀剌一下就完了。专家把每个部位都作了详细的结构分析，使你认识到里面骨头的形。作为雕塑家不能像常人那样只看表面现象，要知道每个部位的形为什么是这样，特别应该清楚里面的骨头是怎样的。我们以前虽然学过解剖，却没能这么深入的理解。
雕塑训练班的素描教学计划是请油画训练班教师马克西莫夫制定的，他热情幽默，用普希金“小金鱼”的故事，讽刺苏联画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纳尔班疆，他是专画领袖斯大林像而飞黄腾达、升官发财的。故事说一天他闲暇无事去钓鱼，钓上来一条小金鱼，小金鱼说了话：你放了我吧，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纳尔班疆想：我要什么呢，地位我有了，金钱也有了，汽车，别墅……什么都有了，就把小金鱼放了，回家向老婆一说，他老婆说你真傻，你怎么不向它要点智慧呢。
雕塑训练班的毕业创作要求随时准备着，我和于津源去太原钢铁厂体验生活，作了些小构图，专家对每件小稿都作了仔细评论，挑选出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其中一件表现休息时的锻工。专家是锻工出身，身体十分粗壮，他一边讲一边亲自演示，找来一根棍做工具，一只手搭在棍上，身体从常态一放松，使他那虎背熊腰般的胸廓马上松垮下来，转入休息状态，这一动作是如此强烈。他为了使我看清，又反复做了这个动作，好像将沉重的上身重量全都挂在了那只扶工具的手臂上。使我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放松，真实的休息状态就应该如此！这是艺术的力量，打破了自然主义的常态，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和理解是难以做到的。后来我照着镜子模仿专家的动作，动作的劲头很难达到他那水平。
于津源的《八女投江》经过较长时间的推敲，是较成熟的稿子，在杂志上曾作为封面。
同样沉浸在创作中的我，因为1958年“反右”运动的到来，一切戛然而止。放完暑假后再回北京，我带回了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前身）向文化部反映情况的信，本人当时身为青年团的组织委员，还有点政策观念、组织观念的，并没犯自由主义。我首先向党委书记洪波反映意见，他说咱们一起上文化部反映去。我们一起去了文化部，见了钱俊瑞副部长，我递交了信，也谈了那里领导的情况，校长书记都是外行，不懂专业，还要指手划脚，难免出笑话。我们的意见是请中央派去懂业务的人加强地方上党的领导。钱副部长说，意见很好，你最好也写一份文字材料。我没有写，看当时的形势我知道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此行已被污蔑为向党进攻，在劫难逃了。我被定为“右派”集团的一员，中止了在训练班的学习。
1958年9月我被调往北京塑料器材厂劳动，虽然没说改造二字，处理意见是降级使用，我想是不会再让我教学了，就把四大本在雕塑训练班的笔记借给于津源，后来我又复制了一套。
到了塑料厂，夏季在高温的塑化车间，冬季在冰冷的生产次氯酸钠车间，跟冰块、硫酸、火碱和氯气（这是二战时法西斯用的毒气）打交道，这本来不是塑料厂的产品因为厂长是由制药厂调来的，他认为生产这比生产塑料产值高。这个车间的头儿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母老虎”，因为她给厂长介绍对象而得到重用，趾高气扬，口口声声“右派”这“右派”那，十分恶毒。厂里有六位“右派”，其中四位来自化工学院，我们才知道氯气的厉害。这毒瓦斯经常跑漏，闻了全身无力，眼流泪，流鼻涕，口吐粘液，不得不跳出窗外，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无力地蹲在地上，等缓过气来再回去干，曾有个青年上夜班时晕倒在药水池里，这真是人间地狱。
下夜班后曾有一女工要我陪她回宿舍，她怕走黑路，后来被工会主席知道了，找她谈话，问她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当时我们属“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末位，哪有人权可言。又一个星期天我与几位青年工人去游泳，第二天车间书记找我们谈话，问你们为什么去玩？你们说了什么？这位书记的本事可真大。这几位青年为何也被监视，因为他们曾贴出大字报“共产党是我的妈，十六块钱不够花，望妈多给几块花”结果为此事召开了多次批判会。
这是个组织严密的单位，小组长以上的骨干多是转业复员军人。工人中有俄语专科学校的，有化工学院的整班的毕业生，看来知识分子都得改造。另外还有朱德元帅的亲侄子、刘少奇主席的亲侄子从海军转业也来当工人，还有原全国总工会刘宁一主席的外甥，都是工人。有位当过我们组长的是刑警退役，只抽烟不干活，看着我们就是他的工作，得意的讲他们执行任务的事，问他遇到反抗的怎么办？他说那就用小尖刀插进两肋就老实了。这个厂和我采访过的那些厂可不一样，说是个“劳教所”也不过分。
领导要宣传阶段斗争教育，找我和一位能画的技术员，让我们画那位找我谈话的车间书记，因为他小时候要过饭。我俩奉命去访问他，问他什么也说不清道不明。这位技术员悄悄的跟我说：“咱别问了，他是白痴，咱就瞎编吧”。主角怎么画呢，就画个光屁股孩子吧。
厂内盖房，让我去当小工。到化工厂拉原料、去水泥厂拉水泥等，去这些重污染地方拉货，我就是搬运工。我学会了蹬三轮车、推独轮车和拉排子车。厂里生产多种口径的塑料硬管，但是不生产管件，用户很不方便。我用热加工办法，手工做了几种口径的管接头、弯头、三通等，于是领导决定成立个生产管件的小组。
电子管厂拿来一台德国造的塑料通风机，叶片碎了，问能不能修，我看还有几个没碎的叶片可以用它翻成石膏模子。我说可以修，不过需要电工配合先解决塑料焊接设备。于是先研制了塑料焊枪，修好了风机。领导问能不能自己做，我说能修就能做。于是又根据金属4-62型通风机，改成塑料通风机，受到第四工业机械部设计院的重视，得到该部所属各厂的推广使用。厂里逐渐能生产多种型号的塑料通风机，还能按图加工各种非定型产品，受到塑料总厂的关注，决定把这个车间迁往通县，把通县食品厂改为北京塑料二厂，并引进西德进口设备。从此告别了劳动七年零八个月的地方，该跑通县了。
从1965年到1975年这十年，由北京到通县每日骑车百里，冬天顶着刺骨的西北风，天不亮就出发，眉毛、胡子、帽子上都挂着白霜，像圣诞老人，雪路被车压成沟结了冰，滑得不断摔跤，两膝盖的几层裤子都被摔破，即是上刀山也得挣扎着前进。到了文革时军宣队进驻到厂，首先清理阶级队伍，发现了我这个“右派”，怎么能让这号人来管车间技术？换人！因为我们车间多是非定型产品，得按外来图纸设计工艺流程，比较繁琐，换了新手不能马上适应，经常出错，工人强烈不满。又换了位新调来的大学生，仍旧不断出错，造成工人返工，当然工人有意见。后来，不得不又使用“右派”。
为了风机产品的更新换代，请教冷冻机厂的总工程师，原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也是“右派”，难友相见如故，得到他大力无私相助，生产了先进的4-72型通风机，并作了空气动力学试验。同命相怜，感慨万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道不会老这样的。
一天骑车路经北京站路口，只见黑压压的人群攒动，路上塞满横七竖八的各种车辆，只见人头有被剃成十字的、一字的、阴阳头的，多由红卫兵押送。不由让人想起苏里柯夫的名画《近卫军临刑的早晨》那样的恐怖场面，像《女贵族莫洛卓娃》被沙皇卫士带走时的动乱不安。可怜的中国百姓却也遭此劫难。
在派性斗争中，厂领导也靠边站了，造反派暂时当家，我在这特殊时期选择去了机修车间去干钳工。与张学哲师傅合作多年，搞了许多技术革新，我的许多想法都得到了全体钳工、车工和电工师傅们的无私帮助，实现了我们车间的机械化。
1975年调大兴县筹建全国最大的北京塑料制品厂，同年塑料公司接天安门节日游园指挥部任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西门要作一件四米半高的以鱼为主题的装饰。公司调我和塑料八厂的游允常来合作，一见面我们认识，原来是艺专时的师兄，也是李瑞年先生的学生，他父亲在台湾做地下工作，“文革”时被国民党镇压，游允常不知为何反被打成反革命，蒙受了不白之冤。我们为文化宫的设计获得好评，从此每当有这类活动都被公司调出来。为此我们商量应该加强业务学习，每周有一天去写生，得到领导批准，才有机会画了些水粉风景，并以水粉画记录了部分建厂过程：如《风云突变》 《雨过天晴》《飞出去》等，表现了此时的心情。新厂来了许多年轻人，也画了些头像。
1978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经不懈努力斗争终于回到了离别二十一年的中央美院。有人议论：丢了廿十多年的业务还行吗？那就通过业务进修实践来看看吧！这段时间画了不少人体速写，作了几件小型人体泥塑。
我们工作过的大教室，已面目全非了，雕训班时留成绩的大石膏像都不见了。于津源做的《八女投江》还在，可惜前面主像的头没了。老于是在“文革”前病逝的，没受到“文革”的罪。我先动手把老同学这件遗作修复，为保持原作风格，利用原作的另一个头作模型，移置到前面来，这是头一次修复。于津源的《八女投江》被放大为城市雕塑，原作却再一次损坏。他女儿要把父亲的原稿铸铜，于兄的老伴周国瑾找了老同学刘士铭和我，第二次将《八女投江》原作修复。
江丰院长恢复工作后已是耄耋之年，一天早晨来到雕塑系走廊前，扶他上了这不高的台阶已很吃力，他想起来柯林杜霍夫专家，说他很负责任。我说是的，他言传身教，以他深厚的学识取信于人，我们都很尊重他。往事并不如烟，都像昨天的事一样，那时我就在这间教室作大胸像，专家一进门就朝这泥塑走来，发现了什么问题，他伸出双臂从后面抱这泥塑，说两边的肩不一样厚了，让我上高凳从上往下看看，真的两肩头不一样厚了。
想起来在西南美专的一件往事，当时我辅导系主任郭某某上人体课，郭教授一进门就冲着一名班上最老实的学生大声喊道：你啷个搞的（四川话）两腿不一样长吆！事后郭对我说，其实他并没有发现两腿是否一样长，只是吓唬他一下。这样也是一种“教学法”。
按中央美院的习惯称“教授”并非是“褒”，而是“贬”。社会上某些人最爱被称为“某某教授”、“某某长”之类，如今假冒伪劣冒牌货太多，这类官称也就贬值了。有些调皮的学生故意叫他不喜欢的为“某教授”，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在美院受人尊敬的称呼是“先生”，称某某“老师”就不如“先生”亲切。
1950年4月1日国立北平艺专和华北大学组成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华大来的习惯称“同志”，江丰书记特别指出为了对老师尊敬，应该称“先生”，有人问对女老师呢？答：也称“先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1996年接历史博物馆任务，与余庠合作完成了《孙中山立像》，请当时已八十八岁高龄的王临乙先生到博物馆鉴定。王先生早在1936年设计过孙中山纪念碑，由博物馆派车去接王先生。司机问：请专家得不少钱吧。我说这是请我们的老师，师生间讲情义，没有金钱关系。
本人一生最大的不幸有两件事，一是父亲的失踪；二是“反右”被错判为“右派”，失去了年华正茂的廿一年，人生有几个廿一年？既然错划了为何不认真平反？扣了廿一年的工资，为何只补发三个月？这账公平吗？说当时在什么条件下斗争的，还在什么条件下平反，为何说了不算？不实的档案应销毁，为何还保留着？一切都无可奈何地画上潦草的句号，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能说得过去吗？
《国际歌》唱得让人热血沸腾，它是激励斗志的战鼓，它是奋发精神的号角。让我们重温《国际歌》的精神，“大地只属于在大地上劳动的人，让有闲者滚去别的地方。贪食我们血肉的，有多少魑魅魍魉，有朝一日当乌鸦和秃鹫消失时太阳将永放光芒！”
我对我自己的作品并不完全满意，有它的局限性，有时发现更多不满意处。即使看大师的作品其中也会有败笔，何况还有助手的作用掺杂其中。但作品往往能带你回到往日的情景，它的信息最很大，它是生活里的部分记录，借此回忆恩师们的教诲。
希望下一代，未来人的命运不像我们这一代，肯定比我们强，本人只起到前车之鉴的作用，祝您们幸福，快乐！
刘家洪于2011年
感
谢
阅
读
更多精彩文章：
■ “同行——李象群艺术展”北京798、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同期闪耀
■ 原本·肉身——李鹤雕塑作品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今日开展
■ 盛况空前｜ 质朴的精神——陈坚水彩作品展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版权及免责声明：
本平台发表之图文，均经版权人授权同意方予以发布（个别转载文章已注明“图文来源：XXXX”或“本文转载自XXXX”）。为了尊重和保护版权人的权益，如需转载，敬请注明出处。另，本平台发布的内容，均出于为大家提供更广阔的艺术交流空间和扩大大众鉴赏的受众面之非商业性目的，如有不妥之处或涉及其他问题，敬请作者谅解并来电或留言联系，我们将酌情对相关内容作修改或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