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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臺灣 胸懷中國 遠望天下
前期回顾：
编按：本期继续刊载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的第四卷第二章「国军开到台湾以后」。
这个段落，与二二七缉烟血案一样，是"独派学者"讨论二二八事件时最常引述的一个重点现场。但在这位南京《大刚报》记者唐贤龙的叙述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太被提及的面向：
首先，就是陈仪向蒋介石请兵一事。不少"独派学者"称，陈仪对二二八处委会的改革要求先是故作宽容，继而拍桌翻脸、兵戎相见，显然前面虚与委蛇是为暗中调兵，以期于国军到来之前稳住台湾，然后大举屠杀台民。然而，估不论处委会所提「四十二条」内容之出格，已如本刊5月号所示，单就请兵一事而论，事实上陈仪也非自始就愿意如此。请求把借出去的兵力调拨回来，这不但是甘犯国共内战方酣而蒋介石用兵孔急之大忌，而且只能证明中国政府接收殖民地回归的失败，让陈仪自身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国人面前同遭质疑，更让中国在国际社会里面对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如美国「托管论」），招架无力。
陈仪带有社会主义思想，为官称得上清廉自律。拥有留日经验、日据时代又曾访台的陈仪，认为台湾殖民时期的制度措施如果有利于战后这个非常时期，例如经济统制，那么只要把服务对象从日帝转向为台民即可。所以他一方面因为延续殖民体制而遭人唾骂，一方面自信满满地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决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因此，我们或可说，请兵，恰恰映衬出在经济上一心为民的陈仪，其政治及社会掌控能力远远不足，而终致民心背离、台湾失控。
第二，就是「四十二条」改革方案的提出。从「四十二条」不切实际的内容，可知此时二二八处委会的某些意见领袖已经失去理性。随着陈仪大怒、蒋渭川又宣布撤回「四十二条」，处委会内部的意见分歧瞬间爆开，其中几个激进派开始扩大动员，企图以先发制人之势挑战国家公权力。可以说，原本负有领导台湾恢复秩序的处委会，至此自身也已失控。于是，国家社会复归稳定平和，只能藉助再一次的血腥冲撞了。
这对台湾、对整体中国，都是不幸。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对原版手稿进行了文字、标点符号及分段的校正，并将缺漏字以〔〕补正。读者若发现其他错误，请来函提供正确信息，以便未来加注说明。
*作者为唐贤龙。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9月号；总348期）。
（一）又开始了被困的生涯
〔3月9日〕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但台北城中的枪声，仍像昨夜一样的密集，不过声音好像已经稍为远了一点。我们连忙爬起来洗了脸，吃了点东西，想到外面去探探风声。然而一阵阵的嘘嘘的枪弹声，依然像流星一样的划过天空；有的，甚且更掠过植物园中的林梢，卜碌碌的掉下来。在枪弹横飞中，我们怎么能出去呢？又到什么地方才能探听消息？没法，我们只好开开收音机，想收听一点广播，希望从无线电中，能够收听到一鳞半爪的消息。于是，我们便全部都围坐在收音机旁倾听。但听了半天，收音机好像哑巴一样，一直没有声响。自从台北二二七事变发生，民众控制了台湾广播电台以后，差不多每日自晨7时起至深夜12时半止，几镇日哇啦哇啦的广播不停。我们起先还以为机件发生故障，后来一检查，方知一点也没有什么毛病。
3月9日自晨至午，我们差不多在收音机旁坐了五个多钟头，一直等到下午1时许，我们才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二二八处委会广播撤销「四十二条」的声明。但自此以后，我们便没有再听到过该会广播的消息。在这时，我们心中虽然仍是忐忑不安，但已没有昨夜恐惧的情绪，我们猜想：也许国军已经来了吧？要不然，台湾广播电台哪会如此沉默？在那时，我们是多么热切的，渴望着国军能早日开到台湾啊！因为台湾的兵力太空虚，因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不能保障外省人的安全，致使很多外省人都丧失了生命，更使很多外省人因此而痛恨陈仪、诅咒陈仪啊！
自从〔3月7日〕处委会向陈仪提出了「四十二条」以后，我知道有些要员们已备好飞机，预备于必要时可以随时撤离台湾。而海关招商局，与台航公司的职员，复控制了大批的船集，也准备到紧急时，可以随时乘轮离台；是以台湾航业公司在事变时，特别由台北迁到基隆去办公，其目的亦即在此。至基隆、高雄两地海关中，有些高级的职员甚且已有一部分自台湾撤至福州去办公。当那些可怜的外省籍的小公务人员们看到了这种情形、听到了这种消息时，他们真是悲伤极了，也愤恨了。我在台南、台北时，有很多外省人都曾向我哭诉着说：「要人们太太的洋狗洋猫，都有机关枪卫队保护；我们这些小公务人员们的生命，便无人闻问。难道我们的命便真的赶不上她们的洋狗洋猫吗？」像这种不平之声，几到处可闻。而陈仪之弟陈公铨，与葛敬恩夫妇之公馆内，自从被忠义服务队检查并投炸弹后，即搬入长官公署内去住宿，以避灾难。但那些小公务人员，便只有在恐怖中过着饥饿的日子……。
〔3月9日〕风停雨止，植物园中寂无行人，凄凉如荒原；要不是枪声频传，几真像一座死去了的林园。我们困居小屋，只以阅书谈笑自遣，然落寞难消，只好怅望云天，默默地遐想。
迄至下午5时许，当我们正在沉思默想，苦心焦虑的时候，忽然又听到收音机中清晰的广播，谓：「基隆于8日下午2时，曾有青年暴徒百余名，〔企〕图攻击基隆要塞司令部，当〔即〕与守军发生激战；暴徒被击毙两名，基隆旋即戒严。至台北市区之暴徒，亦于8日晚10时半分组发动攻势，与由北投、士林、松山等郊外之暴徒汇合后，即开始向圆山海军办事处台北分处袭击；其他暴徒，则分别攻击台湾供应局仓库、警备总司令部、陆军医院，及长官公署、台湾银行等机关，即与守军发生激战。又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氏，已于8日午自福州乘海平轮抵基隆港，因暴徒盘踞港口，当〔即〕与杨监察使同轮抵台之两营宪兵及基隆要塞司令部之守军冲突；激战6、7小时，始将暴徒击退。杨亮功至下午4时始能登岸。深夜即9日晨2时，杨氏偕其随员刘启堃等遂乘载运宪兵之卡车，由基隆出发；沿途均有戒备。不料行至七堵与八堵之间，即遭夹道两山间之暴徒袭击，当〔即〕有宪兵一人受伤，刘启堃亦被击断三指；杨氏幸先移动坐位，未遭意外，然已跌于车旁，饱受虚惊矣。幸赖宪兵保护，且战且走，直至晨间3时许始安抵台北。现本市已自9日晨6时起，宣布戒严。军宪出动布岗，禁止暴徒通行……」云云。
杨亮功
当我们听到这种广播时，我们方知道昨夜枪声的缘由，并获悉已有两营宪兵开抵台湾的消息。同时，我们相信还有很多的国军，将源源的增援台湾，来救护我们出险！这时，我们虽然仍被困在小屋内，然心情已迥非昨夜之心情矣。
惟在广播中所听到的消息，只是一些官方的报道。事后，据一个权威的人士，告诉我一段幕后的消息称：台省当局在事变发生时，起先以为地方事件，顶多几天便可解决，故未将详情陈报中央。迨至3日全省各地之民众均纷纷暴动后，始知有异，乃急电蒋主席暨国防部速派援兵。参谋总长陈诚于接获密电后，即迅令驻在昆山之廿一师*刘雨卿部速调台湾增援。同时，台湾宪兵团团长张幕陶亦急电原驻福建之两营宪兵迅速开往台湾，加强实力。刘部于5日接得命令后，即星夜将廿一师部队由昆山以急行军开到上海，于3月6、7、8三日分乘太康等军舰先后离沪。本拟在8日晨即可开抵台湾，但终因船只缺乏，较预定时间约迟一日；幸由福建开到台湾增援之两营宪兵，能及时赶到。否则，长官公署及其他各重要机关，均不免要惨遭「接管」之命运。
*原手抄本此处写的是「二十师」，后面为「廿一师」。此处有误。
1947年3月2日，陈仪向蒋介石请求派兵的向蒋中正请兵的"寅冬亥亲电"。
故那时云闽台监察使即将抵台之消息，实系一种暗号，表示国军即将可以开援台湾之谓。二二八处委会某些显要们，亦明知中央迟早终将派兵来台镇压，惜已陷入泥坑，无法自拔矣。
陈仪自获知国军即将抵台之消息后，态度即转趋强硬。当黄朝琴于8日晤陈仪时，曾谈到政治腐败、澄清贪污等问题，陈当〔即〕将桌子一拍，勃然大怒道：「什么腐败不腐败、贪污不贪污！你有什么证据？」说着，即径自跑进办公室中办公，黄朝琴遂亦愀然而别。
自从二二八处委会向陈仪提出「四十二条」后，陈更震怒异常。遂于7日晚即暗令台北市所有的军队，秘密集中待命；8日，当长官公署获知处委会因「四十二条」问题而发生分裂时，负责军事方面者，即于8日晚以军警便衣密布中山堂附近，伺机而动。同时，二二八处委会激烈派的分子如王添灯等，因所提之「四十二条」未能如愿，亦拟提前于3月10日接管长官公署。
王添灯
长官公署于8日晚间10时许接获宪兵已抵基隆之情报后，即于10时30分下令总攻。是时，二二八处委会的要员们，均大多分聚中山堂与日新町国民小学两处开会，于闻及枪声时，尚以为系民众攻击长官公署；及至军队冲进房屋时，始知有变，乃狼奔豕突，纷纷逃窜。而有武装之流氓浪人以及退伍之军人等，遂与军队展开激战。故一时枪弹声大作，全台北便又陷入最恐怖之混乱中。
二二八处委会与忠义服务队、台湾自治青年同盟等各首脑，被捕获者甚众。据闻，王添灯是时正预备赴广播电台，走到半路上即被伏军击毙；其他如吕伯雄、陈金水以及处委会的显要们，亦大半先后被捕。当军队跑至蒋渭川家中搜捕时，蒋是晚适不在家，蒋之儿子则被打死。蒋渭川闻悉后，乃留书一封致陈仪，大意云：「余之子不幸被打死，余已痛不欲生。从此以后，余蒋渭川将与你陈仪誓不两立，不是有我无你，便是有你无我。」一气而远遁深山，发誓将领导民众，抵抗到底。
蒋渭川
3月9日晚，我们又听到收音机中用国语广播称：「暴徒400余人，于今日11时，围攻水道町*电台，与国军驻守该台之士兵一排发生战斗，情势曾一度危急，经增援后于午后4时，始将暴徒击退；计击毙3名，俘获13名。又今日下午6时，暴徒百名，曾袭击圆山附近之辎汽二十一团；被守军擒获20余名。同时，复盛传暴徒将破坏台北市自来水总设备，拟绝水源，并唆使高山族人民自新店方面进袭市区，本市已有戒备」云云。这一晚，我们虽然仍提心吊胆，然已呼呼的睡了一大觉。
*台北市区偏南，约从水源路到罗斯福路三四段、温州街、龙泉街的带状，今日台北自来水源区、台电总管理处一带。
（二）收音机中的天下
前几天在收音机中，尽是听到闽南话、客家语、日语等的广播，很少用国语，几全是二二八事件处委会的各种报告，里面充满了血腥的气味，自然令我们不高兴。但自从9日下午1时起，即不再听到该会的声音；一如事变前一样，除了各种的唱片和新闻外，又大半是长官公署的广播了，而在各种广播中，也同样充满了血腥的气味，自然也令台湾人不舒服。
在国内（编按：指大陆地区），是新闻纸比广播重要；但在台湾，则是广播比新闻纸更重要。因为，台湾的收音机，据我私人的统计，至少有六万具以上。平均每一百个台湾人便有一个收音机，可以收听各种的消息。故事变爆发以后，民众即首先占领广播电台；国军开到以后，自然也首先收回广播电台。是以，从收音机中广播的语调，我们便可以测知一件事态的盛衰。
昨夜及今晨（编按：指9日夜及10日晨），台北市的枪声，依然到处砰砰磅磅的响，惟已不像8日夜与9日晨那样的密集，而只是断断续续的零星的枪声。从早上7时起，我们便看到警察训练所里的警察，从隔壁跑到植物园中来看地形、挖战壕、做阵地，他们在林中指手划脚的跑来跑去，脸上显得很神气、很高兴似的，已不像前几天那种垂头丧气的样子。更不时的向着远远的地方射击。我们闷坐在屋子里，想到林子里面去逛逛，但他们却以手示意，劝令我们不要出来，免得受流弹的袭击。故我们只好一天到晚的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或躺在榻榻米上看小说。
3月10日上午10时，陈仪向全省同胞广播，正式宣布国军已移驻台湾，与再度戒严的意义，并声称已将二二八处委会解散，其他各非法团体，均予以封闭。同时，复吁请全台同胞：工厂须复工，商店须开门，学校须开课，不准抬高物价，不准集会游行，不准借口规避等。
陈仪
但事实上，因为秩序未能及时恢复，物价波动更烈，米荒尤其严重，甚至于花60余元台币的高价尚买不到一斤米，就是山芋杂粮等，也猛涨不已，有钱无市。我们在被困期间，便曾吃山芋、吃红豆、吃糯米，吃得肚胀胃疼；而有很多贫苦的小公务员，和做小生意的台湾人，只能日食山芋和开水充饥。
再加以戒严令没有解除，有些好的台籍学生，自从听到陈长官之广播后，便纷纷到学校去上课，因而被戒严之士兵误击身死者甚多。尚有很多送牛奶的、卖报的、送电信的、贩卖蔬菜的、拉黄包车的台湾人，因为不懂戒严令的规定，因为彼此语言的不通，致被哨兵误击而死伤者亦甚众。而有少数心存报复的军警，更以射击人命为儿戏，有时将本来是很善良的台湾人，也当成「暴徒」来处决，任意予以击毙。我在某一个树林子里面，便曾亲眼看到有些穿黑衣服的警察互以手势作暗语，表示比赛打死人的多寡。但大多数的外省人，自从国军开到以后，很少有对台湾人采取报复的行动。
10日下午，在植物园中，我便听到一个曾经被打的外省人说：「我虽然被打三次，几乎被打死，但我不想报复，我原谅那些台湾人的幼稚和盲动。假使冤冤相报，仇恨越积越深，从此便永无宁日，那绝不是一个好现象。」像这种悲天悯人的胸怀，我想，即使是一个残暴不仁的台湾人听了，也一定会深受感动的。这虽然是一个被打的外省人之态度，但确能代表大多数外省人的情怀。
从3月9日至11日，在这三天内，我们均被困在小屋中。11日那天，据说，市区内的「暴徒」已被肃清，而枪声亦渐稀微，我们才敢在植物园中的最里面散散步，但仍不敢跑到林子外面去。在被困期间，除了收听无线电外，便得不到任何的消息。故在那几天收音机中的天下，不是某某处长广播，便是某某局长训话，一天到晚也是哇呢哇啦的叫个不停，老调常弹，也委实有点令人心烦。且收音机只能收到台湾的消息，若收听京沪一带的广播便比较困难。故直至11日下午5时许，我们在飞机散发的传单中，才获知蒋主席对于台湾事变的态度。当我们看到那架飞机翱翔天空散发传单时的雄姿，当我们获知蒋主席对于处理事变那种宽大的态度时，我们的心中是多么高兴啊！
（三）台北城中街头巡礼
在小屋中被困了三天，一直到3月12日早上，听听台北市区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枪声了。于是，我们便冒险跑出植物园，到劫后的台北街头巡礼。因为，在戒严令中规定：凡民众通过步哨线时，不准三个人以上在一起走路，并应慢步行进，不得东张西望。所以，当我们走到街上时，我们几个人，便分成几个小组，以不规则的三角形，一先一后的走着。更随时提防着怕有流弹的袭击，因为，有些狡黠的流氓浪人，还常常隐藏在偏僻的地方，或潜伏在三四层高的顶楼中，向军队或外省人袭击。
一走出植物园，便是博爱路。我们刚踏上马路没有几步，就看到有三具僵硬的尸体：一具躺在阴沟里，像是一个送报的小孩，他旁边还挂了一个褪了色的报袋；一具横卧在大马路上，殷红的血溅满了一地，因为身体是伏在地上，看不清面部；另一具则是一个送牛奶的青年，很多破碎的牛奶瓶子，还零乱地散布在死者的身边。当我们走到前日本总督府的附近时，又看见了几具尸体，横七竖八的躺在大马路上，尸旁地上，血迹斑斑，附近爬满了苍蝇，发出一阵阵的恶臭，令人作呕。而有些地方，虽然尸体已被移去，但死者破烂的衣服，依然残存在地上。没有主子的野狗，更常常衔了一只人腿或一个骼髅，在荒僻的防空壕旁啃噬；有些野狗更衔着死者的皮靴、鸭嘴帽、内衣等，在马路上到处奔跑。而在每一条马路上，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摊摊的血迹。这正犹如在二二七事变发生以后，台湾人殴打「阿山」时是一样的情况。
今天是总理诞辰*，故台北城中，均到处挂满了国旗，无论大街小巷，均岗位森严，哨兵林立，每一支枪杆上，皆插着雪亮亮的刺刀，枪膛中并上好了子弹，每一个雄赳赳的宪兵，和一个气昂昂的军队，都精神抖抖的注意着每一个行人。8日以前，在马路上是看不到外省人的，但今天却恰恰相反，很少有台湾人在街上走动。偶而在街上走着或骑在脚踏车上的台湾人，臂上也都缠着警备总司令部所发的特别通行证；从他们那种惶惑的形色中，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心中的疑惧。今天，我看到很多外省人和公务人员，都敢抬着头在街上走路了。前几天，他们是连看都不敢看台湾人一下的。
*原文如此，应是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之误。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过世。
最令我奇怪的，便是大多数台湾的女人，他们自从国军到了以后，均不敢穿着木屐再在街上徜徉，十有八九，都已换上了皮鞋。故木屐声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的刺人耳朵。说句老实话，我对于台湾同胞所穿的那种日本式的木屐，实在有点憎厌；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只要一听到那一阵阵滑泥滑踏的声音，我便感到难受。也许那是因为过去痛恨日本人的关系罢？
我从博爱路一直走，便到了火车站。又从火车站向右拐，转向太平町；未穿过铁道，我即被哨兵挡驾。据说太平町一带仍藏有「暴徒」，正在继续搜捕。没法，我便只好从台北电信局营业处的门口折回来，又向长官公署那边走去；但走到中山路与中正东路圆环附近时，又被哨兵挡驾。于是，我乃在衡阳街、怀宁街、沅陵街一带漫步。只见在这一带街道上的商店已大半开门，做生意的台湾人，对于每一个外省人去买东西，都战战兢兢的特别客气，一反以前那种傲慢的态度。对于国军去时，更常常自动减价廉售，以博取国军的欢心。各机关有的已局部办公，但未开始办公的仍占大多数。劫后的台北街上，一切都显得凄凉冷落。
后来，我更特别跑到中山堂去凭吊了一下。只见四周哨岗密布，里面则静悄悄的阒无一人，与我8日那天下午来看时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我在中山堂内外，徘徊良久，不禁顿生无限的沧桑之感。
台北市区的范围甚广，比南京小，比苏州大，但街道之建设，却远比南京、苏州好。我们在台北城中兜了大半个圈子，的确有些累；后来，我们在新台公司附近一家糖菓店里买点饼干面点等，便由泉州街龙口町一带绕回植物园。于路过台湾省参议会门口时，我们看到该会的窗口，忽然露出一大幅拥护蒋主席的白布。在前些日子，我们做梦也看不到那一大块白布啊！而在台北神社附近，我们又看到五六具尸体，东倒西歪的睡在路旁，虽然已经腐烂了，也无人闻问。由后门踏进植物园时，我们更看到在有些树木的枝枒间，竟然挂着十几块炸碎的人肉。
这真是一种人类的惨痛，而也是一种民族的悲剧啊！
（四）新闻界空前的浩劫
自从国军开到台湾以后，新闻界便遭遇到空前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这责任不在国军，因为，刘雨卿所部的二十一师，根本未曾逮捕任何记者。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却以在事变期间，台湾大多数的报纸，均受异党分子控制，散布谣言，煽动事变，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深中日本奴化思想之遗毒等等为理由，于3月9日，首先将中山路的《民报》予以查封，捣毁该报之印刷厂，并逮捕一部分工作之人员。至11日，台北所有之民间报纸如《人民导报》、《中外日报》、《大明报》、《重建日报》、《国是日报》等亦先后被封闭。各报之负责人与重要之工作人员，均以「叛国」或「异党」、「暴徒」等罪名而纷纷加以逮捕。如《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自从教育处副处长被免职以后即被拘押；此外如《民报》社长吴春霖，《重建日报》社长苏泰皆，《中外日报》董事长林宗贤，《大明报》社长艾璐生、总编辑马锐筹、主笔王孚国、编辑陈逊桂、文野等新闻从业员，均一一被捕。即台湾省党部宣传处长林紫贵所主办之《国是日报》也不能幸免，林亦被禁闭一天始放出。至《重建日报》社长苏泰皆，因中央有电到，后方释放。即连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主办之《新生报》社，社长李万居亦被打得头破血流，至该报总编辑暨主要负责人均以在于事变时该报不听指挥，擅自刊载二二八事件处委会之新闻，而遭逮捕；事后并大事整饬内部，重换新人。此外，如《上海大公报》驻台办事处也曾被封闭几天始开禁。至京沪一带驻台记者，均纷纷化装易服，改名换姓，躲在朋友家里不敢出来。稍一不慎，即行失踪。故一时台北新闻界皆风声鹤唳，日夜不安，人人自危。
蒋经国密电要逮捕的有C.P.（共产党）、亲美派、暴徒、独立派。其中「新华民主国」于3月10日成立。
1947年3月11日陈仪呈报蒋介石已逮捕到的菁英名单，其中亦列有日人。
台北一地如此，其他各处亦莫不皆然。如基隆《自强报》、高雄《国声报》、花莲《东台日报》，均被封闭，各主要负责人之命运亦同台北一样，不是逮捕，便是拘押。
是以，那时在台北出版之报纸，只有《新生报》与《和平日报》两家。迨至3月20日左右，连国防部所主办之台湾版《和平日报》，因为刊载南京二中全会将陈仪撤职查办的消息，亦被警备总司令部予以封闭，甚至于《和平日报》之文化服务部（书店性质）也遭查封，该报社长李上根及重要职员均被逮捕。警备部对外则说是奉国防部白部长崇禧的命令；但白部长于4月2日由台返京在招待记者时，却坚决否认此事，足见白部长未曾下令封闭报馆。后来，《上海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的航空版，以及其他各地之报纸，如寄到台湾时，均须受警备总司令部之检查。凡不利于陈仪之新闻或言论，均一律被铲版，故各报均常常开天窗，甚至于有些无关紧要之消息，亦被检查员用油墨涂去或铲掉。
直至我离开台北时，台北只剩下了一家官办的《新生报》。至于中宣部所主办之《中华日报》，仅能在台南出版，台北则不准发行。凡是被捕的新闻从业员，均下落不明，迄不知究拘何处？新闻界像这样大规模的被逮捕，不仅世界罕闻，即在中国任何各地亦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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