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梦册】《中国论》之八： 自我变革的中国农夫活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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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回顾：

编按：刊完罗梦册先生《中国论》的第三讲〈中国之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国〉，本期接着刊载其第四讲第一节。

前一讲里，作者从自然地理与经济生产等物质基础出发，探寻主导各个文明区发展的主要角色，从而逻辑性地推得：中国史是农夫活动史，西洋史是水手活动史，近中东史是游牧人的活动史。本讲则继之以史据论证。

第一节首先提出中国史的佐证。在西力带给中国正面冲击的近代以前，不论从封建到郡县，或改朝换代，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其生活方式、组织与体制的变革，长久以来多因农耕发展而起，由农夫发动、农夫掌权，并最终惠及广大农民群众；其变革以内在的改革为主。而农耕生活求「合」讲「平」，则让周边民族自愿溶入这个不带族群歧视的农业机构，使得中国之国不断扩大并凝结为「浑然一体」的中国天下。

本刊除对原书进行文字、标点符号的校正，并将缺漏字以［］补正外，仅在必要处加注说明，其他不予更动。

*作者罗梦册，为1943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今天政治大学前身）教授。本文刊载于《远望》（2018年7月号；总358期）。

第三讲　中国历史走到了西洋历史的前头

第一节

一部中国史是一部农夫活动史

应用「一部中国史是一部农夫活动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活动史」的理论或学说，去解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或「中西历史及其政治」之所以走向不同之道的道理、或「中国之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国」的道理，或会像我们前以「帝国」、「族国」和「天下国」的理论或学说去类分国家为三大类型一样，或可能获得东西学者们的承认和同意？也或可能被他们所称道，认为〔这〕是在真理之追求中、或学术思想之前进里，一个新境界之开发与开拓？但是一开场，或可说紧随着我们所作之我们由研究经思考而始获到达构成此项理论或学说的经过的陈述和论证之后，就提出此项理论或学说（又一个极陌生而又极重［要］的理论或学说）的结论的应用，而不谈构成此项理论或学说之所经由之研究和思考之所凭依的史据，或正同我们提出了「中国之国是一个天下国」，和「帝国、族国、天下国乃是古今［以］来人类所营之国家生活的三大类型」的理论或学说之陈述与论证和应用之后，而不加以史实的说明一样，自亦很可能地会使得一般人士之由于对此项理论或学说之过分的陌生而暗怀疑虑或骇怪。为了解除此项可能发生的疑虑或骇怪，我们自不妨、且理应于紧随上述理论或学说之已在前一讲中的提出和陈述以及其逻辑的论证与实地的应用之后，再拿出系统的历史史实来，补它一个史实的说明。

在中国，自有史时代起，每当一个大的政治变革之到来，总是和农夫大陆，与大陆之开发、耕耘或捍卫有关。

这些变革，不是在中国大陆或东亚大陆之上，一个农业民族（或部族）和另一个或另数个农业民族（或部族）因相遇而融合成为一个大的农业民族集团（或部族集团），加强了并扩大了大陆开发和农业耕耘的力量和范围，从部族范围的开发和耕耘扩大到邦国规模的开发和耕耘；便是在这一个大的农业民族集团中，起来了一个新兴的、优秀的、最了解大陆开发亦最勤于农事耕耘的政治单位或农业单位，代替了旧有的统治。她利用封建体制作连络，将一个邦国规模的开发和耕耘迅速地向「天下」扩张，而建立起一个「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农业机构」。再不然，就是这个宽松的「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农业机构」没落了，这个「封建天下」内含的有力分子或进步单位即起而向前猛进一大步，踏过了这一个宽松的「封建天下」，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全宇统一之紧严而进步的「郡县天下国」、或「郡县的天下农业机构」。她一方面在经济上，充实了扩大了并统一了田园农业或精耕制农业之「天下」开发和耕耘；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确立了并巩固了这一个以「天下」作范围、以「郡县」为单位之「新型国家」或「新型的农业机构」的农夫统治。从此以后，这一个「新型的农业机构」、这一个「新型的国家」、最好说这一个「天下国」或「郡县天下国」的政治的转移，就永远是由内在的改革和革命的方式相更替；她就永远的为这个「天下国」的主人们自己（这个新型的农业机构或新型国家的组成者与支持者之农夫大众）充实着，管理着，和保卫着。这中间，虽偶有两三次的例外事变之出现，但似是例外而实非例外。表面看，这一个为中国农夫大众们自己所创造、所改革、所充实、所管理和保卫的「天下」或「天下国」，同一个（或一群）不懂大陆开发、不解农事耕耘之凶悍的游猎蛮族相遇了，而且是被他们征服了，但结果，一个是一无所获地被驱逐，另外的两个却全部地消熔于这个伟大而和平的「天下国」之中。

以上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治变革的大略形势。即在随行的段节中，我们再进而分别讨论。

因为史前史料的不充分，我们对于中国史前史的政治变革，还不便多下判断。但就现有的古代史的史料加以研究，已可约略地窥知夏殷之际的历史情状。当新兴的殷民族（或部族）和夏民族（或部族）在古中原相遇的时候，夏民族固已是一个久已进入了农业社会的民族或民族联合体（或部族联合体），而殷民［族］也同样是一个踏进了农业阶段的民族了。在名义上（或旧史家的说法），似乎殷民族把夏民族征服了；实际呢，却是一个农业文化较低的殷民族混化于一个农业文化较高的夏民族或民族联合之中，而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农业民族集团。她一方面加强了并扩大了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和耕耘，另一方面又充实了中原文化之自我创造；巩固了夏民族所已树立之总部族规模的农业经济、政治基础，并奠定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之可能长足发展的基石。

随后，周民族起来代替殷民族指导中国政治的时候，不能看做外来的征服，只能看做是内部发展之新陈代谢，等于在一个大的农业民族集团中起来了一个优秀的、健全的、最了解农业开发亦最勤于农业耕耘的政治单位或农业单位。她不但把一个邦国规模的农业开发，由黄河流域扩张到大江以南，化为「天下」范围，而且以此「天下」为对象，封建制度为手段，将夏殷以来所创具之以农业开发和耕耘作背景的社会机构、政治组织和文化生活，向前推进了一步两步或三步。结果，周民族不但创建出来一个在当时最为进步亦最为宏大之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宽松的「天下政治」（或可总名之为「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农业机构」），而且把那个在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和半文明世界都统统地包括在这个宽松的「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农业机构」之内。而同时，周民族曾经天才地维持着这个「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农业机构」在有秩序的秩序中过度四五百年之久，范型了并强化了中国政治之向心的力量，以及中国历史之迈向「合」处和「平」处前进的动向。以致她能在古典文化的创造领域内达到了「叹观止」的境地，并能为一个由此宽松的「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农业机构」脱胎而成之紧严而生动之「郡县天下国」或「郡县的天下农业机构」之新型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预立规模。

待到周民族所营建之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宽松的「天下政治」或「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农业机构」不足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自告没落之后，一个新型的秦天下、一〔个〕新型的「郡县天下国」、或可说一个新型的「郡县式天下农业机构」，即脱胎而出。她起来创制了并确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央集权式的中央政府，一个崭新的分部治事的部会政治或人才政治，和一个以「郡县」为单位、以「四海」作疆界之宏大而紧严之「天下体系」或「世界体系」之政治组织、政治生活、经济机构、经济生活、文化体制与文化生活。她让「天下」（在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半文明世界，甚至部分的野蛮世界）的全部在同一的精耕度下或灌溉系统下，开发着，耕耘着，灌溉着。也就是让「天下」的全部在同一之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待遇下浸润着，凝结着，发展着。既无地域的限界，又无种族的区分，更无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阶级的对立。秦之代周，自然是更不能看做是外来的征服。这一次，却应视为一个剧烈而伟大的为内部革命。

这个革命所作的破坏工作固然巨大，她所成就的建设工作更是惊人。但我们却应切记而深知者：这个革命的破坏无论是如何的巨大，她所摧毁的只是一个违背了时代要求的封建体制，却并未摧毁到那构成中国社会基层和文化源泉之农夫大众的实力，反而把他们的苦难解放了，把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了。同时，无论这个革命的建设是如何的惊人，不外是把她所建立之中央集权的政府、部会治事的政治，和一个「天下体系」的政治组织和一个「天下范围」的经济机构的掌持和运用，都统统地放在农夫阶层的优秀分子的肩膀上。

从此以后，直到现在还未休止，中国的政治和政权可以说是完全落到中国农夫的手中。不但秦以后的朝代兴革，每每是崩溃于农夫的发难，重建于农夫的革命，而且秦以后诸朝代的开国皇帝，十之七八是直接间接地从农夫大众的行列中跃出。此外，真正操纵中国政治支配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可以说是全部的来自田间，而且是还要归回田间。我们固不必仿效西洋，一定的称中国的士大夫为中间阶级，然而这一个极类似西洋近世之中间阶级的中国风的士大夫，不仅比西洋的中间阶级早出了两千年，而且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少数财阀的权益，而是代表着广大的农夫阶层的福利。他们反对和农夫利害冲突之商人剥削与政府聚敛；他们轻视商人的活动，限制商人的活动，也抗议官府的聚敛和重赋。截止今日而上数，一直到秦代，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社会内，如果是有阶层的话，它只有一个阶层，这阶层就是农夫阶层；在中国农夫阶层之上无阶层，在中国农夫阶层之下也无阶层。我们固不应否认，在中国农夫阶层之内，仍有着贫富差异的存在；但这种贫富的差异，是流动的、循环的、不固定的，不是为某一些家族所专有、所垄断，而是随时随地可以互易而倒置的。在资本主义尚未侵入中国之前，在中国农夫阶层之内，地主、自耕农和佃农等地位或关系之升沉兴衰，大都是沿着勤俭和荒惰的工作曲线而互相更替地在他们自己的圈子内兜圈子。关于这一基点，我们或不妨举诗以为证：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语出宋代诗人汪洙的《神童诗》。今版《神童诗》全诗近千字，则实乃以汪部分诗句为基础，后经历代加入隋唐、甚至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修订而成，非一人一时之作。

这一首在过去民间极为流行的旧诗歌，不仅是旧日父兄或师长劝诱子弟们努力读书的煽动剂，也不仅表示着在中国有一个独特的公平的而且进步的考试制度，而实是中国社会阶级可以随时倒置的写照。

至于说到晋隋间之五胡乱华，和元灭宋、清灭明等故事，好像是为中国农夫所创造、所改革、所管理、所捍卫之「中国天下」或「中国天下国」已为北方的游牧的或游猎的蛮族所征服、所毁灭。而实际呢，却完全不是那样的简单。不惟为中国农夫所创造、所改革、所管理、所捍卫之「中国天下国」仍然健在，所谓「城廓犹昔，而人民亦犹昔」，反而又感受了一些新鲜事物的刺激与补充，使得它的内容和范围更见丰富充实与扩大。晋隋间之五胡乱华，固然造成了南北朝之表面对立，但与其说是南北大分裂，勿宁说是民族大混合。因为一度大扰攘的结果，不但物归故主，而且还增添了不少的新东西。其次，说到元清的入侵，在她们更是得不偿失了，如果仅就狭隘的民族观点看。拙于学习、不耐学习，所谓「以杀戮为耕织」的蒙古骑士们，不懂开发，不解耕耘，不惟不幸地没得从中国学习到些什么，将他们自己的生活改善，不到九十年*，也就失掉了统治者的王座，而重复回归于极北方之荒寒的草原。长于学习的满清弓弩手，虽是怠于农耕、懒于开发，然却于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中国的一切，更于不知不觉中消失到这个「中国天下」和「中国天下国」的镕炉中。

*自1279年祥兴帝赵昺丧命于崖山海战，南宋宣告覆灭，至1368年元顺帝弃城而走，退居漠北，期间总计89年。

直至最近一世纪，中国和西洋正面相遇的以前，中国的农夫不但是坚定地管理着捍卫着为他们自己所缔造、为他们自己所改革、为他们自己所享有之和平宽大的「天下」或「天下国」，而且更温和、更积极地将这个和平宽大的「天下」或「天下国」的大门四开，欢迎着住居于四境之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后进民族，或一些大大小小之后起的四邻兄弟之国。他*──中国农夫──不仅是对于四周之大大小小的兄弟之国「交之以道，接之以礼」**，处之以宽大和容忍，而且教之以农业的开发和耕耘、文化的开发和耕耘、甚至政治的开发和耕耘。结果，在宽大容忍的感照下和开发耕耘的扶助中，整个的东亚大陆已渐次地晋入于大一统之「合」与「平」的境界中。于是遥远之东北的三韩，西南的越南、暹罗与缅甸，也都自动地加入了「中国天下」的「天下体系」。或可说，他们都加入了「中国之国」之农夫大家庭，作为这个大家庭之中的诸成员的一员。待到中国史经秦汉，过隋、唐、宋、元、明，到达了清之中叶〔时〕，为中国农夫所开发所耕耘之「中国天下」的南疆和北界，已从河、汉、江、淮流域扩展到北太平洋与南太平洋。

*原文写为「她」。本节原文中，此处的「她」及末段的「他们」、「他」、「她」，使用混乱。为免阅读困扰，本刊维持作者前面概以「她」指称国家、国土或民族共同体的作法，特将这两段里一切「中国农夫的代名词统一改为「他」，以兹区别。

**语出《孟子．万章》。万章问交际。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

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洋之突然相遇、或可说中国农夫和西洋水手之突然相遇，在海上、在边境，中国虽曾吃了不少的亏，也失了不少的土，但是「中国之国」的本部或「中国天下」的核心，却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掌握于中国农夫的手中。西洋的水手们虽然是一再地用暴力迫使中国的四邻兄弟之国和他们的长兄分家徙居，但无人能够吞下或分割这一个「浑然一体」的「天下」或「天下国」的本身。

中国以农立国，天子每年农历二月二日主持耕籍礼，以劝民农桑，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图为清乾隆官窑青花瓷上的春耕图。

当中国农夫为捍卫这个「天下」或「天下国」之存在和安全，被迫对西洋水手作战的同时、或继续作战的同时，他也早已在这个「天下」或「天下国」之内屡屡的发动着必要的改革和革命。他虽坚决地维持着他原有之「农夫型」的和平和宽大的传统，但却也珍惜着他之一向之「农夫型」的顽强而不可征服的精神。他虽重视他自己之自足自给的保守，但也力行他「保守而进步」的进步。他迟疑了一会，徘徊了一会，终于加紧地促进了他自己之必要的进步和改革。为时不过一百年，不过六七十年，或可说不过三十年，他，这个老大的农夫，已在新时代的觉醒下，以解放自己并反抗侵略之「新力士」的新姿态和世界相见了。*在不久的将来，待到他战败了他的强敌之后，他不仅是仍要本着农夫的本色和平而亲切地和他的旧日的亲故回复亲近，而且还要准备着和他的新邻人亲切握手，仍旧是本着他农夫的本色，为人类的和平和世界的大同作更大的开发和耕耘，促成现世界之能于和平宽大的道途上转向合作与互助的「合」与「平」的处所走。

*本书初版于1943年；此段文字与其说是反映事实，不如说乃作者罗梦册在国难深重的年代向国人呼唤民族自信心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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