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媒体人的观察笔记：从说到做，专业、体系化、资源丰富的教师培训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教师培训确实算不上什么新鲜话题。几乎每所学校都有一套自己的师资培训体系，也基本上都会不定期组织培训活动。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学校的师资培训更像是为了培训而培训，内容浅尝辄止的同时，培训框架也缺乏体系化支撑。疫情之下，不少学校更是叫停、或是大量降低了教师培训的频率。

因此，当我听闻耀中耀华国际教育机构集合旗下12个校区、1200余名中外籍教师，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师专业发展日时，我满是震惊与欣喜。

文、编 | Kimberly 

疫情之下，“常态”与“异态”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曾经的罕见渐渐成为司空见惯，曾经的寻常在一夜之间变得弥足珍贵。

对于教育行业而言，亦是如此。

一厢是线上教育异军突起，从配菜成为主菜；另一厢则是线下各类学术、社会活动等的延期与终止。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出于防疫考虑，以往高频、有趣的学生活动被大量削减，多种类、多形式的校际合作遭到无限推迟、而被不少学校视为特色、引以为傲的海外交换学习项目、夏令营等，也无奈被迫搁浅......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学校把今年的目标设成了“稳”——稳住生源、稳住老师、稳住口碑，而不是求“变”——提升实力、扩大交流、推动变革。

因此，当我听闻耀中耀华国际教育机构集合旗下12个校区、1200余名中外籍教师，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师专业发展日时，我满是震惊与欣喜。

原因有三，一是在于在此非常时期，竟然有教育机构有勇气和能力策划了规模如此之大的培训活动；

二是感慨于耀中耀华实在深谙教师发展之重要，即便是疫情也未能阻挡其对教师培养的投入与重视、积极为不确定性的未来做专业的准备，且不流于表面；

三则在于，素来低调的耀中耀华机构，居然有如此强大的网络和丰富的资源——这两点仅从重磅嘉宾的邀请、丰富的工作坊主题设定两方面就可知一二。

作为一名身处教育行业的媒体人，我很难不被这样的清流所吸引。两天的线上观摩与旁听下来，对于混合的学习模式（blended learning）、在线课堂中软件的使用、课堂管理方式、中文课程的创新教学等，时有顿悟之感。

比如通过香港大学罗陆慧英教授的分享，我进一步了解到家庭支持以及多层次、多学科的协调领导对成功开展线上教学的重要作用；根据格拉斯哥大学教授Nicki Hedge所提及的——特殊时期师生间的信任感能加强教学法的发展，让校园更为融洽这一观点，又让我开始重新审视学习共同体的另一内涵。

线上学习专业发展日精彩现场回顾

由不同校区的教师与管理者作为分享嘉宾的98场工作坊，同样精彩纷呈。教师们对线上和混合教学探索维度之丰富令我瞠目。而教师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多样化的互动模式，又让工作坊在兼具专业性的同时不至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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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一名旁观者与局外人的我，也难免充满许多困惑与好奇。

耀中耀华此次教师专业发展日的举办初衷到底为何？

分享者与分享主题如何被确定？

耀中耀华为何如此看重教师职业发展？

它所青睐的老师群体具备怎样的素质？

......

怀揣着这些问题，我连线了此次活动的两位主要策划者和协调人：耀中耀华机构首席教育总监吕子德博士和课程与专业发展部（Curriculum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ivision，下称“CPDD”）林同飞博士。

是为解惑，也为反思。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一、溯源教师专业发展日

记者：耀中耀华举办本次教师专业发展日的初衷是什么？具体是如何进行准备的？

林博士：我先谈一谈此次活动发起的背景吧，这其实也涉及到了我们的初衷。

如果不是疫情的缘故，11月26日至28日，香港耀中国际学校原本是要承办第八届国际学校华语教育研讨会暨工作坊的，主题为“双语双文化之学习社区”，意在促进国际教育情境下华语教学，并同时讨论与中文教育工作相关之议题，分享研究与教学成果。

罗陆慧英教授与Robert Horton博士对话

为此，早在年初，机构就已经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集合各校区教师于一堂，进行学术分享与交流，并同时确定11月27日（周五）安排学生放假，以便教师们集中学习。

然而，到了6月左右，当我们已经基本确定这一计划无法实现时，我们开始思索：何不以耀中耀华机构自己为单位，举办一次面向所有校区教师们的大规模线上交流活动和培训呢？

疫情期间，我们发现，许多教师都在尝试结合不同方法教学，其中有一些反响很好，有一些则难免遭受了水土不服。我们希望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相互分享经验的机会，共话在线及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从而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这种学习方式的本质，为未来教学赋能。

这是我们发起本次教师专业发展日的第一个契机以及理由。

第二点是在于，从04年起，耀中耀华有举办线下“中方教师交流营”的传统，各个校区的中方教师齐聚一堂，分享各自在国际教育方面的实践经验。

机构深知，不同校区的特点都极为鲜明，包括老师的思维、教学手段等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我们每年都在极力为他们搭建交流学习的机会。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活动由于疫情被迫中断，所以决定将这一日程搬到本次教师发展日第二天进行。

于是，从8月份起，机构开始与各校区频繁沟通、商议、并最终确认大会主题，而确认参与分享的老师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进行内容准备。

吕博士：我补充说明一点。谈到我们的初衷，实际上还是为了给我们机构所有的老师一个分享、交流的平台。今年整个机构都在推动“成长性思维”（growth mindset）的概念，所以无论是通过工作坊也好，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研讨会也罢，我们都希望老师们可以不断成长，不仅是技能上的，也需要不断调整心态。

另外，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是我们力图打破空间限制的一次尝试。不同校区、不同国籍、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老师都可以畅所欲言，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他们能找到知己，从同伴中获得支持和启发。

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交流，每位教师哪怕只取得了一点点进步，对于机构而言都是大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线上的交流活动推动他们的成长性思维。

记者：那么，进行分享的老师们都是被机构选拔出来的吗？

林博士：不是。分享者基本上分为三类：老师毛遂自荐、校区推荐和选派特级教师。后者由于自身的工作内容原本就包括培训新老师，因此他们这次作为分享者，实际上也算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在不同校区参加活动的教师们

记者：对于这些毛遂自荐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考量因素呢？诸如工作年限等。

林博士：也没有。只要这名老师讨论的话题是围绕着大主题下就可以，我们作为组织者，会看的只有他们递交上来的摘要，并根据摘要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实际上，98场工作坊中，我们只要求了一位老师进行简单修改和调整。

记者：回首整场活动，两位认为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吕博士：首先，耀中耀华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活动——1200余人参加、98场工作坊，这样的配额，即便对于行业教育大会，都算大的了，更何况我们还是在线上举行，变数与难度都更大一些。

其次，本次教师专业发展日是机构策划、组织的首次同时针对中外方教师的培训。真正做到了跨语言、跨地域、跨文化和跨学科。以往，我们的研讨会和培训等针对的大多是中方教师，这一次，也是在疫情推动下，我们也把外方教师拉入了培训的阵营中。我个人认为，今年的这一举措，对未来我们中西方教师的进一步合作会带来指标性的作用，以后的合作空间、机会都会日益增多。

其三，这次活动也算是我们学习共同体理念在线上的一次落地。不同校区间可以彼此学习，相互又可看作是对方的学习资源。以前我们都说要打破学生间的界限，其实对于教师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跳出习惯的传统，我们的教育就只能为过去培养人才，而不是为未来培养人才。

记者：活动规模如此之大、参与人数也是空前之多，想必碰到了很多挑战吧。

林博士：我们这次使用的是Classin，第一次用它办大会，其实心里非常没有底。在前期讨论过程中，我们也是一次次在否定自己。可以说，此次活动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肯定，又自我否定的循环过程中做成的。

记者：那么，对于这次活动，机构收到了怎样的反馈？

林博士：我们主要从两方面收集了老师的反馈。一个是量化的意见反馈表，另一种则是质化的、老师们在反思环节自发地梳理的所得所想。整体而言，参会的老师们都表示受到了启发（比如不少老师在听了“课程策略和工具”主题工作坊后，表示将尝试分享者们推荐的实用技能及工具）、分享内容十分有价值，具有很强的参考和学习价值等。

二、为何看重教师发展

记者：机构为何会如此看重教师的职业发展呢？

吕博士：年轻刚毕业的老师他们来了我们学校，我很多时候都跟他们半开玩笑说，把你在教育学院学的东西先忘掉。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某些所谓的培训，只是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但现实是要通过具体操作来慢慢吸收的，这个是第一。

第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老师们不应该故步自封，要意识到，自身的知识与技能需要不断更新。我们作为教育机构，就要起到推动的作用，这个也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这些年具体做过什么来推动教师的专业成长呢？

吕博士：对于中方教师，每年我们都会安排來自不同校区的几十人到香港“旅行”，我们给它取名：知性之旅。老师们来到香港，不是去逛街，而是参观高等法院、廉政公署、为少数族裔提供支援的非政府组织等等。

我们希望，这些老师来到香港，能够看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一位老师，对于公民社会都没有多角度深入的理解，我们怎么期望他能教育出一名世界公民呢？

而对于外方教师，每一年机构都会组织一次“黄山之旅”，其实也是一次文化之旅。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他们能够从根本上去了解中国文化里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其主题涉及中文、国画、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科举制度等等；同时，我们也会组织这些外方教师外出参观，包括黄山、徽州文化博物馆、宏村等。

这些活动看上去轻松，背后却涉及到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中国人如何看待考试？中国人的说话处事方式，这些会启发他们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帮助他们跟中国同事和家长沟通与中国家长和同事沟通。

林博士：由我负责的部分教师培训项目还包括：新教师培训和领导力培训等。

新教师培训针对所有的新教师，在开学之前，我们都会举办一次培训，重点是为扩大他们的视野，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思。

而领导力培训面向的是立志往行政管理岗方向发展的老师们，培训内容聚焦管理形式、管理理念等。

记者：耀中耀华所青睐的老师群体具备怎样的素质？如何保证队伍的高专业度与稳定性？

吕博士：第一是同理心。作为一名老师，要学会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换位思考，这样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沟通，而沟通是师生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协作能力。在学习共同体下，老师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而需要和不同的人合作，这个非常重要。

第三，终身学习能力。世界瞬息万变，知识储量如果没有及时更新，在学习共同体中，是无法跟上他人脚步的，而这继而又会影响到与他人之间的协作能力。

第四，文化意识。我们的老师是来自全球各个地方，我们希望他们的心里有一个大世界，而不被单一文化所禁锢。格局小的老师，如何能培养出格局大的学生呢？

第五，沟通能力。在具备协作力的同时，他还需要与他人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六，弹性。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老师是只能在三尺讲台授课的教书匠，我们希望的是，他能跳出旧有教学方式这个舒适圈。

第七，对教育的热情。假如一个老师把教育变成只是一个工作，不会是一个好的老师，一个真的好的老师，肯定是对教育有一种很深的热情、时刻关注他的学生、不断挖掘新的方法，让每一位学生都变成一名成功的学习者。

第八，教学技能。我们反而把这点放在了最后，这是因为，如果他已经具备了刚才说的那些条件，要提升教学技能并非难事，这不是什么核心的问题。

这八点也是我们招聘人才时重点考察的方面。我们也希望看看，是否有一些在某些方面欠缺的老师，能够通过我们的培训，得到一些提升。

记者：两位博士反复提到了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能否说一说学习共同体的建立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林博士：最大的挑战和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就是老师身份的重新定位。在学习共同体的建构里，有几个关键的概念，包括由学生来主导的学习、学习者的主体性，老师之间的协作关系，你可以想象以前是一个老师对着一班学生，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对多的一种关系。老师，扮演的是知识的拥有者的角色。

在学习共同体里，学生作为主体，跟老师的关系是多对多的关系，老师之间的关系变成跟学习者的链接关系。

比如以前我教中文，我只需要知道中文就好，我的专业只是中文。但是在学习共同体里，由于我们想把主导权还给学生，学生的兴趣可能非常多元，可能超出老师的专业，这个就已经超出了老师的舒适区。 

再一个如果是中方老师、中文老师，他要处理一个这么复杂的学生提出的问题时，他如何能够协助学生，他不能说“我只懂中文，你其他的不要问我了”，究竟怎样协助学生一起去学习，这就是对老师专业身份的重新定位：老师到底是知识传授者，还是学习的促进者？

如果老师把自己从一个所谓的无所不知的身份，变成一个学习者，会发现其实老师也在不断的学习，跟学生共同成长过程，而且在跟老师接触互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专长，而恰恰在这样的学习共同体里边，大家可以互补长短，让学生学到最多，而不是我拥有所有知识的话语权。

采访下来，我对耀中耀华机构肃然起敬。感慨于集团对于师资培训的用心，也惊叹于集团所具备的丰富、深度的资源。

很希望看到更多的优秀人士能够在这样一个重视人才的平台大展拳脚，开拓自己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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