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轰炸中的外交使团（下）| 战争恶魔的阴影向使馆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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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占林 1992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1994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1997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邦大使，在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亲历北约炸馆事件和南斯拉夫大风暴；先后三次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经历了“八一九”事件和苏联巨变；曾在外交部苏欧司工作，任苏联处处长和参赞，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历史性转折；曾任以色列等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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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恶魔的黑色翅膀笼罩着整个南斯拉夫。它的阴影，向每一幢房屋、每一个人逼近，同时也悄悄地向使馆逼近……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大规模空袭

狂轰乱炸下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艰险，越来越困难。断水断电，给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商店虽然照常营业，因为断电，人们得在门口排队，分批进入商店，一批人出来后，再进另外一批，售货员在微弱的烛光下应对顾客。轰炸给交通造成困难，商店蔬菜水果减少，价格上涨，但是人们没有抢购，默默地，无言地忍受这一切。

入夜，城市陷入一片黑暗，犹如一片墓地，偶尔驶过的汽车带着瞬息即逝的灯光，就像坟地里的鬼火。战争的阴影，印在每个人的脸上，没有欢声，没有笑语，本来无忧无愁的小康生活，现在却成了人间炼狱。

我和使团里一些有见地的大使交换意见。有的大使认为，北约当前打击民用目标的目的，是为了造成大面积断水断电，切断能源和燃料供应，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让他们把满腔怒火向当权派宣泄，把不满的矛头指向米洛舍维奇政权。北约的一些谋士们认为，再坚固的堤坝，也经不起人们愤怒潮水的冲击，总有一天堤坝会决口，会崩溃。这就是北约以轰炸激起民变的策略。

我有时到多瑙河边散步，同在那里休闲的贝尔格莱德居民聊天。他们是那样地不平，又是那样地无奈。他们说：“有种的下来，不要老在天上，下来和我们斗一斗！”据说，北约已经做了地面战争的准备，但是担心伤亡太大，尚未最后下决心打一场地面战。

我去看望一位南斯拉夫朋友。他热情好客，见多识广，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他曾经访问过中国，对中国十分友好。他漫溯塞尔维亚历史，讲到塞尔维亚人的性格。他说：“过去塞尔维亚抵抗过奥匈帝国的侵略，没有屈服；反抗过奥斯曼帝国的占领，没有低头；曾同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没有惧怕；而今我们又在抗击北约。塞尔维亚人的性格就是不低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果北约那帮人敢从地面上来，我就用这个对付他们！”说着，从皮包里掏出手枪。我一边听着，一边注视着他。我觉得，他谈古论今，颇有点像高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

我抽空看望了新华社记者杨成明和其他几位记者，看望了住在馆外的教育处、商参处的同志们。他们同使馆的同志们一样，在密集的轰炸中工作了一个多月，一夜数惊，睡不踏实，白天照常工作，感到头昏脑涨，浑身疲惫，胃口不好，大家称之为“轰炸综合症”。对于这种症状，没有良药，只要轰炸停止，很好地休息一下，慢慢就会康复。

我也去看望了几个在贝尔格莱德开饭店的中国同胞。在大批华人撤走后，他们决定留下来。他们相信战争总会过去，南斯拉夫恢复和发展的时期终会到来。由于轰炸，生意自然清淡，但他们仍然苦守着，相信黑夜过去，就是黎明。他们对南斯拉夫人的沉着镇静感到钦佩。他们相信，这样的民族应当有美好的未来。

使馆的安全小组经常开会，研讨形势，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我是安全小组组长，成员包括使馆各方面的负责人。大家认为，北约轰炸已呈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而南斯拉夫方面也难以退让，轰炸可能长期化；在轰炸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北约不得不进行地面战，战争可能地面化；斡旋外交加速进行，南斯拉夫方面已经开始同北约接触，双方可能边打边谈，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商定了第二批撤离计划。会上我引用了宋朝老将宗泽的一句话：“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提出要大家“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团结战斗，共度时艰”。

安全小组成员分析，当前使馆的主要危险是间接轰炸，就是北约轰炸毗邻的建筑物而波及使馆。大家认为，使馆附近最有可能被炸的目标是南斯拉夫政府大厦，该建筑距使馆不到一公里。我到政府大厦去会见劳动卫生和社会政策部长，谈我国向南斯拉夫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发现政府大厦已经人去楼空，文件以及重要的办公用具已经转移。其次是使馆附近的动力设计院。这个建筑在使馆旁边，是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承包项目、工程设计的大公司。

为防止间接轰炸的伤害，使馆办公室和宿舍都采取了防护措施，玻璃用胶条打上“米”字，防止震碎的玻璃杀伤，凡是靠窗的床都要转移地方，或者换地方睡觉，有的同志睡在沙发背后。安全小组没有强调大家都得搬到地下室睡觉，因为使馆的地下室是半地下，窗户一半在地下。我没有坚持要求大家搬到地下室，可能受到一位南斯拉夫朋友的影响。他讲的故事我将在关于这位朋友的章节中讲给大家。

从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到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前夕，使馆人员已经在炮火中生活了一个半月。日夜的警报和空袭，使人们的神经绷得很紧，疲惫、紧张、思虑造成的“轰炸综合症”在使馆已较普遍。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还要坚持多久？北约在轰炸中使用了贫铀炸弹，被炸毁的石油、化工等工厂散发出大量有毒气体，大家也担心受到辐射污染。大家都知道，当此南斯拉夫危机，国际风云变幻之际，祖国更需要处于第一线的耳目，更需要来自前方的信息，以便领导人作重大决策时参考。

同时，我们使馆的存在，我们的外交官坚守岗位，也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况且，使馆人员的留与走，不是使馆哪个人，也不是大使就能决定的，这需要国内领导的批准。周恩来总理说过，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我们是“军人”，身处战地，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我建议各单位抽时间在一起谈谈心，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交流，需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为了减轻大家的生活负担，使馆食堂向大家提供午餐和晚餐。晚上，使馆为大家放电视连续剧录像，使大家能够松弛一下神经，转移一下注意力。我记得，当时放的电视连续剧是《雍正王朝》，那引人入胜的剧情，那一环扣一环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人们暂时忘却了身处的险境。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全馆同志团结一致，不辞劳苦，不怕艰险，发奋工作。外交官们顶着炮火参加各种活动，同南斯拉夫外交部保持密切联系，同使团的同事们也经常会晤，研讨形势。有的参赞克服困难，接送中央电视台记者。领事部为维护华人的安全日夜操劳、排忧解难。办公室同志们不顾轰炸外出采购，把使馆食宿安排得井井有条。新闻记者们更是冒险犯难，捕捉新闻，及时报道战况及各种事件。4月11日，使馆在火线上发展了三名新党员，他们是二秘胡铁、公务员陈建军和司机杨永锋。

5月2日，美国和俄罗斯议会代表团以及南联盟政府代表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就和平解决科索沃危机问题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协议认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为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创造良好氛围。有关各方应朝着三个主要目标努力，即：结束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塞尔维亚军队撤出科索沃；科索沃解放军停止军事行动。协议还提议，在南联盟撤军后向科索沃派遣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以及科索沃领导人一起协商决定的国际维和部队。

这条消息耐人寻味。南联盟政府的立场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协议中首次提到向科索沃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尽管附加了一系列条件。南斯拉夫和北约分歧的焦点就是南联盟是否接受北约向科索沃派遣维和部队。南斯拉夫拒绝北约部队，导致朗布依埃会谈破裂，招来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使南联盟遭受巨大损失，使人民在苦难中煎熬。现在，在北约看来，北约的空袭已见成效，南联盟的立场开始软化，但尚未达到北约的目的。北约仍在继续轰炸，而且变得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

使馆安全小组认为，形势虽然孕育着新的变化，但并不意味着北约会马上停止轰炸。南斯拉夫尚未满足北约的全部条件，仍在迂回曲折地同北约周旋。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可能进一步加紧轰炸，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

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克林顿飞往欧洲。他宣称，如果南斯拉夫从科索沃撤军，允许难民回归，北约可停止轰炸。这里也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先撤军，后停炸，还是先停炸，后撤军。如果是前一方案，南斯拉夫先撤军，就把军事目标全部暴露，北约乘机轰炸，南斯拉夫将蒙受惨重的损失，这也就是“引蛇出洞”。南斯拉夫提出，只有在北约停止轰炸后，南联盟才撤军。

克林顿总统5日飞往布鲁塞尔，同北约司令克拉克、秘书长索拉纳一起评估对南联盟空袭的形势。从后来北约的行动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继续加紧轰炸。

5日，克林顿飞抵德国，看望被南斯拉夫释放的三名美国兵。这是美国人权卫士杰克逊前来贝尔格莱德斡旋，同米洛舍维奇谈判，后者作为同美国和解的一个姿态，决定释放被南军俘虏的三名美国兵。但是，美国并不领情，轰炸没有减轻，反而加剧。

在杰克逊同米洛舍维奇的会晤中，后者提出同克林顿直接见面，谈判解决科索沃危机。杰克逊向克林顿转达了这一信息，克林顿未予理睬。杰克逊回到美国后发表谈话，呼吁有关领导人直接对话。他说，当事国的领导人、政治家们应当直接见面，进行对话和会谈。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协定，都是二战期间有关领导人直接谈出来的。历史证明，这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他的讲话，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这又是使馆十分忙碌的一天。我处理了日常馆务，拜会了希腊大使。

被炸毁前的中国使馆

傍晚，我在使馆院内散步，思索着这变化莫测的形势。夕阳把橙色的光辉洒进使馆院内的草坪上。在草坪中央，有一棵半人高的桂花树，这是很多年前有人从福建带到南斯拉夫的。使馆地址几经变迁，人们从未忘记把它移栽到使馆新址的院子里。每当八月桂花飘香的季节，人们在院子里散步，就沐浴在氤氲馥郁的花香里。有的人还采几朵桂花泡茶，那花香自然沁人心脾。

使馆大楼也沐浴在这夕辉中。使馆前，新竖起的旗杆上，五星红旗在晚风中飘扬。旗杆是办公室同志们从马其顿的首都斯科普里运回贝尔格莱德的。那时，马其顿当局同台湾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我国同马其顿终止外交关系。我馆同志同我驻马其顿使馆留守人员一道处理善后事宜，把一些桌椅及办公用具运回贝尔格莱德。他们听说，台湾驻马其顿的“临时代办”也看上了我国驻马其顿使馆的房子，待我们使馆人员搬出后，他们就马上入驻。

我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在装完车后，一眼看到了院子里的旗杆，那时我们的国旗已经降下，但想到就在这个旗杆上很快就会升起台湾的所谓“国旗”，心里不是滋味，决定把旗杆也拆掉运回贝尔格莱德。我们请塞尔维亚工人在我们驻南斯拉夫使馆大楼前修好底座，安装旗杆，把国旗升起来。

我们使馆原来的旗杆在顶楼，和通讯天线距离很近，升旗多有不便。我望着国旗，环视着使馆周围的环境，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是躁动，是不安，是对未来的窥视，是对不可预知未来的感觉？我不禁问自己，会有血光之灾吗？

— END —

文章来源 |《战火中的外交官：亲历北约炸馆和南联盟战火》

作者 | 潘占林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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