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五）

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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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水黄沙铺

以非洲司为主的连队，安排在平水黄沙铺，以前叫平水公社黄沙铺大队，现在改成乡了，叫黄沙铺村。

茶陵虎踞外交部五七干校72届、73届的吴晓宏、马孟玲、周春宁等外交部子弟返乡游，在虎踞镇见到老旧房屋。

我们回访的时候，才知道平水与虎踞合为一个乡了。虎踞乡，此地离校部得有十几里远，骑自行车得近两个小时。平水这个点有两百人左右，占用的是一所刚刚建好而未投入使用的小学校，全新的房子。因为是新房子，所以特别潮湿，简直就是水汪汪的。房子就是泥土地，使劲儿用脚跺地就能汪出水来。后来才自己铺上了砖，炉火也是后来才有的。刚开始住的时候特别冷。

这是当年校部“五七战士”动手盖得第一栋房屋，我们当过"小工”。后来此房被称为“九间房”，成为校部女生宿舍。（照片由陈达平提供）

记得我刚到湖南跟我爸在平水，还算受照顾，几个人住一个小屋，上下铺木头床吱吱作响。同屋的有非洲司司长柯华、黄世燮、马国祥，还有一个记不清是谁了，总共六个人住。

人物：黄世燮

   黄世燮          

黄世燮，1965年从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任上调入外交部的，1938年入党的干部，后来任过驻卢旺达、也门、约旦的大使。

人物：马国祥

马国祥，回民，“文革”前受外交部派遣，曾代表中国的回民穆斯林到麦加朝圣。在北京牛街是最受尊敬的人物，很多回民向他膜拜，阿訇们见到他毕恭毕敬。不是因为他是外交部的干部，而是去过麦加朝圣，在60年代的中国可能是唯一之人。

那时因为住房紧张，干校采取的方针是男性集体住，女性集体住，子女男随父、女随母，不考虑夫妻同住。受照顾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小婴儿的家庭。这在干校各个点都一样，没有例外。

安顿下来后才紧急联系当地，租住附近农民的房屋。当地农民也挺愿意，干校租住是付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不错，共产党的作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此外，干校还有规定，不许向老乡透露干校的政治运动的情况等等。这种情况在校部和虎踞镇特别突出。干校的干部家属多，单身人士不得申请住老乡家，必须是有家属的人才能申请住老乡家。申请由个人写申请报告，连里领导讨论决定批准。谁住哪个老乡家由干校分配，个人不准私下去租住当地老乡的房子。一般来讲，家里有老人和婴儿的家庭，干校都尽快安排到比较近的村子老乡家居住。

离干校校部最近的村子——焦家老屋正面图。杜家就住在黑门洞进去右手第一家。照片上两个人都是干校的孩子。

例如二杜他家，家里有个老太太，干校就近安排驻在离干校最近的村子—焦家老屋，村头第一家，几乎所有住老乡家的干部家属都要路过他家门口。

人物：杜攻

1969年11月，杜攻一家在韶山合影。前排杜攻和夫人周青，后排右一长子杜若飞，右二次子杜若洲。

二杜他爸杜攻，是外交部有名的才子，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懂中国诗词，当过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80年代出任驻意大利的大使，又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所长。外交部的大使有上千名，能干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的人可没几个，没两把刷子的人干不了这差事。

焦家老屋是比较大的村户，虎踞中学就在这个村子。该村距校部只有小几百米远。村子有远有近，干校的住户也有远有近。

菜花坪和财贸干校

再有就是菜花坪和财贸干校这两个点了。具体的地理位置是在攸县境内，位于从校部到攸县县城一半路程的地方，离公路不远，小几百米。两个点距离很近，几乎可以合为一个点。

财贸干校是以前县里财贸系统培养干部的地方，有宿舍和食堂，可以安顿人马。此地约有两百多人。最大的官是营长袁世千。九连长之一有个陈久长，三十四五岁，后来在干部司当过副司长，出任过驻古巴和秘鲁的大使。一般来说，从干部司出来驻外任职的干部去的国家都挺好的。

菜花坪有张越、柳雨峰、王越毅、王鲁明等人。

人物：张越

1964年周总理访问非洲10国，最后一站到索马里。1964年2月1日在中国驻索马里使馆，周总理、陈毅外长接见驻索马里使馆人员。左二是张越大使。

（照片张越之子张小越提供）

张越是“一二九”北平出来的大学生，抗日战争上过战场打日本鬼子，解放战争主要在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大学生，有战争经历，跟外国人打过交道，外交部成立后第一批调入的干部，九级；“文革”前任过索马里大使；1966年任外交人员服务局局长；“文革”后先后任过驻苏丹、意大利的大使。

夫人杨清华后来任过外交部政治部的副主任。

王越毅也在菜花坪。

人物：王越毅

王越毅护照像

中国首任驻奥地利大使王越毅夫妇在中国使馆门前合影。

中国首任驻奥地利大使王越毅（右）会见新当选的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

（照片由王越毅之子王保国提供）

王越毅于1971年出任驻奥地利大使兼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代表，是较早安排工作的人之一；后来任过驻肯尼亚、土耳其大使，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1964年周总理向主管商业的李先念要人，到外交部工作，于是从商业部门调来两个干部——王越毅和周伯萍，都是九级干部。

王越毅在外交部时间短，没有什么短处，也没有什么仇人，但在干校是比较敢说话的人。

比较侥幸的是，“文革”初期，王越毅刚刚“四清”完成后回北京，被外交部派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当工作组组长。王越毅刚上任，外交部为了加强对一外的领导，派副部长刘新权担任工作组长，王越毅、雷阳为副组长。这个任命救了王越毅。“文革”期间，北外的造反派特厉害，把刘新权斗得够呛。北外“红旗”“六一六”“造反团”都是北京大专院校有名的造反派，“文革”一开始就要打倒陈毅。刘新权是陈毅派到北外的，自然首当其冲，没少挨斗，周总理出面保都不成。冲击外交部、砸烂外交部政治部、组织批陈联络站、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等都是北外造反派挑的头。由于刘新权顶了雷，王越毅没怎么遭罪，躲过一劫。

王越毅几个儿子入伍当兵，政审是外交部政治部写的。王越毅参加了外交部91人大字报签名，还有些历史问题没有审查清楚。幸好在干校时九连党支部出具了结束审查解放的证明，否则儿子们入伍就受影响了。

王越毅除了是91人大字报的签名者外，找不到什么问题。干校时期主要是清算“五一六”极左的人，而王越毅在“文革”中的立场是保陈毅的，所以在1971年3月是第一批宣布解放的干部。

1971年5月，中国与奥地利建交。当时北京的外交部机关没几个人，派不出人出任大使。原来的老大使们都有各种问题，在五七干校呢，且部里的高层正忙着按照毛主席的意图跟美国人地下沟通。1971年7月，美国的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中美大门即将打开，中美外交开始展开。奥地利是属于西方的欧洲国家，继意大利之后的又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得赶紧派大使去上任。

外交部挑选大使是有程序的，由干部司提名，一般是两个或以上的人选，报部党委讨论，部长批准。周总理时期，要经过总理批准。当时的干部司司长是杨克明，副司长是姬鹏飞夫人许寒冰。

杨克明后来出任过驻加纳、肯尼亚大使。杨老依然健在，是外交部干部中为数不多的超百岁的老人。

杨克明与肯尼亚总统莫伊合影

杨克明接待吴学谦外长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肯尼亚合影

杨克明（右）穿肯尼亚当地民族服装留影

杨克明102岁生日留影

杨克明102岁生日家庭照

这时候五七干校正进入清查“五一六”的高潮，被解放出来的干部不多，高级干部更少。1969年和1970年，中国任命了一批（十几位）大使，能派的都派光了，够格的干部都在五七干校窝着呢。王越毅是九级干部，符合遴选标准，成为大使人选，成为了少数在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任命的大使。

王越毅在“文革”前调入外交部，没有出任过大使。任命书是1971年9月初下达的，9月11日王越毅就到任了，成为首任驻奥地利大使。他是林彪“九一三”事件前最后派出的一位大使。“九一三”之后，中国外交停了一段时间才又派大使上任，时约半年。

人物：柳雨峰

    柳雨峰        

柳雨峰，山东人，1950年第一批调入外交部的干部，原来是军委武官班的成员。柳雨峰应该算是华北野战军调来的师级干部，六十二军一八五师参谋长，“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抗日时期先在山西决死一纵，后在太岳军区，一直在前线跟日本鬼子作战。

解放战争攻打太原时，柳雨峰在前线指挥主攻部队，攻打太原的双塔寺。这是阎锡山的重点防御地，工事密布。双塔寺现在还在，是太原引以为傲的古迹。据柳雨峰自己说，双塔寺有一座有点儿歪，就是他直接指挥开炮轰击的结果。柳雨峰所在的一八五师有一半儿兵力折在这儿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双塔寺看看塔是不是有点儿歪。

双塔寺

柳雨峰调到外交部后，出任过驻印度加尔各答的总领事、驻印尼的参赞，提升大使前在领事司任司长。

柳雨峰是十级干部里第一个出任正司长的人。1952年定级时规定，国务院部委正司局长由八级和九级干部担任，副司长由十级十一级干部担任。进入60年代后，此规定被打破了。

1964年6月，柳雨峰出任中国驻布隆迪王国大使。但好景不长，1965年1月因为台湾给了俩钱儿，布隆迪宣布跟中国断交了。柳雨峰与夫人王艳春打道回府。没多久就开始“社教”运动，搞“四清”了，再往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文革”时，好像柳雨峰哪派也不是，没什么大错，1969年随大流下放到五七干校。

1970年X月，柳雨峰王艳春夫妇因故请假回了趟北京。这时还能请假、自由行动，说明柳雨峰政治上没什么事。

可是，从北京回干校的途中惹了麻烦。

当时柳雨峰夫妇乘火车到株洲下车，天色已晚。那个年代，找一个能下榻的旅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柳雨峰夫妇转了好长时间，找不到落脚之处。有人指点，军队的招待所也许有地方住。万般无奈之下，柳雨峰便去附近的株洲军分区招待所碰碰运气。进门到了登记的地方，人家要介绍信，非军人不予接待。

柳雨峰张口说，我是总理办公室的人，到湖南办事。小当兵的赶紧叫所长来。这所长阶级斗争意识很强，警惕性高，对柳雨峰夫妇拿不准身份。你说是总理办公室的，如果不是呢？岂不是立功的时候到了！

所长于是派人拖住柳雨峰夫妇，通过军队内部电话打往北京周总理办公室，说有要事报告。正好总理在办公室，接了电话。周总理在电话里说，柳雨峰这个人我知道，但不是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外交部的人，还说让他好好学习。

这事直接捅到总理那儿，事情就大了。既然周总理知道柳雨峰这个人，那就至少不是阶级敌人行骗，于是留宿，联系五七干校，把此事说明清楚。小小的军分区招待所所长，因为屁大点儿事惊动日理万机的总理，真是有点儿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柳雨峰也因此而倒霉。（其实柳雨峰也并非空穴来风，他曾经当过总理的特派员，不过那是“文革”前的事了）。柳雨峰回到干校被一个劲儿地猛批，说他打着周总理的招牌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弄得他灰溜溜儿的抬不起头来。五七干校上上下下各个点无人不晓。算是栽了。

对柳雨峰的组织处理是给了一个“坏分子”的帽子。一般来说，高级干部很少有戴这个帽子的，通常是给平民百姓的，够不上“反革命”的杠杠，也不够抓起来判刑的份儿，戴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在其工作单位受监视改造。给柳雨峰的这个处分实在有点儿不伦不类。

这件事后来影响到柳雨峰的仕途。打倒“四人帮”后，越来越多的老干部重新安排工作了，特别是1978年，外交部安排复出了一大批干部，其中没有柳雨峰。直到1980年，才安排柳雨峰出任驻非洲加蓬的大使，一任后离休。

柳雨峰的儿子柳少军跟外交部很多孩子都认识，前些年去世了。外交部的孩子底下都互相勾着呢，谁家有点儿什么事，立马就知道。

人物：王鲁明

王鲁明是广东人，1936年入党，革命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广东度过的，任过老家东莞县的县委书记，边纵江南支队、东江支队的政委，在广东是当地老资格的干部；1956年调入外交部，任机关党委书记；1958年出任驻罗马尼亚的参赞。许建国到任后，两人配合很好。许建国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时，王鲁明出任参赞。

1972年，王鲁明大使前往瑞典皇宫递交国书。

王鲁明（左二）陪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霍查（左一）参观。

王鲁明夫妇在战争年代的照片

王鲁明的儿子王小波跟我四哥是同班同学，女儿王金波跟我小学同年级、中学同班，五七干校在一起劳动。

“文革”时王鲁明没有什么问题，解放得比较早，1972年初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是“九一三”事件后派出的第一拨大使。

1974年王鲁明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之后调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顾问。实际上这时已经不是外交部的人了，出任港澳办副主任是副部级的干部，相当于升了一级。

外交部的人调出后大都升了官。

从最高层的姬鹏飞说起，卸任外交部长后，任人大秘书长、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

耿飚先是出任对外联络部部长，后来出任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

粉碎“四人帮”后，黄镇调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长。

姚仲明1978年调任文化部副部长。

罗贵波1978年调任山西省长。

宦乡1978年出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还有十多个各种头衔。

陈辛仁1978年出任对外文委第一副主任。

王国权1978年出任民政部副部长。

李清泉70年代调任总参二部副部长，后任安徽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

熊向晖于70年代调出外交部后，任统战部副部长。

张灿明副部长于80年代调出外交部后，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谢邦治1979年任驻芬兰大使，1980年出任司法部副部长。

曾涛于70年代末调任新华社副社长，后任社长。

吕志先1982年调任对外文委副主任，后任文化部副部长。

焦若愚1979年调出外交部，任八机部部长，后任北京市市长。

陈坦于70年代调任铁道部高级法院院长。

张彤1982年出任国防部外事局长。差一点就赶上1988年授衔，怎么也得评个中将当当。

刘振华1979年离开外交部，回沈阳军区任副政委、政委，后任北京军区政委，1988年授予上将军衔。

宗克文1978年出任黑龙江政协副主席。

赵行志来外交部之前是上海外办的副主任；粉碎“四人帮”后，是中央派到上海的清查小组成员；1977年后，任上海副市长、市委书记、政协副主席。

陈楚1980年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秘书长。

李耀文1977年调任国防科委政委、海军政委，上将军衔。

李连璧1981年调回陕西，任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

周伯萍1981年调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

凌青是林则徐的孙子，从驻联合国代表（大使）任上下来后，去福建老家任福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莫燕忠1984年调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

还有一些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上这些人虽然都调走了，但他们的子女后代则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外交部的子弟子女，因为他们都成长在外交部子弟子女这个圈子里，发小邻居同学乃至现在交往的朋友圈基本上还是外交部的子弟子女。在这个圈里他们有亲切的归属感。

反过来，从外交部出去又调回来的，都不升反降。

丁国钰在粉碎“四人帮”后，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第三书记、政协主席任上调回外交部，1980年出任驻挪威大使、驻埃及大使。

申健从中联部副部长任上调回外交部，1980年出任驻印度大使。

（注：为了叙述方便，略去党内和人大或政协头衔和职务）

回到菜花坪这个点说话。

菜花坪有几位值得一说的女性。比较有名的有刘晓夫人张毅、袁仲贤遗孀徐桂梅。这两个老太太是老资格，经常一起发牢骚。

人物：刘晓

年轻时的刘晓    

刘晓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6年的党员，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八大的中央委员、常务副部长；在上海参加过第三次工人起义，搞过地下工作；撤到苏区后任湘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参加了长征；1937年派到上海，领导江浙上海地下党；在延安当过中央城工部副部长；解放后到上海任陈毅的副手；1954年接替张闻天出任第三任驻苏联大使；干了8年后，回国任常务副外长；1967年“文革”最高潮时，被周恩来派到阿尔巴尼亚当大使。

本来没什么事，可是他任大使期间陪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书记霍查访问中国后就没回去，被周总理留下来。

1968年刘晓被抓起来关到秦城监狱去了，不归外交部管了。夫人张毅也调回北京。

刘晓的问题是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的审查问题。当时刘晓是上海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负责调查江青在上海的历史表现。认为江青不适合与毛主席结婚。“文革”时江青报复，把刘晓给关进监狱了。

外交部受毛江婚姻牵连的还有许建国。他在延安是社会部的副部长，江青的上级，不同意此婚姻，“文革”也被关在秦城监狱，问题也不归外交部管。许建国夫人方琳是在江西干校。

故事：袁仲贤

    袁仲贤         

袁仲贤是第一批大使中资格最老的军人，1924年的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1950年初调来外交部时是三野的代参谋长。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任八兵团的政委，兵团级正职干部。50年代初，从三野七、八、九、十这4个兵团调来外交部的4个干部中，属袁仲贤官最大，资格最老，根子也最硬，毛主席是他的入团介绍人。三野七兵团调入外交部的是兵团副政委姬鹏飞，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的；八兵团是袁仲贤；九兵团是35军政委韩念龙；十兵团是32军军长、山东军区副司令谭希林，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下。

周总理之所以调袁仲贤到外交部，是因为他处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得当，有理有理有节，因此周总理很器重他。

袁仲贤1950年派任驻印度首任大使。申健任参赞。袁仲贤任满回国后于1956年任副外长。袁仲贤是第一批军人大使中第一个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的，可惜他身体不好，于1957年去世。

夫人许桂梅也是女干部中的老资格。

下干校前，我家与袁家是同一单元楼上楼下的邻居。袁家的孩子也是我们育英学校的学长。袁家孩子名字极具革命军队的色彩，一个女儿袁北上，一个儿子袁南下，一听就是解放军将领的后代。

刘元慎也在菜花坪。她在干校还想去教干校的小孩子国学或者说是古典中文，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有点儿不合时宜，被领导否决了。反过来讲，没有两把刷子的本事也不敢有这个想法。

人物：刘元慎

刘元慎是我中学同班同学朱慧的妈妈，出身特别，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五弟）的侄女。刘文辉（六弟）以前是四川军阀，解放时是西康省主席，起义了，后任国务院林业部长。

刘元慎是刘家的长子之女，国学极好，写一笔特别棒的毛笔字，就是生活能力特别低下，从市场上买一只鸡，不知道要开膛，直接放在锅里煮，越煮越臭，这事在外交部传为轶事。

“文革”初，我妈有一次去豫王坟五号楼下的裁缝铺做衣裳，遇到刘元慎，因为彼此认识就说了几句。刘元慎拿了几块棉垫子，说是要改成棉袄。她动手能力不成，冬天来了，别人都自己做棉袄，她不会，就做了三块棉垫子，一块大的放在背后，两块小的作为前襟，用别针连接上，不够暖和，经邻居指点，到裁缝铺改来了。

我去过她家，特别脏乱，没有打扫卫生、收拾屋子的概念。这可能是原来当大小姐惯了，一直有人伺候。

朱慧的爸爸不在北京，在新疆自治区外办工作。家里没有能干事儿的男人，刘元慎自己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生活的确艰难。

“文革”时，外交部群众组织“攀险峰”的头头李燕姝也在菜花坪这个点。

外交部的干部多，各路人马都有，看着不起眼的人、藏龙卧虎的人很多，多到比普通一般人多很多。那种三代受地主剥削、五代受资本家压迫苦大仇深的人还真不多。

50年代调入外交部的都得有文化，多是国内著名大学出来的。旧社会能上到大学毕业的人比较少，多是官宦或富人子女才上得起学。“文革”前几年才有我国专业培养的外交人才进入到外交部，其中有一些是普通人家出身的干部（根红苗正的高干子女不算）。

可笑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是这帮人闹得最凶。不信你就查查造反派主要头头的出身。

要说根红苗正的要数张凌青了。

1971年，周敏张凌青夫妇在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的合影。

周敏（左二）陪同外宾在毛主席书房工作照。

周敏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握手

周敏（右一）作为礼宾司副司长陪同郭沫若与外宾聚会。

周敏张凌青全家福

人物：张一悟

张凌青的父亲张一悟是甘肃的大户，当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认识了李大钊，赶上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张一悟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怒殴章宗祥的活动，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颇受李大钊的青睐。1922年为了躲避军警的缉拿，李大钊让张一悟去武汉找恽代英。恽代英见有李大钊的推荐，发展张一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张一悟入党李大钊是推荐人，恽代英是介绍人。牛得很！随即恽代英指派张一悟回甘肃老家去建立共产党支部，以办学的名义宣传革命、发展党组织。张一悟是甘肃省第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属于建党初期的老党员。

1950年，张凌青与父亲张一悟在北京合影。

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在兰州设立办事处，伍修权任办事处主任。1939年，年仅14岁的张凌青投奔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就带着她去了延安。一路上国民党军警盘查，伍修权就说张凌青是他女儿。到了延安，咱们自己人也以为张凌青是伍修权的女儿呢。张凌青虽然年纪小，但参加革命的时间可不短，属于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伍修权也把张凌青当作自己的女儿对待，处处关照。

伍修权调外交部后，周敏张凌青夫妇也从东北调入外交部。伍修权出任驻南斯拉夫大使，周敏张凌青夫妇也跟着在南斯拉夫使馆工作了几年。伍修权出任大使前是副部长，说话管用。

1950年，张凌青的父亲张一悟逝世。

兰州省主席邓宝珊等为张一悟抬棺

为张一悟送葬的队伍

悼念张一悟的灵堂

张一悟外孙女周春宁（中）与“张一悟纪念馆”工作人员合影。

周春宁给姥爷张一悟扫墓

纪念馆中张一悟的塑像（中间）

纪念馆中李大钊与张一悟的塑像

纪念馆里陈列的有关张一悟的说明

（照片由周敏之子周燕宁提供）

2018年，甘肃省在张一悟老家榆中县建立了一个纪念馆，以示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在解放兰州烈士陵园的入口正面第一座像就是张一悟的。张一悟在外面名气不是很大，但甘肃人认他，因为他是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孟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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