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从文学谋生到革命战士
点击上方“民进网”可快速关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民进网”推出“多党合作·民进记忆”系列宣传，与您一起回顾多党合作事业推进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感人故事。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民进先辈柯灵在共产党人影响下，从以文学谋生到成为革命战士的故事。
从文学谋生到革命战士
——夏衍等共产党人对柯灵的影响
文/郭皓
柯灵（1909—2000）是民进创始人之一。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曾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第一、二、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
柯灵是一位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他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弱冠之年从家乡绍兴来到上海谋生，从此他人生的大半辈子同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同命运共生存。
柯灵自学成才，写过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创作过剧本，做过教员也涉足过儿童文学，更是在报刊杂志的编辑领域，有过惊涛骇浪般的战斗历程，成为一代名编辑。也正是在文学和新闻界这两个阵地上，让柯灵形成了立足现实的精神。虽然他是一个勤于读书、善做学问的人，却并没有因此而禁足于书斋之门里，柯灵对任何事都要追问一个为什么，不愿敷衍了事随遇而安，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更有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关心与使命感，所以当民族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没有逃避更没有沉沦，在柯灵身上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文学热血青年的拳拳爱国之心，一个中国文人的担当与追求。
在柯灵人生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有几位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柯灵整个人生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夏衍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柯灵把夏衍比作是他革命路上的引路人。
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个文化的多事之地，更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冲突之时。柯灵刚到上海才两个月，便遭遇了一场被日本野蛮侵略的战争。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家、民族存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社会对电影界“猛醒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新形势下爱国、进步的影片受到了欢迎。正当这时，由柯灵执笔的故事片《有夫之妇》的推出，可以说是他真正意义上踏入了电影圈，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左联”的核心人物夏衍、田汉、沈西苓和司徒慧敏等人，这些左联的共产党人邀请柯灵参加影评小组。
1935年，柯灵（前排中间）与明星影片公司同事
“剧联”的“影评小组”，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影评组织，以茶话会、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活动，并在多家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作为影评阵地，像石凌鹤、王尘无等许多影评小组里的成员，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是“左联”及“剧联”的成员，他们团结了一批像柯灵一样富有爱国情怀的热血文学青年。这些人都是业内的行家，而且思想进步，他们谈中国电影的现状，批评商业电影脱离时代，粗制滥造；他们也谈苏联电影、好莱坞电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布莱希特的“离间效果”，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柯灵听得一知半解，却又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经历电影艺术理论的启蒙后不久，此时的柯灵也不再是一个初来乍到的乡村青年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感悟与思想，并对3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评价和分析。他撰文批评把电影当作纯粹的娱乐品的观点，提出“充实和严肃电影的内容，使之成为大众的精神食量，陶冶人性，改造社会的艺术，正是文化界的当务之急”。从中不难看出左翼文艺理论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柯灵后来在回忆中说：“我是作为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卷进这一场电影革新运动的。邈远的岁月已经使往事如烟，只有一点，历经时间洪流的磨洗而不损其光辉，那就是几位我当时亲灸过的前辈风仪。他们有一种非常突出的共性，是平易近人，不遗余力地汲引后进。而这正是使世界不断前进的引力。”
在“左翼”电影文化“温床”的培育下，柯灵开始以不同的笔名发表了众多的电影评论，而这些评论文章，表现出进步的思想意识，现实主义的艺术态度。此时的柯灵也已逐步从一个以文学谋生的青年，走向了革命的文学青年，开始有意识地向着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和“剧联”的进步性靠拢。
在30年代的文化战场上，电影作为非常重要的一翼，一方面是“左翼”电影在“荆棘和泥泞”中艰难地前行着，另一方面则是国民党政府以剪刀“检查”，加暴力“捣毁”，以及鼓吹“软性电影”等进行疯狂地反扑。在扼杀“左翼”电影的白色恐怖气焰甚嚣尘上，“左翼”电影则组织起针锋相对的回击与斗争，夏衍、王尘无、凌鹤、鲁思、唐納、白尘等人纷纷撰文，对软性电影论者展开了论战和批判，柯灵亦义无反顾地加入进来。经过两个阵营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柯灵也已然成为了30年代中国进步电影崛起时期的著名影评家之一。
1933年被称为“中国电影的转变年”，“左翼”电影大量涌现，从而实现了历史性转变。1983年柯灵在《五四与电影画一轮廓——电影回顾录》一文中回顾总结了难忘的1933年，文中写到：“1.党的'电影小组'的成立，促成了中国电影的历史性转变，由长期处于外化而终于纳入新文化运动轨道，这是电影界的头等大事。2.改变了电影面貌，剧本是基本的一环。3.剧本风格的改变，必然影响导演的风格。4.评论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在文中还十分坚定地写到：“中国电影接受新文艺与左翼文艺的影响，并引起方向性转变，时在1933年，是党对电影界进行工作的结果。”
柯灵在以夏衍、田汉、钱杏邨、阳翰笙等一批“左翼”骨干们的带领下，其文章的“左翼”倾向性也越来越鲜明。此刻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国民党政府当局大肆追捕中共地下党人，由于文化界电影界田汉和阳翰笙等人的被捕，这些“左翼”作家们以及在其周围的进步作家们都面临着随时有被捕、抓进监狱的危险。钱杏邨在回家途中发现其家里已出事，他急忙赶去柯灵家，告知柯灵，并嘱请柯灵去通知另一位地下党员的钱筱章转移。经过这次抓捕事件，柯灵意识到，白色恐怖同样笼罩在他的周围，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和阻碍到他的继续战斗，反而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坚强。
1937年上海陷入孤岛之后，柯灵又再一次与茅盾、巴金、阿英、夏衍、郭沫若、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夏丐尊等人一起，加入到《救亡日报》的抗日宣传的行列之中。在抗日的炮火中，在日军和汪伪政府的屠刀笼罩下，柯灵不惧危险，同时还主编了时事文艺周刊《民族呼声》，并吸引了上海的作家、学者、理论家、影评家纷纷为这份宣传抗日的刊物撰稿。也正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柯灵先后在报刊杂志等不同领域，撰写和发表了抨击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以及揭露汪伪政府的卖国求荣的文章，因此，他先后两次被日本宪兵队抓进去，其中一次还被严刑拷打上了老虎凳。然而此时的柯灵已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民族爱国主义斗士。任敌人的威胁利诱逼供，柯灵只有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纵观柯灵的前半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人生成长轨迹，与那一时期的夏衍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引路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说正是因了这些党在文艺战线地下工作者的引领帮助，柯灵这样一位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的青年人，才能成为民族的战士，也才有可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
1979年柯灵先生与夏衍先生的合影
柯灵对夏衍的评价，就如他为夏衍所写的悼念文章《送别夏公》一文中所说的：“夏衍是革命文艺家，革命与文艺一身二任，而又浑然一体。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倡导者，新兴戏剧的带头人，进步电影的开山鼻祖；名副其实的文艺战线马前卒。他又是新闻工作的多面手，到老以‘白头记者’自命。”这些恰如其分的评价，从另一个侧面也充分说明了柯灵对夏衍等共产党人对自己影响的肯定与认同。
作者简介：郭皓，柯灵故居馆、张乐平故居馆原馆长，民进会员
“振铎，你还欠我一顿酒呢！”
车向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和友谊
迎接光明的到来：吴贻芳与南京解放的一段史话
王绍鏊：在共产党人影响下投入战斗
那些活跃在民进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支部周围的共产党员
一颗红心多重身份的陈巳生爷爷张明养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的故事叶圣陶和中国共产党人交往二三事民进成立大会上的“年青”人！今天，一起重温民进响应“五一口号”那些事儿王君清：光荣归于党的统一战线马叙伦：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冰心吴文藻：旅雁归来又青春
陈益群：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进的今天郑振铎：从五四出发张权：周总理对我的关怀与鼓励叶圣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马叙伦智救陈独秀李大钊雷洁琼回忆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故事民进成立旧址的确认与修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民进中央开启 “多党合作·民进记忆”主题征文！
更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