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爱古装戏的人想必也有过一个梦想：要是有朝一日自己能够穿越到古代，定能以现代人的智慧走向人生巅峰。
然而，如果你真的回到古代，是根本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呀。
或许，有人会问，没有“普通话”，古人怎么交流呢？“普通话”又是如何诞生的？
其实，语言中潜藏的，是一部中国史。
公元前560年，晋国召集北方诸侯商议如何讨伐楚国。然而此时楚国强大，刚刚挫败了晋国的盟国吴国，国力日趋衰弱的北方盟主晋国，对于自己无力率众伐楚的外强中干感到恼怒，但又需要找到发泄点，于是，晋国大臣范宣子将焦点对准了北方姜戎的首领驹支，指责是戎人在搞破坏挑拨北方诸侯，以致南征楚国出现分裂。作为与中原华夏族先民语言不通的戎人首领，此时驹支却不卑不亢，并当场朗诵了一首《诗经·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戎狄言语向来与华夏不通，驹支却能朗诵《诗经》，并且亲自与各诸侯国君臣公开辩论，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问题，即驹支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能让自身也是说着各种方言的各诸侯国人一听就懂？难道，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人，已经说着一门类似今天普通话一样的民族共同语了？《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言”——而雅言，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共同语。对于门下弟子三千的孔子来说，如何与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弟子们沟通，以及在游历诸国时向各国国君推广自己的思想，只能是通过一门远古时期的华夏族共同语——“雅言”来进行交流。 语言学家指出，上古时期，“雅”和“夏”相通，所谓雅言即是指夏朝人流传下来的，广泛使用于今天的黄河、洛水一带的河洛古语，由于从夏朝、商朝到周朝都定都于河洛一带，到了东周迁都洛邑后，作为各个诸侯国与天下共主东周交流的共同语，雅言此时开始向洛阳音倾斜，这也就是后世汉人广泛使用的“洛阳读书音”的古老源头。说起来，无论是位处西北的戎人首领驹支，还是位处今天山东一带的孔子，他们所说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汉人“普通话”——雅言。而雅言背后的河洛古语，正是今天流传于江浙一带的吴方言，以及存在于福建、广东以及台湾地区的闽方言、客家话、粤语等的共同祖先。内部方言杂立的古老华夏族，正是通过雅言，紧密团结在了一起。也正是通过雅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沟通往来，孔子的游历诸国，以及诸子百家的纵横游说，才得以说得清、听得懂。 从夏商周以降到西晋时期，由于中国各个王朝的首都，都是基本从西向东摆动于黄河洛水的长安、洛阳一带，尤其是东周、东汉、西晋都定都于洛阳，这就使得河洛古语中的雅言“洛阳读书音”，逐渐成了古代中国人所共同尊奉的共同语。
西晋灭亡后，尽管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南北朝（420—589年）大分裂时期，北方异族不断南下，但中国的雅音系统并未遭到大的破坏，相反却不断凝结在一起。而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当时，无论是在西晋时期建立汉国的匈奴贵族刘渊，还是后来的北魏孝文帝，他们都极度推崇汉化和汉语，这就使得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北方动荡两百多年，但源自河洛古语的汉语雅音却一直在北方得以保存——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即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虽然当时的南方士族眼里，他们认为金陵雅音才是中原的正统，认为南音更多的保留着洛阳雅音的特色，但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两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分歧。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得南北朝时期的标准语基本保持了一致。 隋朝一统南北后，音韵学家陆法言做《切韵》规范当时的国家标准语时，重新将南北朝时期有所隔离的南朝金陵雅音和北朝洛下雅音重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隋朝新的官方雅音系统。而继承隋朝体制的唐朝，也将从夏商周时期就延续下来的雅音，和后来经历秦汉统一帝国改造后形成的洛阳读书音继承下来作为官方语言，一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作为古老的民族共同语，仍然拥有极高的地位。在这之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移，因此宋元的“正音”或“雅音”便以现今河南北部至河北、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中国首都和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东进、南下北上，深刻影响着中国语言的发展。
1127年，女真人攻灭北宋，随后，北方地区在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先后统治下，官话体系也发生了变化，从中古音转为近古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历少数民族融合的北京话开始逐渐成型。元代时期盛行的杂剧和散曲，也大大促进了大都语（北京话）的传播。元朝时期，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主要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基本上反映了元朝当时大都语的面貌，而当时的声韵调系统，已经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到了明初至明中期，又曾将以现今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南方官话作为国语正音，并随着迁都带至北京。而在语言的融合、演变和发展中，尤其是清朝建立后，北京话则又吸收了满族、蒙古族和回族的语言要素，例如“您”“胡同”都是来自蒙古语；而“帅”“耷拉”“打发”“大夫”“呵斥”“嬷嬷”等词语则来自满语。而现代意义上的普通话，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的。他在192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今天，定义普通话时我们会说“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但是全国最标准的普通话却不在北京，而位于承德，特别是承德市滦平县。承德方言在谱系上属于北京官话——怀（怀柔）承（承德）片，与普通话极为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普通话的推广。1953年，我国以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主要采集地。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场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出于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突出民族语言文字上的平等精神，名称上改“国语”为“普通话”，并确定普通话的内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最终普通话作为现代标准汉语在全国通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现在的承德市滦平县已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确定为“全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县和“普通话体验区”，是普通话标准语音主要采集地，对全国普通话的推广起着推动的作用。而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在“推普周”来临之际，重温普通话的全国推广之路，或许会有新的认识。实际上，普通话的推行与方言的使用是和谐共存的关系。方言在不同时期担当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而正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才能有如今的普通话，并成为我国族际的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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