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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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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原题
车和车站
我们农场的熊师傅晕车晕得极致，他不但没坐过汽车没见过火车，就连架子车和自行车坐上去也晕得七荤八素。每当飞机飞过，熊师傅就贪婪地仰着脸看，这是他唯一能正常观看并说起的交通工具。其他的看到或说起嘴里就泛酸水。
我也晕车，尤其是汽车，因而特别不喜欢长途汽车站。汽油的味道，嘈杂的人声，东倒西歪疲困的旅人，大包小包的行李，都让人精神疲累。小时候，每当老家来人，家里就让我去接，真遭罪啊。
记得一次，老家的亲戚来访。家里早早遣我去长途汽车站接。想到那难熬的时光，我带了本小说。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呼喝我的名字。时空转换间我才看清眼前那怒目金刚的是我爹。亲戚艰难地一路问寻早已摸到家，我爹气得杀到车站，看到了如痴如醉捧着书的我。
那一顿暴风骤雨啊，弟妹都惊慌地夺路而逃。我垂头耷脑罪人般立在父母和亲戚面前。我爸不但就事论事，还新账老账一块算。许是觉得愧对亲戚，我妈时不时也插嘴凑一份儿。
我爸越说越起劲儿：“看小说有什么意义？是学人家遣词造句了，还是着眼于结构布局了？纯粹是看热闹！和你舅一样，书呆子！”
与他同声同气的我娘愣怔了几秒，涨红了脸。觉得在亲戚面前很没面子，恼羞成怒道：“你调教你女儿，拉扯我兄弟干什么！”眼见战火转移，我悄没声地溜出门去。
我家1949年逃难时落脚在离火车站300多米的地方。夜半时火车汽笛的鸣叫和报某车进入某轨道的声音，常伴着我入眠。文革时，家里四岁的表弟和两岁的表妹因姨母亡故被接回南昌时，夜深人静时再听到这些声音，生出了几多凄凉。
粮食定量的年代，吃不饱又没处买，作为长女又主掌家务的我，主意就打到了车站。我观察到每当列车进站时，就有流动食品车卖食物给南来北往的旅客。记得5分钱一个的咸酥烧饼实是美味，重要的是还不要粮票！
我们姊弟熟门熟路地从机务段溜进车站，每有火车进站，就装扮成乘客买几个烧饼。最小的弟弟拿着小篮子躲起来，其余的姐弟轮番上阵，小松鼠般一趟趟搬运。当小篮子装满时，几人才欢喜而归。后来，粮食供应状况越来越差，白面烧饼变成了三合粉烧饼，三合粉也买！一篮子烧饼一家人可以吃几天呢。
下乡后与火车汽车打交道多了。那时家里没有知青的甚少，同病相怜吧，最初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无票乘车的知青，半遮半掩地开设了绿色通道。
郑州知青常坐的那趟181次，大概晚上9点左右始发，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到信阳站。挨着行李车厢的两节似乎成了知青专列。最初，知青们是大摇大摆地从门而入；后来查票渐严，大家只好各显其能。
我家邻居董伯伯与我爸是朋友。董伯伯是铁路职工，常年一身铁路制服。他本来就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对人又和蔼可亲，在街道上很有威信，大家称呼他董大车。董大车有很多徒弟，徒弟们都对师傅毕恭毕敬很是尊敬。
我爸常托董伯伯带我进入车站并送上车，有那些敬重师傅的徒弟，回回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可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徒弟中也有逆鳞者，特别是那个破四旧的年代。
一次，我和朋友同回信阳，董伯伯、我爸和朋友的父亲一起送我们。还是那条小路那个值班室小屋，远远看到值班的年轻人，董伯伯胸有成竹地对我们说：“碰巧是我徒弟。”
谁知那个徒弟不买账，不但不放我们进去，还劈头盖脸地训斥董伯伯。董伯伯灰头土脸地下不了台，拿出师傅的架势连训带哄着那人，那人还是丝毫不给面子，仍然恶言恶语。
尽管遇到董伯伯的另外几个徒弟，呵斥住了那愣头青，一路护送着我们上了车，但我心里的愧疚多年无法消弭。在街道远远看到董伯伯我就迅疾躲开，觉得自己为省车票钱拖累人家丢面子，实在对不住。
我朋友的父亲是设计皮鞋的专家，经常有省市领导派车接他去家里定做皮鞋，礼遇待之。王伯伯在行业内也颇受尊崇，徒弟众多。他过世后，为他办丧事的几十个徒弟都着的是孝子装。那次尴尬后，见我一次感叹一次：那么大的人了让小子糟践，咱再也别给人找不痛快了。确实从那回起，我做回了遵纪守法的好青年，不再逃票乘车。
翻墙翻窗是男知青的本事。一次，一男知青为了在喜欢的女生面前显摆，一面笑说：看咱来个鹞子翻身，一面对着只能开启一半的车窗来个鱼跃，人是进去了，却一头扎到心仪人面前的小茶几上，带翻了上面的一应物品，痛得直吸冷气。大家笑得欢乐，那女生只矜持地扯了扯嘴角。
信阳到光山每天有一班长途汽车，大概两个多小时就能到我们农场门前。方便是方便，可是知青们没收入，都不想让家长花费那笔车钱。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晕车。乘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我畏为险事。在车上我常常吐得狼狈不堪，犹如患了大病。所以，我宁肯选择和大家一起截车。
越是封闭严实的车我越晕得欢，天生没有坐好车的命。那种大卡车，即使车上拉着煤，下车后把我们人变成鬼的，我都愿意坐，因为在敞开的车厢上大风小风刮着，不晕车。
郑州知青常聚集到离信阳平桥较近的一个三叉路口截车，人多势众容易点儿，特别是女生。往往男生截停车后，就招呼着女生先上，不管认识与否。
有一次，我孤身一人返回农场。从小就不会扒高上低的我爬车特别困难。车上的知青一边嘟囔着：笨死了，一边又合力拉我上车。上车后我才发现旅行包还在地下，车子已经启动了，在知青们的惊呼声中我连滚带爬地翻下车，窘态十足。
最危险的是一次是别人都在车上了，我还踩在车轮上笨手笨脚地往上爬。车开动了，我的脚在滚动的车轮上顺势挪移，知青们惊呼着连提带拽的，把险些落在车轮下的我拎上了车。我吓出一身冷汗，脚在车轮上倒腾运转的骇人感受让我半天回不过神。
除了减少外出，我憋了一口气要学爬车。我们农场有一辆高高的拖拉机，我利用午休时偷偷练习上下，感觉那段时间我像做贼般提心吊胆避着人，活得忧心忡忡。 其间，我还出了个无人知晓的洋相，一次下车时裤子挂破了。那是条苏缇面料的裤子，它破时像炸开一样四面豁开，面积颇大。情急中我用树枝穿缀着烂得不成样子的裤子，捂着满腿的枝枝叉叉，刺猬一样溜着墙根逃回宿舍。
不会扒车闹出的笑话和险情是我知青生涯中的难忘之痛！
知青中流传着一个段子：一大爷没坐过汽车，年根时卖糍粑有了几个钱，想坐一回。售票员告诉他：“大爷，没车了。”大爷说：“煤车？煤车也坐。”售货员耐心地说：“大爷，是没有车了。”大爷胡子一撅：“煤车都坐了，煤油车怕么事！”
煤油车就是油罐车。光溜溜的一个长圆筒子，上面是不能坐人的。我们这些远离父母又不知深浅的知青，只要是车就坐，不管安不安全。自己做父母后才知晓，如让家人得知我们曾坐过那么危险的车，该多心惊啊。
段子归段子，可知青没坐过煤车的能有几人？我有幸坐过几次粮食车，下车后人还能看。坐煤车哪怕是拉过煤的车，一路风吹起的煤屑泼洒着我们，人人都化了可做黑人牌牙膏广告的妆。车子如停在平桥，离信阳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一行黑非洲，一路任人观摩地行走在信阳大道上。有的男生腰里还扎着草绳，昂首挺胸无一丝羞惭地招摇过市。
车站做小生意的爱极了我们。一看到我们这些天外来客就争相吆喝：“洗脸吧，有热水，还有香胰子”，“喝茶吧，有热茶，还有茶叶蛋。”信阳人把水读作“shei”,把喝读成“huo”，把热读“yue”，加之声调百啭，至今仍让我回味。
有一年春节后返回农场，因大雪路冰车不能行，我们在信阳困住了。有关部门把知青们安排在旅店，人多铺少，小而窄的床铺横着要躺五六个人。被姥姥女子应怎样不应怎样教成呆子的我，觉得两条芦秆腿拖在床下着实不堪。尽管是黑夜，尽管大家都是女生，我还是靠墙坐了一宿。
政府安排运送我们的是带帆布篷的卡车，车后拖着粗粗的铁链防滑。我上了闷气又不见光的车就开始吐，难过得死去活来。心里自暴自弃：干脆绑我在铁链上拖在车后好了，临了还能来口新鲜的。
毕业实习是在铁路沿线的长台关，学校门前是淮河，淮河上有铁路桥。每当夜晚坐在淮河边，望着驰骋的列车，车厢里灯火通明，看着挺温暖的，我耳边响起苏联歌曲《山楂树》的旋律：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除了些许浪漫情怀，充溢内心的是游子的心酸。
这40年来，有几次乘车路过信阳火车站。还有段距离时，我心就砰砰急跳。无论白天黑夜，我都要下车在站台上站一会儿。小小的站台，嘈杂往来的旅人，冰冷而漫无尽头的铁轨，熟悉而陌生的感觉，都能把我带到当年。
当年有多少知青在奔波家和乡下的途中倒在车轮下，年青的热血染红了大地。我没看到这方面的统计，我只知道这些人里面有我的朋友，有我同农场的知青，他她们是和我同时代同命运的人。
虽仍然不喜欢车，不喜欢车站，但车和车站记载着我往日的回忆，连缀着我走过的人生之路，尤为重要的是记录了我曲折的心里路程。 2019.11.8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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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王智娜：车和车站
王智娜，郑州老知青，出版社副编审，现已退休。
作者：王智娜
知青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