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 张讴：中印边界的百年缠斗

作者简历

张讴  1959年10月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主要著作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等。

原题

回望1962年

中印边界的百年缠斗

以胜利之名撤退

后果始料未及

作者：张讴

当邻居对同一件事的认知大相径庭，且无法说服对方时，通常会敬而远之，或老死不相往来。若是邻里的栅栏出了问题，双方都会主动凑过来，直至掰扯清楚。

这正是邻国对待边界线的态度。

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印度人经常与我争论中印边界问题。他们的观点相当一致：认为中国在1962年“侵略了”印度。我说，藏南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啊。那位爱写诗的仓央嘉措，是西藏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他的故乡就在达旺。

印度人接着质疑，西藏与英印政府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已经承认了“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应该遵守这个条约。我说，西藏代表确实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了，但是中国政府代表没有正式签字，也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对方声音变得严厉起来：如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何中国政府同意西藏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中俄签订边境条约时，也没有让黑龙江政府代表参加啊。这说明西藏有自主权。对方步步紧逼：既然中国认为“麦克马洪线”以南是自己的领土，在1962年也拿到手了，为什么还要退回去？是心虚吗？此刻，对方成了一位怒不可遏的受辱者。

当两个人的证据和立场不同时，很难说服对方。在尴尬的冷场中，对方神情一变，居然唱起歌来。我以为对方被刚才的议论气懵了。仔细一问，原来歌词是“让我们拿起枪，打向中国”。这首歌曲有些耳熟。记得在西孟邦，一个青年人对着我唱这首歌，还不停地挑动眉毛，现在我才知道了歌词内容。

1962年印军战败，如同在印度人心上捅了一刀，至今仍在滴血。从1968年开始，印度高中和大学都要讲中印边界战争，培育印度国民的“受辱”和“仇中”心态。中印边境谈判至今未取得进展，与印度国民的激昂情绪不无关系。政治家们明白，赢得民众选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高呼“保卫领土”，恰好应验了德国《战争论》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家的游戏。”即使中方提出用边境东段的9万平方公里，换取西段阿克赛钦的3万平方公里，印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印度人一直在悲情和愤怒中反思。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1962年的罪人》一书序言中说：“1962年，中国军队大败印度军队。这确实让人捶胸顿足，需要我们寻找失败原因。然而，印度并没有认真反思，为何骄傲的印度军队被中国人打得一败涂地。事实上，那个遭受心灵重创的政府被事态发展吓懵了，以至在中国面前选择了投降的说辞。”费尔南德斯认为，1962年的两军交手只是一场战役，中印边境纠纷远未结束，鹿死谁手尚未揭晓。

进入21世纪后，印度有了脱胎换骨的说法。中央邦教育委员会编写的历史教材认为，印度才是中印边界战争的真正赢家：中印边境争端如同邻村争一片田产，中国说那片田产自古就是自家的，印度说那片田产是上辈人传下来的。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入侵者，最后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打赢了战争，却具备失败者的一切特点——没有拿回土地。印度是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之名外，却保住了胜利者应得的果实。

“自古以来”究竟有多古

边界纠纷皆因一方不承认另一方的证据。就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归属而言，中方认为，清政府官员于1892年在喀喇昆仑山口竖起界碑，界碑东侧是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印方也有自己的证据：克什米尔国王在1840年曾两次派出收税官，去拉达克和阿克赛钦一带收税。在边界谈判中，若以“自古”为准，上溯到哪个年代才算“古”？国际公认的原则是，法律文件距现在愈近，则效力愈强。其前提条件是，双方必须认可同一份文件，否则就是各说各的理。

中印边境纠纷在喜马拉雅山脉南缘。喜马拉雅山脉纵横交错，发源于大山深处的河流切割出多个山口，形成了河流谷地和湖泊。共同的信仰和生活习俗，逐渐让藏人有了固定的聚居地和牧区，形成了西藏与邻国的传统习惯线。东段传统习惯线的位置，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山地与平原交接处。中印边境西段有清朝界碑为证。

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后，把只是“地理名字”的印度，组合成了一个散装国家。为了防止这个散装国家再次四分五裂，就需要有一圈“紧箍咒”，即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线。印度三面环海，唯北方与多国接壤。英国殖民者持续向北推进，打破了山地王国相互制约的平衡状态。英国人以保护者的姿态，为它们调节纠纷和划定界限，让他们依赖大英帝国的保护。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藏军在隆吐山战败，被迫开放亚东为商埠。1903年10月，英国军官荣赫鹏中校率英军进入西藏，先后在曲美辛古和江孜发动两次战役，藏军拼死抵抗，仍被攻陷。1904年9月，荣赫鹏中校与西藏政府签订《拉萨条约》，英国人获得多项贸易特权。到了1913年，英国人决定用条约来确立英属印度与西藏的关系。

西藏的前身是吐蕃王朝。唐朝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是睦邻友好的传统手段。直到1247年的 “凉州会盟”，西藏才正式纳入元朝版图。此后，历代政府都派官员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按国际惯例，当中国西藏与邻国发生边境纠纷时，应有中央政府出面解决，西藏代表只能算是中国外交使团成员。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人邀请了袁世凯政府代表和西藏政府代表，举行了英、中、藏三方会谈。此次会议名义上是讨论三方关系，草拟《西姆拉条约》，实际上是鼓动西藏独立。

1914年7月，英、中、藏代表再次聚会西姆拉，准备签订《西姆拉条约》。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在《西姆拉条约》后面附上了边界地图，声称英方依据“分水岭”和“山脊稜线”等地理概念，划出了西藏与印度的边境线。这条线从传统边界向北侧大幅推进，圈走了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麦克马洪主持了此次会议，那条界线又称“麦克马洪线”。

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代表伦钦夏扎在《西姆拉条约》上都签字确认。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未在正式文件上签字，并发表声明概不承认此类条约或文件。麦克马洪在给伦敦的最后一次报告中称：“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英印政府依然承认《西姆拉条约》的法律效力，在1943年派英印军人越过传统习惯线，进入了邦迪拉、德让宗、瓦弄等地。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承接了“麦克马洪线”概念，于1951年驻兵达旺。

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还包括中段和西段。中段争议地区相对安静，在1962年未发生军事冲突。西段的争议地区是阿克赛钦。阿克赛钦中间低周边高，周围山峰在海拔在5000米以上。拉达克曾是西藏的属地，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区域战争中，拉达克几度易主，但是拉达克北部的阿克赛钦一直是西藏与新疆的交通要道，有西藏马帮长期往返两地。英印政府于1865年派测量师约翰逊前往新疆和田。约翰逊根据山脊和山口方位，把阿克赛钦划入了印度版图。英国探险家频繁往返于印度和新疆，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1892年，清政府官员在阿克塞钦西南侧的喀喇昆仑山口竖起界碑，宣誓此地是中国领土。

边界冲突升级

受印度教思维的浸淫，印度教徒有一种天生的自大心态。身为婆罗门种姓的尼赫鲁总理认为，印度边境早已由英印政府确定。若邻国提出质疑，便是对印度的蔑视。尼赫鲁总理表示对华友好，却不承认领土纠纷。1950年，解放军进驻西藏后，印度外交部十分关注西藏事态。

1955年，中国开始修建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公路，此公路穿越了阿克赛钦。印方拿出了约翰逊标出的经度、经度和山脊，证明新藏公路穿过了印度领土。中方表示，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约翰逊线。当解放军在1959年平定西藏武装叛乱时，印度更是强烈关注。周恩来在当年11月7日表示，为了缓解争议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印在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建立一个军事缓冲区。尼赫鲁未接受此建议。

真正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的，是印度对达赖的庇护。达赖在1959年3月出逃印度后，印度政府以贵宾礼仪款待。达赖在穆索里（Mussoorie）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西藏在1950年是作为主权国与中国签署条约的。达赖于1960年在印度成立了“流亡政府”。中国政府认为印度如此礼遇达赖，是在朋友背后捅刀子。此后，中印边境局势变得愈发紧张，先后发生了“郎久事件”和“空喀山事件”。

“前进政策”拉开战争序幕

印度把外交思维转化成了军事进攻模式。新德里在1961年11月2日举行了最高军事会议，提出“前进政策”，把边境哨卡前移，即沿着“麦克马洪线”建立35个军事哨所，规定在1962年7月前完成，由阿萨姆步枪队前去驻守。其代号为“昂卡尔行动”（Operation Onkar）。印度资深记者曼克卡尔写道：“新德里即兴制定了没有牙齿的‘前进政策’。这似乎更多是在安抚印度公众舆论，而非真正遏制中国在我们北方边境的威胁。”

印度第33军长期驻扎在“东北边境特区”，该军指挥官乌姆罗·辛格中将认为，这些新建哨卡与后勤保障严重脱节，不适合在此地发动进攻。这显然忤逆了尼赫鲁总理的“前进政策”。国防部长梅农调走了乌姆罗·辛格中将，将克节朗地区从第33军管辖区内划出来，交由临时组建的第4军负责。长期在陆军总部担任军需局长的考尔中将任第4军军长。其主力部队是从新德里调来的第4步兵师。该步兵师是印度的王牌部队。

1962年9月4日，阿萨姆步枪联队越过克节朗河，在北侧的尺冬建立了哨卡，却借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多拉山口来命名其哨所。第4步兵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在其回忆录《1962，达旺的陷落》中写道，“麦克马洪线”一直是按着山脊走向划分的。到了西侧的兼则马尼一带，“麦克马洪线”被划成了一条直线。塔格拉山脊实际上在“麦克马洪线”北侧。这与印度陆军地图的标识相吻合。中国军队在塔格拉山脊上构筑了防御工事。

9月9日，国防部长梅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中国军人从塔格拉山脊赶走。此次军事代号是更为激进的“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 ，又译来克亨行动）。东部军区司令莱·普·森中将下达命令，要求第4师第七旅马上抵达扯冬，在克节郎河谷地带建立军事阵地。

当地已进入冬天，湿气弥漫。第7旅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率领第1／9廓尔喀步枪联队和第2拉其普特营，前往扯冬备战。他们原本想拿到冬装后再出发。无奈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下了死命令，他们只得穿着单薄秋装和帆布军鞋出发。他们背着枪支弹药和三天的军粮，在深山密林里行走。不少战士患上肺水肿和冻伤，失去了战斗力。

克节朗河是一条极易徒涉的溪流，大致呈东西走向。达尔维旅长认为，此地既无战略纵深，也无天然屏障，构不成战略要地。第4师师长表示赞同，认为第7旅应该后撤，在扯冬一带的多拉山口构建防御工事。考尔中将却坚持要在10月8日执行“里窝那行动”。无奈军令难违，达尔维旅长只得派出了一支50人的先遣队，先驻扎在塔格拉山口西侧的尺冬，为第2拉其普特营的进攻提供侧翼掩护。

中国军人早就注意到了这股部队的动向。10月10日凌晨，中方出动了一个连的兵力，向尺冬发起攻击。印军很快逃回到了克节朗河南岸。达尔维旅长请求停止执行“里窝那行动”。考尔中将说自己无权命令部队撤退，必须得到新德里的批示。考尔中将在10月11日飞往新德里，向尼赫鲁汇报了交战情况。

中印军队交火的消息传到新德里后，多个政党呼吁尼赫鲁勇敢面对中方的“挑衅”。尼赫鲁于10月13日出访斯里兰卡前，在新德里的帕拉姆军用机场对媒体说：我已经向军队下令，把中国人“赶出我们的领土”。这个日期交给军队来决定。印度资深记者曼克卡尔写道，“毫无疑问，反对派的鲁莽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把总理推入了一个死角，迫使他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僵化态度，最终让他命令军队在错误时间和地点与中方开战。”

中印边界战事爆发

中国中央军委于10月17日发布了反击战命令。

这是一个绝佳的反击时间窗口。就在几天前，美国空军的一架U-2侦察机，发现古巴境内正在建造核弹基，原来苏联准备在那里部署大批核弹头。五角大楼立刻派军队封锁了古巴。全世界都笼罩在了核战争的阴影中，任何大国都不会关注中印边界的局部冲突。当时喜马拉雅山刚刚进入冬季。若再晚开战，将会面临大雪封山的困境。

克节朗战役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边境反击战。中印军事学家都有详细记述，但是差异甚大。中方军事专家主要从战略战术上分析，其中对印军作战能力有揶揄成分。印方从被动挨打角度描述，在很多细节上进行了毫无节操的夸张。我翻阅了大量资料，梳理了双方的战场记述，在此只做简述，为最后两部分做必要铺垫。

在边境东段，由张国华中将指挥的藏字419部队计5个团，总兵力达到10，500人左右，对印军构成了二比一的军力优势。20日5点14分，中国炮兵部队炮击了克节朗和章多，炮火持续到6点30分才停息。15分钟后，中方3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开始进攻中路。印度的通行联络在战前已被中方先遣部队切断，印军只能各自为战。在中国部队的前后夹击下，第2拉其普特营很快陷落。靠近扯冬的第7旅指挥人员紧急撤离。达尔维旅长和助手销毁了电报密码本和军事文件，转入密林深处躲藏。截止上午9时，中方击垮了印军第7旅两个主力营，中部和右翼防线完全崩溃。

20日下午1点半，中国部队从多路向章多发起总攻。第1／9廓尔喀步枪联队难以抵抗中方的猛烈火力，四散逃往。此时，中国军队开始搜剿印军散兵。22日上午9点多，中国军人在森林里活捉了一群印度军人，其中就有第7旅旅长达尔维。他是中国军队俘获的军阶最高的印度军官。

东线的第9旁遮普营位于克节朗河第二和第一号桥南侧，第9旁遮普营凭借地堡群，一度阻击了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部队随后集中火力，用火箭筒、火焰喷射器摧毁了地堡群，攻克了第9旁遮普营指挥所。印军很快向后溃散。25日，中国长驱直入达旺，驻守此地的印军没有任何抵抗，仓皇渡过达旺河向南逃去。

中印边境西段的反击战由新疆部队负责，何家产少将担任总指挥。中国炮兵用迫击炮和加农炮，打击加勒万河谷等地的印军据点。由于印军地堡进行了巧妙伪装，中国炮兵未能重创印军地堡。中方地面部队不得不靠近地堡，用喷火器烧和爆破筒逐个摧毁。新疆部队第4师战斗力强悍。印军主力第114旅参加过二战，在缅甸对日作战3 年，精通山地作战。这场战役打得极为惨烈，最后是白刃战。到10月24日，中国军队拔掉了印度在实控线一带的哨所，印军成了无牙的老虎。

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边境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印度政府则提出，“全线边界需要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状态，否则不会进行谈判。”印度显然还没有被打服，还要继续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

为了扭转颓势，国防部让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取代正在养病的考尔中将，任第4军军长。第4师师长普拉萨德被撤职，接替他的是帕坦尼亚少将。第62步兵旅、第4师炮兵旅都更换了旅长。这些将士在二战中因为作战勇猛而屡获勋章，但是缺乏高寒山地的作战经验。中方也开始调兵遣将。中央军委命令陆军第54军军长丁盛少将亲率130师，直接从四川赶赴前线。

正当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在色拉准备防御计划时，国防部又告诉他，考尔中将已经痊愈，仍旧担任第4军军长一职。11月13日，考尔中将亲自在瓦弄指挥，向中国军队发动报复性进攻。瓦弄之战，是第二阶段的决定性战役。

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境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西藏察隅县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印军建造了马蹄形地堡群。中国第130师采取迂回包围的战略，大胆穿插，遭到了印军三面火力夹击。丁盛少将调集迫击炮、无坐力炮和火箭筒，摧毁了印军的地堡。考尔中将仓皇出逃，才免遭活捉。同时，一支1500人的中国穿插部队沿着羊肠小道，经6天5夜强行军，直插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在11月18日凌晨打响了邦迪拉战役。中国军队攻克邦迪拉后，继续向进，一鼓作气拿下了查库，完全击溃了印度第4师，其它印度部队也溃不成军。这场战役打得印军极度绝望，以至于印度人把中印边境战争，称作瓦弄之战（Battle of Walong）。

印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印度首都后，德里到处是流言蜚语，说中国军队将攻克提斯浦尔，那里是印度东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新德里也面临被攻克的危险。出乎印度人预料的是，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停火。中国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实控线20公里外。西藏部队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释放了3900名被俘官兵和伤病员，归还了缴获的武器装备。普拉萨德师长称，印度军队被彻底羞辱了一番。

印方总结战败的原因

印军战败后，印度朝野一片哀鸿。印度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被撤职，国防部长梅农辞职，尼赫鲁总理两年后抑郁而终。

多家印度智库分析了印军失败的原因：中印两国体制不同。新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最高领导层多是军事家。印度独立是通过绝食抗议、不合作运动和谈判取得的。国防部长梅农不是军事家，但是嘴炮厉害。他对媒体说：“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资深记者曼克卡尔在《1962年的罪人》中说：“一个民主的印度，永远无法与一个共产主义的极权政权竞争，后者更喜欢枪炮而不是黄油，并把一个国家变成了兵营。”

印度没有真正的军神。

二战期间，印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立下赫赫战功，印军将帅皆为英国人。印巴分治后，一半军人成了另一半军队的敌人，战斗力大幅削弱。在和平年代里，将军们不把精力用于军事研究，而是研究尼赫鲁总理的心思。种姓意识和地域歧视渗透进军界，嫡亲和关系成了晋升阶梯。克节朗河地区不适合进攻。考尔中将却坚决执行“前进政策”，最终一败涂地。第7师师长普拉萨德写道：“真痛心，正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敌人所需要的一切挑衅，至少在克节朗前线是这样。”

印度军事情报处缺乏专业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让印度领导人误判了中国态度。第4师师长普拉萨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印度情报局提供的情报说，中国人不会进行过界打击。当第7旅在克节朗河驻扎时，达尔维旅长推测中国在塔格拉山脊上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却说，那里只有大约200名“装备落后且半饥饿”的中国军人。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都不会越过克节朗河。此后的事实，都证明这些情报是一派胡言。

没有后勤保障的战争，注定是一场军事灾难。

西部指挥官道尔特·辛格中将说，印军的枪支和火炮都是二战时期的装备。印度空军空投了数百吨的军需品，半数以上物资滚落到了山涧深谷里。其中C-119运输机飞行速度过快，空投的物资损失最大。在食物短缺下，印军还要压低供应标准。牛奶、糖、盐等早已耗尽，大米和豆类罐头仅够维持四五天。达尔维旅长在其回忆录《喜马拉雅山的失策》中说，由于得不到后勤支援，我们打光了最后一发子弹，只能四处逃散。结果碰上了中国军人，我们只能举手投降。

印度空军有制空权。印度空军未出动战机轰炸中方阵地，让陆军陷入了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第7师师长普拉萨德后来才知道，中国飞机从海拔5800米的机场起飞，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飞行。当时印度不出动飞机，是军队高层担心中国空军轰炸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从中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新德里上空。

中国部队后撤的后果

面对印军的“前进政策”，中国策略是惩罚性反击，警告尼赫鲁政府不要诉诸武力，必须回到谈判桌前来。没成想印军溃败得如此迅速，一下子就撤出了藏南。阿克塞钦、班公湖也被中国军队收复。这大概超出了中央决策者的预料。此后边境谈判的艰难性，也超出了中央政府的预料。

战争结束后，中方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实控线20公里外。以当时的中国军力和国力来看，长期驻扎藏南确实困难。主流观点认为，藏南地区环境恶劣，冬季大雪封山。若要长期驻守，后勤保障十分困难。如何保证高寒山地的交通安全也是难题。在国际上，美国空运的先进武器已经抵达加尔各答机场，英国也承诺提供军事援助。当时台湾在叫嚣反攻大陆。经过权衡，中国部队撤出了藏南地区。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历史，但是可以讨论或推演。中方后撤有其合理性。只是撤退到哪个位置，则有必要讨论。中国军队不撤过“麦克马洪线”，恰好与中方否定其合法性的主张相一致。若中国军队驻扎在达旺东南的西山口（印度称色拉山口），进行重兵防守，也绝非不可能。西山口是连接达旺与西卡门地区的关隘，地势险要。印军在此建立了军事要塞。

中方的后勤保障并非完全不能解决。几百年来，从错那到达旺之间有一条骡马道，始于西藏境内的错那县，经过吉米塘、康拉钦，沿着娘江河谷，抵达达旺，往南到德让宗、邦迪拉。这是一条传统的印藏贸易路线。第4师师长普拉萨德咨询过拉加瓦德准将，能否从实控线修建一条通往达旺的公路？这位准将说，可行，但是需要三个月。中国军队在收复达旺后，立刻修筑了一条通往达旺的简易公路，仅用22天。通过这条简易公路，中方大批军用物资运送到了达旺，为邦迪拉战役胜利提供了军需保障。

中国军队按既定方针撤退后，印度军队重新占据了克节朗河以南，在藏南地区驻扎有山地师。1986年，印度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藏南地区的传统居民是珞巴族、门巴族等。始建于1681年的达旺寺，依然是他们的精神庇护所。达旺寺里陈列着藏传佛教文物，其中就有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使用过的法器。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该“邦”的经济投入，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已达100万。半数以上人口是印度教徒、孟加拉人等。

在西段，原本已经被收复的阿里地区巴里加斯450平方公里土地，又被印度人占据。印度政府成立了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在那里部署了重兵和高山作战装备。好在中国军队占据着阿克塞钦的大部分领土，保障着新藏公路的安全和畅通。通过这条公路，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可以相互支援。阿克赛钦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大约900公里。中国军队可以凭借阿克赛钦的高海拔地势，俯瞰整个印度的核心地带。阿克塞钦是中国西部的一个重要“命门”，也是悬在印度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印边界战争结束早已过了半个世纪，边境谈判仍在原地踏步。2003年，温家宝总理与印度曼莫汉·辛格总理会谈，印度才正式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换取的条件是中国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由此可见，在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纠纷中，占领方通常会拥有更多话语权。中国当初的“宽容”政策，最终让领土争端影响了自己与两大邻国的关系。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中国未及时收回钓鱼岛。如今，钓鱼岛成了中日关系的一根硬刺。邓小平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现在解决不了钓鱼岛问题，说明我们这代人的智慧不够，那就把争议交给下代人来解决吧。中印边境纠纷的解决，大抵也是这条思路吧。

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三方”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陈贻范，第四人为麦克马洪，第五人为伦钦夏扎

中印边界东段，蓝线为中印传统习惯线，红线为麦克马洪线

克节朗战役示意图

中印边界问题示意图

中印边界东段的西线战场

张讴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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