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 陈小春：我要把红旗插到美国去，请批准

作者简介

大学时代的作者

陈小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79级，1983年毕业后分到人民大学第一分校任教。1987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西洛杉矶太平洋大学，国际贸易硕士。先后就职于硅谷500强公司：惠普、斯科、希捷等，主要从事商业会计、财务分析、内部审计和内部调查工作。

原题

磕磕碰碰闯美国

作者：陈小春

一

1985年，看到身边的许多朋友赴美留学，我突然萌发了远渡重洋的激情。我学习渔民撒网捕鱼的手法，一口气向美国二十家大学提出申请。很快，陆续有四家大学发来了录取通知书，同意我在1986年夏季报到。

接下来的重点，是在国内的攻坚克难。

首先，我需要单位盖章出证明，才可以去公安局办理出国护照。要想盖上这个大红印章，得经过单位头头脑脑的层层批准，从系领导到校长办公室。于是，我充分发挥特别能战斗的“天生我才”，开始了一路的过关斩将。

那是一个政治学习日的下午，我特积极地争取到了朗读报纸的光荣任务，把平时大家轮流谦让的工作，一人担当下来。一番字正腔圆、激情满怀的朗朗读报声，赢得了系主任赞许的眼光。

政治学习结束后，口干舌燥的我趁热打铁，要求和系主任探讨一下个人前途。系主任问：“怎么样，想好了递交入党申请书吗？”我说：“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我决定把红旗插到美国去，请为我开张出国留学证明。”

主任愣了下神，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立即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我的要求。

多次向主任软磨硬缠，都无法达到目的，我决定孤注一掷，直接找校长求情。校长是个开通的知识分子官员，他听了我的要求，说道：“我不反对，也不阻拦你出国。但是我必须看到系主任的放行证明，我才能放行。”

于是，我回到系主任那里：“校长已经同意放行啦，请您出证明，是尊重下属和顺应程序。”主任听后二话没说，黑着脸怒气十足地开了放行证明。

随后，经过在学校与公安机关之间来来往往的三个月奔波，我终于拿到因私出国留学护照。

这个时候，我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就是我的海外亲戚许诺的财政担保书。只要财政担保书按时寄到，美国签证顺利拿下，我就可以在1986年的夏季，进入美国留学。

我的生活，总在最关键的时刻应了一个成语：好事多磨。这个海外亲戚突然传来消息，他被公司裁员，无法为我担保了。其他亲戚呢，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美国梦，好像好没有启航，就要在沙滩上搁浅了。

我只好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又回到学校上班。我坚强而健康的大脑神经，足以无视系主任疑惑的目光，无视同事们好奇的探询。

柳暗花明，往往出现在不经意间。1986年夏末，朋友介绍一对美籍华人，要我帮助他们对接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生意。在我的鼎立协助下，他们取得了小小的成功。

为此，他们提出给我应有的一点酬劳。我说，如果可以，我情愿接受留学财务担保。

过了一个月，担保书寄到了。满纸英文顶天立地，我认识的字不多，更谈不上理解。以我对朋友的信任，我在10月初的节日后，来到美国大使馆签证处办理签证。

领号、排队，折腾两个小时后，我被叫到一号窗领事前。我恭恭敬敬地将所有的材料递交给领事，他是个留着小胡子、面无表情的白人。

他翻阅着我的材料，不过五分钟，就将所有的材料推出窗还给我，只说了一句：“你有经济问题，不批准。”

我糊涂了，搞不清为什么。走出签证厅，我在等候厅收拾我的材料，有个高个子的白人刚好走了进来。我突然听到一声：“快出去。”

我侧脸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国门警在对我吆喝。我正为没拿到签证一肚子火，此时更是火上加油。我厉声问：“为什么？”他说：“你没看到外国友人进来吗？”我说：“那又怎么样？你属狗吗，见外国人摇尾巴？”他正要恼羞成怒。高个子外国人突然用中文对他说：“是你不对啦。”

一个星期后，我起大早又来到美国大使馆签证处撞运气。大约8点时，签证处工作人员陆续上班。突然，那个高个子白人出现了，他在行进中，冲着排队的我摇手打招呼。

排队的人吃惊地问我：“你认识他？他是副领事。”

那天，我被分配到他的窗口。他看到我，笑了起来，一边审阅我的文件，一边用中文问我：“你也想到美国？但是你有严重的财务问题。你看，你的担保人在文件上说，不为你出钱。”

我听得好糊涂，强词夺理地说：“我是个能干的人，不需他人的钱。”他听着，笑着，随手在我的申请盖了批准章。

老天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拿到了这个签证。

1987年3月，我途经香港，最终抵达美国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

在海关检查时，我被阻拦下来。原因是我的入关申报单上，填写携带了1万美元的“礼物”。

其实这是我自作聪明的一点小心思，以为万一飞机失事，我的家人就可以得到1万美元赔偿。在那个年月，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财产。

机场海关经过半小时的呼喊，终于找到一位会讲一点中文的工作人员，来为我翻译。经过一番解释，大家承认这是误会。那时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可以携带1万美金赴美。

接下来，海关检查员又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有没有带毒品。”

我回答：“有。”

这一下如临大敌，五个海关检查员围了上来，打开我的所有行李，让我指认。我从行李中翻出一包包感冒冲剂，递给他们。

翻译小姐急忙说，这又是个误会。因为用英文直译，中国人的药和美国人的毒品，是同一个单词。

那天，我在机场海关前前后后折腾了大约四个小时。等我走出机场，接我的朋友抱怨说，以为我是在下一班飞机呢。

这天是1987年3月14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初春天。我的美国生活，就从这个有着五花八门误会和故事的日子，正式开始了。

二

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这在1983年，我大学毕业的那个年代是不存在的问题。中国大陆1977年恢复高考，头几届大学毕业生是天之骄子，工作被国家各级省市机关和院校安排得妥妥当当。我去了人民大学第一分校任教，成为当年该校最年轻的的教师，那时我的月薪大约一百二十元人民币，各种福利包括医疗保险，每个季度发奖金，加起来比我在大学任教一辈子的父母少不了多少。
1987年我到美国留学，像许多自费留学的大陆学生一样，身上揣着不到100美元进入美国，对于那些拿到奖学金或者助教职位的学生真是羡慕死了，那时许多留学生互相介绍工作机会，我才意识到在美国任何工作都要求有经验，比如去中国餐馆应征被问到对菜系菜单的了解程度、对收银和带位的经验。我告诉老板我在大陆教了三年的经济理论课，老板瞪着眼问: “那你应该去美国的大学工作，上餐馆来吃饭好了。”应征美国人家庭帮佣，被要求出示以往同类工作的经验和证人。
那年月，台湾和香港来的留学生有家庭资助，在学校可以专心学习和享受生活，而大陆自费留学生为了完成学业，每个人都各显本领地四处找工打。
有一天，一个邓兄弟告诉大家有一个贸易公司进口的上百只计算器受潮了，要取出来拿到太阳底下晒干再放回去，一天50美元。我们在场的五个留学生都为这个机会感到兴奋不已，那天我们从早晨八点做到下午六点，当每个人领到那50美元时都像发财了似的开心。如今邓兄弟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律师，我们每次碰面都为当年的经历而唏嘘不已。
找工作有时好像航行在漫无边际的大海里寻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小岛，脑子里幻想着那座岛屿，放眼望去却看不到任何迹象，却要抓住那份希望努力寻找。
我研究生毕业后，信心满满地四处邮寄简历几百封，却拿不到几个口试和面试的机会。那时没有网络，个人电脑也不大众化，有个传真机已经很时髦了。找工作要看地方报纸，周日的地方大报登载最新雇工需求广告，需要一美元二毛五分，而周一的报纸是五毛钱。
为了节省，许多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或者去图书馆借报纸看，或者买周一的报纸，新闻都懒得看，直接把目光冲到广告栏，画出合适的工作招聘，如果有传真机号码最好，立即传自己的简历过去，否则就不断打电话到招聘公司的人事处，自我介绍争取拿到求职面试机会。有些公司礼貌性的回一个感谢信，其实就是拒绝信，大部分是石沉大海，令人沮丧。
当时我住在南加州，有一天我路过一个职业介绍所，走进去询问他们的服务项目和提供工作的机会。一个职员拿出表格要求我填写，那是1980年代末，大陆发生的事件使得美国的留学生得到自然庇护从而拿到合法身份，为加入美国工作竞争增加一分。接着职员把很长的工作技能列表和学历给我画勾，做完后拿来一个大计算器要我运算加法和减法。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玩意，加法没问题，减法总搞不清如何操作键盘。
 职员遗憾地告诉我，以我的学历和对会计学的知识，我应该可以被送到公司做会计助理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我没有用过计算器，目前的两个职位不能推荐我。我回答说: “没关系，你可否教教我怎么用计算器？” 她热情地教了我几分钟，其实只是键盘用相反的方式打击键盘。
我高兴地离开这家职业介绍所，一抬头看到马路对面是另一家，就跑进去重复所有的环节，结果通过审核并告知回家等待上工的电话。我兴头来了，一连又找了两家都同样顺利，我给自己多创造几个机会。
第二天职业介绍所打来电话，要求我两个小时后去日本的Toshiba美国分公司报到。在那里协助市场部和财务部做数据输入工作，我兴奋地去上班，第一次在电脑上工作。那时都是如今看起来笨重的桌面台式计算机的终端输入系统。我所属的介绍所送过来五个我这样的合同工，Toshiba的老板介绍了工作要求，我们就开始工作。
做了三个星期后就剩下我一个了，职业介绍所的反馈是我做得最好最快，Toshiba辞退其他合同工。完成了这个项目后，又接到其他两个职业介绍所送我去不同公司财务部门，我选择了小时报酬最高的。

三

生活在美国落衫矶的许多地方，没有车几乎是寸步难行。

1987年初到美国，在没有车的那些放学后的黄昏，我常坐在西屋区的维尔斯大街的公共汽车站，羡慕地看着川流不息的车流，想象着车里的人们兴冲冲的样子，心想哪一天我有了车，就可以海阔天空驰骋一番。

这个机会在四个月后有了。一天接到上海来的老蔡电话，说朋友小明去了他州上学，直到离开都没有归还欠他的$250书本费，小明有一辆旧车在东区的车行仓库里，只要交$50就可以取走，因为他已经有车了，只要我付他$250即成为车的主人。

接着，老蔡灵牙利嘴地对这辆车十足夸了半个小时，说这是个手排挡的达特桑，性能好，省油，市场上二手车没有两千以上绝对买不到，不是因为朋友他才不会忍痛割爱呐。

我说我刚拿下驾照不久，又不会开手排车。他说那不是问题，手排车像玩具一样容易学。小明特别指定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就冲最后这句话，我激动万分地接受了老蔡加小明的“厚爱”。

接下去的一个半星期，我支付了老蔡$250，又找到有手排车的朋友小单，夜以继日地学习和练习。直到我稍微有点信心了，才打电话给我的老保人弗来明先生，请求他陪同我去东区取车。

那个地区离我住的地方，走高速公路至少四十分钟，考虑到我的不成熟驾驶经验，我们决定早晨五点半上路，结果我们在六点十分来到老蔡给的地址。

因为事先打过电话，有个面目漆黑的墨西哥中年人在等候我们，接过$50取车费，领我们来到一处堆满各种旧车的广场。弗来明对着我耳语:“这里不是车行，好象是废车收购处。”

墨西哥人领我们走到一辆窗上布满鸟粪，车身布满灰尘，搞不清颜色的四门的达特桑前说：“这是你的。”然后他掉头走了。

我和弗来明大眼瞪小眼地相互对视了好一阵。他去他的凯迪拉克车里找到一块毛巾努力地擦窗上的鸟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玻璃上擦出一块足以看到前方的干净缺口，接着坐入驾驶座开始启动发动机，声音还算可以，查看记数表此车已经走了十一万迈。

然后，他握住手排调挡，这下问题来了-- 挡是断的。弗来明把车熄灭火问我：“你这是买的什么车呀?”我将实情的前后讲给他听，他边听边摇头叹气地说：“宝贝,你太单纯了。我的建议是不要这辆车，我可以帮助你$250，以后有机会买一辆条件好的车。”

我一听，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地，连声说：“不行，这是我用血汗钱换来的第一辆车，怎么可以随意放弃。” 弗来明见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忙找了几块布条，把手排断的部分绑住，固定在一挡位置，告诉我打上紧急灯，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我在限速65迈的高速公路上带着鸟粪和泥土，以40迈的速度，徐徐跟在弗来明的豪华凯迪拉克后面，走了一个半钟头才到家。

弗来明拜托他的车行朋友，费尽心思，将手排修到可以基本正常运行了。但是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这辆车可没少给我麻烦：一会儿这里漏油了，一会儿那里熄火打不着了。终于在一个车水马龙的下午，这辆“鸟粪车”的手排在维尔斯大街正中断挡，马路被我这堆“鸟粪”堵得严严实实，无法通行。

救援拖车赶来解围，司机对我说，如果将此车拖到报废收购点，可以对我免费，否则我要出钱让他拉去修车场。我接受免费拖车的建议，同时从心底期望我是最后一个接它出院的傻人。

没了我的“鸟粪车”，只好重新走路上学打工，晚上下班多是好心的同事轮流送我回家。一次台湾来的查理送我回家，路上他对我说：“你一个女孩家，没有辆车实在是不方便。”

我说：“我知道，但是我现在买不起。”他说：“你喜欢我的这辆车吗?” 这是辆黄色两门跑车型的自动挡，美国庞踢亚哥，车厢宽敞但是很费油。出于客气，我说：“这车不错。”

没想到，过了两天他把车开到我家说：“拿去开吧，这车送给你了。”我吓一跳，回绝说：“不行，绝对不可以要你白送车。”他说：“你如果实在过意不去，就给我一千五百元。”我说：“你是逼我抢银行呀，我早说了我不要你的车。”

他说：“那怎么办？那天你说喜欢这车，我就又去买了一辆，这辆可以给你开。这样吧，你每个月给我五十元，等你有钱时再一笔付清。”就这么着，我又被人带上傻帽了。过两天餐馆同事和老板知道了此事，都为我愤愤不平，说查理精明到黑了心。

好在这车跑起来还行，只是吃油很凶。为了节省油费，我除了必需时才敢开车，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是让它在路边闭目养神。

一晃炎热的夏天来到，需要空调的时间居多，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只要打开空调，不出十分钟发动机过热的红灯就亮了起来。我去问查理原因，他说很简单，买瓶降温剂就可以了。搞三搞四地还是不行，跑到修车店询问，说这是美国老爷车的通病。

后来我每次上路前，先给车子的水箱里加上一罐冰水，才战战兢兢地上路，天气再热我也不敢开冷气，浑身大汗淋漓地，加上车子内部顶棚上挂下的败落须须，放在鬼节拍电影都不用找道具了。

进入初秋，我找到弗来明老先生，请求他的车行朋友将这车卖了五百元，我又添了一百元现金，共六百元找到查理说：“我已经还了你三百元，这里是六百，总共九百，这比你自己去卖还多，我不欠你任何钱了。”

他张开口想争辩，我说：“有不同意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律师讨论。”他听了不做声，因为他是个没有身份纯粹打黑工的，和我们这种有学生身份的还不同。

两次买车的惨痛经历，使我很恼火。有一天我路过韩国现代车行，查看着一排排的新车。一个销售员出来，问我是否买车，我说那是我的梦想。他笑着说，梦可成真的。我说我没有钱，他说你可以贷款。我很好奇，要他解释给我听。

他拿去我的驾驶执照和信用卡，五分钟后走回来说：“你的车龄和信用记录都不够长，如果你可以找个人担保你，今天你就可以开走辆新车，而且每个月只需要付八十元直到付清。”

我听了好动心，打电话给弗来明老先生。他立即来到车行，了解情况后他轻声对我说：“你懂得保证人的责任吗？如果你付不出款时，我必须替你付。一旦签了这个名，我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我低头想了两分钟，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我保证不会拖欠一次，绝对不会使你蒙受一点损失的。”他勇敢地签了字，我在那天开走了我这一生里第一辆全新的车。

那辆现代车出车行时售价是八千元，三年后我连本带利全部付清时共计一万二千元。我从来没有延期或是耽误付月费。我放心自豪地驾驶着它求学、工作、游山玩水。我的生活里虽然时有磕碰，但是一直朝天天向上的方向行使。

我的人生，没有因为挫折和困难而低沉和消极，反而因此才有要求改变的动力和行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我先后又买过七辆新车，每一辆都是对上一辆的更新换代，每一辆车都为我生活的需求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在行驶中，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生命的新里程。

原载：新三届

2017年3月8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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