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陈小春：活在当下，太平洋两岸的穿梭人生

新三届 202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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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小春

陈小春，1979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人民大学第一分校任教。1987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西洛杉矶太平洋大学，国际贸易硕士。先后就职于硅谷500强公司：惠普、斯科、希捷等。主要从事商业会计、财务分析、内部审计和内部调查工作。

原题

穿越文革时代

学习活在当下

作者：陈小春

人的出生是身不由己的。他（她）毫无选择地从娘胎里走出，进入家庭，社会和时代。人的成长过程受家庭社会和时代的影响的同时，也在循序渐进地成长为一个独特的自己。

我出生在文革前，成长于文革中，生活在社会动荡，精神和物质贫瘠，阶级论和怀疑一切打到一切的环境中；文革结束后，我赶上拨乱反正，考入大学受高等教育；再后来远渡重洋到美国，经历各种困苦，困惑，恐惧和焦虑，凭着“千万千万千万别放弃”（温斯顿·丘吉尔），一直努力学习活在当下。

1960年代初，母亲在浑身浮肿、营养缺乏的状态下生下体弱多病的我。幼儿和童年最熟悉的是医务室和儿童医院，吃的中药西药和饭量差不多，屁股上经常打的各种消炎针多到找不到一块好肉，护士都不知道在哪里下针，点滴是从头上，胳膊上和脚上的血管轮着来，生病对我来说是一道家常便饭，我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上幼儿园时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突然间我爸妈每天晚上变得小心翼翼地低声交谈。一个晚上我爸给我戴上一个红袖章，让我到大院里代表他和许多叔叔阿姨一起游行，他说他发烧头痛去不了。我高兴地戴上那个有我半个胳膊大的红袖章，跟着大人在大院走圈。他们是我爸工作的人民大学革命两派中的一派，听说我爸是被分配到这派的。

后来的岁月里爸爸基本上是在家里工作，烟抽得特凶，晚上妈妈回来两个人总是避开我和哥哥轻声地说着什么。长大我知道妈妈由于顶着其父章乃器大右派的身份，爸爸顶着其父是国民党将领跑到台湾的背景，每天商量应该在单位如何表现，胆战心惊地活着。

那时我们住的人大宿舍大门口有许多报纸棚，每天有新大字报贴上去，不时地有人撒放传单。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还有人在读大字报，哥哥和一群同院小学生跑到厕所拿出一筐擦屁股纸边喊“撒传单了”边往下撒，治保组发现了上来抓人，哥哥不幸被抓到，爸爸去领他回家，狠揍他一顿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我们家可担待不起。

有一天晚饭时，爸爸说有个叔叔由于受审查受不了，把头撞到什么机器上死了，妈妈突然对我和哥哥说：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你们都要活下去。我听得恐惧万分地看着爸爸，想得到更多的解释，爸爸说：妈妈爸爸应该不会有事的，你妈的意思是不管什么情况你们都要活着，人活着就有希望。

后来小学时大院里一个同学的妈妈上吊了，我跑回家告诉爸爸，他沉默许久说：记住你妈说过，不管大人出了什么事，你们都要活下去。

我们住的小院里有个二层楼，有一阵子爸爸总是提着饭盒送饭上去，一次我跟随着他爬上狭窄的楼梯想探个究竟，结果被他发现后制止住我，轻声对我耳语说：我们家有个远亲生病在上面，你不能进去，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他会死的，吓得我跑下楼。十几年后一个胖胖的叔叔带着许多礼物来感谢爸爸的救命之恩，他在那个激烈的年代在南方的一个城市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造反派关起来，逃出来东躲西藏，爸爸救了他一条命。

一天在大院正门，许多人围了几十人大声高呼“打倒”的口号。我从大人的腿中间钻过去，看到一位妈妈认识的阿姨站在方凳上，突然有人跳起来打了她两个耳光，她从凳子上摔下来。我冲出人群跑回家，向妈妈形容那个阿姨的样子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妈妈轻声说：她是我的俄语教授，从海外回来的，说着她眼里涌起了泪水。

我上小学时，学校隔三差五地组织忆苦思甜，每次有人在台上讲他们被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血泪故事，我的同学们（六岁，七岁）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我把头藏在胳膊里遮住没有眼泪的双眼，会后每人领一个奇怪味道的窝头，深棕色，嚼在嘴里充满怪味并且难以下咽，我回家问爸爸那是什么，他说应该是给动物吃的麸子做的，我问为什么吃这个？他说让你们了解以前穷人受的苦难，我问：那我们吃一次那个东西就行了吗？我爸笑起来又严肃地说：在学校不要乱问这种问题，会惹麻烦的。

从幼儿园开始的初级教育就是上课端坐，举手发言；老师讲课从定义开始讲，举例证明定义，最后总结定义的正确性，一切只要接受就好了。小学的课程都是阶级斗争话题，语文课讲的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穷苦人民的故事；算术题计算着地主收租花天酒地，贫下中农交租贫困不堪；政治和历史课是思想教育和打败敌人建立新中国……

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许多大串联的年轻人来到我们大院，各家腾出房子让他们住几天，然后他们又热闹地离开了。

1960代末端，中国的大学关闭，初高中青年被要求上山下乡。记得我家邻居六口之家的大哥大姐准备启程去内蒙古，那家大姐姐哭得像个泪人。我回家问我爸爸出了什么事情，我爸阴着脸说：我可以养活你一辈子，也不让你去那些地方，我小小的年纪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没多久轮到爸爸妈妈工作的大学被要求迁出北京，走上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道路。由于出身问题，尽管我家小妹妹才出生一个月，全家也必须随大学单位前往艰苦的南方小镇，由于地方卫生和生活条件太差，为了保证小妹妹能活命，把她被留给一对看门的老乡，从此大家天各一方。

活下去，是我儿时得到的朦胧却是坚定的家教之一。

爸爸是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下迁干校先遣队员。我母亲把家当清理了，带着我和哥哥随着下迁家属，登上绿皮硬座火车从北京奔向江西余江县。我们大约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白天我喜欢跑到车厢间的车门窗上看着无数的房屋，田野树林和山丘瞬间被甩远，晚上想睡觉却忍受不了硬座，在妈妈身上翻来覆去找个舒服的位置…… 那是1968年的初夏。

在江西爸爸妈妈都去了遥远的地方干粗活，家里没有老人照顾的十岁以下的孩子都被送到幼儿园，按岁数分班。没有电的夜晚，睡满孩子的大房间里，一只小小的蜡烛发出暗暗的黄色光芒，厕所要自己拿着那个蜡烛走到院子里漆黑的茅坑。记得第一个晚上我前半夜思念爸妈睡不着，后半夜曾来到这个和猪圈毗邻的茅坑，我吓得从此憋尿不敢起夜，心里思念着不知在何方的爸妈。

幼儿园晚饭后大家在外面的空地上玩，有几个上小学的女孩吵架，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爸是右派地主，和坏分子一起干活，大家立即孤立了那个坏分子家的孩子，那个女孩痛哭起来，后来她总是一人坐在角落里。

有一天一个那个骂人很凶的女孩揪着我的袖子，让我给她倒杯水。我岁数比她小但是个头比她高，瞪着她不动，她举起手要打我。正巧老师走过来大喝一声制止她说：你爸是工宣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少在这里撒野，然后把她关了禁闭，从此她不再打搅我。

当时我们上的是镇上的小学，老师们用浓重的江西地方话讲课，我一句都听不懂。我找到一个懂普通话的老师诉说，她回答：你才小学一年级听不懂没事，你爸妈他们工作的大学都不上课了。我心想：那我们干嘛要来学校呐？

午饭我们是赶回幼儿园吃，吃完被要求睡午觉，然后我们结伴到镇中心或江边乱逛。有一天镇上特别拥挤吵闹，一群人围着一个上衣脱光被绑在柱子上的年轻人，有人在用绳子沾水抽他，一边抽一边喊：这是上海知青到这里插队，不好好干活跑到镇上偷东西。那人身上被打的血淋淋的，哭嚎着：我肚子太饿了才偷吃的，求你们饶了我啊……

爸爸妈妈从工地回到镇上我们临时的家大休几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那是当地居民宅院里的一间房，整个宅子有着大木门和高高的门槛，晚上大厅里点着油灯。房东是个瘦高的老太太，坐在高高的竹椅上抽着水袋烟，发出呼噜的响声。我悄悄地问爸爸：她是不是老地主婆啊？语文书上经常这样形容的。爸爸大笑起来说：不知道耶，至少现在她就是个老婆婆。

隔壁邻居有一个阁楼上养着许多鸽子，我跟着那家的大姐姐上去看，路过灶台看到里面闷的米饭，中间埋着一块很大的咸菜。大姐姐装一碗饭吃几口，拿起咸菜在嘴里砸吧几下又取出来放回锅里，说是下次再吃。爸爸说他们太贫穷了，我问：是不是被地主剥削的？爸爸说：我打听一下再告诉你啊。后来我也忘记这茬了。

半年后，妈妈所属的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人事部门协调，我和哥哥必须随妈妈去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占了合肥师范学院在郊区的校园，比起人大在江西余江县的条件好多了，这里有大学食堂，科大附小附中都是北京来的优秀老师教课，我在江西拉下的课程很快补习赶上。

科大后门有一条同往小镇七里站的土路，记得一些破旧的农民土房子门大敞，里面可见的家具有木头桌子长条板凳，还有挂着黑漆漆蚊帐的床和破棉絮，有时可以看到房子主人捧着个大碗蹲在门口，面无表情的吃饭。

科大校园外有两个池塘养着鱼、莲蓬和藕，最初科大食堂员工去捞鱼采藕，被当地农民抡着铁锹暴打，边打边喊：知识分子要接受农民再教育。头破血流的科大员工跑回学校，被科大机械厂的头头知道了，带领一群手持棍棒和铁锤的工人，高喊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把老农们打得落花流水，从此池塘的一切归科大所有。

校园里经常有农民牵着黄牛到处找草和绿树叶吃，下课后我见到他们，询问是否能帮放牛，农民高兴地说：和农民打成一片啊，随你遛，最好把牛放到大豆角地去。我听话地牵着牛走向隔着一条大水沟的豆角地，牛一个健步跨过大水沟，冲进豆角地里海吃起来，我跟着跨却不幸掉到充满淤泥的臭沟里，然后听到有人在大骂着驱赶牛，吓得我爬上沟带着浑身臭泥跑走。

我们住在一个曾经是师范学院学生楼的筒子楼，十几家共用一个厕所和洗漱间，烧饭在楼道或者几家共用的一个做厨房的房间。那时安徽许多贫穷地区的人到处讨饭，他们有时会走上我们的楼道挨家敲门，我们多少分给他们一点食品。还有许多附近的农民到楼里的厕所掏粪肥，如果遇到厕所被冲洗得很干净，他们会站在楼里大骂：你们这些吃粪长大的城里人坏死啦。

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是朝鲜族人，一次他妈妈穿着传统的朝鲜服装去七里站的电影院看电影，被当地警察以里通外国罪抓起来，最后科大保安部派人说明情况后给领回来。

那时妈妈每周有几次晚上政治学习，她下班快快地吃了晚饭，就带着我去她工作的图书馆和她同事们的孩子一起做作业，找图书看，或者在密集的图书架间玩捉迷藏。我们经常会跑到会议室外面，看到里面我们的家长面前都有一本打开的同样的红皮书，他们念念，谈谈两三个小时。

在合肥生活了四年，人民大学江西干校的老师得到中央批准迁回北京，人民大学却早已解散了，员工们被分配到其他大学，而科大却永远地留在了安徽合肥。哥哥随爸爸先行回到北京，1972年我回到北京，回到儿时的学校，见到儿时的同学和朋友，由于外地和北京学校有差距，便辛苦地补习赶上。记得那时最喜欢作文课，可以把在江西和安徽的生活经验揉进文字里，写得生动活泼并且得到好成绩，许多北京同学的作文比较充满政治大局的语言，我总也学不来。

那个年代，我们经常在半夜三更被人民大学治保组敲门叫醒，说是为了北京的治安抽查户口，爸爸立即拿出全家的户口本，治保组人把家里人挨个对着户口名字和脸认证。一次从包头来的舅舅晚上到我家还没来得及申报临时户口，赶上抽查，解释了好久，第二天一大早赶紧去办理手续。

那个年代，许多物品是按人口分配票据或者凭购货本购买的，好像粮票、布票、肉票。为了增加些油水，爸爸总是挑大肥肉和肉皮买，和便宜的胡萝卜红烧一起。院里有个教授的儿子在一家菜市场卖肉，大家都争取在他上班时去买肉，他见到院里的老邻居从不打招呼，在肉台上也是面无表情，但是会悄悄地手一斜多割一点，邻居们心存感激。

那个年代，冬季家庭按购货本定量购买的白薯，过春节的花生瓜子是我最大的盼望，每次爸爸都嘱咐要节省着吃，但是我不断创造提前吃光的新纪录。

那个年代，学校里花很多时间搞思想教育，参与政治运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法批儒……）, 或者是学工学农。庆幸的是爸爸有一定的世界史和世界领袖藏书任我随便翻阅，人大宿舍院里教授们的孩子们互相传阅世界名著，有时拿到一本书我前半夜必须读完，后半夜哥哥读完，早晨就还回去。爸爸每次把供大学教师看的内部电影票（关于拿破仑、罗马之战类的）让给我看，妈妈也会把图书馆的新书借出来几十本给我和哥哥读。所以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我们读了不少书。

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终于等到恢复高考的政策下来了，一定要考上大学是父母殷切的期望，怕一错过便失去唯一的机会。

1978年哥哥从农村插队的地方考入西安交大，1979年我以高中毕业的身份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三届的一员。

政治经济学是我大学专业，“是研究一個社会生产、资本、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一上来面对众多宏观的、理论的概念和大词汇令我迷糊，一知半解，考试多借助于死记硬背，提不起兴趣。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阅读世界各界发明创造家的传记和故事，记不住人物、时间，却很享受他们活跃的思想和打破框框着手实验、创造，最终发明了许多造福人类的产品。虽然我没有成为经济学家和发明创造者，但是我学习到的思维方式对我闯荡世界、接受不同文化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0年代邓丽君的歌曲悄悄地却如同洪水般传入大陆，那美妙的歌声划过革命钢铁般心，唤醒人民温柔的心底，我的老党员爸爸一边嘱咐我们不要把声音开得太大，一边在一旁悄悄地聆听着。

后来校园里大喇叭广播台湾校园歌曲，却不容许播放邓丽君的歌，听说因为她经常慰问台湾士兵演唱。1984年香港歌星溪秀兰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募捐义演，全部收入用于残疾人福利事业，我参与了整个演唱会的组织工作，审批演唱歌曲时，所有邓丽君的歌曲全部被删掉，邓丽君是大陆台下的巨星。

大陆十年文革停办大学，使得我们这批新三届大学生特别吃香，国家各大部位，省市单位和大学把毕业的大学生一抢而空。我去了人大分校教书，成为那年学校最年轻的教师。当我站在讲台上大讲价值和剩余价值，无产阶级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面对各种年岁的学生盲目的眼神，我不知道如何让他们在知识上得到满足，特别是许多厂长、经理回炉学生。

一次课后乘公共汽车，一个五十几岁的银行经理从座位上起身说：陈老师您请坐。我忙摆手拒绝，他说：向您请教一个银行经济改革的问题…… 我听得头皮炸起来，推说等我研究一下回复他，当然也就不了了之。

1986年初夏，我一个哈佛求学的朋友带着一队美国教授到中国各大学院访问，日程安排中出现某个下午有两个小时的空档，问我能否到我们分校和老师们座谈一下。面对我校中青年教师，耶鲁大学经济学主任大概了解了一下大家对西方经济学了解的程度，几个同事侃侃而谈，教授频频点头，然后提问：一个方案被十个人投票决定，在五个人反对，四个人支持，一个人中立的情况下，请预测结果是什么。在场所有人回答此方案无法通过，我回答：有可能通过。教授巡视一圈之后说只有我的答案是正确的。

散会后教授请我朋友叫住我问：你为什么回答有可能？我说已经有四个同意的，争取中立人同意，就没有办法否定了。他笑了，说今天所有在场的人谈的都是别人的知识，比如某个学派的理论，没有自己的见解，你却不顾所有人的看法得出自己的结论很好，希望你考虑到美国来读书，你有机会发挥你自己。

或许是由于受到教授的鼓励，我着手申请美国学校，拿到好几个录取通知书，缺的是财政担保书。有个在大陆得到我帮助的美籍华人答应给我作保，我兴奋地跑去签证，结果被领事告知我的担保有问题。我不服气又去一次，这次是副领事，他指着担保书说：你看看，你的保人写的是不给你作保，除非你需要。我瞪着眼回答：他说的没错啊，我是个自力更生的人，不需要他的钱啊。副领事鬼使神差地一边摇头一边盖章给了我签证，我的保人得知后赞叹地说：真佩服你的勇气，接着送给我一张赴美机票。

我的父母都没有能力多想，我就和他们挥手告别，离开了中国。

1987年能到美国留学的大陆学生，分为公派和自费生，总数合起来比起现在少之又少，马路上看到的华裔多为台湾人。一个清晨我在洛杉矶过马路，迎面来了一个白人老先生，他说：“早晨好，毛泽东（good morning Mao Zedong）”, 我吃惊而愉快地回答“早晨好，里根（morning Reagan）” 我们走到马路中间的黄线，他伸出大手和我握了一下，然后挥挥手我们继续各走各的路。

由于英语障碍，我先上语言学校。一个百十人的学校大陆来的不到10%，我的班只有我一个大陆生，其他的来自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等国。有一节国际文化课，老师让大家各自介绍自己生活的国家，个人喜好，我说我喜欢看美国电影，比如：教父、维克多-维多利亚…… 一个韩国男生站起来大喊：你说谎，你们大陆看不到这样的美国电影，你们没有电器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老师厉声制止住他，问我大陆是否公开放映这些电影吗？我说：没有，我是借到录影带看的。老师对那个男生说：你必须向她道歉。并且面向全班说：对于不了解的东西，不要随意用自己的一知半解去下结论，更不能随意给人扣帽子。我想起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第二天那个男生走过来向我郑重道歉，他说他在报纸上看到大陆落后贫穷，便认为我乱说，他父亲严厉批评了他，他请求我原谅，我们握手言和。

那时候，许多大陆自费留学生如果能拿到奖学金和在校协助教授工作，可以保证基本生活要求；如果没有这种幸运，学生除了上课就是到处寻找打工的机会。由于受到工卡的限制，留学生只能找餐馆、住家保姆、小旅店夜班等工作（不见得合法）。

有个在大陆五金进出口公司工作过的同学，在一个环境很差的小旅店值夜班，上午我们课间还一起聊天，晚上他被闯进店的非裔抢劫犯一枪打死。一个在大陆唱女高音的小歌星，为一个老人开车，上高速公路时被一辆大货车撞飞死去。有个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女孩做住家保姆，老主人大小便失禁，她一边清理粪便一边流泪。

进餐馆打工的留学生，大多经历了走进去昂首挺胸到走出来低眉顺眼的过程，收起大陆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求生和挣老板的薪水，低头接受老板的要求，生意忙时员工各就其位工作，闲时帮助扫厕所，摘菜，做杂活。那时我在一个台湾人开的餐馆打半工，一次我连续发高烧一周，每天咬牙去上班，病好后老板说：其实你如果向我请假我会批准并且照样付钱给你，但是你没有那样做，我很赞赏你。

那时妈妈每次写信来都问：你有饭吃吗？能吃饱吗？会不会饿死啊？我安慰她：吃饭不是问题，在美国饿死的不多，大家努力奋斗的是完成学业，得到身份，找到工作，买车买房子，建立家庭和稳定的生活。

大部分脚踏实地的自费留学生艰苦奋斗拿到学位，找到公司办理居留身份，安心地扎根美国创建自己的新家园。

1990年代初我回大陆探亲，那时中国百业待兴，服务业质量不敢恭维的地方太多。我返美归程飞机邻座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她和旅行团在中国旅游半个月，我向她诉说对大陆种种不满意，她微笑地说：我们离开美国时以为要去一个破烂的国度，没想到看到很多笑脸和文明古迹，品尝了各种美食佳肴，至于服务方面的欠缺不奇怪，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路程，何况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慢慢来吧。我听了挺感动的，一个外国人中国充满宽容和希望，是我想不到的。

在美国生活的三十几年，我从一个留学生到美国永久居民，进而成为美国公民，是一个投入、接受、筛选和参与不同美国文化熔炉的过程。

“美国独立宣言”指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种信仰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的价值观中。美国人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因此对公开表示敬意如鞠躬感到不舒服。“平等”的信念使美国人在对待他人的行为中非常随意，轻松亲切地直呼其名。记得1990年代初我在一家台湾驻美国分公司工作，公司里有白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台湾人和我这个大陆人，大家见到总裁彼得陈都直呼彼得，只有台湾员工称呼彼得“陈总”，有个白人同事问我为什么不称“陈总”？一个台湾员工插嘴说：“她是大陆人，可以和你们一样称呼，我们随时会被调回台湾，直呼彼得会被认为不尊重权威。”

后来我又在一个台湾人创立的公司工作，这里大家都直接叫总裁的名字查理，因为这是美国公司。再以后我进入美国的十人、百人和万人公司，大家都彼此直接称呼名字。

美国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倾向于重视、坦诚和开放，在发生冲突和分歧时最好当事者直接交流，以便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在美国大公司是极力提倡的。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在家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工作时听领导的，这种听话包括有问题时要上报给这些权威，由他们仲裁。在美国自己努力解决问题是基本能力，如果甩手把问题上交老板时，会被问到：你有没有和对方直接谈谈？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我可以帮助你做些什么吗？久而久之成为能力薄弱的一个特征而无法得到信任和新的机会。

美国人喜欢用一句古老的谚语：要求宽恕比获得许可更容易，和中国人的先斩后奏有相似的意思，这在美国公司非常实用，该做的事情就去做，万一做出问题赶紧道歉，得到原谅的机会超过凡事请教被厌烦的状况。

美国人对自由性和独立性的培养自小开始，代代相传。小小的年纪自己穿衣服，吃饭，摔倒了爬起来。许多家庭要求孩子从小用不同的方式帮助家长：倒垃圾，洗车，遛狗，送报纸。我的一个美国朋友的儿子大学二年级决定退学成为专职作家，为了支付自己的房租和日常生活开销，他在商店当收银员。我同事心里非常担心和惦念儿子的生活状况，给他的银行账户转去一些美元。儿子打电话说：感谢妈妈的爱心，但是请千万不要再转钱给我，我可以养活自己的。我的朋友感到她触及儿子的自尊和独立性，道歉并且再不自作主张送钱了。

想想我自己养孩子的经验，在他们儿时基本上是中国式的包办照顾，对他们在学习上的高要求超过鼓励发展他们的兴趣，逼他们弹钢琴、画画和其它课程，几乎没有思考太多他们个人的喜好。当他们成长到反叛年纪时，坚决拒绝被强迫安排。我也逐渐进入和接受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学习了解孩子们的世界，少讲不讲空洞的大道理，接受他们个人发展和独立自主的要求。

孩子们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给他们树立某些榜样，告诉他们某某人做得如何好；他们大些时候告诉我，那是最糟糕的严重打击他们自尊心的行为。学校的老师也从不比较孩子们，因为每个孩子拥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比较会忽略该改进的部分，打击发挥特长的效应，某种程度上讲，孩子们带我深入美国社会和文化。

美国梦是一种信念，是一种通过牺牲，冒险和努力工作而实现平等、自由、富有、法治、保障、安全和发展；美国是个将世界各种族移民文化，历史包袱和价值观融合在一个熔炉里锤炼，不同的元素与一个共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与否和融合的程度实在是个人的选择和努力。

三十年前像我这种来到美国的大陆华人，最初的奋斗的目标是学业、买车、绿卡，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那时大家凑到一起除了乡情的交流都便是这类信息的互动。大部分人舍不得花钱去电影院、戏院，虽然找机会到各地旅行，享受大自然，但是和美国文化的深入接触还是有限的。

接着成家育子，顺着孩子们的触角接触许多孩子们的朋友家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接触到各个种族家庭，扩大文化了解和深入，和孩子们的交流如果以中国家长式，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们战战兢兢地学习做新移民，第一代家长，向社会学习也向孩子们学习。

在三十年里经历美国经济繁荣、衰落和大危机，工作家庭的变迁，自己走向成熟。接着突然间中国大陆就变得那么富有，涌进美国大批有钱人，现金买豪宅和其他奢侈品，留学的孩子们有家庭经济上的鼎力相助。我曾怀疑，实现美国的价值观出现捷径了吗？不会的，完成文化熔炉交融的过程虽然没有统一的时间，却一定会有个过程的。

读到一句很有意义的话：“身心健康的秘诀是：不要沉浸在对过去的哀悼，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心，或者预期未来麻烦，而是要明智认真地生活在当下。”

我的一个七十多岁的美国朋友，其父已去世二十几年了，但是他一说起他父亲待他不仁的事情就义愤填膺。譬如他刚工作时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其父坚持要送他那辆自己的老车，逼他卖掉他的车，结果两个月后其父打电话给他索回那辆车，然后将那辆车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害他几个月靠步行和乘公车上班。他每次提及这件事都气得发抖，可见语言拥有的功能包括把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事情变成现实，容易引发人的情绪起伏。

微信发达的时代，许多对未来的恐惧、担心和预期未来麻烦的消息四处流窜，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沉重的心理负担。我遇见一位优秀的心理辅导师告诫大家，远离这种信息和热衷转播信息的人，相信正式的信息渠道，理智地判断和接受事实性的信息。

其实活在当挺简单的：把物质生活简单化；在任何不如意的状况里找出积极的因素；保持幽默和欢笑；尽可能地原谅过去的伤害；把梦想和实际行动结合在一起，付之于行动和努力；不要杞人忧天，让满世界的坏消息搅乱自己的心绪，即便是天灾人祸好像地震，洪水和火灾……既来之则安之，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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