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班主题发言 | 黄道明：艾滋污名与烂逼政治

本文为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黄道明老师在2017年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上的主题发言。经黄老师本人授权，特此发布，与各位读者共享。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黄道明，“艾滋污名与烂逼政治”，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主题发言，2017年6月28日-7月5日，中国哈尔滨。

开

讲

大家好，今天我的讲题是“艾滋污名与烂逼政治”。我先用两幅台湾的艾滋纪念被单图片来引介今天的内容。大家知道艾滋纪念被单是什么吗？这个纪念仪式发源于美国80年代末期，早年艾滋流行并没受到美国官方重视而导致疫情严重，而由于艾滋污名使得哀悼亡者变得非常困难，美国民间就发起了这样的纪念被单仪式（通常由亡者的亲友缝制一幅表达追思的拼布），曾在美国首府的国会广场上举行公开展览，数万幅被单排开的集体哀悼场面非常壮观、感人，也促进了艾滋病的议题公共化。后来这项仪式也传到世界各地，并在90年代中期来到台湾。

图一

我们看到第一个被单（图一）是台湾露德协会在2000年中期制作的，露德主要从事艾滋社群照顾和倡权，目前是台湾艾滋界的领头羊。这幅被单有意思的是，它并不是在纪念个别的亡者，而是在呈现存活的感染者，就是图里那群悠哉在山坡上吃草的绵羊。1996年抗艾滋病毒药物问世大幅延长了感染者的生命周期，而对牧者来说，如何让这些羊长得好是门学问也是艺术，特别是在艾滋污名仍然深刻的情况下。这牧民式的治理固然与露德的天主教背景有关，但它更涉及了一种呵护艾滋生命、使其长成某种可欲型态的人口政治。我今天要讲的第一部份就是这套NGO治理如何在台湾的公卫列管体制下运作，我会特别关注这套看来非常正向也非常温馨的治理是如何在制造所谓“模范”感染者时深化了艾滋污名。

图二

第二张被单（图二）纪念的是已故剧作家/前卫剧场导演田启元，这幅被单是田启元所领导的剧团“临界点剧象录”帮他缝制的，它也是台湾唯一绣上亡者真实姓名的纪念被单（其他的都绣上代名或小名），由此可见艾滋污名在台湾之深！他在1986年还在就读师范大学美术系的时候被验出感染艾滋，也因此而被校方隔离、强迫他休学，在当时是很大的社会新闻。现在的NGO与同志团体都会把这个事件拿出来谈，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歧视案件。田启元非常有才华，是台湾戏剧界的代表性人物，而我后半部将说明他是台湾的烂逼始祖，他的剧场实践有着非常激进的左翼解放政治，另外，我也希望借由他活出的烂逼生命来批判现下艾滋治理下的高大上或“新正常”。底下，我将先描述一下田启元在世那个年代的艾滋公卫列管体制度，然后看它如何在2000年中期发生重大转变、形成现下结合官、医、民三方的艾滋列管产业，也就是第一幅被单所象征的那套牧民治理与生命/人口政治。

台湾艾滋列管制度

在台湾，在1990年的“艾滋防治条例”制订后，艾滋病患在被通报后是要被政府终身列管的，而且这连接了台湾自日本殖民时期以来的身份证制度和户口制度。台湾户口制度在戒严时期是很关键的统治技术。比如说涉及维稳的治安人口，像是毒贩、流氓，都是透过户政结合警政管理的，形成一个很强大严密的社会控制机制。在台湾，艾滋列管会搭配警察例行的扫黄和扫毒，像是卖淫、吸毒被抓到都会被要求强制验血、验出来有艾滋就列管，非常的高压。再来是艾滋传染的入罪化与刑事惩罚。台湾的艾滋防治条例订有“蓄意传染罪”，刑责一开始是七年以下，但是晚近修法被调高到十三年以下七年以上，是非常重的罪，此外，此罪也处罚未遂犯，就是说只要你是列管的艾滋病患跟人发生性行为而没有告知对方或是没有用安全套，不管有没有发生传染都要被惩罚。因为有这条罪、再加上扫黄扫毒的强制验血，这套艾滋列管制度基上把感染者视为意图加害于人的嫌疑犯，所以才必须由地方公卫做定期的追踪、列管，而这样的管控到了2000年中期因为整合了艾滋照护而变得更为精密，而这导因于2004年发生的“龙安街轰趴事件”。

艾滋个案管理制度下的

医疗治理与污名

“轰趴”就是多P用药的性爱派对，2000年初期因为“摇头丸”开始在台湾流行，男同志圈开始风行“轰趴”，男同志性爱用药文化现在一样很普遍，只是现在约炮流行使用甲基安非他命（俗称“溜冰”）。2004年，警察在一处民宅就查获了将近百名男同志“聚众淫乱”。后来就发现这些人里面验出感染艾滋的就有28人，然后有性病，有梅毒的。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刚好是过农历年，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视新闻台像跑马灯一样日以继夜地播报这个轰趴新闻，而且热度持续了两三个礼拜之久。媒体报道非常猎奇、窥淫，把男同志的性爱讲得非常肮脏龌龊，所有能想得到的艾滋偏见和道德谴责都出来了。媒体说，这些人感染了艾滋实在太不自爱了、竟然还到处去乱搞。不过呢，主流媒体在谈这个的时候都忘记了安全性行为这回事。你跟十个人做，你玩的安全的话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也证明，现场有满地的安全套，也没人因为参加这个派对而感染，但是安全套却被说成是肮脏物。卫生当局平常都会讲一些非常nice的话，叫人要用安全套啊，要注意安全啊，但是一旦人家付诸实行的时候，当局却又马上变得歇斯底里、认定这些人有道德瑕疵、到处散播艾滋。台湾的艾滋主管单位叫做疾病管制署（简称CDC），轰趴事件发生后它就把列管名单交给警方比对，然后查出列管在案的就交给检察官去起诉。但是这项破坏病人隐私的举动在当时的艾滋防治条例是不允许的，可是在官方带头违法、创下先例后，后来就修法让它合法化了。所以现在的状况是，CDC掌握所有病患的隐私，而它可以“因防治需求”为名泄漏病人资料给检警、司法单位。也就是说，艾滋病患在台湾并没有隐私保障。

农安趴事件后，CDC觉得要加强列管，而做法就是把艾滋病患的医疗照护纳入公卫列管系统，在医院设立了一个叫做“艾滋个案管理师”的新制度，结合了社工、心理、谘商、护理等专业领域。这套制度主要在对病患就医提供协助，但是因为跟列管制度结合，照护的监控面向就被强化了，而且变得亲密、细致化。以往是公卫护士定期打电话追病患，现在则是有个管师在医院等著病患自己送上门来。开明而且有同理心的个管师会好意要去关心病患、关心他最交了什么朋友、有没有跟别人做爱、做什么样的爱、有没有去轰趴等等，问得非常详细而且这些都会被记录下来，而我刚说过，在列管制度下，病患是没有隐私的，因为这些记录直接会上报给CDC。个管制度目的就是导引病患服从医疗道德，所以它在做的是去导正、矫正你的欲望。CDC有个叫做 “稳定个案”的范畴，个案辅导两年内若服药良好、没有再感染性病、没嗑药就被归类为“稳定个案”而被认定是合格、优良的感染者。

重要的是，列管制度的医疗化造就了“官民协同治理”，官方跟NGO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模糊，它们互相合作，也需要彼此来正当化自己。露德协会提供的服务可以说是与医疗列管共构的。露德一直在从事感染者的培力或者赋权，也就是何老师讲的empowerment这个东西，它就培植了一个感染者团体叫“帕斯堤联盟”。“帕斯堤”是从英文positive翻来的。为什么要取这新名字呢？他们说，因为 “感染者”这个称谓在台湾很脏很污名，所以我们现在取新名来提倡正向、阳光、有自信的新一代感染者，不但要让自己健康，更要懂得保护他人（这才是重点），创造和平共生的友善环境。“帕斯堤”的创发是典型NGO语言，我稍后会提到田启元是怎样以不一样的方式去谈“和平共生”。此外，露德也办“快乐生命大会”，引进国际倡权语言、培力在地帕斯堤，找国内外专家和国际“帕斯堤”来教你怎么样照顾自己、过得健康快乐。大家要注意到，健康快乐的要求向来就是要人做正常人的驱同力向（你只要想想电视上广告卖的幸福就知道了），像“帕斯堤”这种做为一个去污名的培力正透过跨国NGO运作在全球扩散，而它正常化的规范效应就是强化了原先正常主流社会对那些活不出健康的人的羞辱力道。你一定要健康、要正常、要阳光，否则你就不够格、不到位。“帕斯堤”其实就是个模范生的概念，他们不但是CDC眼中的“稳定个案”，也操着进步的语言出来做艾滋的倡权运动，你会看到帕斯堤模范生站出来呼吁积极治疗，他健康有型、自律自制、追求婚姻平权，俨然就是个同志楷模。不过他们从不提列管制度。

这里要提一个跟帕斯堤好形象形成对比的重大案件，也就是2012年的冯姓教师案。冯老师是一名国小老师，他被人向校方匿名检举说他故意传染艾滋，校方在请他去验血自清未果后，竟然去找警察对冯老师暗中跟监，结果警察就在他私宅开趴用药的时候将他逮捕而发现他是列管的艾滋病患。这个事情一闹出来，媒体马上渲染说有近百名同志受害，但其实冯老师有规则服药、病毒量测不到，因此没有传染过任何人，但是检察官就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将他以重罪羁押禁见。后来检察官用个人通联记录找出13个跟他约过炮的同志，其中有11名本身也是感染者，并且都与冯老师做无套性交。蓄意传染罪立法的目的在于处罚将HIV传给未感染的人，那么感染者之间会有什么传染问题呢？台湾的艾滋个管专家在出庭作证时说这有“交叉传染”的危险，就是双方都有可能感染到有抗药性的病毒。然而国际医界对交叉传染一直没有定论，世界也没任何地方将“交叉传染”入罪，但是在冯案中，法官以“交叉传染未遂罪”将冯重判了13年（合并他嗑药的刑责）。冯案的判决可说是医疗列管的产物，医疗道德的忌性思维更罗织了“交叉传染未遂罪”。令人忧心的是，在台湾，这因列管身份而定罪的惩罚近来已有升高趋势。台湾的艾滋NGO也呼吁艾滋除罪化，但是他们却都刻意回避谈“交叉传染未遂罪”对感染者的迫害，因为一碰就会碰到民间团体参与医疗列管治理的深层矛盾。

露德经营的同志健康中心曾出过一个叫“彩虹菜瓜布，洗刷污名好干净”的酷卡。这意象非常有意思，因为污名这脏东西可以用彩虹菜瓜布来将它清理而后快。美国酷儿学者海瑟爱曾说，“‘羞耻’与其说它是一个我们欲除之而后快的长久负担，不如说它是一个执拗的物质印记。羞耻是心理和肉体的提醒物，提醒着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改变，以真正让羞耻显得过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提醒。台湾目前同婚运动很大一部份在做的就是想把不符合主流道德、令人羞耻的同志性爱都清洗掉。

台湾烂逼始祖田启元

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来谈台湾烂逼始祖田启元。就在田启元被师大强迫休学期间，他和同好成立了“临界点剧象录”这个剧团，并担任艺术总监，一直到他1996年因病过世之前共作了25出戏，数量之多后人无能出其右。他出道时正值台湾解严，他的戏因为批判党国体制威权、挑战性的文化禁忌而广被视为前卫。他的剧作有着强烈的左翼解殖关怀，但是由于台湾是个右翼当道的地方，所以田启元的政治一直到现在还没被同志运动和戏剧界所看见。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台湾同婚运动的滥情政治。2016年12月10号，也就是国际世界人权纪念日，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盛会叫做“让生命不逝去——为婚姻平权站出来”。你们可能在媒体上有看到这个大型音乐会的报道。在这个场子里，田启元和你们所熟悉的叶永志一样，都被追念为同婚运动的先烈。因为田启元过世是刚好在鸡尾酒疗法问世之前，所以大家都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他是等不到治疗药物、甚至是等不到同婚而死去。而我要说的是，这个同婚运动的滥情举动基本上是非常暴力的，因为无论就田启元的思想或是他的社会实践来看，他的政治都是与同婚运动卖的温情以及干净的同化政治相左的。现在人们往往把田启元看成是一个被制度歧视的受难者，可是田启元1988年在被师大隔离的时候做了这两出结合了政经批判和“性”批判的戏，一出叫做《毛尸》，另一出叫做《夜浪拍岸》，用它们来回敬那个驱除他的乡愿教育体制。台湾同志研究是在西方酷儿理论引进后才在90年初期萌芽，像中央性/别研究室也是到1994年才成立，然而在80年代末期，田启元这位土生土长的左倾份子就已经打开了批判异性恋政经体制的第一炮。

我今天会花比较多时间来讲《毛尸》跟《夜浪拍岸》。田启元的小名叫毛毛，因为当时艾滋病又叫“爱死病”，所以“毛尸”的命名可以说是他的自我解嘲。“毛尸”同时也是“毛诗”的谐音。大家都知道《诗经》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向来有个被拿来宣扬正教的重要功用，而在《毛尸》中，田启元就把诗经当做一个媒介装置，用来引介他所欲批评的当代诗教。大家熟悉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在《毛尸》中被拿来比喻成国民党政权对于美国的朝思暮想。台湾对于美国基本上是爱到骨子里而没有反思能力，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提出国府附庸于美帝的批判，在今天看还是很有深刻的意义。再来，他用布莱希特的疏离手法来搬演国民党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是为了反制文化大革命而做出的国族打造）所抹去的中国男色传统，演了一个关于布衣阶级被商贾剥削的男色故事。田启元在剧中置疑了党国排除异质性的法西斯逻辑，而他采行了一个土法炼钢的方法，就是把将党国喂养的那套文明礼教当真而后去验证，过程就像是把它吐出来再慢慢吃回去，结果党国自大狂妄的乡愿本质就这样被他用露骨、挑衅中产性道德的语言给揭露出来。他用一件件其来有自的“事实”来戳破“青天白日”图腾遮蔽的不堪假象，像是后发党国资本社会荼毒生态环境与劳动压榨、买办菁英自恋自满、儒家思想被卫道人士拿来当遮羞布、营养不良的大学生等等。菁英主体是他强烈批判的，剧里有段台词是这样讲的，“知识分子或许应该自己主动一点，一样的花总是自己开的比较美，别人扒开的就丑多了”。《毛尸》的除魅过程以人民唱给国家的情歌作终，因此翻转了从上对下的党国诗教。在1980年代政经急遽自由化的条件下，《毛尸》示范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左翼批判教育学；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读书人”责任及诘问精神是此刻挟进步普世价值而自满的“觉青”所欠缺的。

接着再来谈谈同年的《夜浪拍案》，这是一出烂B样板戏。《夜浪拍案》1988年首演选在国际世界人权日，也就是那个同婚音乐会场子选的日子。那个时候刚解严的台湾社会有很高涨的人权呼声，但田启元非常不满艺术界裹着人权口号的弱势关怀，因为他认为那都发于萃民意识，是本土化旗帜下的国族营造。田启元也很不齿当时台湾戏剧界膜拜西方大师、人人以剪贴西方表演方法为乐的生态。所以当所有人都在向西方取经的时候，他转向了中国、借用了文革的样板戏形式来创作，把妓工农兵革命主体推上舞台。《夜》剧用一个底层综艺歌舞团来搬演中华民国史，除了用妓院交易场景来回顾日本军国史，同时也用底层人民的自嘲来尖锐批判国民党抛弃革命理想，所以回肠荡气的人民革命诗歌在冷战的威权发展主义下成了庸俗的劝世调，借以指出解严时刻举国上下“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有意思的是，他并以“一滩精液”解构“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游戏规，从而质疑“人权”对妓、工、农、老兵的排除。剧里有段话很精彩，这是田启元用市侩价值来逼出党国含蓄诗教不能明言的阶级歧视。他以崔颢的《黄鹤楼》做开头：

甲：晴川历历汉阳树，

乙：要学大树奋发向上的现象和大自然的韵律，

全：那是别人教我做人的道理。

甲：晴川历历汉阳树，

丙：我学树根埋地里，

乙：往下扎根打基地！

全：别人说我糜烂之至、一败涂地，只因：

乙：我天生立志向下作妓女；

全：别人说你没出息看不起你，

丙：像劳工！

甲：像农民！

如果说田启元猛烈抨击的菁英主体形构可以回溯到小时立志做社会崇尚的XX（“总统？律师？医生？股票商？”），那么他在此点明的就是那优势“模范”主体的养成与文化资本累积过程一开始便贱斥了那被政权看轻、甚至清洗的生命（如老兵、妓女）。

田启元在剧里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天生“淫家”立志要做妓女，那社会能够接受她/他吗？在妓院场景里的妓女这么说：“我是自愿的，生性如此，其人也贱，无以覆加，乐此不疲，又难以自已”。这段话道出了一种溢出了既定社会象征秩序的淫贱。丁乃非老师曾指出，近代一夫一妻元配制成了衡量性关系的金本位制，用以断定何者为“贱”与性污名。而在这里，田启元指出了一种耻无下度、贱到无法被党国政教所涵盖与统摄的异端。我们注意到，田启元用“无以覆加”（而非“无以复加”）来指出那个无以被体制所界定的异端。然而这个另类的本体却着实充满人性，因为“乐此不疲”、无法自拔的沉迷（从醉心于志业、嗜好到独特性癖）乃人之常情；喜欢、欢喜的自在才是追求热切生活、突破“醉生梦死”失语精神状态的动力。换句话说，这无以覆加的“烂逼性”是一种忠于良心的自我追求、一种出于自我要求的伦理而自觉向下探底的自我作贱（自命清高的君子当然不会说自己贱）。

最后，在布莱希特的手法下，剧作家在剧末现声/现身，他站出来挺农民、劳工、妓女、老兵，跟国家政权对干。他说，“我无权无势、无名无利、无党无派、平凡得可以、庸俗得莫名。既非民意代表，又非政府官员。像劳工、像老兵、像妓女、像农民”。这剧末的现身以超克二元对立思维的烂逼姿态横出，“我它妈肏你个民胞物与”，直指党国麻木不仁。

田启元是以唯物辩证史观来看待同性恋的。他指出，工业社会产出的性/别主体被统治阶级利益牺牲消费:“同性恋作为一种异文化被解读是以异性恋正统的权力游戏立场来界定的”，而在“‘多元化’和‘自我意识’的交媾下”，身份认同政治只会产生“自以为义”、只求自保的孤垒。他认为现代性有着撕裂暴力，因为趋同和区隔必然会厄杀“个别异质性”、牺牲“人的某些质地”，因此对他而言，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接纳‘同性取向’做为一个人的生活模式、尊重这种人的生活模式，以及包容这种模式所累积出的文化现象。”1994年田启元做了一出叫《同志光阴》的戏，处理的是艾滋和污名。戏里有这么一段在艾滋病房的对话：

“你也是……”我愣住了，他好像要问我是不是同性恋? 但又没说出口，他有点尴尬。

“我是输血感染的”天啊，多好的理由。没错，我是在7年前车祸时输过血。

但是我也和别人共享针头打过速赐康，我也召妓过。可是这些我却没有告诉医生。我怕，我怕医生用那种批判歧视的眼光看着我!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伤害了平头，我好像是正当理由感染的，不必负担社会的歧视眼光，事实上，我错了。 

同性恋污名在这段含蓄交谈中浮现，而这位异性恋病友的自省则展现了一种发自自我批判而来的“尊重”，因它揭示了艾滋、性、用药的污名纠结，也指出弱势群体若与主流社会同声气会造成的彼此伤害。在现下的主流艾滋教育或是性别平等教育中，我们都还没看到像田启元提出的这种“尊重”，也因此从未真正开始转化大众恐惧艾滋的情感结构。

田启元后期的创作最有名的一出戏大概就是改编自白蛇传的《白水》（1993）。这出戏取材自传统戏曲的“白蛇索夫”和“水漫金山寺”，以四位男演员来演出白蛇、青蛇、许仙、法海四角，主要在探讨欲望冲突的矛盾，从而探寻人与人之间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白蛇为妖却想成人的矛盾，青蛇则是背十字画押、对假道学的法海叫阵：“秃驴！莫大言咆哮，唤来虾兵蟹将我族战友，风生水起我把你给阉掉， 让你当男无根，当女不成，看你怎么混！”不过我觉得这戏最有意思的是，田启元让许仙这个典型的传统读书人的欲望现形，延续了他对菁英主体的批判。许仙自怜、自私、自溺又自作多情，他得有三个法海诵经加持，才能驱离外显为“猪肠两条”的自身欲望。值得一提的是田启元在改编自《白水》的《水幽》（1995）中做了一个美学实验：《水幽》用三个演员来轮演《白水》中的四角，而这意味每个演员身体必须同时承载两个角色身上的欲望矛盾。我认为田启元在此向我们示范了一种日常理解他人的方法。这方法的前提当然是得先面对自身的欲望矛盾。在晚近同婚的争议中，艾滋/用药污名成了护家团体猛打同婚倡议者的利器。不过，在护家团体暴露“同运不敢面对的真相”时，他们其实也自曝从没面对过自身欲望，这也是为何他们跟许仙一样得仗着法海代表的党国法统来驱离异己。

因为田启元看穿了身份认同政治是死胡同、制造冲突，所以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激发个别生命潜在的包容性，以及接纳自身体内的异质性，包括HIV。在1995年做的《波光粼粼》中，田启元提出了一个观点：“艾滋病毒也是一种生命形式，它也想活下去，和它和平相处不好吗？”在他看来，身上“住”了HIV的“人”不该因这一种个别的共生关系、以及在这关系中顺着人的纯朴质地蜕变出来的自我接纳与欢喜自在，而遭受不公平的差别对待。这个观点不同于现下预设自由主体主权的权利观，因为它争取的会是“具体而切身的资源”（embodied, inhabited entitlements），而不是像帕斯堤那样在公卫及医疗监护的列管条件下委身接受保障。

田启元过世时才32岁，他除了以做戏参与社会，本身也是90年代初期台湾第一个艾滋地下团体SPEAK OUT的主事者。他的戏胆敢讽刺主流社会，而因为他也敢于自嘲，所以在他的戏里我们看不到受害者的悲情妒恨。他尽忠追寻过去，以台湾共产党员谢雪红为题材的戏（《谢雪红─一个隐藏于历史背后的女人》以及修订版《阿女——白色玛格丽特》，1994），公开哀悼、也召唤在冷战初期被肃清的一整代台湾左翼亡魂。他一生致力找寻一种接纳他人而非限制他人的自主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位剧场烂逼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最后我想说，党国当前，田启元以妖身行世，“像农民、像劳工、像老兵”，微小如浮萍、良善如妓女而欢喜自在。此乃烂逼成性，无以覆加。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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