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发言 | 洪凌：从年轻作者之死探究公民社会的性/别监控与生命治理

本文为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的洪凌老师在2017年第六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洪凌.从年轻作者之死探究公民社会的性/别监控与生命治理. 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下册）. 香港：1908有限公司，2018：330-343.

     前言     

2017 年四月底在课堂讨论《时间龙》的时候，有学生提及作者林耀德去世得太早，以至于许多可能成形的作品都只得以草稿或企划草样的形态，堪堪存留。

说到林耀德，倒是很难不联想起同一阵子去世且是以最壮烈激亢样式所执行的邱妙津。这两者分别体现了被收入(次，类)经典的两种创作者原型:前者是意气风发崭露头角的一线作家，只要没有宇宙等级的意外，即使在三十出头去世，还是会在文学史撰述的边间留下一席方寸。后者的经典化，却是一个先前鲜为人知的类 T 文艺青年，其死亡招唤了各色各样的主体与位置，有的是垂涎迷恋，有的则是难以不将这个决绝近乎阳刚壮烈的肉身图像与其作品置入自身的(无)意识。说到这点，邱的性与书写被“永恒化”的转换仪式，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吸血鬼交叉口》(VampireJunction)这部小说的主角:在中古世纪濒临终结的当下，主角的第一度死亡是在“蓝胡子”吉乐 . 海(Gilles de Rais)屠杀鲜嫩美丽儿童的狂纵盛宴，而不死的欲念会找到宿主，这个细致如小诗歌的“儿童 - 准青少年”死者化身为灵体物质的吸血鬼，其存在就是这些诱人孩童以及死亡驱力的化身。他能够以不死者形式存在的永续动力，包含了人们对死之奇观的集体无意识渴望，这股强大滂沱的力道形塑出这个怎样杀都无法被终结的崇高色情躯体。有趣的是，在故事当中，集体无意识雕琢出来的主角于是找上了容格派(Jungian)的精神分析家，来上一场神话与象征秩序的对话与对决。

说来，这两种形态的崇高客体与死法(前者是英年早逝，后者是转化为壮丽奇观的“恐怖儿童”)，都颇为体现了 20 世纪末的征候。

然而，在这几年来，我很难再度发现这股对于炽烈极致属性的迷恋，而是一股又一股整齐井然的对于许多风华亮眼死者的守序哀悼。过于绵延的一连串死者以及接收众的不知所措，彷佛是对巴靼耶(George Bataille)的“色情-死亡”理论之讽刺与反动，也就是说，就连死亡(与它的各种仪式)也治愈不了始终横亘于自身与万有之间的穷凶极恶断裂性(不连贯)。

1. 在所有(拟似)虚构的书写，也就是大致上称为“小说”的范畴，执笔者或评论者将自身认定“就是如此”的现实事件以最牢靠凝固的形式描述与再现，不容质疑与辩证的“事实”如魔鬼胶般沾黏在其中，是我最不赞成的写作方式。

2. 戏剧性、奇观性的死亡总是坐落于神圣与亵渎之间。无论被摆放在哪一极端或熔接于两者之间，促成死亡之后的败坏不堪值旺盛生长的，既不是死亡，当然也不是死者，而是兴致勃勃地喷洒口腔形式的狂迷、甚至擦枪霍霍，呼朋引伴来猎捕(各种被命名或无法命名的)猥亵物。

3. 对于私人并不认识也没有特别喜爱的作者，我认为，不刻意表达过度的在意或许才不至于不敬重对方。对于其死亡造就的、亢奋沸腾却假声为悲愤伤痛的普众执迷(mass obsession)，最应该做的或许是不刻意榨取去政治(a-political)的情绪团块，而是冷静地观察与分析。

4. 对于那些厉声斥喝、饥渴残暴，欲揪出“性侵害补教名师”的群体，我只有两点小小的回应。首先，但愿这些人从未支持过苏建和案、徐自强案、以及无数被视为“guilty before reluctantly proven innocent”的“就是该死”案例，同意这些案例必须被彻底重新检视。其次，这些斥骂者执拗地认为性、情欲、死亡等议题，是不可能有丝毫复杂性、必须按照忌性者的堂皇指导原则，摆放于两极化位置，以组装出颟顸骄狂、叫嚣“给他死!”的群众的洋洋得意。只有“高大上的加害方与低小弱的受害方”的范式，无视所有不愿意也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主体，又是何等傲慢愚昧的俯瞰姿势。

5. 最后说个微小的比较文学式论证。有网友在某处反问，为何“大家”要守护登山罹难者的双亲的悲伤，但“大家”会对着年轻早逝作者的双亲大吼“这个人不属于他的父母!”我赞同网友拉非**观察到这两者的不一致，但我不会单纯地停留在这个论点。激亢的群众并不是秉持“年轻早逝作者的性是他自己的，父母无权代言”，而是反过来:某种国民全体出巢的春情荡漾，视这个作者与他的文本所处理的性议题，是属于何春蕤所命名的“热切凝视的公民(全体)眼珠” 。也就是说，不是包括父母在内，任何人都不能干涉(过度、自满地诠释)作者与他那本著作的种种叙述，而是只能由义愤填膺的主流性别平等语言来掌握这个事件与这位死者。某种不但恐惧性，进而扁平化性、知识、权力这三重话语争斗性的公民，意图在这个当下取得巨大化代理父母的权柄。这是不能更昭然若揭的了，甚至连政治正确的“被控诉者人权”或合理的怀疑论(reasonable doubt)都可以欢天喜地践踏，任何不同的表态都会被这群体检举直到挫骨扬灰为止。

（**作者的犀利提问值得我们批判性看待各种“父母”的位置:“有朋友批评作家父母的声明，我可以理解，甚至在所有评论里，这是我最亲近的。但我还是想问，这是不是人们自己太看重‘父母’了?‘父母’当然可以提出‘作为父母这样的角色这段时间的观察和想法’，但也仅是如此。如果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代言或掠夺的效果，恐怕不是他们的言词不妥，而是人们的理解和摆置出了问题。”）

迈向正典健康含蓄规训未来的

受害者生命治理

大约从 21 世纪以来，台湾的主流性别政治投注于性别保护主义的力道不仅强大悍然(拒绝与不同观点博弈)，同时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文化霸权的种种层面，积极部署并招唤出可供采用其生命故事的受害者。当然，对于这样的招唤，被招唤者的性与性别一定要具备许多合格的条件，最重要的是要将“性导致的受伤”视为无比剧烈且摧毁人格的绝对灾厄。

首先，我想回顾探讨自从“玫瑰少年”叶永志在死后成为最有标志性的性 / 别受害者以来，这十年以上的时间，性别主导文化似乎一直在殷殷期待着足够成为象征性(iconic)的人物，而且得要是“活生生”的发声主体。在这一年来，无论是写作此文章的陈洁皓，或是从 2016 年五月底迄今成为众所注目关注的辅大心理系事件主角巫同学，似乎都具备了这样的“领衔主演”特质。

叶永志牵动主流性别文化的特质，在于其纤细珍贵且毫无杀伤性的温驯良好女孩化男孩属性。记得有一回，我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只是以某种假设情况想象，如果叶在另一个平行宇宙存活下来，但他之所以能够存活在于他不是一朵细致无害的玫瑰，而是长满獠牙充满吞噬力的魍魉性别怪胎，例如，变成一个虎背熊腰的性滥交的金刚芭比?光是我充满好意的“设想再倒退落伍的存在都可以存活” **，就足够冒犯在场深深浸淫于 1. 只有能力同情干净软弱受害主体，2. 认为性与性别的“多样性”仅止于各种含蓄端庄样态展现的“良 LGBT”这类性别研究生。然而，毕竟叶已经去世，任何期待他成为成人版玫瑰性别化身的意欲都无法扭转以下这个事实:他被这个处处把他视为弱者且只能以保护主义对待他的世界所杀害。

（**时移事罔之后，在定稿 《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 的林是否已经经过国家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调教与洗礼，叙述语气与情节与五万字初稿大相径庭。这个奇观演剧(spectacular drama)能否解读为某种以书写与自戕为复仇武器的恐怖情人?无论林有意或无意，这个作法显然很成功。）

不知道是否巧合或注定，陈洁皓自传书写《不再沉默》的出现，刚好补足了人们期待已久的“男性的性侵害受难者”的种种勃然想望。他必然是被这些遭遇折磨到几乎无法生存的地步，但又必须是个温柔良善的(绝对不同于“加害者男性”)的优美细致灵魂**;他以理所当然的姿态，对着不合格的生身父母(被强迫迈向健康未来的家庭主义成员)与性异常者(他的“保姆”一家人)提出控诉，而且在目前的局势下，必然得到近乎全民的支持。

（**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干净无暇细致脆弱，已经到了几乎一碰就碎的不可思议地步。而且，更让我难以同意的是，(常态)人们不但会被这种属性所牵动，而且更鼓励所有的人类主体都以此为范本:“日日春在他们的粉丝专页上写了我的名字，说我不可参加，并点名其他几位无法参加的人。我陷入莫名的恐慌之中。是我不懂人际互动吗?还是我得罪了他们?他们是在对付我吗?我瞬间又跌入了三岁长期孤立无援的感受，感觉我一定是做错了所有事，才会全世界都抛下我，让我孤独的去面对恐怖的恶意。太太当时安慰了我一阵子，她说了很多话，但我完全听不见，也记不得。”）

奇异的是，在这个逻辑之内，人们就必须无视再保守的女性主义照说也该批判的再生产劳务分配。陈洁皓举着在孩童时期遭受的苦难，刚好提出了最严厉的反向纲领。他以自己的故事为凭证，证实且要求人们就是得不顾一切组成温馨美好的现代性家庭(不管内在有多少深沉致命的压迫)，以及，任何的性表达都必须只能是在严厉的儿少保护主义所允许的范围:只要这个儿童感受到“被冒犯”，这些性主体就是罪该万死，光只是把她们大逆不道(同时违反现代的儿童保护主义与前现代的伦常纲教)的“变态”犯行暴露在自传性书写(当然，完全不用征询当事人的同意或另种看法)，出版书籍以供大众以报复性犯罪的心情来支持陈，于是，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了超我与道德进步主义主体的被洗涤快感。关于保姆一家的“权益”，根本不但没被重视:揭露他们的生活成为道德进步主义的应该作为，这只是九牛一毛的惩处。

陈洁皓叙述的保姆一家人的所作所为，在一个性 / 别研究者的视线里而言，是违反常态规范的奇妙诡异生命展现，但不符合必然的“侵害”与入罪化定义。这样的控诉与轻易地被接纳为“性侵害受害者”的沸沸扬扬局面，不啻要逼使我们面对一个最基本也最深切的问题:究竟“性”的“侵害”有没有必须被严谨慎重讨论的必要?就我观察台湾自从性别主流化以来的这二十年的状态，答案是非常悲观的：不但主体可以自称“受害”便解释了所有他厌恶的他者的作为，“侵害”可以从轻微的爱抚到强奸杀害，都足以囊括在这个早已失去判准效力的词汇。

破关与反攻：还给房思棋

一个“淫人夫父”的性政治位置

首先，让我们来检视作者位置与书写的被看待(reader reception)。林亦含:异性恋年轻富家女子，成绩优秀的高中生，台派文学大老陈芳明的爱徒(有多份脸书（Facebook的中文简称,编者注）的贴文可佐证)。她首先以精神疾患书写在网络现身，“影射现实”的坚持与“主角不是她本人”呈现出清楚的精神分裂:如同她诠释自己的小说之二元背反。一方面，林坚持“狼师”是万死不得翻身的终极之恶，但不可忽略的是，林同时坚持承认自己主动的爱欲，这与从检调系统（大致相当于大陆的检察院系统，编者注）取得的证人说法一致:林把这位补教（大致相当于大陆的课外补习）名师(教导国文的有魅力中年男子)视为她的男朋友，并以欢喜的姿态介绍他给密友们认识**。

（**其中的关键处在于“南检认为陈国星既非林奕含就读学校之老师，对成绩并无评等之职权，仅是其补习班老师，对林奕含在校成绩乃至于其后参与大学学测，无任何决定权柄，难认定有何利用权势之可能”，以及“根据林奕含国中、高中与补习班好友的证词，表示林奕含曾以男友身分介绍陈国星给朋友认识，当时双方互动亲密，林曾说她真的很喜欢被告陈国星，也从来没有跟该友人说过她遭性侵害，也曾于不同时间告知有人与陈国星交往一事，因此认为陈国星所指，二人之间并无强制性交等语，并非全然无稽。”。）

再者，自从 2017 年出书到林自杀后，自许开明多元的台湾公民社会纷纷呈现一元且单向度的执着。群众的巨大感情驱动力在于怜惜（美丽，聪慧，受创却出淤泥而不染）的台湾女儿，其相关的民族主义牵连点在于陈姓“狼师”是“不台派 / 非我族”的恶棍。在此，性别治理完美衔接了国族的虚妄认同。性别平等教育造就的常态主体以制式婚家单位为思考基础，将女性的性(female sexuality)区分为圣美与破败。于是，林的自杀成为圣徒符征(divine martyr’s icon)。至于同样承受不住压力而轻生的“狼师”女儿陈颖，则被奚落成为“矫情的贱人”。更甚者，后者遭到的巨大贱斥来自于现代化根本无能除魅的“父债子/女还”。在这个层次，真正的性别进步主义与被视为“无性别意识”的乡民成为最完美的共谋双生体。这种“性别意识”不外乎就是:

1.女儿是家庭(或父母的)资产。我的女儿死了，所以你女儿也得死。

2.婚家与贞操论的缠绵，陈颖死活横竖都活该。

由于陈颖有个非得株连九族的狼爸，再加上陈自己的“性自主”搞杂交，甚至，她不像林的美貌是天然产物(原生的好东西)，而是“人工再制”的劣等次级品。无论林在生前怎么用尽气力发言，“大家”都无法不视她为万劫不复的被认证的可怜兮兮受害者。截至此时，义愤填膺的常态“女性主义者”与性别平等意识形态努力了近二十年，却制作出自身意识形态内部最巨大的坏疽**。

（**看这些留言，必须直面看待这个群体就是进步道德主义与保守的婚家主体的“变态”双重交织产物。这近三十年来(大约从台湾解严为起点)，不断滋养这个逐步弥漫成庞然怪物大异己的共同体。体制内的主流性别倡议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既然教养出这个已经无法回收的物种，报偿(karma)就是生养出罄竹难书的唯性别妒恨载体。）

以政治无意识的脉络来看，最恐怖的后果是自由派与激进女权主义组成的国家女性主义，很可能把这种看待“女儿二元论”的家伙们视为性别平等教育的“成果”。更值得提醒的是，这种族群当中，不乏支持同婚者，或者说，她们唯一支持的同志议题就是同婚。原因很简单，这样就可以进行收纳乖巧的同志与铲除脏东西的精致化的人口治理。至于是不是脏东西的那些无辜人士，在这场“为台湾女儿伸冤”的巨大闹剧当中，也不免被狂欢群众揪出来公审：就连拒绝出版此书的宝瓶出版总编朱亚君竟也被指控为“扁平精神病患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控诉者矛盾地指控:由于朱不出版这本书，促使林的病情恶化：最无稽而且自相矛盾的是，倘若只因为被一家出版社所拒绝就承受不住必须自杀，这种说法不是在扁平化精神病患的主体性吗?! 

（**事情演变到愈发激烈，朱亚君承受不住压力也欲跳楼自杀之后，煽动此种说法的报导媒体于是就祭出政治正确的道文。）

歇斯底里的台湾进步主体已经到了集体谵妄的地步。这是一个把死者弱化、撰写报导的笔与执行喊杀的嘴都充满恨意，以便驱动大异己实施更精致监控的最新发展。不只是生理层面的家属(父母，兄妹等)，这个集体狂颠性竟然把出版社总编之类的位置(如果是非写作者，大概就是老师)视为脆弱娇贵作者的守护者与保卫者，必须与精神疾患作者的尊亲属一起控管她。该种生命“共治”妄想，貌似保护与怜惜，实质上是集体杀戮的病症现形。作者的生死就是总编(或类似权威位置)必须义务性地身为代理父母的绝对言令，大概是目前这个自豪为性别平等典范(让同性恋与性少数变成 LGBT)岛屿的最新“亚洲灯塔”普世光照范例。

既然对这个现状如此不想看见，我们该如何设想一个不遵循普世性别平等范式的生命形态?以下将提供我的一些论点与相关田野数据。

在近几年的某一回同志大游行，目光逡巡着无以数计的温情款款新常态语言、婚权是(唯一)人权的大旗飘扬之余，有个标语让我不禁莞尔，继而感到快慰。在遍野温驯降伏于同志正典的爱与泪水当中，生猛不从地标举出权力与性的“恐怖”真实:“我想干我的教授!”在此处，我所阅读与诠释的恐怖并非负面或否定等质地，而是直指欲望如同一盘在六合八荒无止境厮杀博弈的棋局，棋手必须面对自身与周遭弥漫的乱迷与骚动，坦然进入戏局来经营自身的美梦与恶魇。若是拒绝凝视这番总是带有创伤质地的操演与攻防战役，等于将自身的主体性与反转上下主从位置的各色花招给抵消殆尽，让渡给家父(母)长制的(貌似)温柔生命管理系统。

对于“儿少”的蕴藉照拂与精细身心管控，堪称这世纪以来的主流性别治理的最具代表性伟业之一。然而，经由以下的故事与论证，我欲阐述“儿童与未成年者”的创构就是对于这些类型最强大的金箍罩。反过来说，在儿童必须是无性也不被允许喜爱“不洁的性”的概念扑天卷地、甚嚣尘上之前，许多溢出理所当然想象的逾越性情欲叙述，也就逐渐被消音于“圣/胜后”的母姐女性主义范式。在这将近二十年的细腻周延保护主义(但也高举着自由主义标志的“自主性”)的滋润栽培下，逐渐生养出了一大群由多元文化主义背书的、无所不用其极被特殊化的性受害者：任何携带配备着非常态性经验的生命，只有一种被许可的表述方式。若是不呼天抢地使用极度忏情悔恨的姿态来自我曝露，就会被视为没有“性别”意识，或是其性 / 别的实践与思想已经侵犯到目前这个亲密关系民主化的最终边疆，必须将之抹除，甚至入罪化。

值得深思与玩味的是，许多年轻酷儿的深切痛楚、深入肌理刀刀见骨的血疤，正在于自己不同于常规所核可的性经验被视为“坏掉且可悲”的东西，被圈禁与养殖在这个无法不认为自己是残弱又可怜兮兮的小东西，被巨大的“上位者”侵略性地调养为白种乌托邦女性主义小说《她乡》(Herland)的整齐划一去性化格式，成为连叫春都没有能力的被驯养生物。在此篇文章，我希冀就两则田野叙述，企图论证在“进步”尚未包抄裹胁了所有的性与性别罅隙之前，被视为权力下位者（年幼，非男性，非“师长”等）的主人翁是如何从“上了你所欲望的上位者”，将棋局的纵横交叉态势拉往娇小生嫩的幼海棠，而非那株等着被攻略征服的巍峨老梨树。

在 2017 年 7 月 22 日举行的性权论坛，为了解说“破关”这个概念，我略为提及了零星皮毛的真人真事小故事。然而，有限的时间总是致密叙述的大敌，只能含糊讲个非常温和初阶的“研究生迷恋年龄大自己一倍的教授”这个欲望模型:前者将后者视为最珍贵的小客体，如同博弈与杠杆，每下一子就是与一切争宠。在这儿，让我用对位法来讲两个小样本，关键词都是年(份)。前者是三十年，后者是十年。

距今三十年前的解严时刻，1987 年，蔷薇的花苞开出灿然血艳。在这之前，他寻觅狩猎诱捕吃干抹净的对象，都是弃之可惜的鸡肋型同年异男。长到三十岁，来到经验值需要突破既往现状的临界点，他生命最惊艳的邂逅是一组花与蛇的双重交叉:他既是威廉布莱克笔下的 Rose，也是钻入这朵花最内里的虫。解严这一年，他开始上博士班，也开始横征暴敛深情款款地软硬兼施上他的博士班指导教授。对方与他的年纪差，正是他自己当时的年纪，他 30 岁，他老师 60 岁。而现今的蔷薇，就是三十年前的他的对象，承欢取悦每个血气方刚的年轻攻略者，他是虫质地的花，他是花模样的虫。

在对我叙述这则过往时，蔷薇意犹未尽地舔舌，舌如蛇信，我可以设想他强而有力的双腿是如何夹紧那个毫无活路可出的娇弱老教授，只能委身于对方倾城灭国的隧道，在命运交叉的火热小穴“失去”自我。我告诉他这阵子的主流女性主义的诠释权力套路，他烟熏色的睫毛如同被激怒的触须，一个不被认可的年下攻略高手对于这些心甘情愿被治理妥妥的生命体的轻蔑与一丝悲怜。最后，我的蔷薇给予狂喊受害者身份政治的小回报，在于重述这桩双重三十的 never ending，如同经血书写于黑丝绒的大写真实之歌:“吾爱吾师，吾更爱干吾师。要我做自己，我就把自己做成黑山羊之母：太古的阴性神兽，擅长操弄规矩的恒星与爱人，让他们逐渐苏融崩坏为黑洞。”

第二则叙述来自于 1997 年，刚满 20 岁的 A 与年纪小他一半的小女孩。这桩把酒聊天时不经意透漏的往事，发生在狂野燥动的世纪末，某个青少年与幼女处于事件地平线的治外法权境遇。

类似但又“背反”，二十上下的 A 大概就是不家庭另一篇文章的“竹科男”的踢版本。而且，当时的 A 绝非后来他在老青年时那种叽歪跋扈摆明轻蔑整体人类还刻意要屡屡“meta 异男”的嘲讽满满德性。当时的 A 颇为文青，自闭孤僻又生涩，偶尔被熟女形容为“可爱踢”。要好之后，他以为与这个对象(约略比“拉非事件”时的拉非更小两三岁)维持了细腻美好的真挚身心交换模式(深渊传来群魔笑声)。只可惜，到了幼女迎接高中阶段或更年长时，她开始(被)“觉悟”自己的“性自主”。各方神圣势力偕同千秋万载的去历史性别平等大军，痛切地处罚了被误以为张扬但非常自闭生涩的 A。

这几天我故作漫不经心询问 A，要是当时的幼女现身，无论是道歉或斥责或“要”什么，他会作何反应。A 的反应大概会让为这个故事真挚感伤的读者都难以反应，他挑一边嘴角淡淡微笑说:“没事，哥就看在随便啥的分上启蒙他，当时他这样玩哥，是有代价的。来讲法啊：法律条文规定，表亲死活不甘我事!”

原来，幼女是 A 的母系表妹!当时 21 世纪伊始的某一年，2002 年吧，家族确定债务多于财产，于是在祖代都去世后，每个人都爽快签署了放弃继承单。奇异的是，那个妹妹的“家长”竟和好几家持有债权的银行达成协议，半哄半诱地让那个妹妹当“债权人”人头，换取“她们这一家”(小表妹，小表妹之母与小表妹之兄)长期用承租原先的透天住宅而不被驱离。好几亿的债务就这样堆在她头上呢!除非在她的有生之年，A 在内的某些人试图达成的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小表妹就到死也摆脱不了这笔“家族遗产”。

A 的语气并没有丝毫幸灾乐祸，但也无甚感伤。他不紧不慢，为此事下了个暂时的告终脚注:“要是小表妹当时没把我当下三滥登徒子，我的话她如何都听不下去，我是有不顾被她长期鄙视的恨意，有警告过的，她哪会理我。这是最后一笔善意。距今都多少年啦?刚好 20 年，要是她冒出来啥的，我只会告知，我对她没任何义务。既然法律认为我就是个恶劣的变态，法律也载明没有任何帮表妹任何事的义务，生死随她去，如今我们是彻底的陌生客。”

看官们当知，十几年前的这位妹妹，若没有从 20 世纪末以来疯狂上纲的性别平等“洗礼”大业，约莫是不会走到这地步。即便 A 竟是整个家族最在意这妹妹被剥削且为对方抱不平，尽可能提出劝告，但你晓得，异己的好意总是比不过母上兄长的谆谆剥削。

     结语     

我们如今对于受害者这个位置近乎狂迷热爱的情绪，究竟是来自于何处的性(情欲)驱动力?符合大多数设想模本的受害者，彷佛是某种巫师(shaman)与祭品的双重化身，既是驱使群众热切怜悯的膜拜，又彷佛让群众自身的情感投资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纾解：由于丰厚地丢掷给值得被关爱的受害者，因而(双方)都得到了任何性活动都无法给予的满足?关于这个观察，尤其在 2016 五月底迄今对于辅大心理系事件受害者巫同学的集体怜爱，以及大众对于“狠师”夏林清的“恨不得剥其皮啖其肉”的狰狞憎恶，让我得到了台湾的性情欲心理投资(psychosexual investment)的最佳范例。

至于哪些受害者是合格的受害者?不同于深受邻里怜爱的街猫(例如从2016 年炽烈烧灼的“动保”与常态“爱猫人”的街猫“大橘子”与“斑斑”被杀害案件)与纤细善良(俨然是完美人类样本)的巫与陈，写作《接受一个性侵故事的矛盾与混乱》的刘璧佳，由于她拒绝让自己的性经验成为没有任何辩证可能性的受伤叙事，因她的位置就是类门坎的“拟受害者”(liminal pseudo-victim)。就我所观察到的读者反应，除了设想对性(与类似禁忌物)的解放思维之外，唯独得把自己放在进步主义的极端位置，才能勉强地肯认这样的拒绝（被）受害主体，但这样的极度进步主义的代价，却也是失去了对一切的判断力，只能是“当事主体说了就算数”的问题性位置。

我们必须直面看待：在台湾的性别二十年建制系统，这股庞大的怜爱弱者情感——无论是遭受性攻击的人类受害者(尤其是当前的这几位)，或是被“非人”凶手所残杀的(大家热爱的)驯化街猫，这些死伤者带来给我们的教诲，究竟可能会导向如何的制度与生命治理?我的初步想法是，这些死伤的例子不但拒绝让各种位置的生命尽可能培养剽悍粗野的街头智能(streetwise capability)，系统的裁决反而是朝着“类家驯”与精致娇贵的养成步骤前进。养成最晚近现代性的人口管理术，其关键词就是:呵护、娇贵、细致经营(足以成为模范的)受害者。以这个趋势来预估，不但会有许多承接这些受害身份的后继者(而且同样过于温驯且拒绝“张牙舞爪”)，而且即将(或已然)创造了结合新道德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与性“自主”论，也就是宛然形成的“温良精致受害者公民”(the docile and the delicate victim-cum-citizen)。这些形形色色、倍受呵护的温润软嫩下位者，连同她们义正词严的守护者，再现了无所不包的细腻性/别阶序。这个阶序模式一方面治理着大部分心悦诚服的新良民，更重要的功能是驱离无法从烂坏状态力争上游的不合格者，诸如拒绝正向的忧郁酷儿、拒绝不 BBES 的性爱酷儿、拒绝一对一“拥婚单偶”的性 / 别坏分子、拒绝力争上游的娼妓与淫行者等等。

无论是生前的或遗留的种种档案(书籍，文字访谈，影音纪录等)，林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书写与自裁会达成哪些效应，她的无以存续一方面或许来自于精神疾患的必然，另一方面，我们该置疑这个无法不将她“弱幼化”或以“怜惜呵护”的母姊姿态。藉由怜恤或悲悼林亦含来“刷存在感”的性别平等份子，不但无法正视这些让林难以存活的构造基础来自于性别平等政策的生命治理，更落入了沾沾自喜的上帝视角，硬生生阉割了一个肉欲满满的女性情欲的生死物语。

在《你最多只能死两回合》(You Only Die Twice)，Zizek 阐述的萨德式受虐者(Sadean victim)拥有无极限回春再生的(超自然)力量，无论施虐者如何整治摧残，这具身体永远会在受伤(甚至死亡)之后，瞬间枯枝绽花地光洁无暇。老 Z将这个类型的身躯称为“忘记死亡驱力的升华肉身(the sublime body)”。反讽的是，在这几年用尽气力喷出(象征性)婴儿乳汁来对付不屈从于恐性校园体系的学者(如Laura Kipnis)、美国高校学生(大学生与研究生)，他们自许高洁的视线是见到被界定为“不净物”就会石化崩坏的东西。至于他们的身躯，无须鞭子或刑具，只要把这些事物的意符(或说，精神分析层面的语言再现)摆在她们无法规避之处，这些肉身就会变成自动摧枯拉朽破败烂坏的，极致的母性物(the maternal Ding)。反讽的是，发展到这地步分明是“整组坏掉烂兮兮了”(其欲望沾黏在象征秩序的边疆)，但非得强调自己与同类是系统之内毫无污点的处子大审问官。

这个最晚近的治理公式，就是资本民主制度与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女性主义合力雕塑的三头常规之兽，文明的蛮荒之兽。这种宣称对于“培力受害者”毫无用处，但必须号称自己是救赎的象征，实则是“升华(森然壮丽)式身体”(the sublimebody)的背反：遑论升华，只要某个让这些主体惶恐尖叫遮头遮脸遮下体的关键词打过去，这群“性受害支持者”就会喜孜孜地腐烂溶解。她们成为流向国家法律机器与上层文化政治的歇斯底里残余，固化为某种复仇意志满满的(无意识暗爽)屈辱化身，陈情递状，纠众猎异己，若不搞死任何不从者与反抗受害位置的声音，这些主体总是无法从黏答答的活死人身躯状态得到任何解离，永远横陈于第一度死亡(肉身之死)与第二度死亡(社会与象征界面的灰飞烟灭)的炼狱状态。

这个锐利的观察出自《性别治理与情感公民的形成》这篇论文。此外，在新书《性别治理》，何春蕤以(可预期)让台派知识分子义愤填膺的洞见说出台湾进步主义在性 / 别层面的“生-牲-死”治理连续体：“性别治理的核心当然包含那些坚信性别平等但是政治上贴近执政党派的女性主义策士们，积极从政策面打造一个进步的‘性别优先’的体制。她们不见得同意性别平等专家或宗教团体的某些保守立场，但是因为自己在性的议题上已经用划分性自主与性解放来否定女性情欲解放立场并在台北市废娼时正式亮出体制内改革的路线，与边缘战斗路线分道扬镳，这些历史行动都昭示了主流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与保守宗教团体的反性立场其实相距不远，因此对于后者的立法和紧缩行动也没有动力抵抗。如今面对已经十分绵密严厉的性法治化及其造成的各种压迫和冤屈，这些主流的女性主义者终究难辞其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女性主义在当代看似流派众多，倾向各异，但是发挥主流作用的流派都是将‘性别’当作最主要甚至最根本的社会分析范畴(即，性别优先)，或者即使打着各种社会元素‘交织’的旗号，也总是在实践上突出‘性别’。然而性别优先所动员的情感往往围绕着女性与儿少的‘性受害’，强调受害位置的绝对正义道德高地，以推动极端保护主义的立法或修法。近年各种性别议题都是采用这种先情感绑架再道德恐慌的策略，建构起无可否认的‘例外状态’(可以无视人权法治而采取特殊的紧急处置)，以全面否定其他考虑与利害，确保自身的要求所向披靡。事实证明，在治理模式下，这套策略颇为有效。

然而这些对于‘性别’的偏袒，也使得性别平等在现实里形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社会正义的天平出现明显而强势的倾斜──而且尽管表面上是倾向弱者，实际上却只是‘代理 / 代言弱者’──性别治理体制自身却全然豁免于任何制衡与监察，构成一种直接威胁到正义的社会正义实践。雪上加霜的是，在全球化下越来越危危欲坠、多方不稳(precarity)的年代里，娇贵情感在性别平等所扩散的受害想象中得到了更多正义 / 仗义能量，来迸发歇斯底里的偏执与妒恨，对一切可能的威胁或刺激或异议或质疑，都反射式地表达强烈情绪，充分暴露台湾人一方面洋洋自得文明进步，另一方面却心虚暴怒脆弱的自满(fragile conceit)，自命体现了性别平等基本价值(从平等到多元)的性别治理，之所以似乎令人无法抗拒、必须全面臣服遵守，倒不只是因为绵密的法律撑腰，而是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早已在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中养成了对现代、文明、进步的渴望，也渴望跻身西方先进国的可敬优势位阶，而性别平等看来正是一个可以实现这个现代化、文明化的管道。在这种一心一意西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性别治理中，大量的在地日常实践和言行举止被视为不符合性别平等的文明图像，许许多多在地共生关系和存在状态被说成是传统的、落伍的、保守的、不公平的，是需要被严密监督检视，更应该被彻底抛弃、废止、消灭的。那些还不能割舍这些关系举止实践的主体，也就变成了亟需被教育、被惩治、被改造的对象。”

在此，我以发生于进步西方、三个年代相距甚大的性 / 别迫害事件，来对照“房思琪与狼师”的事件。

1. 导演罗曼波兰思基的“幼女性侵害”(但当事人并不认为是强暴)，被美国通缉数十年，流亡国际迄今仍不得返美。

2. 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者 Jane Gallop 成为“第一个被学生控告性骚扰的女性主义教授”，象征性地终结了 1970 年代的情欲自由与解放的可能。一般人可能认为房思琪的遭遇类似第一则(波兰斯基强奸幼女)，但我认为其叙事构造更类似第二则。首先，这双方都是师生之间的长期情欲交换。再者，狼师被厌恶之后，学生以各种方式进行最极致的复仇，包括不成功的诉讼、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小说，以自身之死让对方没有出路，利用了台湾社会强大的儿少/学生保护主义。最后，林亦含 / 房思琪认为狼师的情欲多偶(polygamy)是万恶之首，她的恨不(只)是虚拟的“被诱奸”，症结在于她无法独占狼师。这是个充满年轻少女学生对于年长教师肉身欲念的故事!

3. 文化研究与色情研究学者 Laura Kipnis 被学生告上最严厉的足以解聘之罪。由于她撰文反省当今美国大学生对性的娇贵与脆弱，动辄要求教师进行“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干涉教学自主性与教师的言论自由。

参考文献

[1] 丁乃非 . 猫儿噤声的妈妈国:《她乡》的白种女性禁欲想象 . 性 / 别研究nos.3 & 4“酷儿理论与政治”专号 . 中坜:中央大学性 / 别研究室，1998:324-343.

[2] 何春蕤 . 性别治理 . 中坜:中央大学性 / 别研究室，2017.
[3] 林亦含 .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 台北:游击文化，2017.
[4] 陈洁皓 . 不再沉默 . 台北:宝瓶文化，2016.
[5] Bataille, George, translated by Mary Dalwood. Eroticism.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6.
[6] Gallop, Jane. Feminist Accused of Sexual Harassmen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 Kipnis, Laura. Unwanted Advances: Sexual Paranoia Comes to

Campu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7.
[8] Somtow, S. P. Vampire Junction. New York: Tor Books, 1984.
[9] Zizek, Slavoj.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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