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2004-2008（补充篇）

编者按：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在2019年，性研究ing将推出“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和硕博学位论文（仅摘编题目与摘要）。接下来几期我们将梳理中国大陆与性社会学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以五年为间隔，以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为主。英文文献仍以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为主，介绍最新期刊的论文情况。

本期整理的是2004-2008年的硕博学位论文，因遗漏文章较多，特增此一篇进行补充，共有六篇，分别为2010年、2009年的两篇硕士论文，和2005-2009年的四篇博士论文。如有遗漏，欢迎后台留言建议，感谢大家的支持。

目录

1.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社会资本重新建构问题研究    

张亚群（硕士），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6月 

2.小姐“出行”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    

刘佳（硕士），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6月 

3.城市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    

毛燕凌（博士），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6月

4.乡村事件中的性、文化与权力——一起乡村通奸案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刘中一（博士），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6月

5.卖淫刑事政策实证研究

赵军（博士），武汉大学，2005年6月

6.村落视角的性别偏好研究——场域与理性和惯习的建构机制  

莫丽霞（博士），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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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社会资本重新建构问题研究    

张亚群（硕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6月 

摘要：

全球艾滋病蔓延，中国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之后，艾滋病的感染率和发病率逐年攀升。艾滋病不但是一个医学和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不仅给感染者带来了生理、心理、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严重影响，也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包括医疗、社会经济、社会稳定等方面。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在1985年后就开始从检测与治疗、行为监测与调查、流行病传播、病原学、发病机理等角度对艾滋病进行分析研究，但是社会科学对艾滋病的研究却开始得很晚。目前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从一些不同的视角开始了对艾滋病的研究，包括艾滋病的伦理问题、对艾滋病的偏见和歧视、关于艾滋病的决策矛盾问题、由艾滋病造成的经济和成本问题、艾滋病与人权问题、艾滋病的防治行动问题、艾滋病人群的社会支持系统。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从比较宏观的层面来展开研究的，而从微观层面研究分析的比较少，尤其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对艾滋病相关问题展开研究的更是寥寥无几。 2008年11月笔者跟随中国福特基金的艾滋病项目在全国做了一次关于艾滋病的大调查，调查过程中，笔者对感染者在检测出感染艾滋病之后，如何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感染者在检测出感染后往往因为心理遭受沉重打击、身体变弱、感染者身份暴露等原因，致使原有社会资本丧失。但是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为感染者提供社会支持的政策，而致力于艾滋病服务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社会对艾滋病的宽容度也在增加，这样的情况下，感染者在失去原有社会资本的情况下，也能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而这次调查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例证。笔者选择从社会资本这个视角出发，来探讨一下感染者是如何进行社会资本重新建构的。 

2

小姐“出行”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    

刘佳（硕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6月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性服务在按摩中心、洗浴中心、KTV歌厅、发廊等服务场所悄然兴起，“性服务小姐”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小姐的流动性很强，多数小姐并不会不间断地干下去，而是短暂从业和断断续续从业，具有“短期打工”的性质，这给我国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带来了困扰。目前已有的小姐研究对小姐流动的研究并不多见，小姐的“出行”研究几乎没有。 笔者在对A市某个红灯区的性服务小姐的追踪考察中发现，很少有小姐能够真正脱离性产业，许多小姐“出行”后由于种种原因又重操旧业。因此，本文把研究问题界定为探讨小姐为什么不能彻底脱离性产业、反而频繁“出行”与“入行”。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入住式社区考察”的方法。主要研究内容有：第一，在小姐的整个职业流动过程的情境中来探讨小姐的“出行”现象。具体而言，笔者从小姐入行前的职业、出行计划、出行实践、出行感受、出行评价这五个维度着手，试图理解与解释在这些情境下小姐所标定的“出行”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在描述中笔者发现：对小姐来说，性工作是实现职业上升的跳板；“出行”是一个间断过程而不是流动的终点。第二，从小姐的公领域进入小姐的私领域，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呈现出小姐对“出行”的主体建构。在描述中笔者发现小姐出行后的生活是介于普通人生活与小姐生活之间的中间状态，对小姐来说，“出行”只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切换；“出行”和“从良”是两码事。 本文在结论部分探讨了“把子”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系统对小姐“出行”的影响。在小姐的社会网络中，只有“把子”关系能够向小姐提供她们所需的社会支持，只有“把子”关系能够对小姐的“出行”发挥实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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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   

毛燕凌（博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6月

摘要：

本研究是以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为出发点，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之下，通过对北京城市中高学历女性的访谈，呈现出社会如何在交往过程中用知识、文化和对话等方式来建构出单身阶段、婚恋阶段、怀孕阶段和初为人母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女性形象。 

本研究的目标是：在现代中国社会的背景下，以那些主观上愿意进入婚恋关系和成为母亲的女性作为考察对象，来呈现城市（北京）高学历女性的单身、婚恋、怀孕和初为人母这四个阶段的女性形象被社会建构的过程。通过这些处于不同阶段的女性在回忆过去、叙述现在和想象未来的话语，为我们呈现出了社会如何建构这四个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从她们的呈现中看到，在社会历史延续和文化的建构背景之下，通过交往的方式，利用知识和话语作为建构中介，“形成”了这样一些女性形象。 

本研究的视角是：不认为存在着客观不变的、“真实”的女性形象，而是以社会建构论为视角去考察社会如何在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单身、婚恋、怀孕和初为人母阶段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建构是如何在交往中通过沟通、对话等方式去完成，如何在交往构成的互动中形成相互的建构。那些被社会当作常识的知识，以及作为建构媒介的语言和话语是怎样在社会建构这些女性形象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研究的背景： 城市化进程为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素质教育的机会，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为妇女创造了职业的多样性。就业提高了女性的经济自立能力，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作用，城市女性不再把婚姻当作人生的惟一出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一方面，女性提高自身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交和公共事务，使女性扩大视野，在女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桥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急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女性意识。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推动了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的概念逐渐发展成一个分析范畴和研究领域并进入主流文化。社会性别概念为研究女性发展问题提供了性别视角，让我们在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时，增加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 女性形象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女性不是绝缘于社会而存在的独立个体，而是生活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因此每一个女性形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文化构想物，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建构的符号象征体系。女性形象的诞生，具有深层的心理基础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女性形象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然而，其“生成”以后便获得了一种独立性，女性形象通过各种传媒常比实际的女性更早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女性形象成功地置换了女性本身。人们在接受女性形象的过程中忽略了这种置换，意识不到真正的女性是缺席的。女性形象一经完成，就逐渐成为刻板形象，既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期待，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性的发展，塑造着女性的角色行为。 以社会建构论为研究视角进行女性形象的研究是女性多视角研究的一种尝试，丰富了女性研究的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不断深入，曾围绕女性的本质、女性气质的本质方面大做文章的学者开始反思和批判女性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倾向，走上了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之路。社会建构论强调人类的交往互动，以此为视角揭示社会历史、文化与女性形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其生成本质。女性是什么？女性形象是什么样？这些原本是本质主义倾向的问题在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指导下找到了答案：女性形象从来就不是什么样，而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社会历史文化的作用下，“成为”了什么样。 

本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城市中（北京）的高学历女性在对过去和现在的陈述以及对未来的想象中，为我们呈现出了单身、婚恋、怀孕和初为人母这四个阶段中，一些什么样的女性形象。 二、在现代化城市的背景下，对那些处于单身、婚恋、怀孕和初为人母这四个不同阶段的高学历女性，社会是如何建构了这四个不同阶段中的女性形象。 三、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去解读女性形象是对女性多视角研究的一种尝试。社会建构论关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研究，女性的形象被社会建构的过程，从中所体现女性形象和社会建构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本研究重在呈现建构过程的体现，不是纯思辨地或者客观地解剖。 本研究的分析结构 本研究所获得的访谈资料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你觉得“女性形象”应该包括什么？ （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样的？父母、好友、丈夫/男友眼里的你是什么样的？ （三）你觉得典型的单身时期女性是什么样的形象？自己单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形象？ （四）你觉得典型的婚恋时期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形象？自己婚恋的时候是/想象是什么样的形象？ （五）你觉得典型的孕妇是什么样的形象？自己怀孕的时候是/想象是什么样？ （六）你觉得典型的初为人母（孩子两岁前）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形象？自己刚做母亲的时候是/想象是什么样的形象？ （七）你觉得媒体关注得比较多的女性是什么群体？媒体是如何呈现她们的？ 根据访谈的主要内容以及我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主体由以下8章构成： 第1章“导论” 旨在阐述本研究的问题提出、问题提出的背景、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对国内外的社会建构论和女性形象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阐述了自己的研究问题与立意。 第2章“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是对本文所用的方法论——社会建构论做了详细的理论阐述，如何从社会建构论切入对女性形象的研究。说明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分析构架和资料分析方法。 第3章是对本研究的对象“女性形象”做访谈的材料分析，阐明被访者所理解的“女性形象”的内涵。女性对形象的关注不仅涵盖内与外，而且注重内外的沟通。女性所处的社会及文化背景对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女性出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学习环境、媒体环境等形成了建构的环境背景，女性接受的教育、个人兴趣爱好等都是建构女性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4、5、6、7章主要是对所得材料的呈现以及基于材料的分析，并遵循女性单身、婚恋、怀孕和初为人母这条线来展开讨论和写作，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去考察社会对这四个不同阶段的女性的建构过程。 在女性单身的时候，能否进入婚恋关系成为女性被重点关注的问题，“剩女”在单身女性群体中被建构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男性和女性对“女性拥有高学历”这种现象并不十分认可的话语和知识，共同构建出了在感情上遭遇困境的“第三性”—一个作为高知女性代表的女博士群体及其群体形象。 婚恋关系中女性形象更多是在双方的交往中建构出来的，通过不断的对话，婚恋双方在女性在婚恋关系中的角色扮演、女性气质的理解上达成共识。 生活世界是考察“孕妇形象”建构的背景，社会文化和传统价值观才是建构了“孕妇美”这些“常识”的真正基础。社会知识通过“孕期危机”和“产前/后抑郁症”的医学话语，把准妈妈建构成了一个敏感、弱者和病人的女性形象。 对于初为人母的女性，社会文化、主流价值观是母亲生育本能和生育年龄的社会建构的背景和基础，“母亲形象”存在于关系之中，最受关注的“关系”自然是她们在孩子幼年时期的在工作与家庭上的平衡，在孩子养育和教育方面的贡献。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女强人”在女性成为母亲以后被社会凸显出来，作为“事业有成”的女性更无法逃避人们对其家庭和事业的平衡问题的凝视。 第8章侧重于反思与讨论。回顾了为何确定这样一个选题作为研究方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从访谈者身上得到的帮助和收获。最后，在对前面四个阶段的“女性形象”材料分析的基础上，反思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工作中可进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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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事件中的性、文化与权力

——一起乡村通奸案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刘中一（博士），人类学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6月

摘要： 

本研究以一起乡村通奸事件为分析文本，对事件中的性、文化与权力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在这个研究中，以故事形式铺陈资料，并通过讲故事告诉你一个关于乡村社会性、文化与权力关系的真相。其次，本研究结合话语理论、建构理论以及酷儿理论等，特别是福柯的有关思想，对通奸事件中乡村社会如何进行性的叙说、性的意义建构进行了分析，阐释了过程中的性、文化与权力相互影响的关系。具体说，本研究的研究主要回答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性在这起事件当中是如何被村民们认识和塑造的，或者简单地说，这起性事件是如何被乡村文化与权力"建构"的？第二，性或者性事件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乡村文化中获得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以至于人们津津乐道？第三，在这起乡村通奸事件当中，性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现实中的当事人的地位、身份和社会关系在事件的发展和平息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对事件在特定时空中的发展机制以及再现逻辑的"深描"，阐释了这起乡村通奸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其生成所凭借的权力运作之特性。换句话说，本研究主要是捕捉乡村事件发展过程中性、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多层次互动关系，发现这起通奸事件不仅是乡村社会中既定的性、文化和权力关系的外显形式，而且是性、文化和权力的角斗场。此外，揭示出事件发生过程中性、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多重作用机理，阐明事件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乡村社会中性、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再现、再造和再生产过程。

　　首先，任何一起乡村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甚至最终的结果本来都有无穷多的可能性。但是，权力关系的介入则使得一些可能性被排除在事件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起乡村通奸事件体现了一种权力结构，它不仅表达现实生活中的性的话语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分布结构，而且也折射出乡村社会权力的关系结构。

　　其次，在这起事件中，行动着的个体是处于性社会文化中的各种位置上的，这些位置相应的性道德文化规范限制了事件当事人的行动取向。性事件是乡村性社会文化意义形成并随着时间而沉淀积累的过程，性事件--作为性道德文化构成的一种形式--促成新的性道德文化意义形成的同时，也决定了事件的发展路径。

　　再者，在这起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性通过事件发展有效地表达了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和权力运作机制与逻辑。另一方面，处于某种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中的性又以事件的发展不断地制造出新的性道德文化和性权力秩序来为自己服务。从某个角度看，性不仅是文化与权力关系形成的源头和途径，而且也使得性成为权力和文化运作的场域。

　　总而言之，无论是这起事件初始阶段乡村性叙说机制的生成与转变，还是标定阶段中事件当事人的被污名化过程;无论是规训阶段的各种谴责和惩罚性活动的展开，还是事件平息阶段性秩序重新达成中的多方社会力量的博弈，都可以清晰看到事件中的性、文化与权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影子。

　　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研究从对一起乡村通奸事件分析着手，来探求乡村社会中的性、文化与权力的"真相"，进而把握三者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机制。这么做，虽然并不一定能够得出与以往宏观方面研究相比较更加与众不同的结论，但是这样做，却是能够讲清楚一些以往被人们容易忽视或遗忘的社会事实--乡村事件中的性、文化与权力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微观"真相"。

　　其次，本研究突破了过去对事件研究的模式化的研究思路。人们习惯于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把事件的发生归结为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等原因。本研究认为其实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只是事件发生、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要寻找事件发生、发展的"充分条件"，应该反过来，从对事件本身的外在表现的分析入手，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寻找它发生的具体原因。只有这样，对整个的事件的理解和阐释才能更为完整。

　　第三，本研究不仅透过一个乡村通奸事件去捕捉乡村社会中的性、文化与权力的真相，而且把这个问题放置在目前的乡村社会变迁之类的宏大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这样一来，本研究的研究就既从宏观社会语境来解读具体个案;也从具体个案来把握宏观社会语境，从而保证对事件理解的深入性。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选题上，本研究试图在性事件的研究中发现新的空间来接洽文化与权力分析，从而使得对乡村文化和权力的分析获得新的阐释视角和研究活力。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研究选题本身就含一种创见。

　　方法上，本研究尽可能站在主客位结合的立场，采取"事件--过程分析"的方式对事件过程进行"深描"。在本研究的研究中，尽力让农民自己开口说话，说出农民自己对于自身处境的理解。

　　内容上，本研究的宗旨是发现知识而非验证理论。依靠的主要是发现的逻辑，主要是要发现行为者所建构的社会真实，掌握、理解并发掘行为的意义，并且加以阐释。

　　研究的不足之处：

　　以往学界选取这么一种研究切入点的成功范例寡见。在研究过程中欠缺系统而充分的现实参照，而使得研究的价值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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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刑事政策实证研究

赵军（博士），刑法学

武汉大学，2005年6月

摘要： 　　

本文运用社会科学的调查方法在Y市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典型调查，并以解剖Y市这一“麻雀”所获取的事实材料为依据，分别从公正和功利两个视角对现行卖淫刑事政策及其指导下的立法展开了检讨。 　　

首先本文以公正为视角，在立法上决定是否惩罚以及惩罚轻重的依据是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及其大小。为了尽量避免仅因刑法学说在犯罪本质或社会危害性问题上的对立，引发对卖淫及其关联行为评价上的差异，并由此导致对现行禁娼法之公正性的不同理解，分别从法益侵害和规范违反两方面对卖淫及其关联行为进行了考察。 　　

第二章的考察是从法益侵害方面进行的，针对卖淫及其关联行为破坏婚姻家庭稳定的说法，本文分别对性服务小姐及其客人的婚姻家庭状况进行了考察。围绕性病、艾滋病传播问题所进行的考察表明，从防治性病、艾滋病的角度来看，现行法将传播可能性相对较小的卖淫及其关联行为犯罪化、违法化或重刑化的作法也是有疑问的。然后关于卖淫诱发违法犯罪的问题，本文重点考察了卖淫和毒品违法犯罪的关系。最后重点考察了三种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可罚的违法性”的卖淫关联行为，并由此发现：现行法将无受害人的单纯组织卖淫行为，混同于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强迫他人卖淫或控制他人(人身)卖淫的行为，一概予以犯罪化和重刑化，是严重的罪刑失衡；而对诸如剥削他人卖淫收益、公然拉客或招妓这些具有明显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现行法竟然没有设置专门法条予以规制，这又从另一方面暴露出现行卖淫刑事政策及禁娼法非权利本位的特征。 　　

第三章的考察是从规范违反方面进行。在受访整体看来，现行刑法规定的最为严重的、无强迫情节的组织卖淫犯罪的悖德性更是大大低于刑法中可罚性与之相当的其他常见犯罪。从法益侵害和规范违反两方面所展开的考察都指向了相同的结论，即，现行禁娼法处罚或严罚无受害人类型的卖淫及其关联行为是不公正的。 　　

第四章的考察就是从现行禁娼法运行的成本和效益这两方面展开的。对现行禁娼法社会成本的考察显示，公安机关在九十年代禁娼“鼎盛时期”所取得的丰硕战果，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警察违法办案、违法执法为代价的；将大量当事人私下自愿发生的、无受害人的行为犯罪化或违法化的禁娼法，为执法和司法上极度的选择性和差别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为掌权者“寻租”大开方便之门。 　　

现行卖淫刑事政策及其指导下的立法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功利的——这就是本文考察所发现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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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视角的性别偏好研究

——场域与理性和惯习的建构机制

莫丽霞（博士），人类学 ，    

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6月   

摘要：

性别偏好是指人们对生育孩子性别的意愿和需求，即人们期望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当性别偏好在特定的时空中转变成性别选择的实践并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就是性别偏好（通常特指男孩偏好）的集中反映，而且这个问题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必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研究性别偏好问题很有现实意义。 

国内外现有的性别偏好研究对本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国内性别偏好研究的升温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是同步的，主要集中在性别偏好的成因、表现、程度、后果和对策等五个方面。纵观这些研究，存在以下倾向：一是宏观与微观相脱离的倾向，见数不见人，缺少对性别偏好形成和作用机制的分析；二是存在社会与个人相脱离的倾向，成为简单的社会决定论；三是在微观研究中存在片面的倾向，或者强调理性的作用，或者强调生育文化的影响。这种欠缺与其研究视角、调查方法和理论框架是分不开的。

本研究从村落视角，以课题组成员在各自家乡的农村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的L村及邻村T村、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W村和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X村所进行的访谈资料为主，结合笔者下基层调研时的所见所闻，以及计划生育系统的干部所讲述的案例等相关资料，对性别偏好问题进行研究。 用以指导本研究的理论来源于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和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社会资本理论。理性行动理论认为个人行动是有目的性的，理性即个人行动的目的性，包括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理性。布迪厄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场域的结构产生惯习，惯习决定实践策略，实践再生产场域的结构。场域既是指个人生活的空间，也指社会关系的网络。惯习是个人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表现为一整套性情倾向系统。

围绕场域、理性和惯习等三个核心概念，本研究提出了四个基本假设：理性和惯习都是在一定场域中形成；性别偏好的理性是在经济场域和非经济场域交织作用下形成的；性别偏好的惯习是传统生育文化在一定场域中的内化；性别偏好是理性和惯习共同作用的产物。围绕这四个基本假设，本研究重点分析了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对性别偏好的作用，性别偏好理性及惯习形成和作用的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性别偏好的理性和惯习是个体在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场域”概念的引入，较好地界定了环境的结构和关系特征。如果进一步对场域进行细分，可以分为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虽然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性别偏好理性和惯习的形成有影响，而且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其中经济场域对性别偏好的理性、社会场域对性别偏好的非经济理性以及文化场域对性别偏好惯习的作用比较直接。

场域是一种圈层结构，从对个体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强度和频率来看，距离个体最近的圈层的作用最大，影响最频繁，依次为家庭、家族、社区和社会。农村居民性别偏好的理性和惯习就是在村落的各种场域中形成的。 经济场域是指个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关系，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关系使得人们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盘算生育孩子的经济效用。在村落，存在三种主要的经济场域：生产力场域、生产关系场域和经济效用场域。从生产力场域来看，在以体力为主要生产力的场域中，男性劳动效率高，抗风险能力强，与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结合的机会多；从生产关系场域来看，男性处于支配地位的比例大，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十分普遍，女性的劳动得不到承认；从经济效用场域来看，生育男孩是家庭致富的希望，是家庭养老的保障，能使家业和财产得以继承。 社会场域是指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村落，社会场域是由家庭、家族和社区建构的社会结构圈和社会关系网。家庭场域对性别偏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育男孩是对社会资本的期望，能使妇女地位提高，利于家庭稳定。家族场域对性别偏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育男孩使得做母亲的在家族中有“面子”，可以扩大家族势力，男孩能够祭祖送终。社区场域对性别偏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男性在社区的公共事务中占有主导地位，在资源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社区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 文化是人的理性思维及其表现。文化场域主要通过观念文化、习俗文化和器物文化对个人产生影响。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和多子多福的观念对性别偏好有重要影响。婚嫁制度、财产和姓氏继承制度、养老制度和祭祖送终制度等习俗文化对性别偏好有重要影响，而且这几种习俗，在村落中已经制度化，并成为习惯法，且一项比一项顽固。对性别偏好影响较为深刻的器物文化主要是祠堂中供奉的祖先灵位、家谱或族谱和寺庙中的送子观音等。 由于男性支配关系贯穿于村落的各种场域之中，从而导致人们产生性别偏好的理性和惯习。 性别偏好的理性包括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理性。经济理性表现为个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效用场域的性别结构中所形成的生育性别价值观。非经济理性表现为个人在家庭、家族和社区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所形成的生育性别价值观。单纯用经济理性来解释性别偏好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在某种程度上，非经济理性的影响更大。 性别偏好惯习表现为一套村落中的人们评价为正常和不正常的分类图式：有男孩的家庭、男娶女嫁、儿子养老、随父亲姓、儿子继承家业和财产、儿子上家谱或族谱、有儿子送终和有儿子祭祖都是正常的；与此相对应，没有男孩的家庭、招赘婚姻、女儿养老、随母亲姓、女儿继承家业和财产、女儿上家谱或族谱、没有儿子送终和没有儿子祭祖都是不正常的。 性别偏好的理性和惯习，必然不同程度地外化为性别选择的策略或实践，由此产生严重的后果。 直接的性别选择策略主要包括多生、采用民间偏方、鉴定胎儿性别及选择性别的引产以增加生育男孩的机会，还有溺弃女婴甚至迷信等，主观上满足了个体的性别偏好，宏观上却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由于性别偏好的影响，家庭中对不同性别的孩子在经济上的投入是不同的，尤其在教育的投入上，男孩所得到的往往超过女孩，从而强化了两性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了各种场域中男强女弱的现实，强化了男性支配关系，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性别偏好归因于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村落以致整个社会中，性别偏好的作用机制一直在起作用，并不断生成着社会性别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存在。 当前在村落中也出现了一些惯习与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如养老方式上儿子养老的惯习与女儿养老的现实的矛盾，在婚嫁模式上“男到女家”的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更新的“两来两走”模式，既不是“从夫居”，也不是“从妻居”，而是单独居住，并经常在双方的父母家轮流居住的模式。在村落中，妇女的经济地位也逐渐提高，男性支配关系受到挑战。这些矛盾现象体现在人们的话语中就是“儿子好名，女儿好命”，从中我们看到了理性和惯习变化的可能性。 在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场域与理性和惯习的建构机制理论”。作为一种普适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但能对本研究、即村落视角的性别偏好研究做出全面的解释，而且还可以应用到其它场域的实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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