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豪 || 南綠北藍：國史上孔雀種屬與地理分布的跨學科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近三十年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動物史（Animal History）研究逐漸興起，史學研究出現了全球史視野下的動物轉向（the animal turn）。歐美的新動物史研究致力於發掘動物的歷史主體性，關注動物在歷史長河中的角色與地位。而中國國內，歷史動物地理的研究作為歷史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也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中外學界有關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種屬與地理分布變化的研究，就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
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較早對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的種屬進行過分析。他認為中國南方的孔雀為“印度支那的綠孔雀”，而“漢代之前，中國人所知道的孔雀只有印度孔雀”。薛氏作為學識淵博的漢學家，兼具人類學的眼光與歷史語言學的知識儲備。他敏銳地注意到應當區分漢文史籍中記載的孔雀種屬，惜此一觀點並未引起學者的充分重視。1971~1973年發掘的河南淅川縣下王崗遺址發現了孔雀骨骼，但當時只對發現的部分哺乳動物骨骼進行了鑒定和描述，對孔雀骨骼僅作出了屬於孔雀屬（Pavo sp.）的判斷。奈爾（P. Thankappan Nair）的長文《亞洲的孔雀崇拜》從11個方面詳細討論了孔雀崇拜的歷史，其中提到印度藍孔雀雖非中國本土所產，但它們亮麗的尾羽成了明清兩代官階的象徵。此外他還討論了唐高祖李淵“雀屏中選”的故事。此後在歷史動物地理方面作出開創性貢獻的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詳細梳理古籍中關於孔雀的記載，並對歷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布範圍進行討論，卻並未直接回應種屬這一議題。特別是他們徑直將下王崗遺址的孔雀認定為“野生孔雀”（綠孔雀），又說“目前綠孔雀已列為我國的保護鳥之一，為了防止它的迅速減少，應嚴禁任意捕殺”，似乎“不證自明”地提出了古籍中的孔雀都是綠孔雀的觀點。王子今在文、何研究的基礎上，肯定西域龜茲應有孔雀分布的觀點，並指出龜茲孔雀應是西域本土孔雀。同樣遺憾的是，他也未對西域孔雀種屬作出分析。王守春則對王子今的觀點提出異議。他認為龜茲孔雀並非真正的孔雀，而是塔里木盆地一種名叫“Kum-tuche”的鳥。他還從羽毛顏色的角度初步分析了古籍中的孔雀應為綠孔雀。
由此看來，歷史時期孔雀的種屬問題貌似微不足道，但研究者要麼對此略而不談，未給出確切依據，要麼相關論證還有進一步補充和完善的必要。此一問題不僅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物種認定問題，更關係到絲綢之路上外來物種的傳播與流布。考察和辨析孔雀的生存史和馴養史，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孔雀的地理分布與變遷情況，更能深化對環境史、中西交通史的認識，思考“物”在歐亞大陸上遷移與擴散的過程。故筆者不惴淺陋，結合歷史學、動物學、生態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的方法，以漢文文獻中孔雀種屬這一問題為核心予以探討分析。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二、漢文文獻孔雀種屬的判定
文煥然、何業恒曾對漢文文獻有關孔雀的記載進行較為系統全面的梳理。有關孔雀的記載雖然數量不少，時間跨度也較長，但關於孔雀外貌特徵的描述卻不多。漢文文獻所記載的孔雀，往往以籠統的“孔雀”一名言之，並不像現代科學著作那樣採用“雙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來命名。現代生物學所用的“學名”，以林奈（Carl von Linné）發明的“雙名法”為基准，即生物分類學的基本單位——種的學名形式。每個物種的學名由屬名和種加詞兩部分構成。現代生物學把孔雀分為二屬三種。二屬指孔雀屬、剛果孔雀屬，三種則包括綠孔雀（Pavo muticus）、藍孔雀（Pavo cristatus）、剛果孔雀（Afropavo congensis）。由於文獻記載的孔雀名稱不具備現代生物學的意義，因此判斷它們的種屬只能從其他角度進行探索。儘管古人和今人對物種界定的認識標準並不一致，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在記錄某個物種時，最直接也最容易依據外貌形態來進行描述，故而可以依據文獻記載的外貌特徵來推斷它的種屬。
在此有必要先明確生物學意義上綠孔雀與藍孔雀的差別。根據現代生物學的研究，可將二者差別列為表1。依據二者特徵的差異，又可以細分為外形與叫聲兩類。較為幸運的是，儘管文獻對孔雀外貌特徵的記載較為稀少且不完備，但還是保留了一些描述，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先看漢魏時期的資料。東漢楊孚《異物志》：“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班文采。”“又曰：孔雀形體。既大，細頸，隆背似鳳凰。自背及尾皆作珠文，五采光耀，長短相次。羽毛末皆作員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文長二三尺，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足有距。”這揭示了三個重要特徵：“自背及尾皆作珠文”，與綠孔雀頸羽為鱗狀的外形一致；“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表明孔雀頭上的羽冠呈簇形；“足有距”，這是雄孔雀的典型特徵。因此可以判斷應為雄性綠孔雀。
鍾會《孔雀賦》也說：“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旄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纚。戴修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麾。”“翠”與“綠”都點明羽毛呈現青綠色，這與綠孔雀顏色一致。同時期的楊修也撰有《孔雀賦》，他對孔雀外貌的描寫是：“首戴冠以飾貌，爰龜背而鸞頸。”“龜背而鸞頸”的描述，與楊孚“細頸、隆背”的說法基本一致。他們所見的孔雀應當屬於同一種。稍後，東晉劉欣期《交州記》記載：“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同樣指出孔雀的羽毛為青色。
唐宋時期文獻也有對孔雀羽毛顏色的描述。劉恂《嶺表錄異》記載“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時人捕殺孔雀，“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生取鳥羽的方法類似於“點翠”，雖然血腥殘忍，但卻透露出孔雀尾呈“金翠之色”。這正符合綠孔雀的形態特徵。綠孔雀的羽毛在光線照耀之下顯現出流光溢彩的變化，故而今天的雲南人又將其稱為“金孔雀”。宋代陸佃《埤雅》引張華《博物志》佚文：“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喻如雲霞，其色無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這裡所說的“變色”，正反映出綠孔雀羽毛在光線照耀下的變化，“舞尾有金翠”更進一步說明了它所有具有的外貌特徵。
除了記錄孔雀的外貌，文獻還對孔雀的叫聲予以著錄。《本草綱目》引唐人房千里《南方異物志》：“細頸，隆背，頭裁三毛，長寸許。……晨則鳴聲相和，其聲曰‘都護’”；“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長二三尺，自背至尾有圓文，五色金翠，相繞如錢”。這段記載模擬孔雀鳴叫聲，記為“都護”。《太平廣記》引唐人牛肅《紀聞》也說“其鳴若曰都護”。都，《廣韻》屬端母模部字，擬音tu（上古音端母魚部，擬音ta）；護，《廣韻》屬匣母暮部字，擬音為γu（上古音匣母鐸部，擬音γāk）。綠孔雀叫聲多為ga-wo, ga-wok，帶有顫音，高且洪亮，且在清晨或傍晚發出ha-o-ha的長鳴聲。由此看來，文獻所記叫聲更接近於綠孔雀。
以上文獻所記的孔雀，大多來自南方。孔雀又被稱作“都護”、“越鳥”、“南客”，表明它與南方存在着密切的關聯，亦折射出中原政權勢力向南方地區的拓展。《華陽國志》記載永昌郡出產孔雀，又說雲南郡：“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永昌郡在蜀漢時期治不韋（今雲南保山市東北），雲南郡治梇棟（今雲南姚安縣北），西晉時期治所西遷至雲南（今雲南祥雲縣東南），大體位於滇中偏西北一帶。宋代羅願《爾雅翼》稱“孔雀，生南海”，其尾“展開如車輪，金翠煜然”。《本草綱目》引陶弘景之言稱孔雀“出廣益諸州”，又引蘇恭之言說“交廣多有，劍南元無”，表明中古文獻所記孔雀，大多來自南方，具體而言即今嶺南、雲南、中南半島一帶，這些地區恰是綠孔雀的天然居住地，與藍孔雀的天然居住地南亞並不重合。
綠孔雀的分布範圍逐步由北向南退卻，文煥然等認為主要是人為捕殺導致的。具體原因又包括食用、裝飾用和藥用三個方面。筆者基本認同這一觀點，但除外在干擾因素，其他內在因素的影響也不可忽視。誠然，人為捕殺是導致綠孔雀分布範圍逐步縮小的原因之一，但綠孔雀自身的原因同樣值得重視。原產於印度和斯里蘭卡的藍孔雀，它們的天然棲息地也遭到了人類的大量破壞。但藍孔雀在今日的分布範圍遠遠大於綠孔雀。它們不僅生活在原生地，還廣泛分布在安達曼群島、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的一些島嶼，儘管數量不多，卻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種群數量。無論綠孔雀還是藍孔雀，它們都是一種在自然環境中不會遷徙的鳥，缺乏長距離飛行的能力。孔雀的長途遷徙與繁衍生息，完全是人類干預的結果，也反映出人與自然之間的共生與互動。除了人為的捕殺與棲息地減少外，兩種孔雀不同的生存習性也決定了它們的適應能力。綠孔雀生性機警，膽小怕人，一般成對或1只雄鳥伴隨3~5只雌鳥和亞成體一起出現，主要活動在河谷地帶的常綠闊葉林及落葉闊葉林、針闊混交林和稀疏草地中，生存環境較為隱蔽。這與藍孔雀的生活習性大不相同。早在公元前2世紀，羅馬人就已懂得如何喂養藍孔雀。這說明藍孔雀人工馴養的歷史要遠遠超過綠孔雀。它們更適宜與人相處的環境，其種群數量常常有14~15只乃至更多。基於線粒體基因對二者遺傳差異的分析，也證實了它們的COI基因在各項指標方面均具有明顯差異。這些都意味着在天然棲息地減少的情況下，藍孔雀比綠孔雀更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人類的捕殺固然是加劇綠孔雀分布範圍急劇縮小的重要誘因，但其自身習性與環境適應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命運。內外兩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終導致綠孔雀的分布範圍逐漸縮小，如今在中國境內只能蜷縮於雲南一角。
以上輯錄漢魏至唐宋時期的文獻記載，結合綠孔雀天然棲息地的分布範圍，證實其所記的“孔雀”，一般而言都是指綠孔雀。歷史時期綠孔雀地理分布範圍的變化，不僅與人為捕殺、棲息地減少有關，更與它本身的習性與環境適應能力息息相關。
三、西域孔雀存在的可能性與種屬分析
文煥然、何業恒曾指出：“西北塔里木盆地也有孔雀的記載，但還待驗證。”王子今則從文獻的角度，指出西域歷史上可能存在原生孔雀，但亦未排除西域孔雀可能來自天竺等地的可能。《北史》、《魏書》有關西域孔雀的記載確實難以否定。然並不意味着西域孔雀就是當地的原生物種。以下筆者從西域孔雀的種屬這一角度切入，試圖解答此問題。
歷史上的中西交通，主要發生在西域和南海。憑借中西交通而展開的物種交流，亦由此分為兩條線路：北路為西域，南路為南海。異域孔雀由域外傳入中國的路徑，也不出這兩條之外。
首先看南路。這一路由中南半島傳入兩廣雲南，再進入中原。《漢書》記載南越王尉陀曾向漢文帝獻“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後漢書》也記載滇地“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孫吳曾“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綠孔雀曾廣泛分布在嶺南、滇西南和中南半島，因此上述文獻所記，一般而言都指綠孔雀。但要注意文獻還記載南方有白孔雀進貢。梁任昉《述異記》記載宋武帝大明五年（461），“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白孔雀是藍孔雀的一個變種，並不屬於綠孔雀。這意味着由南路傳入中國的孔雀，不僅有綠孔雀，也有來自更遙遠的印度半島的藍孔雀變種夾雜其間。
再看北路。這一路由印度半島及斯里蘭卡經絲綢之路傳入西域，再進入中原。儘管古羅馬克勞迪烏斯（Claudius）皇帝統治時期，僧伽羅王國（今斯里蘭卡）使者前往羅馬，聲稱他們的祖先曾經印度和喜馬拉雅山脈到達中國，但西域諸國進貢孔雀較為確鑿的記載卻是到了3世紀以後。《晉書》記載“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北史》、《魏書》也記載龜茲“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恒有千餘只”。王子今認為這裡的孔雀應是西域本土的孔雀，王守春則認為它們是塔里木盆地的Kum-tuche鳥。
王子今敏銳地注意到西域孔雀的記載，確為卓識。遺憾的是他未注意到這一時期的氣候環境變化。東漢後期以後，西域地區氣候趨冷，南北朝時期普遍較為寒冷，局部地區氣候變化可能更明顯。相較於接近天山、靠近博斯騰湖的焉耆（今新疆焉耆），龜茲（今新疆庫車）“唯氣候少溫為異”，即在不甚溫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龜茲的氣候較周邊地區還要更為寒冷。龜茲本土若出產孔雀，那麼寒冷的氣候條件顯然不太適宜綠孔雀生存。從史源學角度來看，《北史·西域傳》與《魏書·西域傳》的記載雖相同，但後者早已散佚，今本《魏書·西域傳》乃是後人自《北史·西域傳》抄錄而來，二者實同出一源。後世文獻有關龜茲“孔雀”的歷史記憶，也基本承襲兩書的說法，在史源學上隸屬同一系統。
《漢書》和《後漢書》都記載罽賓、條支出產“孔爵（雀）”。漢代的罽賓以犍陀羅、呾叉始羅為中心，強盛時期曾囊括了喀布爾河上遊和斯瓦特河流域。條支，有人認為是兩河流域的安條克，有人認為是以敘利亞為中心的塞琉西王國。不論如何，條支應為西亞古國。雖然史籍記載這些地區出產孔雀，但實際上中亞和西亞的孔雀並非本土原產，而是從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傳入。《聖經》已有孔雀被帶往今敘利亞一帶的記載。前8世紀晚期，藍孔雀進入美索不達米亞。隨着波斯帝國的建立與大流士一世（Darius I）的擴張，藍孔雀開始大量進入小亞細亞、希臘和羅馬。藍孔雀在中東地區廣為人知，且它們較為適應人工飼養和繁殖，對氣候的適應能力也較強。5~6世紀，薩克遜人征服不列顛的大部分地區。這一時期的文化遺址中，曾發現孔雀的一根骨骼。雖然無法據此確定當時的不列顛是否有孔雀存活，但20世紀末的鳥類學家發現，在不太寒冷的英國南部地區，養在棚子裡的藍孔雀能夠在半人工喂養的狀態下安然度過冬季。不列顛地區大致位於北緯50°~54°，龜茲的地理位置稍微偏南，大致在北緯40°~42°。孔雀“群飛山谷間”的記載，表明當地複雜多變的山谷地形為它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較為溫和的局部氣候環境，故而能夠形成一定的種群數量，經年累月之後便成為當地的物產之一。歷代史書《西域傳》的記載，基本來自中原使臣的報告，在著述體例上多以人為本，主要記載中國與四夷的政治關係。中原使臣不瞭解藍孔雀的傳播繁衍過程，誤以為它們是當地原生物種，留下了龜茲“土多孔雀”的記載。即使龜茲等地確實出產孔雀，也應是由中亞、西亞等國輾轉引進而來的藍孔雀，只不過在當地經由人工培育形成了一定的種群數量。歷史上的西域不僅是華戎交匯、多文明匯集之地，也是歐亞大陸物種交換與傳播的重要場所。
西域所產孔雀應為藍孔雀，亦可從後世材料得到印證。乾隆二十三年（1758）六月，哈密進貢孔雀，乾隆帝為此在頤和園賦詩《孔雀開屏》，收入《御製詩二集》，同時還題寫在了北京故宮藏《清人畫弘曆閱孔雀開屏圖》以及台北故宮藏《孔雀開屏圖》兩幅畫上。前一幅圖為郎世寧、金廷標二人合筆的作品，後一幅圖為郎世寧作品。二者均畫於乾隆二十三年，且具有高度的寫實性。從兩幅畫中所繪的孔雀形象來看，頭上的羽冠呈扇形，頸羽為金屬藍色，臉頰為白色。這都與藍孔雀的外貌特徵若合符契。乾隆帝詩作說“三年小尾五年大，花下開屏金翠簸。綷羽映日煥輝輝，圜眼淩風張個個。低飛嫩篠高屋簷，繡翣雙窺玳瑁簾。招之即來拍之舞，那慮翻翱蔥嶺尖”，則是擬古之詞，幾乎沿用了文獻中對綠孔雀的記載化用為詩。風雅好古的乾隆帝完全沒有意識到他所看到的藍孔雀與綠孔雀並非同一物種，徑自把對綠孔雀的描繪之詞移用到了藍孔雀身上。同一時期余省、張為邦摹蔣廷錫《鳥譜》中的《孔雀》與《開屏孔雀》兩幅圖，頸羽均為翠金屬綠色，臉頰為黃色，羽冠呈簇形，頸羽為鱗狀。它們與宋代崔白《枇杷孔雀圖》、《宋人十八學士圖》、元朝邊魯《孔雀芙蓉圖》、明朝呂紀《杏花孔雀圖》所繪的形象別無二致，可知他們所繪均為綠孔雀。《宣和畫譜》記載唐德宗時新羅進貢孔雀，皇帝召令畫家邊鸞描繪。儘管畫作沒有流傳下來，但據《畫譜》記載，他所描繪的孔雀形象，乃是“於賁飾彩翠之外，得婆娑之態度”。“彩翠”即是鮮豔翠綠之色，可見他所見的孔雀也應是綠孔雀。新羅的綠孔雀來源雖然不明，但顯然也是從嶺南及中南半島一帶引入的。由此可以推定，如果不是專門記錄和描繪經由西域進貢的孔雀，那麼文獻、古畫所記載描繪的孔雀，應該都是綠孔雀。由於綠孔雀的形象深入人心，故在描繪西域進貢的藍孔雀時，無論身為皇帝的乾隆帝還是撰述的史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原本屬於綠孔雀形象的描述移用到了藍孔雀身上。若不是畫家以寫實的手法予以描繪，幾乎無法辨認西域孔雀與其他記載中孔雀的差異。在近代以前，藍孔雀尚未大規模在中國境內繁衍生息，只是作為異域奇珍進獻給宮廷。無論宮廷還是民間，一般所能見到的孔雀還是綠孔雀。
四、Kum-tuche的語言分析與種屬判定
王守春認為Kum-tuche鳥“可能就是《魏書·西域傳》記載的龜茲國的‘孔雀’”，筆者認為這一說法不能成立。Kum-tuche鳥源自英國人亨利·蘭斯代爾（D. Henry Lansdell,）於19世紀末在塔里木盆地西部的考察記錄。據蘭氏的記述，此鳥的名字為Podoces，突厥語（即維吾爾語）稱為Kum-tuche。王氏將Podoces認定為“白尾地鴨”、“黑尾地鴨”、“褐背地鴨”一類的鳥。這一認定方向雖然正確（Podoces即“地鴉”之意），但他將原文的“鴉”誤作“鴨”，致使在物種的判定上出現了嚴重的偏差與混亂，繼而造成了對突厥語Kum-tuche一詞含義的誤解。
《新疆南部的鳥獸》一書將黑尾地鴉（Podoces hendesoni）、白尾地鴉（Podoces biddulphi）、褐背地鴉（Podoces or Pseudopodoces humilis）歸入雀形目（Passeriformes）椋鳥科（Sturnidae），《中國動物志》則將它們歸入雀形目鴉科（Corvidae）地鴉屬（Podoces Fischer）。雖然二書對具體的科屬存在差別，但上述幾種地鴉均屬於雀形目，應無疑義。而“鴨”屬於雁形目（Anseriformes），在鳥類生態類群中屬於游禽，與生活在沙地環境中的地鴉屬（鳴禽地棲）並不相類，不可混為一談。此為其一。王氏認為在19世紀後半葉，“科學界還沒有對其進行科學分類”，這種說法也不準確。蘭氏在文中說明，當時已知的地鴉包括了里海/土庫曼地鴉、黑尾地鴉、褐背地鴉和白尾地鴉4個變種，只是未確定它們在分類學上的位置。此為其二。其三，蘭氏捕捉和運送到英國的都是白尾地鴉。蘭氏引述德萊塞（Dresser）之言，認為這類鳥是這一地區特有物種，“僅限於草原地區”，在歐洲非常少見。他又引述艾倫·休姆（Allan Hume）的話，指出黑尾地鴉“在外表形態上最接近於紅嘴山鴉”。最後還說：“在我收集的運到英國的一種Podoces鳥，是被比杜爾夫（Biddulph）確定的那種鳥（P. biddulphi）。”黑尾地鴉和白尾地鴉在形態上的區別僅在於前者頰部不呈黑色，且尾羽全黑。筆者將蘭氏對地鴉的描述以及《中國動物志》對白尾地鴉的記載進行了對比（見表2）。綜合蘭氏的觀察記述以及最終的物種鑒定結果來看，他捕捉到的地鴉應是白尾地鴉。但不知何故，王氏認為蘭氏觀察到的是黑尾地鴉，運到英國的才是白尾地鴉。
綜合上文討論可知，雀形目的地鴉與雞形目的孔雀不僅在外形上（大小、顏色）差別很大，而且從生活習性與生存環境來看，龜茲孔雀“群飛山谷間”，主要生活在林間草地或稀疏草原，地鴉則生活在植被稀疏的多沙荒漠。二者的外形和生存環境大相徑庭，當地民眾不至於將它們混為一談。
王守春認為，“從讀音上，‘Kum-tuche’急讀，類似漢語‘孔雀’的讀音”。19世紀“孔雀”二字的漢語發音與今日相差無幾，比較接近突厥語Kum-tuche。但《北史》、《魏書》成書的中古時代，“孔雀”二字的讀音無法與Kum-tuche勘同。孔，《廣韻》記為康董切，溪母董部字，擬音為k‘uŋ；雀，《廣韻》記為即略切，精母藥部字，擬音為tsǐak。在中古音中，“雀”字是一個收聲為k的入聲字。唐代常用收聲為k的“屋”、“沃”、“藥”、“鐸”等十二韻的字去譯寫外來語音節有q、gh、k、g收聲的字。Kum-tuche不屬於音節有q、gh、k、g收聲的字，成書於唐代的《北史》以及同一史源的《魏書·西域傳》，不大可能用“雀”字去對譯外來語tuche。實際上，“孔雀”這一名字並非外來語的音譯。“孔雀”的“孔”，原意為“大”。《本草綱目》：“孔，大也。”《道德經》：“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德”即大德。在上古音中，“雀”與“爵”同屬精母藥部字，讀音相近，二者可以相通。《孟子·離婁上》：“為叢驅爵者，鹯也。”《集注》：“爵，與雀同。”在漢代，雀、爵又常常互用。《漢書·西域傳》把“孔雀”寫作“孔爵”。《本草綱目》又說：“梵書謂之摩由邏。”摩，《廣韻》屬明母戈部字，擬音為muɑ；由，《廣韻》屬余母尤部字，擬音為jǐəu；邏，《廣韻》屬來母歌部字，擬音為lɑ。這一擬構的中古讀音與梵文對孔雀的稱呼“mayura”非常契合。故而梵文“摩由邏”（mayura）應是孔雀外來語名字的音譯。漢字的“孔雀”，意為大鳥，與外來語毫無瓜葛。
蘭斯代爾早已指出，Kum-tuche“據說是‘沙鳥’之意”。Kum意為沙，tuche意為鳥或雀，Kum-tuche即是“沙鳥（雀）”。可見蘭氏非常清楚突厥語Kum-tuche就是拉丁語Podoces，並未將它與孔雀聯繫起來。但王氏視語言本身的含義於不顧，徑自將Kum-tuche理解為孔雀，並將《西域圖志》記載的“沙圖提”解釋為Kum-tuche意譯和音譯的混合譯名。《西域圖志》：“孔雀，名託古斯。”又說：“鸚鵡，曰沙圖提。”。維吾爾語把孔雀稱作toz，把鸚鵡稱作ʃatuti。顯然漢語的“託古斯”、“沙圖提”即維吾爾語toz和ʃatuti的音譯，“沙圖提”並非Kum-tuche意譯和音譯的結合。toz、ʃatuti、Kum-tuche三個詞均有所指，分別意為孔雀、鸚鵡、白尾地鴉（沙鳥），三者含義清晰，定名準確，並不相類。上文所引乾隆二十三年哈密進貢孔雀以及郎世寧等人圖繪孔雀的記錄，以及《西域圖志》有關維吾爾語孔雀專名的記載，不僅清楚地表明西域出產孔雀的事實，而且時人（不論漢人、維吾爾人還是外國人）非常清楚孔雀的形象與特徵（儘管在吟詠作詩時常用形容綠孔雀的詞匯去描繪藍孔雀），但不會把它與Kum-tuche混為一談。由此可以判定，將龜茲孔雀視作Kum-tuche鳥的觀點根本無法成立。維吾爾語Kum-tuche一詞，指的是新疆特有的鳥類——白尾地鴉。
五、結論：重新認識孔雀生存和傳播的歷史
本文從漢文傳世文獻有關孔雀種屬的問題切入，重新分析和討論了歷史時期孔雀的種屬及其地理分布變化。歷代漢文文獻所記載的孔雀，一般都指綠孔雀。當特稱西域、中亞出產的孔雀時，它所指的才是源自印度的藍孔雀。因此可將有確切文獻記載的藍孔雀傳入中國的時間追溯至西漢。依據物種傳播的路徑、有關西域孔雀的文字、繪畫、語言材料，可知歷史時期孔雀的分布範圍包括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滇西南和西北塔里木盆地。前三者主要為綠孔雀（間有藍孔雀變種），西北則為來自印度半島的藍孔雀。兩種孔雀在地理分布範圍上呈現出“南綠北藍、間有交叉”的特點。維吾爾語Kum-tuche與孔雀、鸚鵡皆無關聯，它指的是新疆特有的鳥類——白尾地鴉。歷史時期孔雀的分布範圍迅速縮小，不僅有人為捕殺、棲息地減少的原因，還有綠孔雀本身習性與環境適應能力的因素。
重新對漢文文獻中孔雀的種屬進行分析與認定，不僅可以窺探歷史時期生態環境的變化，也為我們在全球史的視野中考察人與自然的關係提供了新的範例。以絲綢之路作為紐帶，孔雀在歐亞大陸上不斷被傳播、擴散。人們把孔雀帶往世界各地，而孔雀也在擴散過程中重塑了當地的社會與文化。在印度本土，孔雀被視作是一種神聖的動物，與神相關聯。佛教文學興起後，孔雀更與孔雀王的觀念緊密結合，成為神靈的化身。在中東和西方世界，孔雀作為羽毛貿易的供應者，進而被馴養成為餐桌上的重要食材之一。在中國，無論是綠孔雀還是藍孔雀，長期以來被視為異域文化的代表和象徵。作為一種珍禽，它代表着古人對異域文化的認知與想象，衍生出關於孔雀性行為、隨音樂起舞的種種奇聞，並發展出相關的詩歌和藝術。孔雀作為一種“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觀念中，呈現出不同的面相，表達出相互聯繫但又有所區別的文化內涵。古人對孔雀的諸多想象與描繪，反映出絲綢之路上物種交流對不同地區生存模式乃至文化藝術的深刻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說孔雀屬於物質世界，不如說它更屬於精神世界。孔雀在歐亞大陸生存與傳播的歷史，折射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精神關懷。包括孔雀在內的動物史研究，不僅是溝通文學、史學、宗教、藝術等諸多學科的紐帶，也是審視人與自然關係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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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研究专题”之三 • 庞红蕊 || 面容与动物生命：从列维纳斯到朱迪斯•巴特勒
新刊速遞 || 《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3期目錄及摘要
《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2期文章合集
《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1期文章合集《澳門理工學報》2021年第1-4期文章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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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 陳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