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幽灵18：他就是罪犯！
18
发现的新尸段包括了两条小腿，对于这个案件的侦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这是因为八十年代后通过国际合作，我国的侦破技术已经有了相当多堪称突破性的进展。比如，法医方面引进了日本1923年开始使用的安藤推算法和1960年开始使用的藤井明推算法计算人体身高，远比此前使用的英国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方法更为准确。这是因为安藤和藤井的方法是基于东方人的，比皮尔森法更适合亚洲人种。
使用这两种方法，只需要有小腿骨、大腿骨、足骨或胫骨便可以推算死者的身高（越多越准，如果这些骨骼彼此可以进行长度对比，还可以推测其年龄），在多个碎尸案的鉴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小腿中是含有胫骨和腓骨的，黄泥河子案件中，23号尸体头部已经被炸得近乎焦炭，完全无法辨认，如果能够据此断定其身高和年龄，无疑对辨识案犯身份有很大帮助。
对于这个身高推测，工作记录中有乌老的一段描述：“左足长23.5cm，右足长23cm，依据身高与足骨长度比例关系，以及日本安藤公式计算，左侧胫、腓骨长分别为34.5cm和34cm，通过上述数据求得六个身高数值，平均值确定该尸体生前身高为167.13cm，年龄大约23岁左右。”
事后查明，此人的真实身高在单位体检记录中为167cm，年龄正好是23岁！
外人看来简直神了，也许这就是法医这个职业的自豪之处。
不过，这一切的鉴定，都要基于一个基础——那颗人头与此两条小腿是属于一个人的。
这在今天应该不是大问题，可在八十年代，还真是很难迅速确认，那时候还经常要通过胎记来确认尸体的身份呢。
但如果不能确认同一性，此后的一切判断都属于无用功。法医们判断腿和头属于一个人有一定的依据，主要根据是爆炸烧灼程度，但这仅仅是凭经验，没有铁的证据来确定其归属，有侦查员甚至急得对着珠尔多河说胡话：“请知情的哪位死者能给我托个梦也好。”
这当然是胡话了，就真给你托梦也不能当办案证据啊。
此时，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小时，还不能确定案犯。公安部的老大不睡觉在办公室等着，而此前一直在艰苦跟踪的邢兵-郑丽颖-郑宝利三角关系似乎与案件关系不大，总指挥着急到发昏也在情理之中。
但法医们不能发昏，事情还得一步一步地来。
邓法医是第一鉴定人，在大家都有些急躁的情况下，老邓依然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手持镊子对尸块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最后给出了一个喜忧参半的结论——那只右手不是这人的，但那双小腿很像。
说那只右手不是，原因是此人的头颅已经烧焦，但脸部残存皮肤内部尚有须根依存，说明属于男性。而邓法医观察到，那只右手虽然仅存滑车以下小臂和手臂，断端之软组织不齐，掌面碳化，但仍可看出该尸段皮肤细腻，骨端的隆走标志不明显（区分男女尸体的一个重要指标），手指较细，掌面无茧，指甲窄细。特别是手腕处套有烧焦的衣服碎片，含水红色带竹叶样提花织物残片，白色织线衣残片，应该属于一位女性。所以邓法医对同伴们说，对不起，你们拼图拼错了。
事后证明，这支右手属于第27号女尸，邢兵的妻子李桂清，她曾在最后一刻试图抓住案犯，阻止引爆，结果被炸得很惨。
不过邓法医基本断定那双腿属于23号尸体。双腿与头颅的残存皮肤都较为粗糙而相似，可以断定属于经常从事户外工作者，而两者的撕裂痕都显示是前重后轻的创伤，这两条小腿汗孔显著，足掌宽而且厚，足趾粗大，肌肉较发达。
据此，总指挥结合现场勘查认为，如果它们属于一个人，那此人便应该位于塌陷炸坑所在的中心位置上，他的第三肋骨以下，到两腿股骨的中间部位全被炸没了。如果此人身高真的是167cm，那炸药爆炸点87厘米高度正好位于23号尸体的前腹部位置，一切都和痕迹检验中的结论相吻合——他就是案犯！
但乌老不说确定，谁也不敢说这些尸块属于一个人。毕竟，有的尸体性别特征明显，但还是会搞错——长胡子的女性也不是没有啊。
乌老没有贸然断定，是因为这个结论太重大了，它直接关系到本案的下一步进展。血液鉴定证实二者为同一血型，而为了更加慎重，乌老拿出了当时公安部刚刚起步的一件秘密武器——基因检验技术。
今天的基因检验技术已经成为破案的重要手段，但当时的这项技术在世界范围都是相当原始的，测试DNA还不现实。只是，经过长期努力，对染色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检验已经是可行的了。尽管只是一个参考结果，但仍然能够证实检验的不同尸块都有大量Y染色体，证明均为男性，而对比显示，它们的相似性在99%以上——全球人类共同鉴定，发生重复的可能性也属于凤毛麟角。
这可能是基因技术在我国刑侦工作中的最早运用了。
乌老终于松了口——就是一个人，他就是那个引爆炸药的人！
按照复原，这应该是一个二十三岁左右，身高一米六七，体型健硕偏瘦，圆头略带胡须，经常从事户外工作，肤色偏黑的人。在列车上，他应该提着一个有相当尺寸的提包或背包进入第二车厢。
描述到这个程度，再找不着人就没有天理了。
本来是准备安排到旅客中进行调查的，但还没等实施，一直跟着进行检验的黄泥河公安分局张副局长便来“认领”这23号尸体了。
他是听到那幅“复原图”后忽然若有所感，又到搜集到的爆炸残留物、无人认领的证物那里去找了找，带着一张证件来见总指挥了。
他说：“我可能知道这个人是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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