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专题之三】在丽江进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实践和面临的挑战

  在丽江进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实践和面临的挑战

     —应用人类学的社区实践

       杨 福 泉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近年来，我国在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理论上有不少建树，也是我国应用人类学的积累。我在自己的研究和田野调查中深切感到，现在的关键是要将关于应用人类学和民族文化保护的理论变为务实的行动，也可以说多展开一些“行动的实践”，在实践中来探索和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方式方法，积累并推广有效的经验。如果学者能身体力行地做一些实践的项目，即国外同行所称的试点项目（pilot project），从中总结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经验与教训，将有助于学者研究的深入，有助于联合地方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民众，一起把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做得更好。同时，通过这样身体力行的实践，也会探索出具有中国和区域特色的应用人类学理论，强化它对社会的影响。我这几年在云南省的丽江市纳西族地区实施了几个有应用人类学意蕴的“行动项目”，这里略作介绍，并谈谈自己从中的一些体会。

一、   纳西族民间文化精英的培养

我认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体系的传承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民间大众中通过口头和技能等传授等方式传承的文化，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技能、习俗等的传承；而另一类则是更高层次上的文化传承，它属于精英文化，主要是由本民族的知识精英传承的，这一类知识是本民族文化的精华、精粹，它凝聚千百年该民族代代相传的智慧而形成。这一知识体系包括了本民族的宇宙观、人生观，包括了该民族的历史知识、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这一类本土知识的传承，需要有较长时期的训练和知识的长期积累，不可能一蹴而成。少数民族本土知识的传承除了重视日常生活状态的这一体系外，更应该重视这一精英文化的传承。这类文化传人是指各民族那些经过专门的训练，掌握了特殊技能和传统知识的民间知识精英阶层。如纳西族的祭司东巴即是典型的这一类文化传人。

可以说，如果在纳西族的历史上没有东巴这一民间知识精英阶层，就很难形成蔚为大观且卓有特色的纳西族传统文化，难以形成纳西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民族精神和个性。也难以给后人留下如此丰富而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东巴教经典。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界卓有声誉的东巴文化，也难以形成如今蓬勃发展的丽江旅游局面。现代教育体制中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体系传承的漠视，导致了民间知识精英阶层的衰落，而民间知识精英阶层的衰落，又加速了本土知识传承的中断。如果不重视民间知识精英阶层的培养，任其自然衰落，或者仅仅满足于民族文化的表层利用，比如旅游市场上的东巴文化旅游工艺产品、东巴歌舞等，而不去重视如何将博大精深的东巴文化知识的精粹传承下来，那么，民族文化将逐渐蜕变成一种徒有华丽的躯壳而没有灵魂的东西。

纳西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部分，是东巴祭司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的。历史上，纳西族东巴教文化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对下一代进行本民族文化的教育，是纳西人精神生活和民俗生活的载体和沟通的桥梁，纳西族民族个性和文化独特性的形成，与东巴文化密不可分。如果东巴文化传人的继替传承中断，东巴文化将失去它在民间那鲜活的魅力和功能，失去它的生命力，失去它千百年来在纳西族生活中所起的那种陶冶民族性情，塑造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而成为只能在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的一种死去的老古董。

从1999年起，笔者牵头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做了几项文化传承的实践。首先实践的就是培养民间文化精英的项目，笔者和东巴文化研究所的同仁一起，在培养东巴文化传人方面进行了努力。我们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云南项目办公室和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从东巴文化传统深厚且现在还保留有一些东巴教仪式和习俗的山村里挑选了7个学生展开培养工作，其中有3个是著名东巴的孙子。

对这些学生进行东巴文化的的传授采用了传统的东巴培养方法，东巴老师让学生读、写、诵东巴经，读经书不凭藉注音符号，也不用现代录音工具，要求学生对所学东巴经能写、能读、能诵，所学东巴经按仪式逐一学习。在教授一个仪式的过程中，东巴要传授该仪式所要遵循的规程和仪式中所需的各种祭品，以及制作面偶，绘制木牌的相关知识。研究人员与东巴老师配合，定期查看他们的学习情况教学情况，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东巴和研究人员定期召集学生座谈，师生一起交流。学生在学完一些仪式之后，东巴老师和研究人员有意识地让学生不定期返乡，感受社区生活，如遇村里作传统的文化活动，他们就去参加，展示自己所学到的东巴文化知识。

像我们所选的东巴文化传人培养点塔城乡（今属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依陇村民委员会署明村，尚保留有一些传统的宗教，民俗活动，如每年农历正月、七月的两次祭天活动，有些家户的祭畜神活动，村中老人死后的丧葬活动等，如确知村里有此类活动，就安排学生返村，参与并主持村中活动，这样，一方面他们又连接了与村中长老的接触与学习（这一条是很重要的，因为村中熟谙传统文化的老人都已至耄耋之年，随时都会离世，这样有些珍贵的传统文化知识有可能随他们的离世而永无人知），激发村民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情，另一方面他们学以致用，巩固了所学知识和实践能力，同时也会觉察自己知识的不足方面。

我们培养的几个东巴都已掌握了东巴文化中一些难度较大的知识，如书写象形文字、咏诵一些经典、举行祭祀仪式、跳东巴舞蹈、制作用于仪式的面偶和纸扎的祭品等。学习比较优异的和秀东已经在村寨里独立主持不少祭仪，而且还能独当一面地主持难度大的丧葬仪式，迄今，他已经为他熟谙东巴文化的姑奶和海以及他的老师——大东巴和开祥主持了丧礼。2003年，他应邀赴美国华盛顿惠特曼学院和匹茨尔学院进行东巴文化交流，独立主持了祭祀大自然神的“署古”仪式。2004年，他应邀到台湾参加“李霖灿教授学术纪念展”，主持了为纪念为民族和社区作出重大贡献者的“祭胜利神”仪式和“署古”仪式。他还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邀请而举行的一些重要的东巴祭祀仪式中担任重要角色。应邀参加了与2007年在美国国家林荫广场（the NationalMall）举办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民俗文化艺术节”。2006年，该项目所培养的青年东巴杨玉华和其他10个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人一起应邀赴美参加了盛大的“中国文化艺术节”，到美国不少大学和城市交流云南民族文化。

这一培养年轻东巴的项目的实施推动了丽江一些山村年轻人学习东巴文化的热情，如塔城乡署明村，现在学习东巴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增多，村里与东巴文化相结合的民俗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比如祭天、祭大自然神“署”、祭祖、祭谷神、畜神、婚丧礼俗等活动。传统文化在这些民俗活动中得以延续。

但另一方面，丽江诸如东巴这样的文化传人，也面临着各种生计的压力和旅游市场的诱惑，由于丽江是旅游热点，有用象形文字为载体、观赏性比较强的东巴文化，也成为了热卖点，因此，好的东巴也成为很多旅游公司招聘的对象，在所剩不多的乡村东巴中，有不少已经应聘走向市场，开始了他们“展演”东巴仪式、书写东巴字画的谋生之路。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乡土文化传人离开了草根群体，离开了他们的社区，成为在旅游市场上谋生的乡土文化专家，虽然他们也在起着向大众展示本地乡土文化的功能，但毕竟与原来坚守在乡村，传经布道的祭司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的项目所培训的那些走入了旅游市场的东巴，有不少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为谋生计，在各种旅游场景向游客展演东巴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还常常被乡村社区的民众请去举行一些包括婚丧嫁娶、生产生活方面的东巴教仪式，但这仅仅局限于东巴教信仰还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村落。更多的东巴是受政府、公司以及社区的邀请，举行各种与时政、商贸和文化产业等密切相关的东巴教仪式以及东巴教乐舞书画展示。

有些东巴教信仰保存较深的东巴，恪守着东巴教神圣仪式的规矩，不随意地在任何场合做东巴教仪式，像我们的项目所培养的东巴教知识最全面的和秀东，也是对东巴教信仰最笃的一个东巴。他不随意地举行东巴教仪式的表演，按东巴教规矩，在特定场合不能举行的仪式，他就不会举行，不像有的东巴，已经放弃了东巴教的禁忌和规矩，不分场合、地点、时间等，对游客表演东巴教仪式。

我们的培训项目所促成的这些东巴文化传人，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是否会随着东巴教仪式和相应的纳西民俗在乡村的不断衰落，而不断地失去他们在乡村可以发挥的功能作用，逐渐地成为大都在旅游市场上进行表演的东巴，这皆取决于东巴教在当代纳西社会的变迁程度，取决于东巴教在纳西民众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

二、实施“参与式”教学，传承乡土知识

1.该项目的缘起

在上述项目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我也深刻地认识到，如何把当地民族的传统知识体系传承下来，仅仅靠培养几个传人是不行的，要将教育和传承工作与社区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要让更多的学生学习和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对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乡土知识传承下去。因此，我又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在小学里进行地方性乡土知识教育的项目，得到资助。这个项目，就是在前一个项目所取得的基础上，结合丽江社区的学校教育，进一步把传统文化教育推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尝试。

这个项目，是在上述“纳西族文化传人培养”项目奠定的基础之上，以结合本地特点、具有创新精神的新项目，推动社区传统知识的教育与传承，并将社区文化的传承与学校教育改革相结合。该项目的宗旨是通过示范性的点，促进本土传统知识在社区民众和社区小学层面上的传播，使纳西族的传统文化知识能在对传承来说最关键的小学生中继承下去。

本项目力图从两个途径促进纳西族传统知识在社区的传承和教育。

目前，国家教育部制订了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计划，调整和改革其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学校在执行国家和地方课程的同时，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

本项目力图通过所选择的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乡白沙完小这个点作实验和师范点，促进本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保护本地文化资源，保持本土教育特色，并通过这样的实验项目，促进丽江乡村和城镇小学开展本土传统文化学习和传承。

  2、项目的一些创新探索

本项目在实践过程中，针对目前丽江等地进行乡土教材编写方面的一些做法和习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开拓。通过几年的努力，达到了项目最初设计时欲达到的几个目的。略述如下：

（一）建立了多方合作的项目运作机制

在设计项目之初，我们的构想是：这一社区教育项目一开始，就由多方机构和人员参加。主要包括：研究者（包括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昆明和丽江的研究机构、社区（村民、教师、学生、乡土专家、教育部门，由几方共同组建项目团队，并争取把该项目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乡土传统文化教育试点计划相联系和结合，将项目点纳入当地政府教育改革的示范点名单。将与教育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合作的程度，作为该项目评估标准之一。最初，我们在项目申请书上原定选择两个点，后来经过认真的调研和与玉龙县教委的同志认真讨论，最终选择了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完小为项目点。白沙完小在丽江市在教育质量和学校的基础设施方面属中上等水平，我们在选择这个点时，也考虑到我们总项目的另外两个点（香格里拉县的汤堆、西双版纳的孟宋）均为贫困山区的学校。如果在丽江选择一个基础较好的学校作一点探索，可以使项目点多样化，也可以为如白沙完小的这一类学校探索一些经验。

这样作的结果，使这个项目的内容与县教委已经在该校开始的课外“兴趣班”相结合，同时在师生和社区民众的参与性方面，在传授乡土知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方面，使玉龙县教委的这个试点的传统文化教育更为完善。

（二）学校师生、社区民众和学者共同参与调研和编写教材

我们的学校教材的编写，历来习惯了集中一些专家编撰课本，然后要求各学校师生无条件地按此教学，即使是现在的乡土知识“校本教材”的编写，在很多地方也还是这种传统的集中几个“专家”来编撰教材、然后印成书教老师教、学生学的套路，老师教得被动、学生学得也被动，而学生的家长更不知情。

我们觉得，乡土教材的编写，如果要做到深入人心，老师愿教、学生愿学、家长支持，一定要做到乡土知识的创造者、拥有者的参与、他们应有知情权、参与权，因为他们是知识的创造者、掌握者，或者是乡土知识的受益者和关切者，倾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参与其中，与学者、老师和学生互动，这是乡土教材编写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因此，我们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立足于“参与式”。首先抓扎扎实实的参与式培训。2004年7月下旬，白沙完小第一次乡土知识培训班正式开始，和学智、杨学桐、龚润菊等6位老师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了培训，有30名该校三、四年级中选出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培训，还特聘了3名丽江的民间艺人及兰州大学的4名大学生参与了全部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有：

传统知识的概念、白沙的传统知识类别、白沙的传统知识有哪些？谁拥有这些知识?到何处寻找这些知识?用这么方法获得这些知识?

做调查时要注意的问题和提问的方法等内容。传授了询问、记录、绘制简易图谱、用纳西语拼音文字记录等调查方法，因此，专门对培训人员进行了纳西拼音文字记录的培训。

分小组在培训班中进行实际操作演练；然后，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村中进行实地调查。项目人员陪同前往，发现问题，在培训班中再集体讨论，提出解决办法。

2005年3月，项目进入校本教材的编写阶段，对项目参与师生第二次进行了培训。培训内容重点针对教材的分类，补充完善和加工。分摄影组、美术组、东巴文字组，由这3个组的师生共同为校本教材定稿、绘制插图和拍摄图片。

第一次培训结束后，就是学校暑期，暑假中，学生们按自然村共分为5个调查小组，各组都有辅导教师参加。调查小组采取集体调查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在调查过程中，谁问、谁记录、谁绘画都有明确的分工，他们调查了民间医生、退休干部、铜匠、皮匠、豆腐作坊工作人员、榨油坊工人、护林员、乡村歌手舞者等许多乡土知识的拥有者。有时，学生们又三三两两地进行协作式的调研，向祖父祖母和父母亲友进行访谈。

学生们把调查笔记整理成小故事，交辅导教师，从调查、记录、整理、写成小故事整个过程，学生们融入到乡土知识的大海洋中，锻炼极大，他们经历了寻找、发现、获得知识这样一些过程。在整个暑期及随后的调查中，每个同学交了5篇以上的调查小故事，老师们除辅导学生外，还完成了每人3篇的考查报告。

项目组成员对各调查组都进行了至少一次的随组观察，在过程中进行指导。阅读了师生们的调查故事，提出完善意见，不定期地组织了多次讨论会。

项目在整个实施的过程中，打破了过去那种集中几个专家和老师来编写教材的传统方式，自始至终采取了“参与式”的方式。项目一开始，就由学校的师生深入社区民间进行调研，走访当地的著名铜匠、草医、文化名人、民间艺人、还有很多掌握传统文化知识多的老人。学生回家后也和家长讨论，倾听他们对孩子没学什么乡土知识的意见，同时还采取把社区各个方面的代表请进课堂进行讨论的方式，由大家充分讨论我们到底要把哪些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写进教材中。在此基础上，进行参与式培训，参加项目的师生深入到村子里进行调研、采访，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这种与社区民众互动的调研中，大家更加明确了首先应该把哪些传统文化内容写进课本中。深入民众进行调研也是一个学习乡土知识的过程，由于采取了可视性、参与性强的活泼生动的调研和编写方式，整个教材素材收集和编写的过程都情趣怡然，学生和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都不断激发出浓厚的兴趣。

（三）将教材的内容集中在学校所在的社区

过去，乡土教材的编写也有笼统之弊，比如写一个民族，就不顾一个民族内部和各个地区有很大差别的事实，笼统地编写用于整个民族的教材，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忽略了在一个民族内部的传统文化差异性，二是忽略了让社区学校的师生充分了解他们生活的社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知识的可能性。

比如，假设所有的纳西族小学都仅仅使用一种乡土教材，那么，由于区域文化的差异性，生活在古城的纳西族学生和生活在丽江金沙江上游的纳西族、生活在与大理州或藏区接壤地区的纳西族与生活在诸如白沙乡这样的丽江坝区、山区的纳西族学生，学的还是一种不是可以感同身受、可以自己去体验、了解的传统知识，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体验还是有较大差距的知识，这样就很难让学生充分地参与到教材素材收集调查的过程中，无法让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自己身边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充分的了解。

我们觉得，除了要让学生了解本民族一些宏观的本土乡土知识外，应该促进师生去关注他们学校所在社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社会、家庭和各种具有本地特点的地方性知识、技艺，让他们从自己最熟悉的自己社区的乡土知识学起。这样也才容易使他们感觉到学习乡土知识的亲切和亲近感，在小学阶段这样做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就试图突破目前有些地方所做的那种全县、全市乃至全省都学习一种乡土知识教材的做法，力图聚焦在学校所在的白沙乡的范围内，兼顾纳西族全民性的一些乡土知识。这样做的好处是，师生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实践一种参与式的、关注自己的身旁的乡土知识的积累和学习，可以随时学习和调查自己休养生息其中的社区的各种乡土知识。

至于学习县情、市情、省情等层面上的教育，我们觉得，一个完小的学生，在已经有自己参与调研、编写和学习自己社区的乡土知识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基础上，会在初中和高中乃至大学阶段，更好地自学其他更多的乡土知识。而我们的项目能在促成学生学习乡土知识的过程中，有一个参与式的启蒙、启迪的作用，就已经不错了。

无数乡土知识学习的实例和事实表明，童年和少年时期是接受乡土知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过去多靠家庭传承、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耳闻目见、或有意无意地听大人讲述等方式，逐渐奠定了乡土知识的基础。而这些乡土知识的学习，更多的是在与自己出生地和生活地关系十分密切的环境中学习的，是一种感同身受、潜移默化的学习。我们立足于学校所在社区（乡）的乡土知识体系的做法，也考虑到了这种在特定年龄段的传统乡土知识学习的习惯。

我们按提纲选定了内容。摄影组按提纲共拍摄了500多张照片，将合适的照片用到课文中；插图组师生承担了课文的插图，他们共绘制了60多张图画；东巴文字组的同学亲自书写东巴文用到课本中。

白沙完小项目点的乡土知识教材，从调查开始到文章的完成，从插图到摄影图片，90%都来自师生们的劳动。学校还自筹经费，请专业人员制作了一张与自编教材相配套的VCD光盘，设置了一个常年的乡土知识展览室。

课题组所编写的这本乡土知识校本教材分为3章，第一章：我们的家园，其中包括以下内容：第1课：我们的房子；第2课：我们的院子；第3课：我们的房前屋后；第4课：我们的家谱（选学）；第5课：我的家人；第6课：我们的家畜；第7课：我们的服饰；第8课：我们的用具；第9课：我们的食物。第二章：历史、文化、人物，其中包括以下课程：第10课：我的家乡－白沙；第11课：玉龙雪山；第12课：北岳庙（三多郭）；第13课：万朵山茶；第14课：白沙壁画；第15课：“白沙细乐”；第16课：东巴象形文字；第17课：在白沙生活了27年的洋博士洛克；第18课：无臂书法家和志刚；第19课：乡土名医和士秀；第20课：美籍白沙人和惠桢第三章：社区与资源，其中包括以下课程：第21课：我们的村子；第22课：看图猜一猜；第23课：我们特有的食物；第24课：我们的旅游资源；第25课：铜器是怎样制作出来的；第26课：水与水的利用；第27课：森林资源与管理；第28课：谁管理我们的村子；第29课：“建房賨”；第30课：我们的农事历。

通过上述这些内容，使白沙完小的学生感受到了自己家乡（自己生活的这个乡）各种各样的乡土知识，师生们都觉得这种学习内容非常亲切。觉得对乡土知识的学习，这样地从自己最为熟悉的家乡学起，学习过程中有亲近感、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认同，非常有利于提起学生的浓厚的兴趣。

至于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期间的乡土知识学习，我们觉得应该根据这个时期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和学习环境的变迁，而采取与小学阶段不同的方式方法。

（二）项目鼓舞了白沙完小师生教学乡土知识的热情

从本书中所收的师生们的体会文章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白沙完小的老师和学生过去很少这么系统地对本地社区的传统文化做过深入的调查了解，通过参与项目的实践，激发起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热情，产生出强烈的作为纳西人的自豪感和作为纳西人应该学习和传承母亲文化的认同感、责任感。学校从校长到老师，都认为这个项目对师生和社区民众进一步认识乡土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学生热爱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项目实施了两年后，学校打算借助这个项目的成功实施，多方努力，将乡土知识教育更加深入地做下去，通过他们的努力和积累的实践经验，为更多的纳西族地区开展乡土知识教育提供了一个做法独特、有创新性的范例。

（三）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参与项目的学者和师生们在实施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在小学学习、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困难和各种挑战，特别是目前在席卷全球的“全球一体化”和主流文化通过电视、报纸、学校教育、各种出版物等各种各样的途径深入渗透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生们今后面临着的在社会中的生存竞争等，都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承和学习带来了种种挑战。如果不是身体力行地参与这样的项目，就不会对这些问题有深切的感受。项目组成员和白沙完小的师生们在收在项目总结报告的文章中，深入地谈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看法、经验和建议。这都相当有利于今后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i]

（四）由这个项目引发的思考

从白沙完小项目点的实践中，也向我们提出了这样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丽江这样主要靠自己的本土传统文化特色促进了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的区域，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当然地认为人们保护已经作为自己重要的“饮食父母”的文化资源、传承传统文化应该已经是蔚然成风，事实不然，一方面，是旅游市场上一派传统文化热卖的繁荣景象，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民族歌舞、摩梭风情等等，都已经不断转化为各种文化商品；以文化资源为主要吸引力的丽江旅游热潮，成为丽江市的支柱产业，1995年——2008年，丽江游客接待量和旅游综合收入由84.5万人次和3.3亿元，增加到625.5万人次和69.5亿元，分别增长了7.4倍和21.1倍，旅游总收入占全市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8.3%增加到了2008年的68.7%, 来自旅游业的财税收入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0%以上。目前丽江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达到4万人，间接从业人员超过了10万人。

而另一方面的情况是，作为重要旅游文化资源的东巴文化传承人中，真正掌握纳西族东巴文化博大精深内涵的东巴精英越来越少；民间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物也在日益减少；小学、中学里对纳西族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掌握较多知识的老师和学生也非常少。在丽江城区的不少学校里，甚至很多的纳西族学生已经不会流畅地讲自己的母语，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好汉文化、学好英语，以便以后能考上大学、谋得一个好工作。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懂一点好，不懂也无所谓。这是丽江民众非常普遍的心理。尽管丽江人靠自己卓有个性的文化赢得了今日的辉煌，但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学校里还是非常落寞和艰难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今后乡村的孩子们读完小学、中学后，考上大学的毕竟只会是少数，即使很多孩子们最终考上了大学，留在城市里的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人将立足于自己的故土，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那么，知道和了解自己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知道自己的根，了解自己的祖先千百年创造、积累并传承下来的智慧和知识，并掌握一些本地传统知识的技艺，对于在这块土地上的长久生存，意味着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一个民族的认同和凝聚力而言，文化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这个项目在乡土知识的传承教育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这种实践，也许会给生活在丽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更多的启迪和思考，让更多有志于本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的人们能在本项目所做的这些事情的基础上，探索出更为有效的切合实际的经验，走出更为可持续和更为成功的道路。

三、培训妇女留住她们“手上的文化”和扶贫助学

在2004年，我有机会到德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有德国米苏尔（Misereor）社会发展基金会的人也来参加，我通过我的学术演讲，介绍云南特别是丽江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引起了该基金会的人的重视，于是就促成了“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助学”和“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技术培训”这两个扶贫项目，于2004年在丽江实施，迄今已经实施了两期4年，云南省社科院丽江分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则是我院此项目的地方合作单位。最近在丽江进行了阶段性的小结。

我在与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谈项目的时候，达成的共识是通过这个项目进行帮助少数民族的年轻人提高个人能力的培养，并在此基础上传承优秀的本土文化，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力所能及做一些裨益于所在社区的实事。因此，“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助学”所资助的学生，应学社区最需要的专业，而且学成以后，要回到所在社区去做至少两年的为社区服务的工作。因此，两期项目从丽江的贫困山区选择了10个中学毕业生到丽江民族中专进行医学、兽医、旅游、园林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其宗旨在于资助贫困山区辍学的学生接受有利于个人发展和带动社区发展的技能培训。每期为期三年。

“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技术培训”的立项，起因于我在长期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中，看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手上的文化”的衰落和逐渐的失传，往往只有少数一些上年纪的老人尚娴熟地掌握，特别是有些典型的民间传统手工艺，是由妇女传承的。而现代日益发达的机器生产为人们赢得了效率和利益，却也成了传统手工艺的致命伤，那种凝聚在一针一线、一刀一凿中的古老的诗意和充满创造性和个性差异的美，消失在那千篇一律毫厘不差的图案和“一刀切”的制作模式中。

当各民族经千百年积累而形成的传统手工艺逐渐湮没在那朝夕善变而生命力短暂的时尚潮流中时，我认为这不仅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悲剧，也是人类丰富多彩的创造力和审美观的悲剧。我在一些西方国家也领略过不少具有浓郁的怀旧情绪和追求个性化、地方特点的传统手工艺，可见西方社会也不是趋之如鹜地追求一种如过眼云烟的时尚。

另一方面，由于不少民族传统手工艺制品生产规模小，工艺制作过程费时费力，因此，难以抵挡如今市场上各种用机械和使用大量化工原料成批量生产的工艺品的冲击，于是，本来对人类的健康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性利用都大有裨益的民族传统手工艺便逐渐地濒于衰落乃至消亡失传的危机。很多民族的中青年妇女，已经不会做本地的传统手工艺，如果不培养一些传人，那这卓有特点的少数民族“手上的文化”，就会逐渐失传。

再者，这个全部培养对象都是农村女性的项目，也体现了扶助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理念。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女性与男性相比受教育的机会不是不平等。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和女童辍学的现象多。汉文化水平的贫乏，也使得外出务工的很多女性只能从事低收入的、技术性简单的工作，所以，利用本地的传统手工艺资源优势，学习一技之长，也将有助于本地少数民族妇女的就业和靠技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得目的。

我申请的这个项目的宗旨是以丽江为项目点，从丽江的各个少数民族妇女中挑选年轻人，进行每次为期2年的培训，专门请了丽江毛纺厂善于制作本地传统手工艺的师傅和民间的手工艺师来传授技艺。目的是通过培训，使来学习的妇女掌握传统手工艺技能，学成后除了自己能继续在实践中提高外，如能带动其他妇女一起学，并藉此获得一些经济效益，改善自己的生活，传统手工艺也就在惠及自己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传承。

这个项目实施到第二期，还起了一种项目的带动示范作用，开始发挥“示范项目”（Pilotproject）的作用，项目以白华培训中心带动乡村培训的方式，在丽江发展了三个乡村手工艺品制作点。如古城区西安街制作点，有3个学员；金山乡莲湾村制作点，有3个学员；玉龙县黄山镇白华文荣村制作点有4个学员。白华培训中心从技能培训、生产工具等方面来支持她们在各自的村子里学习传统手工艺。通过这样的培训和实践，使丽江多个民族的一些传统手工艺在这些农村妇女的手上得以传承，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地获得了经济效益，起到了文化扶贫的作用。这两个项目真正起到了扎扎实实为民族地区办实事、社会科学研究为地方服务的作用。

此外，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也体会到，各民族传统的手工艺，除了那些已经被人们普遍喜爱而有了市场效益的产品，也还可以深入探讨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问题，制作出当代人喜欢而又不失本土特色的手工艺产品。该项目的妇女们所生产的一些真丝围巾、花布等，也是在传统的工艺、图案等基础上有所创新，因而在市场上也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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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福泉，云南丽江人，纳西族，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学与人类学、纳西学、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纳西族文化史论》、《灶与灶神》、《火塘文化录》、《神奇的殉情》、《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等20种；另著有《丽江岁月与海外萍踪--杨福泉散文选》、《古王国的望族后裔》等文学著作；曾赴美、加拿大、德、瑞士、瑞典、意大利等国访问讲学。

文章来源：本专题文章均转自陈刚主编《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所有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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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作者简介：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作者： 陈刚 著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作者简介：陈刚

      陈刚博士，1983年7月兰州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1993年8月 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0年5月～2004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营养学系博士后。先后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行政助理 、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教、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访问教授、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CMC 公司高级文化咨询顾问、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等职，2007年10月被聘为云南财经大学应用人类学学学科首席教授，负责组建跨学科的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在美期间， 参与并共同主持了美国农业部资助的三个跨学科、跨州的食品安全研究项目。在《美国营养学协会杂志》等刊物独立或合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6篇被SCI收录；共同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独立或参与完成中文及英文教材9部；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人类学，饮食、食品安全卫生行为与文化，发展人类学与文化旅游开发，宗教与仪式，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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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人类学之夏】

期数：2017年第16期

总期数：第45期

主  编：王平

本期编辑：王平

校    阅：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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