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译王俊凯二度合作，3天6亿票房，《万里归途》赢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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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万里归途》官微显示，截至10月4日00:02，电影《万里归途》票房破6亿，这部口碑爆棚的电影，首映当天以开分9.6，领跑今年的国庆档。

昨日上午，#万里归途票房逆跌#的话题登顶微博热搜第一，评论区清一色好评，互联网讨论热度居高不下：

“万里归途后劲太大”

“万里归途值回票价，值得二刷！”

“万里归途太燃了！”

……

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聚焦“外交官撤侨”的电影，到底为什么能这么火？它到底在传播什么？今天，播播就带大家从题材叙事、人物塑造与情感共鸣等几个角度一起来分析一波。

每年国庆电影档，必定要上映几部主旋律电影。所谓主旋律电影，即弘扬主旋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历史和思想道德影片。

“主旋律电影”的概念首次出现于1987年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由国家电影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口号衍生而来，从诞生之初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影就肩负着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时代精神的重要责任。主旋律电影主要以官方的视角来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和伟人，呈现出一种“宏大叙事”模式。

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层出不穷，从《我和我的XX》系列到《战狼2》，从《长津湖》到今年的《万里归途》，尽管题材不同，但都建构出个体、家庭与国家同构、共生的情怀场景，在家国同构的叙事中表现出了新时代“家国同构”的主流家国叙事内涵。

电影《万里归途》根据真实的撤侨事件改编，首次揭秘中国外交官撤侨幕后。影片中，张译饰演的外交官宗大伟和王俊凯饰演的外交新人成朗，逆行深入战区，营救被困同胞返回祖国。

影片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撤侨过程中，面对武装组织时，护照成为了中国公民的保护伞；历经艰辛，从危险的战区步行“32万6713步”后到达撤侨接应点，见到中国国旗的那一刻，所有人热泪盈眶……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成为链接国家与个人、爱国主义与个体认知的纽带。

“祖国”是《万里归途》的关键词，电影中无时无刻不在展现中国对公民的责任感。“祖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同胞，我们一定带大家回家”是影片中一以贯之的主线。正是这种在撤侨时坚决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负责任态度，让每一位观众都感受到了祖国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点燃了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此外，影片成功地将爱国主义精神与观众情感联系在一起。滞留努米亚的所有中国同胞最终得以安全撤离，当飞机上语音播报“前方是喜马拉雅山脉，您已进入中国领土”时，影片中所有人紧绷着的心终于放松下来，观众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这是对祖国实力的信任，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

以撤侨为主题的电影一直比较受观众青睐，不单是影片外显或内隐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感动，还在于其中引人入胜的冲突和情节能牢牢抓住观众的目光。此前的《红海行动》和《战狼2》均将撤侨行动推上热潮。

尽管《万里归途》讲述的也是撤侨故事，但就题材上来说，这部电影的新颖之处是将镜头聚焦于外交官这一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外交官的工作了解甚少，大多停留在电视上的发言和各种新闻报道中，本片则将他们工作的另一面展示了出来。

影片中，两位外交官是带领中国同胞回国的“英雄”。但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中对英雄人设的塑造——英雄通常毫无瑕疵，是“‘高度服从’、毫无畏惧‘自我牺牲’的道德楷模式的‘英模’模式”。相比之下，《万里归途》在剧情和人物设计上，打破了以往多数主旋律电影中主人公“高大全”的刻板形象。

影片主人公宗大伟的形象，融合了好莱坞式超级英雄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特有的人情与情义。他会因客机满员让出座位给台湾同胞，也会因为想回去见证孩子出生推脱救助任务；他会义无反顾逆行踏上撤侨之路，也会在轮盘赌时因本能恐惧腿软和呕吐；他没有超能力，无法凭借一人之力将撤侨队伍安全带出战乱区；但他有底线有尊严，在叛军拿枪指头威胁时仍坚持说“中国从不干涉他国内政”。

透过张译的表演，观众能看到一个既有小情、又有大义，有克制的脆弱、也有义无反顾的勇敢的外交官形象。正是人物形象的细节设计，影片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实现多层次化，使之真实饱满，在观众方引发强烈的共鸣和喜爱。

从宗大伟身上，能看到我国千百名外交官的缩影。电影首映礼上，一位曾在刚果共和国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办公室主任的外交人员，分享观影感受时哽咽落泪：“被困在使馆八天八夜，哪怕是最后一个中国人都要就出来！散落在各地的中国人，一个都不能放弃。”

“共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被称为“移情”“共鸣”等，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情绪的感染和投射。共情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学理论当中，用以描述一种观察者感受艺术对象或建筑作品的审美反应，它意指“观众对艺术作品或其他视觉形式的积极参与，是身体与感知对象之间相互交流的体验”。

有研究者认为“共情”可以被划分为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情绪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反应，认知共情则是对他人目的、企图、信仰等认知要素的推断。

其中，情绪共情被认为是前置和浅层的，可以通过个体感官系统直接感知，且自动化地产生情绪的模仿，即产生情绪感染。《万里归途》中大量出现了对人的视觉感官有直接刺激的镜头：被炸成废墟的城市和大使馆，被炮弹击中牺牲的外交官章宁，成百上千涌向出境口岸的中国同胞，还有猝不及防被叛军“干掉”的边境官哈桑……

大量声音、画面、动作的直接组合呈现，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在人物聚焦和情绪表达中形成了极强的共情张力与感染力。

与情绪共情不同，认知共情则被视为是后置和深层的，它依赖社会关系、知识经验、情景评估对情绪共情起到调节作用。客观完整地呈现本来面貌与充分的沟通交流都有利于增强情绪共情向认知共情的转化。《万里归途》中对于主要人物给了较为充分完整的背景介绍，因此角色形象的塑造是极为丰满的，这使得观众能与主角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入场。

例如，张译饰演的宗大伟，一出场就是一副冷脸，通过第三人视角（章宁）的介绍，观众可以得知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家中有亲人、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由于长时期的高危高压工作，使得他“老来得子”，无论是面对叛军的威胁，还是暂时脱离险境，宗大伟的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家中的妻儿。

又如，片中的女性角色——殷桃饰演的白婳，作为中国华兴公司的总经理，在得知丈夫章宁去世后仍坚强地带领公司员工寻找生路，她在失去的同时又在拼命守护，她的煎熬与果敢、温柔与刚强，和谐又动人。

此外，王俊凯在片中饰演的外交新人成朗表现也很出彩。一位坐标阿富汗的外交人员在观影后对王俊凯的角色评价道：

“成朗完美展示了我身边不少青年外交官的特征。他们自信、洒脱、从容，身姿挺拔，英气逼人。心里尊重前辈，但嘴上却并不一味逢迎，甚至有时不留情面。他们会虚心向前辈请教，却更会独立思考，绝不盲从，敢于质疑和挑战。当然由于经验不足，难免有时自以为是，出现昏招（好在还有老同志把关）。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执着和情怀，会引领他们在一次次复杂挑战中百炼成钢，成为未来的宗大伟。”

除了主要人物，一些小人物营造的立体感都能与场景之间相互勾连，使得观众更能切身体会人物做出的每一个选择背后的挣扎与痛苦，更加加深了观看者的“卷入”。

细节是电影文本中情感表达的最小修辞元素。在电影艺术中，细节的构建增强了叙事能力，使人们的注意力不间断地集中于影片情节，在情节的引导下享受剧情带来的情感体验。观众在此过程中的互动实践，就是通过对于细节的解码，连接相互关注的细节和共享的情感状态。

《万里归途》中有几处值得反复品味的物件和语言细节的叙事建构。例如影片中出现3次的“面具戴久了，真成你脸了”，每次都有不同的意蕴；再如影片中法提玛朗读《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影片的画面、声音和文字之间所着意强调并清晰呈现的，是两个“神话”文本之间的「互文性」。（PS：互文性也是常考理论哦！）

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其基本内涵是指：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放到影片中理解，在努米亚政府军全面失守、宗大伟与大使馆彻底失联、一切都失控了这个夜晚，宗大伟在废墟中捡到了一本残破不全的《一千零一夜》，这是影片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宗大伟的故事就伴随着法提玛朗读“辛巴达”故事的声音。从人物设定和叙事视角上看，宗大伟和辛巴达一样，都是一个屡次遭遇死神，九死一生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劫难，最终总能平安顺利地回到家乡。

在宗大伟的重重劫难中，伴随着法提玛的朗读声，描述着辛巴达所经历的奇幻旅程，在这种声画关系中，辛巴达的磨难和宗大伟的磨难合二为一，努米亚共和国就像是一个童话中的历险世界，那些残酷和惊险，我们不妨当作一种神话和隐喻。

只有将宗大伟看成《一千零一夜》里的辛巴达时，我们才能理解他所经历的这奇幻的一切，《万里归途》讲述的正是一个中国的“辛巴达”故事，但中国的“辛巴达”不会独自一人回家，他会带上他所有的同伴，唱着家乡的歌，歌声嘹亮在海上。

传播的仪式观最早由詹姆斯·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传播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在密闭放映厅聚集的观众除了有空间上的联系，更在仪式化的观影过程中自觉联结为“想象的共同体”，生成情感反馈。

在仪式化观影机制的加成下，观众走进影院观看由真实事件改编的《万里归途》，在对故事情节的感知中与影片实现情感共振，在身份认同的勾连中形成情感共同体，将尘封的民族记忆唤醒。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国家与民族对于个体而言是大而抽象的概念，因此在表达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一概念转变为具象化的符号，实现情感指示和寄托。对于国家想象而言，标志性的符号就是能够唤醒民众关于国家记忆的象征物。

《万里归途》片尾，承载着同胞的客机顺利返回祖国，从空中俯瞰喜马拉雅山脉，所有人泪流满面；宗大伟回家，彼时已经过年，万家灯火的城市和噼里啪啦的烟花象征着喜庆与团圆。从这一层面看，喜马拉雅山不仅是国界的标志，也是个体寄托国族想象的实体物；灯火和烟花不仅是节庆的象征，更是代表中国平安、幸福的符号。

这些可真实感知实体物使得形而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变得具体，也助推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进行共同体的想象与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观众的民族记忆被逐渐唤醒。观影结束后，观众从观影情景中出离并自觉观影体验转化为文本符号，借助新媒体平台实现个人“情感能量”的裂变，在分享与推介中，形成更大的群体性团结。

《万里归途》不仅在题材叙事、人物塑造与情怀共鸣上具有一定的传播力，还将这种传播力引申至了网络空间中。不仅主流媒体对《万里归途》极力推介，网友们也更是参与其中，短短几天，热搜频频。

在人人触网的当下，为每个人提供了便捷的发声机会，人们得以分享自己认同的内容，在塑造我们自己形象的同时，也与他人形成一种情感上的联结。

《万里归途》就充当了这种“社交货币”的角色。“撤侨”“万里归途群演”等话题在电影之外引起了新一波话题延伸，给了人们足够的讨论空间。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外国演员。影片中，饰演叛军的演员来自真实的战区，他们的家乡叙利亚正在遭受战乱，拍摄这些场景唤起了他们的记忆：

“我们正在拍摄的（场景）故事，这是我的真实生活。”

“我的家乡正在遭受战乱，相似的情况也在我们身上发生过。”

“我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而现在，我在拿摧毁我家园的武器指着别人。”

“我们只想和亲人慢慢老去，不想要战争使我们天人永隔。”

同时，电影中大量冲突性、戏剧性的情节，引发共鸣，人们在观影后，迫不及待将内心强烈感受分享出来，形成对于社会的归属感和对他人的联系感，是一种对“仪式”的响应。

与此同时，大家在分享感受的过程，也是一个塑造自我形象的过程，以获得他人与群体的认可。大家纷纷在微博空间中留言甚至为《万里归途》大力声援，不仅是对其中的精神有所感召和共鸣，还因为在民族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当下，对自身形象的塑造也会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