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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减速就体现在停止劳动,并且罢工之后,这是可以减轻劳动负担的,乃至罢工能够成为推翻旧序秩的关键:这里的创造就是丢掉大量包袱;不要律法和官僚制度——不向上层负责。所以具有创造性的暴力,就是大量削减不需要的东西,没有狗屎工作和就业,减少劳动,减少管理层级,让自动化器械代替人力。
公众号:木棉浪潮减速主义
所以,我们并不再重複那些「威权社会主义」指责,因为这种指责只能是指责,我们的重点在于列宁主义是官方理论,但是它自身从革命里面诞生,也不可避免的询唤出重复却不同的主体。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教会工人「造反」的不是什么北约或美国间谍,而是「布尔什维克话」:不是这些话多么「正确」,而是社会主义的能指出现就已经是吸引工人。
迷惑众人的二战之后的苏联「左转」,重点固然不在于苏联卫星国的共产党按部就班地进行改良,而是在于后面:在于东德的工人起义,匈牙利的工委会运动,波兰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和团结工会。简言之,工人们发觉这个社会主义的牌子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它似乎是自己的,却仍然不属于自己。这也不是什么「公有制会剥夺私产」的废话,而是工人明确自己一无所有:难道在私有制底下他们就真的有什么了吗?他们其实是为了「无」起义,哪怕只为了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这个能指,都得付出重大代价来得到它。能指的形式主义之强大是「唯物(质)主义者」永远不明白的,萨布林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起义同理。而苏联解体之后的资本主义和右翼势力大反扑,犹如是这一主体的失败的产品——苏东的主人能指确实是出现了,并且真的询唤出无产阶级,但是它的结局却是再也没有立足之地。这时你必须,但是你却做不到了。
相比之下,隔几年就来一次的左翼回潮根本不值一提。不管你怎么想,这些在议会里面畅所欲言的左翼或右翼不还是资本主义的左右手吗?除此之外当属热衷挖掘潜能的母权主义者,他们提出母亲的丰沛难道不是在逃避现实的匮乏——这不是就是男性性吗?不承认母亲缺失阳具——不承认阉割,也只是为了向这个内在的父亲投降。另外,根本意识不到阉割的实证主义者如此欢快玩弄数据游戏,他们假装不相信任何神灵,却是绝对的有神论者——如果不是有某个「上帝」存在,他们信仰的所谓证据及现实是摇摇欲坠的。而我们对此的反应是:坠落得好!摇摇欲坠就是打破循环的条件。
当代的文艺最大的「失败性代表」非伤痕文学莫属。但是,这种「当代性」似乎仍不够现代,那里还没有现代的主体——不是因为平反、官复原位或者过平静生活它才具备主体性。而是它因为失败而建立自身——不是疗愈伤痕,而是伤痕就是它自己。正如义务、履行义务与履行之理由不是一回事,治愈和要求治愈也一样——对治愈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症状。相比之下,我们从来不讲什么治愈,马克思主义是负能量:
每个真正的新开始,作为与过去的激进决裂,都是从定义上来说的,善只能事后从恶开启的空间中涌现。声名狼藉的「负典」(black books)系列(关于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资本主义、精神分析…)应该被重新理解重述为人性本身的负面——布莱希特是对的,人类本质上是邪恶堕落的,这一点无法改变,只能限制人类把恶付诸实践的可能。
五月写作组,公众号:木棉浪潮哲学部甦飞 | 在上帝之死中(下)
你可以不......
因此,很多对斯大林主义,乃至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残忍之批判,是不是种恐惧症?还是和革命中的死亡驱力保持了「适当」而过犹不及的距离?喜欢崇高之物,但是和丑怪(如大清洗里的受难者)保持距离,这就是「一般人」的审美。自由主义者热衷嘲讽老布尔什维克或者红军战士的积极分子「自作自受」,而如果其他左派还是嘲笑或者将这些前人审美化,那只能证明自由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即使在形式上南辕北辙,却一同错过了这些受难者的可怕面具:对他们的拯救不是依靠「法治」,或者换个人当权就能解决的,而是他们的命运就是死亡,更不是可以拯救自己的悲剧英雄,而是坍缩为剩余的生灵(creature)。这当然是法学家或者审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还是以为有种可以更改的历史,以此躲避这些亡灵之可怖。
「反斯大林主义者」和自由派同样避开了这种丑恶的死亡驱力,也正因如此才乐于为自己的标签辩护——他们甚至不是为了这个能指,而只是因为我是人!非人的作用只是映衬人的良好习性,谈论死难者只是为了继续当下,即强迫症式的「为了死去的英灵,我要更努力生活」,他们实则只是为了赎去自己生活中的罪恶,殊不知是罪恶持续的形式。
再举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的西班牙革命最开始是夜间处决,顾名思义,就是夜里偷偷把反革命者杀掉,根本没有任何程序可言,这比起革命法庭还要可怕。于是那些害怕革命的人反而把CNT-FAI的恐怖机关称为「契卡」,这里的契卡意味着的仍然是恐惧恐怖。更离谱的是,一些小市民的乐趣就是把荒谬、过激或者「失去人性」的人(不只是左派)来当作乐子或者嘲讽对象,这些人越是谈及人性,就越像是露阴癖:他们把自己放到说话者的地位居高临下,俯视这些牺牲者。是故,请你们这些富有人性的「人」收起你们的阳具。
这些嘲讽牺牲者的「人民」是最可笑的,而我们还得说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他者的代表)不一样。智利的知名歌曲《团结的人民永不被击败》体现了一种悖论:在「智利革命」里面,难道真的有什么团结的人民?或者说,谁是人民?(这个问题犹如「谁是大他者」)。中产阶级因为物价上涨而反对阿连德,阿连德事实上也不是什么革命者,他甚至是工人阶级组织的限制者。所以面对革命形势和社会动荡,害怕物价上升和占厂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才是团结的人民——既然革命这么可怕,那为什么要变?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反而是「不团结的人民」,这里面不只是可以观察到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工人不支持阿连德,阿连德也没有想过他们支持,他靠的仍是选票和改革的「可能性」。他向工人武装收枪的举动彻底失去最大的抵抗力量,最后只剩下其支持者和学生负隅顽抗。
因此,无产阶级的否定性——最后它分裂出来重新佔据普遍性的位置——不是说明它有多么多样,事实我们早就知道它多样了,肯定反而在前头,而是它的具体不在于「具体的人」,而是就是某一特殊性的集合,恰好是这个名字代表他们的具体,而不是让具体性降落到某个人身上。
那么,「爱具体的人」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他们不需要能指,甚至也没有人,只有身体、性交——谈论「具体的人」的目的就是发泄剩下的享乐和「具体之物」,越是谈论个人,就越发觉这种欲望的捆绑——为了保护这个体的具体幻象,你还要再询唤出一个「人」——为了保护个人,所以要有个超越所有人的「人」来保护他们。这不就是原父——男性性化的逻辑吗?因此,霍布斯是最诚实的自由主义者,他早就声明个人主义的巅峰就是无所不能的利维坦。
最后说一下,任何重读历史的作用唯有是债务重组,而不是变成派别碾压的筹码。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是双向的——Đảng cộng sản派系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是一种镜像对战,这里还未涉及非人的对抗性,这或许就是无产阶级和先锋队的差异——红旗或者黑旗都始终没法等于否定性力量。以能指来实现新秩序的「无物」始终会变——它的存在就暗示其死亡及新生,即使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新名字。
再补充一下,即便自诩没什么用处,但是是聊胜于无。毕竟不是先有一个「本质」的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者,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才吸引人。认同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仍是为了它自己,如果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就是它连接了其他人——所以你才会为无产者斗争,就是那么多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后代背叛自己出身的原因。这同样不是自证清白或者「因行称义」。反对xx不代表你自己清白,而是你不必享受(淫乐)了,这不是「有舍就有得」,而是「你可以不」,这个否定性和紧迫性的辩证便是「你可以不,所以你必须」。不代表任何利益行动意味著,不管如何不可能,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得不做的——这种紧迫性也是自由,而任何对可能性抱有幻想的人,都难以称得上自由——他们向可能性让步的结果就是现实主义者的愚蠢。
插图 / 盖井
甦飞 | Job avec Antigone:祸、福、爱与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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