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历史决议”为何极其重要？

‍‍4天会议之后，按照既定议程，今天将有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概要出来。这几天不少媒体已经开始将其直呼为“第三份历史决议”，没错，从这个名字就不难看出，这份决议极其重要。

与前两份决议——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比，这份新的决议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时间跨度不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从1921年到1945年，时间跨度24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从1949年到1981年，时间跨度32年；而习近平时代即将推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从1921年到2021年，时间跨度100年。

其次是侧重点不同。前两份历史决议，从名称上来看，侧重在“若干历史问题”，而即将推出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则侧重于“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前者聚焦于总结问题和教训，统一思想，进而团结一致向前看；后者则是通过总结成就和经验，来凝聚共识，鼓舞士气和民心，以更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的内外变局和挑战。

从前两份决议到今次的“第三份历史决议”，都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做出的。

先来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面临的“历史问题”是什么？是如何系统总结已经走过的各种弯路、邪路，进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进而救亡图存。

在第一份决议出台前，各种“道路”尝试了不少，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清末立宪运动，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先后遭受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重挫折。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思想的统治地位，解决了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然而，遵义会议并没有在思想上进行清算，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又犯了右倾错误，思想上的团结统一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对当时尚且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解决这些“历史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形成统一共识，尽快给中国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如毛泽东所言，“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

再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面临的“历史问题”是什么？也是如何总结过去走过的弯路、邪路，进而找到新路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也就是前三十年，在迅速医治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但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也走了不少弯路。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第二份历史决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对邓小平来说，不解决这样“历史问题”，不解开套在人们身上的“两个凡是”的枷锁，就很难启动改革开放，很难真正解放思想进而团结一致向前看，因为“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再看即将推出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显然是建立在前两份决议基础上的。换言之，对中共来说，从1921年到1981年的“历史问题”，前两份决议已经给出了不容置喙且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说法”，至于1981年至今，中国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并没有脱离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路线。

基于此，今天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不存在道路问题，但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夯实“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认知，以及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关头不断总结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进而为激烈变局中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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