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晖 | 技术遐想与文明窥探：20世纪初期日本报刊与文学中机器人形象的生成

 作 者    

江晖，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 源    

原文刊登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摘要、文献来源等在此省略

完整版请见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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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机器人在欧洲被视为敌人，在美国是仆人，在中国可以成为同事，在日本则被当做朋友”（Ramge，2020）。这种观点不尽全面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示了日本机器人文化的独特性。《纽约时报》称日本人“对机器的迷恋”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劳动者平静地接受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全然不见西方式的恐惧（Stokes，1982）。关于这种文化的形成背景，经济利益追求、人口结构变化和传统文化影响多被提及（Borody，2013）。

但追根溯源，机器人（robot）本是一个舶来概念。该词出自捷克作家恰佩克1920年的剧作《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下文简称《R.U.R》），词源“robota”原指劳役、苦力，而实际上人造人现象在欧洲有着悠久的传统，并且形成了机器人低人一等，或是恐惑他者的机器人文化基调（程林，2020）。换言之，“robot”作为人造人幻想的具象表现，继承了西方技术恐惧论的文化基因。但在当今日本，大众文化中对近未来世界人机共存的积极想象与现实社会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促互进，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的机器人文化。这意味着“robot”舶来日本后经历了文化的变异与再生，西方的消极机器人论未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理解这种文化的异域生成现象，基于文化考古学视角的历史脉络梳理可成为有效路径。鉴于现有探讨大多侧重于战后，本文着眼于20世纪初robot初至日本时的大众文化表象呈现，对报刊和部分文学作品中的机器人形象及其变化特征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希冀为早期日本机器人文化形成的深入探讨提供有益的参考。报纸本是“事实”的传递者，文学则是“想象”的实验场，二者以不同形式记录了机器人步入日本社会的初期历史，同时也扮演了社会话题制造者的角色。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大众信息传播工具，报刊形成的媒介空间为日本本土机器人文化的构建提供了场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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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1928年：

“robot”的登场与形变

为了更为客观地俯瞰这个过程，本文首先以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对象，用数据形式呈现了机器人相关报道的时间变化趋势。从两家报纸成立之初至1945年日本战败，以“ロボット”（robot）为主要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相关报道208条。报道中“ロボット”（robot）、“人造人間”（人造人）等机器人称谓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作为社会思潮的一种写照，这些语言表象的变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机器人的认知与定位的变化。本文以时间为轴、1928年和1932年为界，从内容和修辞两个视角出发对报纸报道和部分杂志刊载的文学作品中描绘的机器人形象进行了还原。

20世纪上半叶日本报纸中“机器人”名称的变迁

《朝日新闻》《读卖新闻》

在西方的“robot”概念和技术进入日本之前，本土的技术积淀已经让人们对依靠机械或电力驱动的人偶产生了初步认知。日本人对人偶文化并不陌生，古坟时代就出现了人偶形状的玩具、神像或是葬品，之后部分被安装了指南针、刻漏的人偶成为“络缲人偶（からくり人形）”的雏形。江户时期（1603—1868年）人偶技术迅速提升，例如《拾珎御伽玑训蒙鉴草（松、竹、梅）》（1730年）和《机巧图彙》（1796年）中记载了“送茶人偶”等多种用于大众娱乐的机械动力人偶构造图。在20世纪20年代的东京街头出现了会表演喝啤酒、刮胡须、分发传单等用于广告宣传的活动人偶。换言之，“机械人偶”和“活动人偶”是随着人偶技术的进步在传统人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词汇，但是在1940年代以后的报刊中，此类过渡词汇已基本销声匿迹。尽管与现代意义上的机器人存在一定差距，这段本土机械人偶文化内生期还是对之后西方机器人文化的落地起到了铺垫作用。

“送茶人偶”构造图

『機巧図彙』，1796年

20世纪初的报纸报道中偶有提及海外的早期机器人，但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读卖新闻》称柏林和纽约出现的新式机器人为“机械制造的人”（1906年4月29日）、“像人一样行动的机械”（1917年12月21日）。诗人、美术家神原泰将意大利小说家马里内蒂的戏剧《Elettricita Sessuale》（1920年）翻译为“电气人偶（電気人形）”（《读卖新闻》1921年3月19日），作为机械人偶的升级版，电力驱动的西方“人偶”与先进科技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勾连，也预热了机器人的登场。

根据本次数据分析的结果，“robot”于1923年首次出现在小说家、剧作家铃木善太郎介绍《R.U.R》的一组文章中（《朝日新闻》1923年4月8日至4月13日）。铃木用日语片假名将robot直译为 “ロボット”，并于1924年5月出版了《R.U.R》的铃木译本《Robot（[日]ロボット）》。不巧的是，贸易商社铃木商店的纽约外派社员宇贺伊津绪的译本《人造人（[日]人造人間）》于1923年7月抢先问世。宇贺在序言中写道：“主办方剧场的人告诉我，robot这个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语中的‘无偿劳动’，是‘无偿劳动者’的意思。但是我自己将其翻译成了‘人造人’”（宇贺伊津绪，1923）。由于1924年至1926年期间在东京的筑地小剧场上演的同名戏剧参考的是宇贺译本，译著、剧场演出和报纸广告的联动使得意译词“人造人”获得了更高的传播度。这个意外无意间削弱了这个概念所蕴涵的悲苦、甚至是危险的气息，割裂了robot的人造人本体和其背后的西方机器人文化。

左：宇贺伊津绪译本（1923年7月）

右：铃木善太郎译本（1924年5月）

1923年，robot跟随着恰佩克剧作的译介来到了日本。或许是这个外来词过于抽象，抑或是无意的译名之争所致，大众尚未形成清晰的认知，部分文人学者的理解也还停留在西方戏剧=前卫文化上。在戏剧《人造人》开演一年后，robot出现在了诗人荻原恭次郎（1925）的新体诗《朝·昼·夜》中，与隧道、饼干、天线、广播、美国、手枪等众多新潮的片假名外来词一同展现了诗人敏锐的时代触觉。但此时出版的《现代语辞典》（素人社，1924）、《新词语字典》（实业之日本社，1925）、《最新现代用语辞典》（明光社，1925）中尚未收录robot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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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931年：

从“人造人”到“robot”

（一）西方人形机器人的到来

欧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迅速吸引了日本社会的关注，在1928年至1931年期间，西方人形机器人的身影频繁出报纸报道中。报纸一改此前遥观远望的他者视线，“robot”被塑造为西方技术文明象征的载体，从一个虚构概念完成了与实体机器人具象的合体，取代“人造人”成为社会流行文化的主流。

这股热潮源于1927年末美国发明的Televox，一款被包装成人形外表的远程声控系统。《读卖新闻》介绍这个“电气人”可以接电话、开闭开关，“能做的工作不计其数”（1928年2月9日）。《朝日新闻》也刊登了“人造人”Televox为华盛顿肖像揭幕的照片，称“科学文明已经到了能够制造人类的地步”（1928年3月17日）。随后，功能各异的西方人形机器人，例如英国的机器人走过伦敦西区（《朝日新闻》1928年10月13日）、Televox和19位美国女性共舞（《读卖新闻》1929年1月8日）、德国的机器人将要到日本做营业员、法国的机器人担任交警（《读卖新闻》1929年8月12日）等一时间占据了报纸的各大版面。但或许是因为这些金属外形的机器人与恰佩克所描绘的由生物零部件组装、有血有肉的robot相去甚远，日本报纸将西方报道中的“robot”替换成了“人造人”“机械人”或“电气人”。

机器人Televox为华盛顿肖像揭幕

1928年2月，图片来源于网络

Robot和“人造人”之间的逆转出现在1930年下半年。三台机器人飘洋过海来到日本，一台为参加观舰式纪念海港博览会从伦敦乘船抵达神户，此外朝日新闻社为庆祝《朝日新闻》连载德国小说家雷马克的《战后（[日]その後に来るもの）》，从德国定制了两台相同规格的机器人，取名“雷马克”。报道中称其为“robot君”“robot雷马克君”“人造人雷马克君”，并对神户机器人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很可怜的是robot君尚未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而是被当作货物装在舱底”（《朝日新闻》1930年8月17日）。关于自家员工雷马克，《朝日新闻》在前后四次报道中对其外貌和行动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绘，称赞它的演讲仿佛“活着一样”（1930年12月10日）。或许雷马克相比Televox在外形和功能上更加先进，也或许《朝日新闻》为了制造噱头夸大其词，这些报道不仅实现了robot与实体机器人的具象投映，同时用拟人化的修辞让其脱离了“物”的属性定位，拉近了人们与这些金属机械之间的心理距离。雷马克的到来将机器人迅速推向了社会话题的前沿，如中村正常（1931）在杂志《改造》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人造人robot氏访问记》中就有1931年1月初机器人在东京银座的松屋百货店表演的情节。

机器人“雷马克”

《朝日新闻》1930年12月30日

此后，“robot”在报道中的出现频率逐渐超越“人造人”，并于1931年形成了第一次高峰。彼时亦曾出现过来自本土文化的碰撞，例如1928年西村真琴博士制作的拥有表情的“人造人学天则”，其名寓意“向大自然（生物的诞生及进化规则）学习”（西村真琴，1930）。尽管在追根溯源之时，这款可能是东洋最早的机器人常被提及，但《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在当时均未有相关报道，这看似偶然的遗漏或许潜藏着主观的选择。相比之下，报纸对西方机器人可谓青睐有加。例如《读卖新闻》称出现在“先进的美国”某摩天大厦顶层的“机器人舞”为“文明的感觉”，“人类发明的robot以其机械之美征服了人类肉体的天然之美，……机械的精致与力量令人印象深刻”（1931年4月20日）。

在报纸的助推下，robot带着“西方技术文明”的标签，略带强势地向日本社会渗透。1931年，“ロボット（robot）”被收录进《现代新语辞典》，释义中介绍robot的制造者有英国的理查德、罗伯特和美国的卫斯理，并说明该名称来自恰佩克的剧作（现代编辑局，1931）。日本传统的木偶剧也“为了迎合时代的喜好被冠名为robot剧”（《朝日新闻》1931年4月8日）。在1931年1月召开的日本国会会议上，时任首相代理的币原喜重郎因为使用了“最近不知道从哪里输入进来的叫做‘robot’的舶来片假名词汇”而遭到了在野党的嘲讽（《读卖新闻》1931年1月23日），可见彼时的robot仍是一个带有浓厚舶来色彩的流行符号。

 （二）川端康成等作家的人造人幻想

另一方面，空降日本的robot也迅速成为作家们发挥其丰富想象的对象。1928年10月小说《大都会》日文版（秦豐吉译本）的出版以及次年4月同名电影的公映在日本掀起了一轮人造人热。1929年8月杂志《新潮》刊发了一期名为“人造人幻想”的特辑，川端康成（1929=1982）在短篇小说《人造人赞》中描写了“我”——一个“可怜的诗人”和“她”——18岁的美丽少女、“我的‘妖花阿尔劳娜’”关于科学与文学的讨论，折射出新旧思想的碰撞。少女是先进科技的坚定拥护者，作者借少女之口展示了科技新潮流“人造”所带来的社会新气象以及由此产生社会新思潮，即对科学创造未来的憧憬。

她：“文学是故去的贫瘠的梦。伦敦的人造人在演讲，美国的人造人在工厂劳动。事到如今，你认为文学能创造什么？”（川端康成，1929=1982：250）

她：“用不了百年，化学机器就能轻易地制造出人类的食物。任何人都不再需要用为食物担心——人们就会像我一样光彩夺目、美丽动人，这里将成为人造的乐园。”（川端康成，1929）

而守旧诗人“我”虽也悲观地承认“诗意的创造已经远离文学，转移到了科学的手中”，“科学乌托邦”的来临会将“劳动从人类的变为机器的”，却并未盲从社会对人造人的赞美，认为将这些“灵巧的玩具”执意造成人类的模样是“人类的感伤主义”“科学家幼稚的诗意表达”（川端康成，1929）。川端通过“我”的挣扎与反抗表达了世间看待机器人的另一种态度与疑问。

 我：“……恰佩克的戏剧《Robot》中，人造人就毁灭了天造人。结尾处人造人青年和少女之间却又发生了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的恋爱。这出戏中的人造人是劳动者的象征。但《大都会》中的人造人却想要向人类报仇。为何诗人们要让人造人找人类复仇呢？——这背后潜藏着人类敬畏神灵的真心、是向创造之神的祈祷。人对于筑造通天之塔是充满恐惧的。”（川端康成，1929）

川端对人造人所代表的科学时代的到来有着一种坦然的开放态度，关于人造人现象的近远景想象富含哲思，面对狂热示以冷静，但面对焦虑又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文人式浪漫。小说中“我”的白色小狗名为“黑牡丹”，“名字中间饱含了对小狗的爱”：因为这个名字的日文罗马字为“kurobotan”，“robot”正居其中。或许在川端看来，机器人和科学本都无可厚非，而文学的诗意才是无可取代的。

《新潮》“人造人幻想”特辑

1929年8月

在特辑的第二篇文章《克丽丝塔林的人生观》中，评论家新居格（1929）以虚构的人造人女性克丽丝塔林（Crystalline）为例，通过在外貌、性格、行为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人类的对比，指出人造人应该成为一种“进化的人类形态”，至少是“去除了人类缺陷的存在”。新居幻想中的“如水晶一般的”人造人“容姿端丽、明眸皓齿”，“通过波长感受外界，依据精确的数学计算采取行动，约会准时”，“语言清晰、思考理性、坚守原则”，没有人类世界的“幼稚、怨恨、悲愁和适者生存”。面对“人造人到底无法成为人类”的质疑，作者的回答大胆而新颖：

“过去神灵作为人类最完美的形态而受到崇拜。但如今，难道不是人造人取代了神灵的位置正在成为人类进化的模型吗？奥尼尔用电取代了神灵、将其奉为现代之神。而我则视人造人为现代之神。造物者总被认为比被造之物优秀。但人造人作为人造之物绝不可能超越人类的想法太愚蠢了。这就像认为父亲一定比儿子优秀一样的愚不可及。”（新居格，1929）

或许是受《大都会》的影响，新居笔下的人造人同样是容貌姣好的女性形象，但作者并未将其置于机械妖姬玛丽娅的延长线之上，聪慧、理性又略带疏离感的克丽丝塔林剥离了“人类反叛者”这一方典型的西方人造人属性，转而成为作家理想中完美女性的化身。小说家长田干彦（1930）在一篇采访中曾提到：“并非我的妄想，robot定会到来，我对此深信无疑。于近未来，robot必会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里驰骋四方吧。……艺术为自动化所代表，文学将不复存在，……robot的出现及其影响作为未来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者，与此相比当下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文人作家们用感性的目光看向了未来的机器人社会，甚至不乏期待，希望以此改变对当下社会无能为力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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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945年：

“robot”概念的泛化与内化

1932年之后，机器人技术的普及使得“robot”的概念与实体机器人更为紧密的重叠，“人造人”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于1933年迎来了第二次机器人热潮。

这次热潮延续了对海外机器人技术发展动向的关注，对先进技术的赞叹论调一如既往。报道中出现了从德国进口的 “发声机器人”（《朝日新闻》1932年5月12日）、伦敦地铁的“机器人引导员”（《读卖新闻》1933年7月8日）、英国的“机器人医生”（《朝日新闻》1934年3月17日）、美国的“超越人类”的机器人“Electro”（《朝日新闻》1939年5月21日）和“机器人化学家”（《朝日新闻》1940年1月17日）等更为智能的西方人形机器人。《读卖新闻》在报道英国某发明家耗时14年发明的机器人时甚至写道：“这款robot君拥有与人类几乎相同的能力，……比一些差劲的人要强多了”（《读卖新闻》1932年10月23日）。但随着日本国内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导向的变化，报纸对机器人技术的关注焦点逐渐偏移，由猎奇转向军事应用，如美国的机器人飞行员、机器人战斗机、德国的机器人坦克等，留下了特殊时期的历史烙印。1940年以后，当战争局势进一步紧张，报纸中关于机器人的报道骤然减少，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

在此期间，“robot”在词意概念上也呈现了出脱离特指的含义泛化，以及内化于日语的演变趋势。如前所述，“robot”从恰佩克的剧作走入现实世界，人们一方面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机器人在外形和功能上更加接近想象中的人造人，而另一方面，“robot”的概念本身已经开始内部多层分化，如多田礼二（1942）所言，“机器人并非一定要做成人的形状，能做出和人一样动作的就是机器人”。robot不再用于特指人形机器人，而是扩展到了对机械自动化的指称。尽管在20年代末的英语世界，例如美国已然出现上述趋势，而日本用四、五年的时间方才消化了这一变化。例如，正确率超越人类飞行家的机器人飞行员其实只是“重75磅、长一尺二寸、宽高一共不足一尺的小箱子”，日本报纸依然亲切地称其为“robot君”“robot氏”，并称机器人“在航空界也将获得和人等同的重要地位”（《朝日新闻》1933年7月24日）。此后出现的如robot广播、robot照相机、robot火车驾驶员等均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类人形象，robot也随之成为更加日常的存在。

《朝日新闻》

1931年2月25日

与此同时，“robot”进一步融入日语，不断内化于本土文化。1931年《朝日新闻》报道时任日本首相的滨口雄幸进行伤后恢复训练时“形同robot”（1931年2月25日），批评由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代理首相的滨口内阁是“群龙无首”的“robot内阁”（《朝日新闻》1931年4月7日），而其后的若槻礼次郎内阁也被称为是“金融资本代言人”的“robot内阁”（《读卖新闻》1931年5月11日），开启了robot作为“受他人操控的、徒有形式的”的隐喻使用。1932年之后，报道中出现了如“robot候选人”“robot替身”“robot共犯”“robot签名”“robot夫妻”等更为丰富的活用形式。如今日语中“robot”所包含的三层含义在此时已经基本成型：

【ロボット（robot）】（小学馆国语辞典编集部，2012）

① 以电力、磁力为动力能源，依靠精巧的机械装置做出与人类似动作的人偶。人造人。

② 由计算机控制、自动完成指定工作或操作的机械、装置。不限于与人类相似的外形。自动机械。

③ 不拥有个人意志，被他人操纵的人。傀儡。

[补充]源自捷克作家恰佩克作品中的捷克语“劳动的（rob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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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今，机器人业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存在，但回顾“robot”萌芽于文学想象的历史渊源仍有其重要意义。因为机器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本是现实与想象循环促生的产物，其“未完成”的现实属性给予了人类想象的空间，而想象的膨胀又不断敦促着技术的兑现。正如robot由西方传入日本，却生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机器人文化，这一场文化变异很难仅归因于技术决定论，来自本土文化或吸收或对抗的互动不容忽视。

在1920年代初至1940年代中期的日本，“robot”作为西方文学中的虚构概念骤然空降，在完成与实体人形机器人的认知投映后，逐步实现了具象表征与抽象隐喻的多维分层，从陌生的外来词取代意译词“人造人”成为日语通用词汇，舶来品robot最终内化于日本文化。这场本土文化的生成，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报纸的推波助澜和作家们的丰沛想象为其提供了土壤。报纸和文学作为昭和初期机器人之梦的编织者，共同参与了弥漫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技术文化的历史建构。对于技术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机器人，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首的日本报纸用主观筛选的“事实”和谦卑友好的姿态为其戴上了“西方先进技术”的光环。而川端康成等部分文人作家则在文学的世界里充分凸显了其未来属性，绘制了人类与“人造人”共生共存的浪漫乌托邦——对“人”与“人造人”交流的实现更为乐观和期待，期翼“人造人”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内编码，“最终形成一个理想的世界模型”（陈昕，2020）。

二战后日本友好型机器人形象的代表：阿童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事实”与“幻想”交相辉映的背后，源自社会内部的导向需求呼之欲出——提高生产力、节约劳动力乃是时代所需。人形机器人的出现无疑为以机械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理想提供了最佳载体。在对西方文明的憧憬下，日本的报纸用实体机器人捆绑了robot的技术属性，对技术的追捧远远超过了对其身后西方机器人文化的关注，因此造成的文化属性缺失或许为本土文化的创生保留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文学作品等的译介，西方的消极机器人论不可谓全无影响，而报纸和文人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赋予了robot与人对等的社会属性，展现了具有本土思想文化底色的隐性对抗。在日本，传统技艺“络缲人偶”及其进化版“机械人偶”有着广泛的民众接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日本人精神底蕴的“万物有灵”，其思想内核在于打破人对物的优越性。创作了《阿童木》等经典科幻作品的漫画家手冢治虫指出，日本人并非将人这种高级生物区别于周遭世界，而是融合于一体的（Stokes，1982）。机器人工程师石黑浩（Jiang, et al, 2022）则明确提出了“岛国假设”，认为岛国日本长久以来形成的是一种“不区分人类和其他事物”的“融通型伦理观”。相比之下，西方基督教文化对神、人、物等级界定严格，因此具有西方色彩的机器人定位，其本质可以理解为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导下对人类主体地位的捍卫。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鸿沟从结果上抑制了消极机器人文化在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深层渗入。实际上1929年电影《大都会》公映时就遭到了日本影评家们的批评，认为“在内容上极为空虚”、是“毫无根据的假想世界”（関野嘉雄，1929），“对社会学的认知不足是其致命的缺陷”（岩崎昶，1929）。

总体而言，20世纪初机器人的到来并未引发日本社会的技术恐慌，而是在保留了西方机器人文化的技术框架的基础上，将基于本土精神文化内核、即以共生共存为前提的未来想象填充其中，就此，一种独具日本特色的“共创型”机器人文化已见雏形。例如，工学博士伊藤奎二（1932）对西方机器人文化中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的回答颇具代表性：“机器人不是只会抢夺人类的工作给人类制造麻烦，还可以替代人类完成无法完成或不愿意做的工作”，并且“机器人虽能模仿人类却无法获得人类的智慧、情感和意志，终究只是人造人而不可能成为人，所以绝不用担心有朝一日它们会支配人类”。

编辑 | 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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