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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从字里行间溜走的。今年陆续读了一些，年头尾都生病，一家人一轮换，生病的时间就很长，孩子们生病大人们也没法轻松，很多想读的拉下了，明年再陆续和大家分享吧。熟悉这个公号的朋友知道，本公号不会推荐没有写过书评的书。稍微整理了一下，与大家分享一下2023年的#翻书党人札记。 尼采是哲学狂人。他有一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自传性文章《为什么我这么聪明（Why I Am So Clever）》，在其中他解释为什么自己在智力上聪明，例举了七种武器。按照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讲，基本上就是家庭，教育，以及身心健康这几类因素。请读《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你为什么如此变态？》刀熊博士的《做研究是有趣的——给学术新人的科研入门笔记》这本书，主要讲做研究是有趣的，分为下面4个部分：读文献，做实证，写论文，求成长。刀熊态度积极，与我经常性劝退的那种悲观情绪截然不同。我觉得有点惭愧，还是应该多分享自己从中获得的乐趣，而不应该对他人的选择提建议。不管是刚入学的博士还是已经拿到教职的青椒，我觉得都可以从中受益。所谓举贤不避亲友，这本书推荐给大家。至于我自己对学界真苦还是真有乐趣的看法，大致如下：我觉得大部分时间里，学术工作称不上苦但也不是很有趣，也就是一份工作，大家平常心就好。但做学术研究有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穿越云海望见万道金光，是夜深人静内心汹涌激荡，是凌到绝顶风景这边独好，是苦思冥想得来却不费工夫，那些片段带来的巨大的喜悦，足够支撑我继续走那在旁人看来苦行僧一般的旅途。
Timothy Synder《On Tyranny》关于20世纪暴政的20个经验教训，这篇书评简介发不出来。我觉得值得所有幻想中国模式的人好好阅读。存档在此：https://huafang.substack.com/p/2020《共同的善》全书分三块，对应经典三段式：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怎么办How？什么是共同的善？简而言之就是大家都认为好的东西。困难在于不同的人之间对“好的东西”的定义有差异。为什么我们要在当下讨论或者关心共同的善？作者认为现在共同的善出了问题，三重结构性的因素导致共善崩塌：政治无德，经济无道，法治无力。那么靠什么可以弥合差异，重建关于善的共识呢？很多人会想到教育，作者也不例外。如果共善最后要靠教育，我也没那么乐观。我对教育的长期效果当然还是乐观的，但教育带来的好处如果跟不上社会其他因素崩坏带来的坏处，教育的那点可怜兮兮的好处还可能变成不利因素。另外尽管作者诊断精准，但开出的药方恐怕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例如指望领导人因为羞愧难当或者良心发现，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挺身而出，带领大家走一条共善之路。这种建议，你都不用环顾四周，看看美国自己就知道：不能指望领导人的德行，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血的教训。桑斯坦（Cass Sunstein）高产众所周知，这本《这不正常：日常期待的政治This Is Not Normal: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Expectations》出版于2021年。桑斯坦写作此书正值新冠疫情期间，敏锐观察到人们改变了日常期待，而日常期待的这种改变会影响政治。这也是此书的主要观点。桑斯坦这本书里的第2章叫做the new norm，翻译成中文大概可以叫“新*常*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社会转向暴政的时候，往往并不是一个突然跳跃的过程，而是一个慢慢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后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一些细微的改变，如果你不是坚持原则的话，就会慢慢改变你的日常生活，随之改变你的预期，然后使你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接受的，最后你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恶劣后果。回过头来，我们看历史，当然容易看出当时是不正常的not normal，但身在其中的时候，你往往并不觉得。这就是整个日常期待everyday expectations带来的巨大影响。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增强民主，那就要在 everyday expectation里面，意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自治是个好东西，内生于民主系统的一系列权利是好东西。捍卫民主最终是要将民主作为日常，将民主活成一种生活方式。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等并不是很好学的东西。学习曲线一开始很陡峭，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且初期学习的效果并不会很显著，这就会使普通员工望而却步。但如果你不需要学100%，而只要有个大略，例如学个30%，比皮毛稍多一些，又不至于耗费太多时间精力，行得通吗？Tsedal Neeley 和 Paul Leonardi 在《数字思维：在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时代蓬勃发展的真正需求（The Digital Mindset: What It Really Takes to Thrive in the Age of Data, Algorithms, and AI）》一书中指出，这不仅可能，而且是成功的企业家正在身体力行的。首先，不管新技术怎么发展，个人的决策能力总是受限的。所以在考虑新技术对决策影响的时候，不宜过分乐观，因为人之为人有局限。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对技术报以悲观的态度，因为有效利用技术就能帮助个人决策，改善组织绩效。而且往往早期使用新技术的人和组织，享受到技术带来的收益比较大。其次，技术进步（自动化）是不是必然导致更多失业呢？西蒙认为不会，自动化并不会对就业水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是会逐渐改变失业的类型。最后，西蒙认为技术进步，并不会彻底改变组织的形态。西蒙认为组织有“三层”——底层是基本工作流程，中间是管理这些流程的程序化决策过程，顶层是设计和监控整个系统的非程序化决策过程。而且也正是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所以组织的结构也还会是层级制的。在西蒙看来，一来，人类本性会探索如何使工作更便捷，这就推动决策者去应用新技术解决问题，不管是何种问题；二来，人类追求和其他人相处的有意义的温暖关系，所以人类会平衡新技术带来的挑战，适应新技术带来的组织环境的变化。在西蒙的经典著作《行政行为》中（参见：《每个发现背后，都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大海》），西蒙从理论上讨论了专业化如何使公共行政陷入困境，比如说到底是按照地区进行专业划分，还是按照工作职能进行划分等。对林业局来说，要管的地方不仅分散在美国各地，而且每个的确几乎都有自己的特点，异质性强多样且分散就不可避免要让一线的护林员自己做决策，那么作为联邦机构的林业局如何能确保护林员和组织一条心，而不是瞎搞八搞破坏组织效率和声誉呢？考夫曼这一项经典案例研究，展示了“一条心”是如何可能的。这本书在美国大学不管是政治系还是公共管理学院，都是经典阅读材料，尤其是你对美国政治和行政感兴趣的话，应该找来读一读，哪怕它年代久远，但经典就是这样永流传。另见：《翻书党人札记：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