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科大】我随科大下迁之路
第300期
编者按
50年前，中国科大被要求疏散离开北京，从1969年南下寻找落脚地，到1971年在安徽合肥安家，各地打游击，几多周折，几多遭遇，几多无奈。
50年后，合肥市长凌云撰文“倾城之恋——一座城市与一所大学半个世纪的情缘”，抒发对合肥对中国科大的情感。此文一出，掀起老一辈科大校友的回忆和争议，也纷纷撰文将自己的科大下迁经历写出。他们是亲历者，那一段艰辛难忘的日子，也在这些老校友的记录中清晰、具体起来。
陈江峰教授系中国科大地球化学专业首届58级校友（5809），毕业后一直从事该专业的教学和科研。科大南迁50年之际，陈教授发来这篇回忆文章，同时还提供了当时的一些老照片，非常难得。编辑部刊出, 希望能帮助后来者了解特殊时期一所大学的遭遇，同时向这些老校友们致敬！
北京 · 玉泉路
在科大玉泉路校园大门合影
这个报告之后，整个学校都乱套了，也不学习了，也不上班了。我想，既然北京待不住了，该把北京周围以往想去而没有去过的地方，都玩一遍。那时候我有一辆永久28寸自行车，于是把自行车一天能往返的地方跑了一遍。最远到了小汤山，好像单程是45公里，多半天骑到那里，洗个温泉澡，然后再骑回来。累得筋疲力尽，半途还到老同学陈道公李彬贤家歇了歇脚。
据一位可靠人士告诉我。此后的某天，刘西尧亲自到学校来主持校革会会议，讨论科大疏散离开北京的事情。会上科大的革委会委员是想到江西去办农场，像清华北大一样，但是刘西尧要科大迁出北京。当天中午刘要求革委会起草报告，然后他亲自修改成科大下迁离开北京。并且在下午的会议上监督科大革委会委员签字盖章，他把报告收进皮包，扬长而去，过后由他批复同意科大下迁。
接下来，在刘的推动下，学校派出两个小组出去寻找下迁的地点。一组到江西，一组到河南。据参加选点的老师回来说，在江西直接遭到拒绝，说有太多的单位在那里办五七干校，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接待新单位了。去河南那个组被指派到了南阳地区的邓县，到实地一看，那地方非常荒芜，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不适合。
隔了一段时间，传言说我们可能要去安徽。据传是李德生找刘西尧商量决定的。
几天后，当时担任校革委会委员的李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下迁到安徽的安庆，马上就要派出一个百人先遣队去。你是单身，没有负担，你去参加先遣队吧。于是我就成了先遣队队员之一。我确实没有拖累，行李很简单，一共三件：一个箱子，里面装的衣服；一卷被褥（这两件是我上大学时从家里带出来的）；一个肥皂箱，装书。其实，我还有一辆自行车，但是走的那天把车借给一位同学，没有及时收回来。这辆车被扔在了当时食堂的院子里，隔了一年多，居然被别的老师找到，又转到合肥。
在科大玉泉路校园大门合影。
安徽 · 安庆
忘了是什么原因，学校给我们指定的路线是坐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坐大轮顺长江而下到安庆。武汉给我的印象很不好，坐公交车很困难，根本挤不上去，车门口挂一串人，在车的后面再挂一串人。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在火车站提取了行李，几经周折，运到轮船码头。但是码头告诉我们，船还没有清空，暂时不能办理行李托运，要我们下午五点前去办。有半天的空余时间，想到东湖的大名曾经灌进过耳朵，我们决定到东湖去看看。几位同学一起来到东湖，当时的东湖相当的荒凉，颇为失望，唯留下的印象就是大。因为时间充裕，就绕着东湖转圈。转着转着，觉得不太对头，低头一看，坏了，手表停工了，也不知道是几点，赶快往回走。紧赶慢赶，好像还坐了三轮车。幸好赶到码头时，工作人员还没有下班。
到了安庆，告诉我们落脚点是位于马山的原安庆市委党校。马山是一个小山包，山顶上竖立着一座三层小楼，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许多玻璃窗是破的，家具很少，只有一地的稻草，那是让我们打地铺的。我们先遣队员的工作就是收拾环境，比方说安玻璃啊，打扫卫生啊，等等。在安电灯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学老师傅的样子，把钉子含在嘴里，抬着头安装，忍不住说了一句话，把钉子吞进了肚子。人们赶快陪着他到附近的医院，医生说不要紧的，回去吧，多吃点菜就行了，不会有事的，幸好，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一两天后，还是那位革委会的李老师找到我，要我测一张地形草图，以便校领导到安庆革委会去要地皮。当时我手头没有任何工具，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当时讲究的是“没有困难要上，有困难也要上”。我就找了几个同学，在行李里找出一副三角板，三角板中间有一个半圆凹槽形的量角器。有一位同学有一个像手表一样的指南针，非常粗糙。然后再找到一根绳子，当做尺子。就凭这套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工具，运用我大学一年级暑假前周口店普通地质实习时候的基本功，花了三四天时间，弄出一幅大约一平方公里的地形草图。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安庆市某些地方应该是有地形图的。但是因为初来乍到，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而且当时尚未与地方建立联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后来，终于有机会在某一个地方看到了正式的地形图。居然和我们测的草图，基本吻合。不过，我相信我们测的草图没有派上用途。
看当时的架势，安庆市根本没有想让我们在马山建大学。那栋三层楼的房子，应该只是一个中转站。科大来一拨人，就在那个地方中转，到指定的农村去插队。于是整个人心浮动，谣言频传。
广西 · 栗木
当时学校动员下迁疏散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个精神，说只要能离开北京，去哪儿都可以。根据我过去在广西栗木锡矿工作的经验，我就想栗木锡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系革委会接受了我的建议，派王荣杰老师去广西栗木锡矿和在该矿区开展工作的271地质队联系。果然，271地质队对我们非常欢迎。
正在此时，王杰老师写信过来说，广西的271地质队，欢迎我们去，因为我是建议人，所以希望我负责。当时我很犹豫。在先遣队里，我资历比较老，我和一帮同学一起到安庆，扔下他们，一个人跑到广西去，似乎不仗义。但是广西是我建议的，我也比较熟悉，我不去，这事就有可能办不成，就要对广西方面食言。一方面考虑到广西可以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另一方面，当时在安庆的同学多数认为安庆形势太乱，还是去广西为好。于是，我组织了十位同学，有在北京的，有的已经到了安庆，一起去广西栗木。到了271队，对方不满意，说希望你们来帮忙干活儿的，结果你们来了一帮学生，只有一个老师，顶不了用。与学校商议之后，又增加了五、六位老师。
在广西栗木待了半年，那半年的生活相当丰富，很有故事，但是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简单来说，我们主要参加地质工作；也参加劳动，因为当时干部都要参加劳动的。大约在四、五月份，学校军训队（南京空军的）派了一位军官来到栗木，要求我们立即回安徽参加运动。地质队强调各种各样的困难，不想放我们走，说在这里也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双方妥协的结果，决定我们将于6月30号离开广西回安徽。我代表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向军代表要求，允许我们在回校的路上参观韶山，毛主席的家乡。拿出这样的旗号，军宣队的同志同意了，总的来说军代表还是很讲理的。
6月底将要离开广西了，结果连下倾缸大雨，矿区南边一条小河发了洪水，把矿区对外的交通全部封死（天留客？）。等了好几天，一直等到大水退去，我们才离开广西，转道参观了韶山毛主席旧居，于七月初到达马鞍山。当时我们化学系都在马鞍山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顺便说一句，从栗木回来时，行李多了一个樟木箱，还是整板打制的。多年后想，对环境太也不友好了，花几十年都未必能长成一株直径数十厘米的大树。
安徽 · 马鞍山
我半年前离开安徽是从安庆出发的，半年后回安徽则是到马鞍山，个中原因全部是道听途说来的。1970年初，安庆传闻中科院要将科大的领导关系转给安徽，科大师生当然不干。又传来消息说，某月某日科学院和科大革委会的代表前来安徽办理“移交”手续。在安庆的师生想到合肥火车站去截这几位代表，向他们陈述要求科学院继续管科大。于是开了几辆已经到安庆的解放卡，满载师生，浩浩荡荡驶向合肥火车站。大概动静有点大，安徽革委会得知了消息。居然让火车在合肥站前面的一个小站（很可能是编组站）临时停车，通过列车广播找到科学院和科大的代表，用汽车把他们送到合肥的宾馆。在火车站前的师生则扑了一个空。据说，安徽省革委会把这件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且是文革中安徽的第二号反革命事件。正因为这一闹，事情到了李德生那里，他觉得把科大安排在安庆的确不合适，于是把已经停办了的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园划给了科大，外加金寨路斜对面的银行干校。而科大师生来到安徽后，分别到淮南、马鞍山等地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化学系分在马鞍山。
据同学们说，我到达马鞍山的时候，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他们正在等待分配。同学们告诉我，马鞍山的工人师傅相对来说整人不是非常凶，政策水平较高。
我们在马鞍山期间，学习已经不很多了，经常参加劳动。我们地球化学专业分在修建部，哪里有修建任务，我们就到哪里去劳动。记得到过二钢厂，平炉大修。场面非常宏大，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混乱。因为在炉前，都是高级别的师傅，稍外围一点是正式工。我们就是远远的干一些搬运材料等边角活儿，也没有人管。那天我正好发了高烧，只好躲在一个角落里睡了几个小时，然后起来再继续干。温度实在太高，整个巨大的车间就像一个大烤箱。盐汽水敞开供应，这是唯一的降温措施。
此外，还干过很多一般的活，如造房子（平房）、砌砖等等。这种劳动中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总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师傅，什么也不干，只在在工地转悠。后来别的工人师傅告诉我，说这些都是五级以上的高级工，人人都是身怀绝技，他们的绝活儿要用在关键的地方。比方说，高炉顶是一个半球体，每块耐火砖之间的缝隙不能小于零点几个毫米。每上一块砖，后面跟着一个技术员，用非常薄的钢尺去量，测试缝隙是不是小到符合标准。这种活只有几个师傅才能干得了。这样的师傅，平时的小事，或者说一般的粗活儿，他们是不干的。
不久后，同学们被分配走了。分配工作全部是工军宣队管的。送走同学，我们继续学习与劳动的生活。不过似乎更松散了一点。
8月1日，建军节到了，马钢组织畅游长江。从上游，也就是马鞍山西南方的采石矶下水，越过主航道，到对面的江心洲；折回，在马鞍山的码头上岸，全程好像是十公里左右。我有幸参加了这项活动。前半段，从采石矶到江心洲，我当年体力充沛，没有什么问题。刚折回不远，遇到了两条大船，他们的尾浪叠加在一起，我有一点不适应，在救生船上休息了几分钟，等大船过去，再下水游回马鞍山。因为越过了主航道，所以我总是吹嘘是横渡过长江的人。生平唯一，终身难忘，后半生中，一有机会就情不自禁地显摆一回。
安徽 · 合肥
9月初接到通知，要我们到合肥，到了合肥师范学院老校园。门口的金寨路其实就是一条公路，中间是柏油路，两边都是泥巴，算是人行道。1路公交车已经有了，是我们进城的主要交通工具。老校门向北歪对着金寨路。校门东侧，包括现在教五楼、地空学院和核物理的楼以及管理学院那一带是一个村子，里面房屋拥挤，道路泥泞不堪。八十年代那里出现过令许多届同学难忘的湘皖酒家。南边到现在物理楼以北一线，有围墙围着，南面是大片稻田，东南有若干巨大鱼塘，常有水鸟出没.
从正门进来就是中轴线，过了东西两侧的眼睛湖，现在的教一楼就是当年的主楼。现在郭沫若广场的东、西两片草地是两个池塘。图书馆是合师院的老建筑。水上厅的位置没有建筑物，只有水池，是合师院的游泳池。我们下去游过泳，几次过后，凡下水者全都染上了皮肤病，奇痒无比。那时有医生过来了，但是没有什么药物。皮肤科医生建议我们煮乌桕树叶洗，居然效果还很好。艺术楼是合师院的老建筑，在现在孺子牛的南面有一排平房，后来做了校卫生所。西南侧是学生宿舍楼，东边现在家属区的位置就是当年的家属区。东南边是食堂，食堂南侧现在科大超市的位置也有一个小池塘。学校里只有现在的天使路是水泥的，其他的基本都是泥巴路。
我们到学校以后，先住图书馆二层东侧。后来搬到教一楼四层，我们地化专业男教师住在正中间的大教室，现在这里成了门厅。那年冬天发生一件“事故”。住在我们东侧教室的是化学系另一专业的男老师。一天清早，听到他们的大教室传来巨大噪音。过去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所有人的衣服，包括棉衣毛衣，被“梁上君子”席卷一空，狼狈不堪，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可谓损失惨重，据说这种偷窃方式在合肥不少见。而令人不解的是，小偷为什么不光顾逃跑最容易的正对楼梯的教室（我们的宿舍），而偷稍远一点的教室呢。原来我们房里一位蒋老师说梦话，他的梦话从睡下开始到苏醒基本不间断，不但说，还唱。平时是极大的干扰，在这特殊情况下成了保护，使小偷忌惮有人没有睡着不敢下手。
这段时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卸货，经常要去卸从北京玉泉路校园运来的物资。在南七里站往南一点，有一条铁路的专用线，还有一个小小车站。北京发过来的闷罐车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肩挑人抬，往校园拉。当时的工具很缺乏，连板车都很少，非常的吃力。就这样把北京玉泉路校园里面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东西都搬了过来。大如核物理系防护用的水泥墩，横截面大约有一平方米，高度有七八十公分，每块一、两吨，上百块堆在校园道路两旁。小到日光灯，齐根剪了，连电线带灯架灯管往合肥搬。据说总共搬了400多车皮，高峰是1970年上半年，我们来合肥后已经是尾声了。期间的损失无法衡量。我们地化专业的实验设备放在图书馆东侧三楼。在图书馆的北面，大概在现在旗杆的位置，搭了一长溜棚子，存放木质家具，课桌椅、书柜等等。不记得是在1970年还是1971年或更晚，那个棚子发了一场大火，这些家具全部都烧成了灰烬。
不记得是1970年年末还是1971年年初，组织了一次拉练。全体在合肥的老师从合肥出发，向北经过电厂，到长丰，到淮南，然后折向南，经过瓦埠湖回合肥。前后一周，对许多老师来说，真的是一个考验。我因为年轻时经常长跑，野外工作时也经常长途步行，当时又正值年轻力壮，所以没有觉得特别的困难。
在淮南的时候，组织我们在蔡家岗下井参加一天劳动。因为专业的原因，我以前常在金属矿山下井工作，自以为颇有经验。结果到了煤矿就不那么回事了，煤矿的规模比我到过的那些金属矿大得多。很多岔路，很多层，跟着师傅爬来爬去，到最后彻底迷失了方向。到了工作面，师傅把我们丢下就走了，每个人相距数十米百来米，连灯光都看不见。就是一个人在传送带旁边，把已经开凿下来的煤块用铲子送到传送带上，不知道是怎么记录劳动成果的。也没有时间概念，最后终于等到那位工人师傅把我们一个一个领出去，回到主巷道。灯光底下觉得很好笑，所有的人满脸都涂满了煤粉，真的是除了牙齿全是黑的。我记得当时我留意了矿区的黑板报，那时的劳动效率是每人每天半吨或者一吨，细节记不得了，反正后来，看到国外的资料，相比之下，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
拉练途中的某天晚上，突然召开全体大会。会议由工宣队李队长主持。内容是安徽省要成立党委会了，要科大推荐一位省党委委员。条件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已经恢复组织生活、是女的、知识分子等等。他代表工军宣队推荐我们化学院的某女老师。他的本意就是大家一鼓掌就通过了。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有一个愣头青跳起来，说不同意，说这位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逍遥派，不能说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个不识好歹的愣头青就是我。当晚当然是鼓掌通过，走走过场吧了。但是所有的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居然敢公然顶撞工宣队队长，一定没有好果子吃。后来我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个逍遥派未必错，不过那是后话了。
第二天，继续拉练。我走在我们地化队伍的最后一名。我前面是一位身材比较小的女老师，年龄也比较大，身体比较弱。所以我就把她的行李拿过来，我背了两个背包。走着走着，发现后面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双方都吃了一惊，都是一声“啊”。原来此人正是李队长，他说你怎么背了两个背包，我说前面的老师身体比较弱。他说要不要我来背啊。我说不用了吧，我还行，经得住。到了道路比较宽的地方，相视一笑，他就超过我过去了。想到头天晚上公开顶撞了他，多少还是有一点后怕，怕他报复。但是后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报复我；也许当时那一笑泯了恩仇。后来军工宣队对我还是不错的。
随着1971年的到来，我的下迁之路就走完了。我们地球化学专业开始了在铜陵的科研，学校开建化学楼，科大的二次创业开始了。
1969年末，北京，科大玉泉路校园，
作者在教学大楼主楼东侧裙楼的化学楼顶上
陈江峰教授，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专业，一直在该专业从事教学和科研，直到2006年退休。曾在美国、法国、韩国进修和合作研究。研究领域为同位素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天体化学、矿床地球化学和科技考古等。发表SCI收录论文约20篇，包括引用百次以上论文3篇。获中国科学院和省级自然科学二等奖2次和一等奖1次。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奖地学学科评审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学科评审组评委和“何梁何利奖”气象、地学评审组成员。曾分别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同位素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质学会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编辑：陈颖 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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