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特辑】盛衰兴亡，弹指千年——唐僧取经传奇之八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司马法》中的这则警句，道出了国家陷入危亡的两种主要方式。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要么因为过于好战导致灭亡，或者因为忘战导致陷入危险。牛逼闪闪的唐帝国则是两条都犯了，实现了边疆之外好战与境内忘战的奇特交融，最终在盛世环境之下酿成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华与世界的历史轨迹。

纵观世界历史，这恐怕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唐帝国虽然没有就此一命呜呼，但也元气大伤，风光不再。阿拔斯王朝则从唐帝国手中接过世界的权杖，成为当时的头号强国。与主要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倭马亚王朝不断疯狂扩张，并在扩张停滞后迎来毁灭不同，由波斯人主政的阿拔斯王朝对于扩张的兴趣并不大，像中华帝国一样，更倾向于治理内政。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786～809年在位） 和他的儿子马蒙（813～833年在位）在位期间，阿拔斯王朝迎来了历史上的鼎盛。

阿拔斯王朝与实力大减的唐帝国

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类似“戏说清宫剧”中乾隆、和绅和纪晓岚的君臣组合，他们就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维齐尔（宰相）贾法尔和侍卫迈斯鲁尔。在众多的故事中，他们或作为主角配角，或作为讲述者和倾听者；或微服游历于市井江湖，领略世间百态，或正襟危坐于深宫庙堂，纵横捭阖，明察秋毫。故事里，莎赫扎德（旧译山鲁佐德）不吝以最美好的言辞赞美哈伦·拉希德，仿佛他是人世间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帝王，不过在具体表现上，这位哈里发并没有完美得不食人间烟火，他充满正义感又冲动易怒，充满好奇心又有点轻信，是人们熟知的那种童话里的好君王。

《一千零一夜》中微服夜游的哈伦·拉希德，贾法尔和迈斯鲁尔

为啥要搞得这么猥琐？

哈伦生下来就被寄养在在波斯人巴尔马克家族中，各方面接受良好的教育与训练。780年15岁时领兵出征，击败拜占庭军队，崭露头角。782年他第二次率军远征拜占庭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逼近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摄政伊琳娜女皇被迫乞和纳贡。

伊琳娜女皇：向一个十七岁毛头小孩乞和，太没面子了

在政治上，哈伦延续阿拔斯王朝建国以来的传统，继续信用波斯上层贵族，委任善于施政的波斯贵族巴尔马克家族头领叶海亚为宰相（即大维齐尔），把管理帝国的大权交给他及其两个儿子法德勒和贾法尔。哈伦根据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经验，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司法工作，扩大法官权力，设立大法官职位，并且通过驿站建立起比较严密的情报网，以加强对地方官吏和人民群众的控制和监督。由于延续了波斯人的民族平等的政策，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基础扩大了，政权更加巩固。

在经济上，哈伦及其先人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他们吸取埃及人的丰富经验，在伊拉克地区开河挖渠，修筑堤坝，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引向各地，使两河流域河渠纵横，沃野连绵，成为继尼罗河下游平原之后的又一大粮仓。哈伦时代不仅农业发达，手工业作坊也蓬勃兴起。仅巴格达一地就聚集了4,000家玻璃作坊和30,000个瓷器店，这数字虽不免有阿拉伯人的夸大之处，但手工业在哈伦时代的飞速发展和空前繁荣是毋庸置疑的。帝国各地生产的纺织品、玻璃器皿、瓷器、宝剑和铠甲在欧洲享有盛名。

对你没看错，阿拔斯时代的穆斯林已经开始制作瓷器。作为“一带一路”之上的贸易中转集散地，穆斯林商人们常年经手大批中国瓷器，其中的巨额利润早就让他们眼热心跳，自然也免不了尝试着加以仿造，但屡屡碰壁。直到8世纪下半叶，在伊朗、伊拉克一带，终于出现了伊斯兰世界的某种仿制品——“伊斯兰瓷”，或称之为“玻璃砂器”（英文称Fritware，stone-paste）。其来源可能是从怛罗斯一战中俘虏的中国士兵口中得知了瓷器的制作方法，但是中东地区并无高岭土、瓷石，只能用黏土和石英代替。严格来说，它并不能被称作瓷器，烧制的温度也较低，其品质介于瓷器和陶器之间。

早期“伊斯兰瓷”的出现，虽然意义不容小觑，但仍无法和中国瓷器媲美，也未能在市场上撼动后者的至尊地位。伊斯兰瓷作为中国瓷的山寨品，一般有两种出路：要么当作正品去糊弄见识短浅不识货的欧洲贵族；要么卖给本国钱不多，却又想买瓷器装点门面的中产阶级。

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能工巧匠们经历了多番实验后，于早期“伊斯兰瓷”的基础上，终于研制出了本土的高品质陶器，它们在外观上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十分接近中国瓷器的水准，由于伊斯兰陶器工业中心位于伊兹尼克，故被统称为“伊兹尼克陶器”。伊斯兰瓷的审美情趣又流回东方，因为穆斯林商人们把中东特产的青花钴料运到明帝国，要求中国的瓷窑按照他们审美来订制瓷器，于是造就了著名的明朝青花瓷，并大量出口。明朝青花瓷质量上乘，又对市场上的伊斯兰瓷造成了排挤。迄今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匹皇宫（地位相当于中国故宫）中，收藏有超过10000件中国瓷器，竟几乎没有一件伊兹尼克陶器（墙砖除外）。

伊斯兰瓷

中国产青花瓷

哈伦在位前后，巴格达成了国际贸易中心。商道辐辏四方，直抵遥远的东方、西欧乃至北欧。沿途客栈、水池比比皆是。沙漠之舟——骆驼奔行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中，一队多达4,700余只。为加速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哈伦曾有过效仿波斯历史上著名君主大流士一世的事迹，开凿苏伊士运河，沟通红海和地中海的设想。当时，阿拔斯王朝和唐帝国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十分频繁。在两国都城均设有专卖对方商品的市场。793年，阿拉伯人效仿中国的造纸术，在巴格达建立起第一座造纸作坊。两国还互派使节出访。

巴格达是中世纪与长安并立的世界两大繁华都市，市内人烟阜盛，金碧辉煌的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占去全城的三分之一。在怛罗斯一战中被俘的杜环在巴格达一带住了11年（751——762)。他在《经行记》中详细描述了该城的情况：“郛廓之内，里閈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百货丰贱。绵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琉璃器皿，鍮石瓶钵，盖不可算数。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在阿拉伯诗人的笔下，巴格达更成了“人间天园”、“帝王之家”。诗人伊本·加赫木赞誉道： 宫殿园顶耸云际，星星窃听宫中语； 喷泉戏水飞天外，敢与风雷比高低； 烟火点燃伊拉克，光照汉志披彩霞。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库银源充足，粮食满仓，岁入激增。哈伦时代达到了六亿三千万迪尔汗（合四千二百万第纳尔，比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富裕得多）的创记录水平，而对着这一派兴旺景象，哈伦恬然自得，仰望着空中飘浮的白云吟道：“不管你飘向何方，那里的租赋也会落入我的手掌。” 

经济的繁荣，为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哈伦对待学术的宽容态度和他不带成见、不加歧视地赞同、支持、鼓励以至庇护各种学问和艺术的作法，使帝国各地的诗人、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能不受民族和宗教信仰的限制，享有极大的学术自由，过着优裕、舒适的生活。加之哈伦和伯尔麦克家族慷慨大方，把大量金钱赏赐给博得他们欢心的人，使各地的诗人、才子、乐师、歌手、舞女都云集都城。他的儿子马蒙执政时，在巴格达创建综合学术机构“智慧宫”，并大力提倡翻译外国典籍。特别是来自东方的大量典籍通过一带一路输入，使伊斯兰世界得以亲密接触当时的最先进的科学、哲学思想。之后的几位君主也延续了这些政策，造就了穆斯林帝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经济基础铸就了阿拔斯王朝的开放、包容、自信。当时的穆斯林妇女所享有的自由远非后世可比，贵族妇女在国家政治事务中颇有势力，还经常走上战场，指挥作战。在文艺社交场合，她们或以演奏、歌唱和诗文与男子竞争，或开办沙龙，让广大骚人墨客为之拥趸。这跟中国也是一样的，汉唐时代的妇女地位颇高，之后的时代中国男人不自信了，就开始折腾女人，裹小脚的陋习也随之而来。

阿拔斯王朝虽然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并不禁止其他宗教，奉行一定程度的信仰自由（自由程度远强于欧洲，但是不如中国），在欧洲遭到迫害的犹太人也纷纷逃亡到中东发展，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也能在阿拔斯王朝过上不错的生活。阿拔斯王朝的科学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科尔多瓦等地建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天文台，并研制了相当精密的天文观测仪器。以花刺子密、白塔尼和马吉里等为代表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代表着当时人类天文学的最高水平。现代许多行星的命名和天文学术语都源自阿拉伯人。他们连续的天文观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天文学家提供了约900年的记录资料。穆斯林还将先进的天文之知识带到中国，宋朝已有穆斯林天文学者进入中国天文司天监工作。元朝出现了回回司天监，确立了穆斯林天文在中国的领先主导地位。

阿拉伯天文学家批判“地心说”，预测了地球自转并绕太阳转，比哥白尼早了几百年。他们还精确地测出了子午线的长度，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巴塔尼在他著作《萨比天文表》中，对托勒密的一些错误进行了纠正，这部书传到欧洲，成为后来欧洲天文学发展的基础。

来自花剌子模的花剌子密用印度数字（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产生于印度，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而得名）编写了《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一书，系统阐述了最早的三角函数表，并首次将代数理论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波斯人奥马尔·海亚姆和艾卜·瓦法在方程计算理论上也颇有造诣。

在化学方面，阿拉伯人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在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增添了印度和中国的化学知识，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寻找点金石和研究炼丹术。

除此之外，阿拔斯王朝在医学、物理、航海、地理、建筑都达到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哈伦时代，西欧在矮子丕平的儿子查理的手中完成了史上空前绝后的统一，史称“查理曼帝国”。地中海周围形成了四国争霸的局面，分别是南边的阿拔斯王朝，西边的后倭马亚王朝，北边则是查理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哈伦采取“远交近攻”策略，与查理大帝结盟来牵制后倭马亚王朝和拜占庭帝国，查理大帝也怀有同样的愿望。于是，这一对异教国家结成了同盟。两国互派使节进行友好访问。据西方史料记载，查理大帝于797年和802年两次遣使谒见哈伦。哈伦也派使臣于801年和807年进行回访。双方互赠礼品，以示友好和合作。查理和哈伦这一对地缘政治家不会想到，他们的子孙会在两百多年后开启延续千年的圣战。

查理大帝与前来访问的阿拔斯王朝使者

阿拔斯王朝依靠波斯贵族兴盛，伯尔麦克家族头领叶海亚飞黄腾达，不仅身居首相要职，而且以哈伦的“恩师”自居，同他的两个儿子法德勒和贾法尔一起，独揽大权，将哈伦撇在一边。他们还利用职权，聚敛财富，修筑宫苑，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并豢养了一批文人墨客，为他们歌功颂德。意志坚强的哈伦对此十分忌恨，因为“哈里发的天空中不允许有两轮太阳”。803年，哈伦借口贾法尔违抗他的旨意，私自同哈伦的妹妹结婚，生下两个儿女，将贾法尔斩首。旋即，逮捕了伯尔麦克家族的重要成员，查抄了他们的全部家财，仅动产就有3,067万第纳尔。叶海亚和法德勒也被捕入狱，先后死在狱中。伯尔麦克家族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避免波斯人势力过大，此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开始有意识地提拔社会地位低下的突厥奴隶从事各项关键职务。这些突厥人源自被唐帝国击溃的东突厥和西突厥。在东西突厥被击溃以后，一部分突厥人归化唐朝，但仍然有一些人不愿意归化，向西迁徙。失去了自身地盘之后，跑到别人地盘上混日子很是艰辛，有些人被奴隶贩子抓走成为奴隶，有些则依靠当雇佣兵谋生。这些人由于老实听话，因此被阿拔斯王朝的贵族们大量购买或雇佣。阿巴斯王朝的第八代哈里发穆塔西姆是一个突厥女奴之子，他登基之后深深地忌惮着当时朝廷中如日中天的波斯系贵族，于是就通过自己的母亲从中亚雇佣了一批突厥战士做自己的护卫，这就是最早期的“古拉姆”，也为之后的马穆鲁克(Mamluk，意为奴隶）奠定了基础。

九世纪中叶以后，突厥军事贵族逐渐取得权势。突厥将领掌握军权，任意废立甚至杀害哈里发。哈里发完全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阿拔斯王朝则陷入分裂，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国家。与此同时，已经伊斯兰化的突厥部落，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角。

阿拔斯王朝的分裂

公元九世纪，在原安西都护府境内出现了一个突厥语系的喀喇汗国，并于940年改宗伊斯兰教，中央帝国丧失控制的西域地区，开启了血腥残酷的伊斯兰化进程，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更是使得西域地区的伊斯兰进程大大提速。幸好由于此前打下的牢固佛教基础，以及占据河西走廊的西夏将佛教奉为国教，伊斯兰教东进的步伐受到了强有力的阻挡，未能大规模突入中原（西夏故地宁夏后来也伊斯兰化）。

十一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建立塞尔柱帝国，并大举入侵东罗马帝国，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十字军东征，欧洲人从此主动参与到一带一路贸易中来，见识到什么叫天外有天，其中一部分人思想上受到极大冲击，终于逐渐走出蒙昧、闭塞、落后的状态，为将来的文艺复兴奠定基础。十三世纪，另一支伊斯兰化的突厥和蒙古的后裔开始大举入侵印度，开启了印度的伊斯兰化进程。

宋朝形势

印度佛教在七世纪之后进入密宗化的过程，引入婆罗门教性力派的元素，越来越向神秘化、仪式化的方向发展。密宗认为，人之淫、怒、痴、狂等，都是达到真实的“方便法门”。他们主张“乐空双运”，主张放纵肉欲，藉贪染供养以悟道。密宗传说中，妩媚多姿的明妃，是残暴的明王修行时必不可少的伙伴，他们欢乐滴合为一体。明妃在修行中的作用以佛经上的话来说，叫做“先以欲勾之，后令入佛智”，她以爱欲供奉那些残暴的神魔，使之受到感化，然后再把他们引到佛的境界中来……

密宗欢喜佛

换句话说，按照密宗的观点，商纣王搞“酒池肉林”，不是荒淫无度，而是在修炼悟道。这倒是很符合腐朽堕落的统治者的喜好，因此密宗一路向很黄很暴力的方向发展，而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与此同时，婆罗门教进行了大量改革，去除原先僵化腐朽的内容，吸收了很多佛教的有益元素（但仍然很僵化腐朽，只不过比同样僵化腐朽的密宗佛教更加适应印度社会），于是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内外夹攻的过程中，已经衰微的印度佛教被连根拔起。密宗曾有一支流入中国，被称为唐密，祖庭即为西安青龙寺，唐武宗灭佛主要针对密宗，因此也被清除。唐密又有一支流入日本，成为真言宗（东密）和天台宗（台密）。

重建的唐密祖庭西安青龙寺

（日本真言宗各派总大本山会、日中友好真言宗协会

与西安市共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

密宗残余流入西藏，与本土的苯教融合成为藏传佛教（原先松赞干布时代流入藏地的佛教已被九世纪开始长达百年的灭佛运动消灭殆尽）。藏传佛教和中土佛教虽然名义上都叫佛教，但其实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宗教。中土佛教的主流禅宗（少林寺既是禅宗）视喇嘛教为邪魔外道。

歌曲《阿姐鼓》唱的就是用未成年少女的皮做成的藏传佛教法器——人皮鼓

伊斯兰沿着“一带一路”的贸易商路向东西两方扩散，在西方受到基督教的抵制，在东方受到佛教的抵制。在南亚入侵了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和恒河流域下游（孟加拉），却遭到南亚本土印度教的强烈抵制，而原本没有强势本土宗教的东印度群岛，则基本全部绿化。龟缩在欧洲的基督教，随着大航海运动、新航线的开辟和殖民扩张，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而藏传佛教被清朝统治者引入蒙古。

世界四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势力范围到此基本定型。

世界宗教分布（可点击看大图）

如果从文化同化的角度看，伊斯兰教绝对是同化能力的最强者。无论什么民族进入伊斯兰化区域，最终都难逃被同化的命运。中国人都以华夏文明历史上同化了入侵的蛮族而自豪，但实际上，华夏文明是以宗教宽容闻名，在三大文明当中，华夏文明的同化能力是最弱的。

蒙古人征服中亚建立了伊尔汗国，这些蒙古人迅速伊斯兰化，而同期元朝的蒙古人汉化速度要慢得多。伊比利亚半岛被阿拉伯人占领后，欧洲人通过持续七百年之久的“收复失地运动”夺回西班牙，又通过残酷的宗教同化，基本是“留头不留教，留教不留头”，西班牙成为宗教迫害最严酷的地区，宗教裁判所没事把人挂火刑柱，才实现了西班牙宗教信仰的逆转。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表面上看，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事迹可谓“狂拽炫酷吊炸天”，相比之下玄奘西行显得平淡无奇，但如果从文明冲突的角度分析，两者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王玄策虽然并没有使得中国的势力延伸到南亚，但是极大遏制了伊斯兰教入侵印度的势头。王玄策的军事奇迹在笃信神灵的印度人心中，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虽然印度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混乱世界，中华文化没有因此对印度造成什么影响，但在唐帝国存在的年代，皈依伊斯兰教会遭致来自唐帝国的天朝上使的惩罚的观念根深蒂固，伊斯兰教来到南亚边缘，却再难深入。在这段时间内，婆罗门教完成了至关重要的宗教改革，进化为更为完备的印度教。当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再在南亚掀起伊斯兰化时，遭到印度教的强力抵制。因此印度主体仍然是一个非伊斯兰的国家。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王玄策的贡献，可能今天的印度已经整体伊斯兰化。

南亚宗教分布

玄奘西行虽然表面上波澜不惊，却在不声不响之中改变了历史的航道。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帮助唐帝国在西域建立了势力范围，使得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佛教文化中心，在广泛信仰佛教的中亚地区建立了对唐帝国的文化认同，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跨区域超级大国，至于是不是绝后，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被超越。伴随而来的跨地区文化与经济交流，也是支持唐朝上百年强盛的重要基石。

如果没有玄奘西行，安西都护府有可能无法建立（或者实力极大削弱），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西域与中原的交通连接十分脆弱，在无法得到西域诸国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唐帝国不可能在西域投送重兵。那么在伊斯兰教早期扩张能力最强的阶段，西域可能就已经伊斯兰化，比实际历史提前一大截。这样一来，在唐朝晚期至五代十国中华文明的衰弱期，伊斯兰教就有可能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一样趁虚而入，沿着丝绸之路以及河西走廊大举进入中华文明的腹地。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按照伊斯兰教比佛教强大得多的扩张和同化特性，今天的中国说不定如同波斯一样，已经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如果中国伊斯兰化，可就再难实现工业化，也别奢望中华民族崛起复兴什么的了。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将玄奘评为历史上中华价值观对外输出贡献最大的人物，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守护人，实属实至名归。

玄奘不仅是佛教大师，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守护人

玄奘西行的间接影响还包括：因为安西都护府的存在，伊斯兰教向中亚地区的扩散遭到强力阻滞，倭马亚王朝对外扩张的压力主要由西欧来承受。在这一强大外来压力下，西欧内部整合速度大大提速，渐渐有了走出“群雄争霸”死循环的苗头，推进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由于玄奘的贡献，使得强盛一时的突厥势力被从唐帝国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清除，剩余的突厥部族向西逃窜。正如当年汉朝强势打压北匈奴导致匈奴西迁，引发了西方的民族大流动，间接导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消灭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逃窜的突厥部族也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

突厥人的后裔——塞尔柱突厥人成为十字军东征的最直接诱因，而十字军东征是欧洲中世纪历史最主要的推进器之一；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帝国成为整个欧洲几个世纪的噩梦，也成为逼迫欧洲人冒死进行海外探险引发地理大发现的重要诱因。欧洲人发现美洲，从美洲掠取资源特别是天量金银参与到世界贸易中，相当于开启了金手指，迎来刘慈欣所说的“技术爆炸”；中国人却在唐朝以后心态日趋封闭，被欧洲后来居上。

今天的我们，回顾玄奘取经以及相关的一带一路的历史，回首过去展望将来，才能把脚下的路走得更好。

（完）

本篇为 唐僧取经系列第八篇，前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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