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复合体与金融帝国是怎样在金融海啸中走向崩溃的？

引言：

在《以金融视角看世界：从万历十五年到2017年，大国衰落的轮回又将重演？》中，我们用金融视角描述了大明帝国的崩溃，今天我们用金融的视角，讲讲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是怎么在金融海啸中崩溃的。

对于号称“新罗马”的美国来说，这段历史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因为今天的美国和当年的罗马，实在太像了。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金融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共同的问题。

前文见：

从前三篇文章可以知道，从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就一直带有一个病根：各种原因导致的长期通货紧缩趋势。

其中的本质是，贵金属足值货币是一种带有天生缺陷的货币，产量有限，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和势力扩张的需要，自然会导致通缩。大英帝国放弃金本位，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本质上也都是源自同一个原因。

通缩是一个具有正反馈的不断螺旋加强的过程。

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之下，钱在自动增值，因此富豪们在积累了较多金银之后，又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会产生窖藏的冲动——也就是把金银币装在罐子里埋到地下，留待日后取用。在罗马帝国，这种风气是如此的普遍，导致大量货币退出流通，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使大家窖藏货币，形成恶性循环。

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时常有被埋藏的罗马钱币被发现。在欧洲甚至存在“寻宝猎人”的圈子。买一个金属探测器，走到哪里就探测一下，说不定就会有意外惊喜。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罗马作为净逆差国，货币不断流出境外，也加剧了罗马境内的通缩。

罗马就这样掉入无法逃脱的通缩魔咒！

通缩使得货币相对于实物商品更加“值钱”，利好金融业的发展，使得罗马帝国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萎缩的同时，金融业畸形繁荣。这也是一个具有正反馈不断强化的循环过程。

商人存贷款的需求催生了钱商这一职业，钱商就是放贷者，也就是古罗马的私人银行家。信用的积累又让钱商开始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钱商发现，可以通过信用扩张来“无中生有”制造货币，只预留少量资金应对提款，而将大部分资金贷出，可以将一枚金币变成几枚金币使用，从而收取更多的利息。通货紧缩使得利息更显得有利可图，进一步刺激了金融业发展。对于债务人来说，则负担更加沉重；从事工农生产的人如果借贷，无异于饮鸩止渴，进一步抑制实体经济。

事实上，任何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这时唯有依靠政府强力干预，才能逆转这一过程。

罗马帝国政府由金融贵族们掌握权力，自然不会有断臂割腕的勇气，对自己下手。在金融盘剥之下，实业都不没什么收益，唯有打仗掠夺财富。最终的结果是，其他实业处于萎缩状态，唯有军工业和金融业畸形繁荣。

罗马军团

美国的航母编队就如同当年的罗马军团

最终，罗马权力中枢被军工复合体和金融贵族控制，军工复合体的代表自然就是罗马皇帝，而金融贵族就是元老院的各位元老们。

金融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军工复合体需要不断发动对外掠夺的战争才能生财。而无论是金融汲取还是战争掠夺，财富都是大量流入社会上层，最终的后果是资产（土地）不断集中，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就这样，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自耕农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蜕变为帝国时期的少量富豪与大量贫民和奴隶组成金字塔结构。

与今天的美国一样，罗马也出现了少数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精英阶层，他们依靠外来奴隶劳动（相当于现在的移民），以及大量从全球化中受损，逐渐沦为赤贫的前中产阶级。

富豪中有些成为大庄园主，在意大利和罗马的行省中拥有良田千顷，牧场无边无际，成千上万的奴隶们为他们辛劳工作，奴隶出身而富有专业知识的管家们，为他们监管着庞大的产业。

罗马的奴隶庄园

奴隶庄园主的经营思路与自耕农完全不同。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当时的经济全球化，自然就是指“一带一路”贸易。

在长期贸易过程中，罗马人也找到了一定程度上平衡国际贸易收支的方法，那就是打造自己的高附加值拳头产品，主要就是橄榄油和葡萄酒。经营奴隶庄园的目标，是为了生产在国际贸易中有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而不是沉重又廉价的粮食。庄园主要出产高附加值的橄榄油和葡萄酒，却很少种粮食。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罗马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居然是不能自给的！需要从埃及行省大量输入粮食。一旦粮食产量出现波动，罗马城享有特供权而不致发生粮食短缺，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每当饥荒来临，社会上通常会爆发严重的骚乱，人民痛斥政府和议会考虑不周，政府则指责大地主和大商人囤积居奇，但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下次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切照旧。

另一些豪强大户则依靠炒作城市房地产发家致富，他们靠出租房屋、店铺、仓库等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这就不用解释了，有大都市的地方就有房地产投机。如果去同时代的长安，一样可以炒地皮，炒房。

帝国时代，罗马城核心地段的房子也是吓死人的贵

如果没有国家政权抑制贫富差距拉大，那么它也是一个具有正反馈强化效应的螺旋。

在共和国时代，自耕农中产阶级是军队的中坚力量，因为战争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挂钩，因此从军激情很高。到了帝国时代，当年的自耕农中产阶级大量破产，聚集在罗马城成为“罗漂”。大部分罗漂根本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只能沦为裸飘，成为无所事事的社会边缘人。

战争获利都被上层拿走了，跟这些裸飘们没什么关系，因此他们也不再愿意参军。他们聚集在罗马的贫民区，目睹罗马富人花天酒地的豪奢生活，生活在不满、沮丧和怨恨之中，只要有人愿意出钱，他们随时愿意出卖自己的选票和拳头。用西塞罗的话说，他们“是可怜的，饥饿难耐的乌合之众，是国库的剥削者”。

大量无所事事的青壮失业人口，就是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罗马皇帝怕其造反，只能通过各种福利政策进行收买：发放免费粮食，修建剧院、澡堂、妓院等娱乐场所，组织大型角斗表演，令罗马人发泄过剩的精力。虽然耗费沉重，但确实立竿见影。其中免费粮食一项，直到410年罗马城被蛮族攻破的时候，仍然还存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福利开支逐渐变成难以承受的负担，进一步增大财政压力。

如果对照现代世界，就会发现这些都有对应物：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拉大，大批中产阶级破产失业。罗马皇帝发放的福利更是有精确对应：食品券、长期失业福利、各种“奶头乐”(tittytainment)。

这一概念来自美国的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美国旧金山曾于1995年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500名经济界、政治界精英的会议。该会议的主旨在于为全球化的世界进行分析与规划。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化的高度、快速、激烈的竞争，将使全球80%人口"边缘化"，成为累赘，而这80%的累赘与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精英人口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的主要问题。届时将是一个"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世界。

布热津斯基及时献计献策，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奶头乐"，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 "娱乐"的组合，意指要使彼80%的人口安分守己，此20%高枕无忧，就得采取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大麻合法化、开放色情产业、热闹选战造势、无休止的口水战、暴力网络游戏，职业体育比赛，都是当年罗马各种公众福利和娱乐的翻版。特别是美国的职业摔角联盟，简直就是角斗士现代完美复刻版，只不过没那么嗜血了而已。

这类娱乐使得劳苦大众沉迷其中，使得不知不觉中乐不思蜀、丧失思考能力，如同婴儿“吸奶头”得到安慰一样，使社会中下阶层着迷其中，而无心挑战现有的统治阶级。 

在过去二十多年，美国统治阶级的这套伎俩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美国当时是世界头号强国，有足够的实力让80%的累赘们享受廉价的安慰。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下滑，特别是无法对中国进行金融洗劫，这一套把戏就不那么灵光了。特朗普的崛起表明，越来越多的中下层阶级从“奶头乐”中觉醒过来，用选票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对于罗马帝国也是一样的道理。这套“奶头乐”机制在早期能够运行，因为罗马周围总是有一大堆富裕的邻居可以征服，统治阶级从抢劫来的大笔财富中拿出一些来安慰一下卢瑟们，皆大欢喜。

随着罗马帝国的地盘越来越大，战线越来越长，发动一场战争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同时罗马军队的素质也在不断下降。在周围富裕或不富裕的软柿子都挨个捏完之后，罗马帝国碰上了两个难以对付的敌人：位于帝国北方，盘踞在条顿森林中桀骜不驯的日耳曼人，以及东方帕提亚帝国的弓骑兵。无论是森林战还是骑射作战，都不是以步兵方阵见长的罗马军团擅长的作战方式。

换句话说，依靠吸血过活的罗马帝国打劫不到钱了！

前三头同盟的克拉苏在公元前53年率领七个罗马军团入侵帕提亚，被人数不及自身四分之一的帕提亚骑兵打得惨败。帕提亚弓骑兵采用“安息回马箭”战术，骑兵佯装撤退，然后回身射击敌人。这个战术配合使用复合弓重创了克拉苏的骑兵，20,000名罗马战士阵亡，约10,000人被俘，另外10,000人向西逃走，克拉苏本人也被杀。图拉真在公元117年击败帕提亚，达到罗马帝国扩张的极限，但也无力寸进，继任的哈德良只能相对收缩，确定帝国的边界。

导致克拉苏身亡的卡莱战役

（前文提到，帕提亚阵中大量使用丝绸旗帜，是罗马人见识丝绸的开始）

公元9年，在条顿森林之战中，罗马三个北方军团全军覆没。这三个军团是日尔曼尼亚和罗马之间的主要屏障，如果日尔曼人乘胜进军罗马，罗马将无兵可用。当时在位的七十岁的老皇帝屋大维下令紧急征兵，然而罗马公民已经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没人愿意去送死，几天过去了居然无人应招。不得已，奥古斯塔下令征兵，三十五岁以下男子十抽一，三十五岁以上十五抽一，抗拒不从者籍没财产。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多少人站出来。奥古斯塔大怒，为此杀了一批抗拒兵役的人。最后还是提比略赶回来，招募退役的老兵为骨干，再解放一批奴隶充入军中，才勉强凑成两个军团。这场战役后，罗马放弃了继续向北扩张的打算，与日耳曼人沿着莱茵河对峙。

条顿森林战役

当自身缺乏造血功能的罗马帝国不再扩张时，罗马也不存在任何金融战争的手段来洗劫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还在不断“失血”，罗马贵族要维持骄奢淫逸的生活，要拿出大笔钱发福利来满足那些不事生产的罗马公民，还要花钱维持军队，到处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

那就唯有一条路：通过汲取式的税收，从罗马各个行省压榨钱财，以供罗马本部的需要。

行省人民相对于生活在罗马本部的罗马公民来说，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度，而是生活在殖民地和宗主国。管理各个殖民地的罗马官吏不像是治理自己的国家，倒像大英帝国派遣去印度殖民地的官吏，去了就是冲着搜刮钱财，发家致富的。有人恰如其分地评价：“没有行省人民的税收，帝国难以维持”、“行省是帝国勒索的对象”。

公元前1世纪，就连一个不图私利、比较清廉的行省总督一年的收入也足够几代家人过着豪华的生活。

一向以清廉自居的西塞罗在任西里西亚行省总督期间，想努力使自己成为德政典范。他限制助手对行省的横征暴敛，并取消了一些行省的财政弊端，主动将自己的一百万塞斯退斯津贴上交国库。

然而西塞罗努力表现得“清廉”，在一群贪官污吏中显得格格不入，给他自己也造成了很多麻烦：他在罗马的支持者接二连三地向他索取贿赂，他的助手抱怨他将津贴交回国库，因为他们还盼望分得一些津贴，西塞罗的前任也不满他的作法：你装得这么清廉，这是陷我于不义吗？即使这样，西塞罗在担任一年总督后，也带回两百多万塞斯退斯的财富。

好一个“一年清总督，两百万雪花银”那！这就算清廉的，那些贪的得成啥样，大家可以想象。

西塞罗

与西塞罗差不多同时代的西西里行省总督瓦勒斯卸任后，带回的赃款高达七千万塞斯退斯，其中还不包括巧取豪夺的大量古玩和艺术品。

除了官员，包税商也通过承包行省税收大发横财，他们与行省官员同流合污，以高出承包额一倍甚至两倍的数额来聚敛财富。换句话说，罗马要求征收一块钱，到包税商这里，就变成了两块钱或三块钱。

普鲁塔克记载：“省内一些悲惨现象非笔墨可以形容，亦令人难以置信。人民被收税官和放高利贷的人所掠夺而沦为奴隶，不少家庭被迫出卖自己俊秀和贞洁的儿女。城邦当局被迫出卖人民还愿的祭物、绘画和圣像。最后男人们不得不向债主们屈服，成为奴隶去侍奉他们。”在塔西佗的作品中，不列颠行省居民控诉罗马军队强行征税的暴行：“我们的财物被罗马人当贡赋抢走，我们的收成变成了罗马人的战利品。”

罗马帝国和同时期的汉帝国表面上看都是大一统国家，但实质并不相同：对于汉朝统治阶级来说，只要认同华夏文化的人都是华夏子民，帝国都有义务教导他们发展农桑，保护他们的安全，哪里发生灾害，还要调集粮食去救济。对于罗马统治阶级来说，罗马公民才是我的子民，其他人无论是不是奴隶，作用就是给罗马人做牛做马，提供财富供罗马人享用。

正如凶狠剥削各个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必然解体一样，这样的罗马帝国不解体，还有天理吗？

后来罗马帝国为了弥补这种罗马公民和行省人民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平等的情况，推行罗马式的“政治正确”，大量向行省人民授予罗马公民的身份。然而，法律上的平等，与实质的不平等与歧视共存，不仅没有消除问题，反而加剧了行省人民的怨恨，老罗马公民也感受到强烈被剥夺感，同样怨气滔天。美国目前的“黑命贵”运动，白人右翼运动的崛起，也是同样的道理。

畸形的货币，畸形的产业结构，畸形繁荣的金融业，畸形的罗马平民生存方式，畸形的统治方式，总之，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都是畸形的。

罗马由内到外，已成长为一个丑恶的寄生兽，等待勇者前来打倒它。

罗马行省人民不是逆来顺受的印度人，罗马统治者对行省的无度勒索和压榨，激起行省的强烈反抗。公元前80年，西班牙行省爆发起义，起义者多次打败镇压的罗马军队，建立政权，减免人民的租税，坚持八年后被镇压。公元前53年，犹太行省爆发大起义，起义失败后，三万人卖身为奴隶，此后犹太行省又多次爆发起义。前述条顿森林之战的起因，也是瓦卢斯在日耳曼行省的横征暴敛引发众怒。高卢行省、北非行省、不列颠行省也先后爆发起义。每逢爆发起义，都有如狼似虎的罗马军团前去镇压，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罗马军队从帝国扩张的工具，越来越变成镇压行省人民反抗的暴力工具，从罗马人民的利益代表，变成了罗马人民的对立面。

提图斯凯旋门，镇压公元70年犹太大起义后修建，内壁上表现罗马士兵抬着从犹太行省搜刮的各种战利品的的壁画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曾精辟地概括了罗马军队高度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在他看来，100名武装人员可能无法对付1万个暴乱的农夫，但1万人组成的训练精良的罗马军团，却能够使首都的百万人口闻风丧胆，而45万帝国的常备军，可以牢牢地统治5000万以上的帝国人口。

罗马的统治秩序越来越依靠军队暴力来维系，军队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共和国时期，罗马士兵是拥有地产的自耕农，他们奋勇作战，保护的是自身利益；帝国时代，罗马军队是一无所有的城市流民组成的雇佣军团。他们仇恨政府，更痛恨夺走他们产业的富人集团，一旦他们退役，就又会回到一无所有的流民生活。极端仇富心态以及对未来的绝望混合在一起，使得他们一有机会就要烧杀掳掠，抢劫财富。

代表军工复合体利益的罗马皇帝与代表金融集团利益的元老院之间的权利斗争，也越来越尖锐。

罗马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还要考虑到整个帝国的稳定，因此他们会出台一些稳定生产、劫富济贫的措施，因此会触犯贵族们的利益，遭到元老院的疯狂反对。皇帝图密善看到罗马帝国粮食供应是个大问题，要求消减葡萄和橄榄树的种植面积，改种粮食，然而贵族们大多是种植园主，因此他们疯狂反对这项政策，甚至元老院不惜对皇帝采取暗杀行动，实现改朝换代。后来的罗马皇帝为了保命，只有紧紧抓住军队这个护身符。

这我就不评价了，发张照片感受一下：

特朗普与军方高层合影

士兵们突然意识到，什么狗屁皇帝贵族，自己才是左右罗马形势的强大力量，他们对权贵和富人集团的长期不满和愤怒，以极其残暴和凶狠的方式发泄了出来。在罗马的内战中，只要军队控制了大城市，都会大肆屠杀权贵和富人，许多共和时代的元勋贵戚家族被疯狂的士兵们杀光灭绝，整个帝国为之战栗。

原先是皇帝控制军队，后来就变成了军队控制皇帝，再到后来甚至到了谁许诺给军队回报多，军队就杀掉其对手将他立为皇帝。罗马皇帝反过来成为罗马军队的傀儡和敛财的工具。罗马皇帝不敢再招罗马人当兵，逐渐改招归化的蛮族入伍，因为这些蛮族为了获得认可，比罗马人更为忠诚。

这项政策刚实施时，确实使得军纪有很大改善，军队又成为皇帝手中听话的暴力工具。然而时间一长，等蛮族将领们搞明白了权力游戏的规则，他们更没有道德约束，也更急功近利，蛮族近卫军团废立皇帝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在混乱的三世纪，短短40年的时间里，居然走马灯般换了至少57个皇帝，皇帝更换如此频繁，恐怕也是创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记录。除了极个别的皇帝属于正常死亡之外，其他皇帝一律死于非命。战战兢兢的皇帝们稍有招致军队不满的政策，立即就有杀身之祸。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耐性，他们对罗马政治秩序的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连年内战导致民生凋敝，经济萎缩，然而军队和军费却在打着滚往上翻。屋大维时期，罗马常备军不过20多万，军饷每人每年225第纳尔，这就已经吃掉了大半的财政收入；一百多年后的卡拉卡拉时期，帝国不得不维持45万的常备军，军饷则飙升到每人750第纳尔，财政负担高出6倍有余，而经济却在严重萎缩。到戴克里先（284—305年）执政时期，经过近50年内乱，帝国经济几近崩溃，而军队却扩张到60多万，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货币贬值已是家常便饭，恶性通胀正在蓄势待发。

从尼禄当上皇帝开始，为了应对大量的财政负担，他想出了通过降低金银币中的金银含量收取铸币税的方法。后面的罗马皇帝纷纷效仿，并且愈演愈烈。在公元1世纪含银量达90%的罗马银币，在戈尔蒂安皇帝统治的公元238年含银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克劳迪二世时，含银量已经下滑到只有0.02%，近乎于信用货币。

前文说到，罗马经济的病根就是货币供应不足，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金融业过度繁荣。如今罗马皇帝们进行大量货币增发，能挽救罗马的经济么？

很多人都知道货币政策的两句口诀：经济萎缩时，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发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经济过热时，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回收货币流量，防止经济泡沫。

然而这两句口诀生效的前提——社会具备基本健康的经济结构，却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

如果实体经济已经长期萎缩，金融投机盛行，货币放水也只会流向投机领域，不断增大资产泡沫，而不会对经济发展有任何促进，甚至使得原本已经畸形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就如同吃大补药治病，如果这个人机能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那么补充营养就可以使其恢复健康；但如果这个人已经长了恶性肿瘤，一味补充营养，只会刺激肿瘤进一步发育，使得病情更加严重。09年中国推出的救市政策，宽松的货币并对于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有限，反而大量涌入房地产，加剧了金融投机。

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如果发生经济危机，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可以实现对经济的有效刺激，因为那时候的美国经济结构中的主体是制造业，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制造业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长期去工业化已经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空心化，再多的量化宽松也不过使得资产泡沫增大，对于制造业复苏没什么卵用。

罗马帝国的情况要比美国更加严重。罗马发行的大量信用货币无法流出境外，完全由本国承受，超发的货币无法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鼓励金融投机，最终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罗马政府试图通过增加税赋来维持帝国扩张的军费开支和福利项目却捉襟见肘，反而引起民怨。

 军队和贵族依然生活奢靡，大量黄金外流。通胀压力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旧币退出市场，国库进一步亏空，这就进一步刺激了降低含金量，增发货币的冲动。整个三世纪，物价上涨了15000倍，罗马经济体系彻底崩溃，钱商销声匿迹，社会经济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挽救已经几乎陷于瘫痪的帝国生产、运输、销售体系，戴克里先进行了发行高纯度金币、银币以及其他辅币的尝试，但新币在整个帝国的货币流通总量中的比例太低，很快触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退出了市场流通，戴克里先拯救货币的努力归于失败。

301年，戴克里先创立限制最高价格法（301年物价敕令）。这个限制价格上限于固定位置的法令适用于数千种货品与工资，并对违例的商人处以死刑。然而其规定的官方价格远低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无法制止通胀恶化，最终被人们忽略，随着价格控制的失败，戴克里先只有依靠配给制，将军队和政府的物资供应与市场彻底隔绝，通过征收实物税确保军队和政府所需，而任由普通百姓在通胀中自生自灭。

罗马经济基础崩溃之后，政治也随之崩溃。统一的罗马，给各地带来的不是劳动生产率提升，不是统一的国内发展促进经济繁荣，而是恶性的剥削与掠夺，苦难的行省与畸形繁荣的罗马本部。在希腊地区崛起的“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坐拥水陆枢纽地位，罗马帝国的财富加速向君士坦丁堡转移，相对于富裕的东部嫌恶衰落贫穷的西部，分裂成东西罗马已是不可避免。

对于经济崩溃、社会趋于解体的西罗马来说，国家的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凯撒、屋大维复生，也没有回天之力。但罗马的掠夺式财政体系，却通过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传承下来，这就是罗马教会。

罗马教会是宗教机构，也是一个经济体系。它的分支机构遍布欧洲，通过向信徒贩卖信仰，收取信仰什一税和捐献，实现了财富的收集和汇聚；其中一部分拿出来建设宗教建筑和造像，巩固信徒们的信仰，其余则保证了教会上层可以过上穷奢极侈的生活；再通过宗教布道的精神安慰品，给教徒们提供纯精神的”奶头乐“。罗马教会完全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实现了类似罗马帝国的经济循环。

教会的根基以及唯一的资源就是信仰，为了维护信仰，教会不惜动员发动圣战，或者宗教迫害、猎巫运动，以维持教徒的信仰。通过这些战争或准战争，教会也像罗马帝国的战争一样掠夺财富。

马克思对于基督教的评价则更加直指核心：欧洲的教会是一个经济体系，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借贷体系，当然也是个战争体系，更直接地说，是一个为战争服务的金融借贷体系。

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但是罗马帝国的本质——军事与金融复合体，却长期存在。实质上，罗马教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幽灵，也成为罗马军事金融体系的宿主。

在脱离了笨重累赘且容易拉仇恨的实体政权躯体之后，这个军事与金融双核驱动的隐形怪物，成为不死的千年老妖。此后它又换过多个宿主：从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等城邦共和国，到圣殿骑士团，乃至东印度公司、大英帝国，直到今天的美国。

这个军事与金融复合体既是祸乱之源，也是促成大航海，实现地理大发现的动力；既是将无数人推进血肉磨盘，换来一枚枚金灿灿的金币的魔鬼，也是推动工业革命，实现科技进步的引擎。随着它不断成长，它不仅从外部吸取营养，也会榨干宿主的生机。在上一个宿主衰亡之前，寻找并进入下一个宿主，就成为它永恒的宿命。

日本动画《寄生兽》剧照

罗马帝国的货币与金融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下面将转到中国，说一说为什么同样是参与“一带一路”，罗马脱实向虚，却促进了中国生产的发展，使得中国在一千八百年间都成为“世界工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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