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乌合之众”遇上“塔西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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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乌合之众”遇上“塔西佗陷阱”……

原创 2017-12-01 盛世民言 民银旅行

摘要：“塔西佗陷阱”实际上揭示了谣言的销金蚀骨的作用。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如果不占领舆论阵地，自有其敌人占领；一旦舆论阵地失陷，话语权掌握在他人手中，就会做什么都是错，离崩盘不远了。

在金融战争的时代，人心向背，已经无需再经历革命或造反这一环节，直接关系着国家兴亡，也关系着每一个人的身家命运。

舆情事件被人刻意带上节奏，都与这场国运大对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多一个冷静的中国人，中国迎来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机会就大一分。

正文：

北京大兴火灾引发的后续事件，以及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疑云，使得舆论场仿佛掀起了一场风暴，各种传言四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焦虑。

出了这样的舆论事件，是中国人都不愿意遇到的情况。

对于民众来说，人们同情受到侵害的人，担心自己被蒙蔽而不知真相，更担心此类事件有一日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不仅诉诸正义无门，连维权的道路都被堵死，成为无法发声的受害者。

对于政府来说，暴露出部分公务人员面对危机来临，习惯性害怕承担责任，从而采取淡漠不理，等到不得不处理时，又转而采取简单粗暴处理问题的行为。但这样往往起不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预期效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时代舆论的强大力量，也没有意识粗暴解决问题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事件，可以成为加快建立健全政府的社会危机公关机制的契机。

中国的社会重大危机公关处理机制，始于2003年“非典”的教训。经过此次危机，中国虽然在国家层面建立了较为有效的应激反应-现场处置-舆论宣传危机公关机制，但在地方层面，成熟的机制仍相当缺失。

在2011年“七·二三”甬温线动车重大事故和2015年“八·一二”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涉事地方的危机公关能力无疑有所欠缺、经验不足。缓慢的反应速度、欠妥的舆论管控、不够诚恳的官方表态、被动的反馈造成的影响，很难弥补。而最近的事件，反映了即使是在北京首都，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仍亟待解决。

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舆论的关注点仿佛在朝另外一个奇怪的方向发展，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媒体频频提及一个热词——“塔西佗陷阱”。大意是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听起来似乎是西方政治学的术语，但是翻遍西方政治学方面的权威书籍并无出处，甚至有人特意请教了两位在美国名牌大学教授政治学的学者，也是一头雾水。一个旅居香港作家Hemlock在他的博客中撰文说，他用Google搜索发现：Tacitus trap 的英文搜索结果有1690条左右，大部分出自中文出版物，而中文搜索有714000条，显然，这个词汇是中国人创造的产物。

据考证，“塔西佗陷阱”的最初来源，是一个姓潘的美学教授在2007年自己的博客上写的一段话：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

因此，“塔西佗陷阱”就成为了“一个中国美学教授命名的西方政治学定律”。这个词发明出来，目的显然是为了批判“专制政府”。

什么是“专制政府”？按照现在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语境，除了欧美的“自由政府”以外的政府，恐怕都是专制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那还用说么，肯定是专制政府没跑了。

换句话说，有人开始将问题的焦点归结在中国的体制上，又是“体制问题酿恶果”的典型案例。

潘还写过一篇叫做《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的文章，中心意思就是欧美是因为信仰基督教（新教）而强大，而基督教的核心是“信仰的自由”，对“自由意志”的尊重（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位面的“基督教”），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欠缺了“自由的信仰”。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厌恶和否定，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无限崇拜和向往。

潘就如同一个黄皮白心的西方思想的传道士，利用中国人对西方历史和文献的陌生，将其作为神圣不容置疑的“圣经”，来“教化”懵懂无知的中国人。

如果不了解西方历史又对其充满了崇拜之情，就只能像中世纪那些愚昧的教徒那样，任神棍解读而唯唯诺诺，无法发出质疑之声。

塔西佗本人是否提出“塔西佗陷阱”并不重要，就像修昔底德也没有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马太本人也没有提出“马太效应”一样，后人借助前人的论述，借题发挥出一个专有名词也是常有的事，关键是这个借题发挥十分靠谱。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要准确理解什么叫“塔西佗陷阱”，我们还是来到塔西佗那个时代，还原当时他说这句话的语境。

这位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全名叫做“Gaius Cornelius Tacitus”，也称为老塔西佗，生卒年份不详，大约是生活在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初，恰好是罗马帝国前期，差不多也就是东汉前期的时代。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

塔西佗作为历史学家只是业余爱好，因为古罗马跟中国不同，并没有专门的史官，他的主业其实是一名元老院贵族，也曾出任过古罗马执政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职务。

塔西佗的这段话，原文出自《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和崔妙因翻译的1985年第二版的《塔西佗历史》第一卷第7页）：

罗马的上一任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Galba）下命令杀了一个造成叛乱的将领，以及另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而且命令未达之前他就已经被处决了。有些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了不满，于是： “……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英文版： “Both executions, however, were unfavourably regarded; indeed, when a ruler once becomes unpopular, all his acts, be they good or bad, tell against him.”

——Translated by Alfred John Church and William

拉丁原文： ceterum utraque caedes sinistre accepta, et inviso semel principi seu bene seu male facta parem invidiam adferebant.

塔西佗的意思是：这和主事者是否作恶无关，只和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是不是“喜欢”主事者的所作所为有关——我不喜欢你，你就是错的，管你到底做了什么？

塔西佗说这段话的背景是：公元68年，西班牙地区的总督伽尔巴造反自立为帝，元老院立即承认伽尔巴为帝，宣布克劳狄王朝的末代皇帝尼禄为“国家之敌”并判处死刑。手中无兵的尼禄在逃亡途中绝望自杀。伽尔巴称帝后，镇压其他叛乱者，但是很快自己也被部将奥托所杀，随后奥托称帝。此后，罗马各地将领拥兵自重，在公元69年同时出现了四个自称皇帝的人，罗马陷入空前的内乱，因此这一年又被称为“四帝之年”。

“四帝之年”局势

伽尔巴虽然名义上是罗马皇帝，只是依靠手中兵权自封为帝的藩镇军阀而已，元老院承认他为皇帝，其实是事先与他早有勾结，暗中筹划谋反计划已经很久了。

伽尔巴大概跟侯景朱温安禄山这类人差不多，他自己就是叛乱分子，压制其他跟他一样的叛乱分子，原本就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一切凭实力说话。这种野心家被其他人反对才是正常的，否则还不是天下大乱啊！

这也能扯到什么公权力、政府公信力上，也是醉了……

谁要是说，安禄山被人反对，是因为安禄山手中的公权力没有公信力，估计听者会以为发表这番言论的人脑子被驴踢了吧……

这就是利用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不熟悉，拉大旗作虎皮的一种伎俩。

塔西佗身为罗马贵族的一员，具有强烈的反帝制情绪，向往恢复罗马共和体制。他认为：共和制度下的罗马公民享有高度的自由，因此他们忠勇爱国、崇尚道义，罗马才得以发展壮大；而到了帝制时期，专制统治日益加强，公民的自由受到压抑，因此人们变得唯唯诺诺、因循苟且，昔日罗马的立国精神逐渐亡丧、世风日下。

因此在他笔下，罗马帝国的皇帝从屋大维之后，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暴君混蛋，人类最丑恶本性与最骇人暴行的集合。提比略残酷、卡利古拉荒淫、克劳迪乌斯愚蠢懦弱、尼禄无道暴虐、维斯帕先（韦帕芗）贪婪吝啬，其子提图斯（第度）则是粗鄙；对于曾亲历的图密善（51年10月24日—96年9月18日）时代，塔西佗更是给予彻底的恶评，认为其施政除了昏庸与残暴外，什么都不剩。

其实塔西佗本人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因为他极度厌恶帝制，因此无论皇帝做什么事情，产生了什么后果，他都认为是坏的。

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

屁股决定脑袋，主观好恶决定舆论导向，这才是塔西佗的言论原本提现出来的含义。

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又称“成见效应”、“光圈效应”、“日晕效应”，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他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本质上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上的偏误。

小孩子认识人或事情，其实常常被晕轮效应所左右。他们看电影或者听故事时，总要先问一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事都是好人干的，坏事都是坏人干的，泾渭分明，一丝不苟。

中国成语“疑邻盗斧”，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效应，该成语出自《吕氏春秋》：从前有个（乡下）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偷去了，便观察那人，那人走路的样子，像是偷斧子的；看那人的脸色表情，也像是偷斧子的；听他的言谈话语，更像是偷斧子的，那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一不像偷斧子的。不久后，他（丢斧子的人）在翻动他的谷堆时发现了斧子，第二天又见到邻居家的儿子，就觉得他言行举止没有一处像是偷斧子的人了。

其实现实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人和事都是复杂多面的，好与坏共存于一身，同一人，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同一件事，既有正面效果也有负面效果，肯定正面效果，避免负面效果，扬长避短不断改进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说好就夸上天，说坏就一棍子打死，人在上小学之后就应该走出这种思维模式了。

但遗憾的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无论受过多么高的教育，仍然始终保持着如同孩童一般幼稚的判断模式。

无论是大兴火灾后的赶人风波，还是三色幼儿园的虐童事件，引爆了公众的敏感情绪，人们已经无法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前因后果，也无法客观地面对政府的调查、改进措施。而是被片面的网络传言所引导，甚至越是夸张越是耸人听闻谣言，更能打动多数人的心。

公众情绪已经被有意无意引导的如同故事中这个丢了斧子的乡下人，心中已经有了预设的负面判断，那么无论政府做什么，也无法洗脱对政府的负面评价。而这些负面评价，又进一步加强了负面判断，使得舆论更加恶化。

这样下去，就会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螺旋，最终导致舆论彻底失控。

舆论失控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其中，关于迫害儿童的谣言无论多么荒诞不经，总是最容易让人们相信并丧失理智，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

隋朝年间，有人由于厌恶开凿大运河的劳苦，编造了一个谣言：开河督都护麻叔谋得了一种怪病，必须吃鲜嫩的羊羔肉才能缓解。有一对姓陶的兄弟因为祖坟在运河必经之路，担心祖坟被挖，于是杀死了一个三四岁的小孩，砍掉头和脚，蒸熟装入食盒献给麻叔谋。麻叔谋吃着这肉，香美异常，觉得和羊羔肉味道不同，十分满意，就下令让河道在经过陶家坟地时绕了个弯。陶氏此后继续偷盗小儿蒸熟献给麻叔谋来讨赏。其他人得知陶氏兄弟的行为，也效法他们，偷盗乡间小儿换取赏赐，附近村庄接连丢失小儿达数百名。

这则谣言编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虽然漏洞百出、经不起逻辑推敲，但立刻就让许多人深信不疑，使得人们对麻叔谋恨之入骨，连带着把隋朝也恨上了，成为后来反隋风暴的舆论准备。

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医疗卫生状况极度堪忧，婴幼儿乃至青少年常常因为各种疾病变得衰弱甚至死去，不明其所以然的基督徒们就把原因归结到犹太人身上，最终编造出“血祭诽谤”（blood accusation）的谣言，称犹太人会绑架并谋杀基督徒的孩子，并取其鲜血以用于某些犹太教节日的宗教仪式。这一谣言流传甚广，并且越传越邪乎，成为历次反犹屠杀的重要导火索。

美国著名的“麦克马丁案件”，跟三色幼儿园事件最为类似。22岁的雷·伯凯在外婆开的麦克马丁幼儿园里当老师，他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那就再幸福不过了。如此单纯的一个老师，却被一名患了精神病的家长控告性侵犯她的儿子，实际上只是她家孩子有些便秘而且疏于护理。一时间谣言四起，其他家长也杯弓蛇影地疑神疑鬼，纷纷将矛头指向雷。

家长们都被这桩让人感到发指的案件冲昏了头，认定雷·伯凯一家是恶魔。后来这些家长把孩子带到一家类似儿童治疗中心的地方，在那里的工作人员的诱导下，很多孩子都说在那间学校受到过性骚扰。结果雷·伯凯一家，包括祖母，母亲，孙子，孙女，还有其它三名女教师都被捕入狱，因为大家相信孩子是不会编造这样的谎言。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孩子虽然不会编造谎言，但是有可能在大人的诱导之下说出谎言。那家治疗中心根本就很不专业，他们诱导孩子的过程跟诱供差不多。有一名律师一开始主要为了出名才帮助雷·伯凯家辩护，他也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但是随着案件的展开，很多疑点暴露出来，他逐渐开始信任雷·伯凯一家，并且和他们一起在逆境中抗争，经过长达7年的诉讼，花掉1600万美元诉讼费之后，1990年1月18日终于还之以清白。然而这一家人的生活毕竟给毁掉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受到的心灵上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这个事件在1995年被改编成了电影。

十八世纪的法国，舆论长期处于失控状态，各种小道消息以及王室花边新闻充斥街头小报，其中有真相，但是大部分都是谎言和谣传。随着这些谣言的传播，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与愤怒与日俱增。

1875年爆出所谓“钻石项链丑闻”。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拒绝丈夫路易十六购买一条昂贵的钻石项链，拒绝的时候还宣称这笔钱还是用于军舰装备比较好。然而一个叫做让娜的女骗子雇了一个跟王后有几分相似的妓女假扮王后，欺骗暗中爱慕王后的罗昂枢机，伪造王后的手迹，令其为自己买这条钻石项链。

实际上整个事情与王后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事件爆出后，经过一番添油加醋的演绎，王后变成了一条贪婪、淫荡、无耻、奢侈的毒蛇，成为法国人民憎恨的对象，而试图保护王后的国王路易十六则被视为怯懦甚至性无能的傻瓜。最反对王室的报纸和鼓动家，将获得民众最多的认可，以高等法院为代表的机构不断对抗国王的命令，民众对君主制度的仇恨和蔑视情绪逐步失控，直至化为行动。

历史事实表明，政府一旦完全丧失了民众的信任，是极为危险的事情。即便是最荒谬无耻的反政府谎言，都能将政府置于无可辩白的困境，都有机会让民众深信不疑的追随，并制造出无可逆料的毁灭性灾祸。

1789年10月5日，法国妇女冲击凡尔赛劫持国王。酿成这件大规模民变的直接原因，主要在于三条谣言的传播：《人民之友》鼓吹国王将命令军队进攻巴黎，屠杀民众；《老科德利埃报》鼓吹国王想饿死巴黎人；其他报纸则鼓吹国王亵渎了革命的三色旗。三条谣言事后都被证明是假的，但巴黎人民当时则深信不疑。由于王室与人民之间完全缺乏相互信任，原本被认为是一场温和的、可控的社会变革，演变成无数人头落地的政治风暴。

一百年前，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研究大革命中的群体心理之后，写了一本叫做《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书，其中披露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观点：

即使一个个受过良好教育、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一旦他们加入受某种意识形态蛊惑的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特定的组织，也可以仅仅是产生了心理上的共鸣，就变成了乌合之众中的一员，他们就如同发生化学反应一样，变成了一群疯狂和无恶不作的家伙。

更可怕的是，他们在一种关于正义的“崇高使命感”感召下，在犯下严重罪行的同时，并没有任何关于犯罪的意识。

历史上，当“乌合之众”遇上“塔西佗陷阱”，谣翻国家，毁灭正常社会秩序的先例数不胜数。在互联网的时代，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能力，呈指数级增长。所以，奉劝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你是否已经成为了乌合之众的一员？是否已经成为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被人操纵用来实现其隐秘的目的？你是否想过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特别是当代这样的信用时代，大国之间的生死博弈，已经不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更多的是金融领域的攻防。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货币战争首要的战场就是舆论场，舆情事件被人刻意带上节奏，都与这场国运大对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金融战争的时代，人心向背，已经无需再经历革命或造反这一环节，直接关系着国家兴亡，也关系着每一个人的身家命运。

到底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还是“谣言止于智者”，选择权在每一个人手上。多一个冷静的中国人，中国迎来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机会就大一分。

其实，塔西佗本人的言论，以及塔西佗时代的舆论风向，已经表明了操纵舆论是如何摧毁一个政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动荡和苦难的。下一篇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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