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于货币战争？——知春路风云录之五

知春路风云系列，前文见：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用奴隶的累累白骨换取了大量金银，终于摆脱了困扰欧洲千年之久的紧缩魔咒，给欧洲市场带来了足够的流动性。在其刺激之下、英格兰、荷兰等地的生产部门受到资本和需求扩张两方面的推动，迅速发展起来。通过“Y带Y路”，东方先进的技术、文化不断传播到西方，甚至包括蒙古人西征以及黑死病大爆发，都成为打破宗教和封建制度束缚坚冰的有利因素。

英国十七世纪的手工工场

以上多用有利因素叠加之下，欧洲经济终于从泥潭爬出，开始了历史性的复苏。但直到明清时期，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高超技艺生产出来的高质量商品，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绝对的中心。欧洲商品也就在欧洲的中低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在国际市场上还是一败涂地。

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不仅仅是奢侈品，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明代中期，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就纺织品生产而言，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英国直到1690年以后才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 欧洲人千方百计地派遣商业间谍盗取中国的养蚕及纺丝技术，但是其山寨出来的欧洲丝绸，质量仍然无法与中国货相提并论。中国生丝制作的产品经得起海风吹拂而不变色，欧洲丝绸产品的款式、织法、图案设计、印染工艺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迪。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一份报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 当时一个西方作家也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产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西方追赶东方的路线图应当是这样的：西方不断通过模仿、剽窃、学习东方的技艺，山寨中国的产品，付出辛勤的劳动换取外汇完成原始积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来与中国商品竞争，从低端产品替代开始，逐渐向中高端挺近，最终实现反超。当代中国的奋斗路线就是如此。

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巨大鸿沟以及劳动力素质的差异，想在实物商品的贸易战中取胜，即使欧洲人把印第安人和非洲人都变成奴隶，恐怕直到今天，这个目标也不能实现。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中国的信用货币体系其实是在贵金属匮乏的状况下被逼出来的，中国人仍然将金银当作高价值货币。

中国的信用货币自发明以来，始终没有解决伪币的问题，自从秦朝第一起有记录的假币案开始，历朝历代尽管制订了严刑峻法，但是假币制造屡禁不绝，随着纸钞的使用，更是越来越猖獗，商人们饱受伪钞困扰。因此中国人对于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完全没有抵抗力。

伪币犯罪集团在江河中流动作案，防不胜防……

于是，中国就倒在信用货币的防伪技术不够牛逼这件事上……

这个漏洞被西方人死死抓住，成为中国的命门。再加上中国长期实行儒学教育，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普及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理论都躺在故纸堆中，那些高谈阔论的名流大儒们对于金融战货币战根本一窍不通，于是悲剧了。

如果Y带Y路贸易是一个网络游戏的话，欧洲人就相当于开了外挂金手指，用巨量的白银换取中国的财富。在明清时期，中国在大约300年时间内保持类似的顺差贸易，吸纳了至少6万吨的白银，以至于银币被中国人称为“洋钱”、“大洋”。

已经持续了千年的货币战争，终于开始向有利于欧洲的方向发展。

在至少两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国的远洋商船来到中国，无论是穿过印度洋还是太平洋，都是带银子来，满载货物而归，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

为了给欧洲支付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围绕着南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居然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建成了西半球最大城市。这样的超级银矿在墨西哥还有一个。此外还有若干规模较小的银矿分布在南美、澳洲和日本。

波托西银矿周围形成的城市

国内外学者对明清中国的白银流入量进行了多种估计。

《白银资本》的作者贡德·弗兰克认为，1800年前的250年，中国从欧洲（其白银主要来自美洲）、日本获得近4.8万吨白银，可能还从马尼拉获得1万吨甚至更多，加上其它，总计约6万吨白银合16亿银两流入，占有记录的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北师大经济学教授贺力平（2007）根据这一数据，剔除非货币用银、运输损失和磨耗等，得出1800年时中国货币用银的存量约10.7亿银两。因此中国又被称为白银的“终极秘窖”。

输入中国的白银，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天量的白银，实际上是货币战争中射向中国的炮弹。

贸易中流入的白银，凭空产生了大量的购买力，使得外贸行业畸形繁荣，建立起畸形而脆弱的面向外贸的经济结构。

江南等地借助国外输入的白银购买力，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集群，拥有庞大的工商业人口和精细分工，同时造就了一批工商富商及其政治利益代言人。与此同时，摧毁了明朝原有的主要面向内需的经济结构，让明朝的社会稳定器——自耕农中产阶级大量沦为赤贫。

随着贸易畸形繁荣，江南人口大量集中并膨胀，农业用地变成了桑树、茶叶种植园。富庶的江南，粮食居然不能自给，需要从外地调运。粮食供应的紧张，成为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

反映江南繁荣状况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

白银作为硬通货，挤垮了明朝本身的信用货币——大明宝钞，摧毁了原有的财政体系，明朝不得不全面改用白银作为货币（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

由于中央失去了发钞权，而江南工商外贸集团除了成为明朝最富有的阶层之外，还相当于拥有了发行货币的权力，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府，变成了实质上的中央银行。

东西方的金融史在这里终于产生了交叉：中国经历了信用货币崩溃，退回到硬通货时代 30 50095 30 15288 0 0 2483 0 0:00:20 0:00:06 0:00:14 3095，金融系统变得脆弱而刚性；而欧洲却从硬通货时代走出，开始以硬通货为准备金发行货币，过渡到信用阶段，金融系统变得富有弹性而坚韧。

相对于汉朝和罗马，东西方在货币战争中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对调，中国沦为不利的一方。

对于明朝来说，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收了大量不能吃不能喝的白银，虽然吃了很大的暗亏，但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更要命的是随之而来的南北政治内斗。

凭借发达的外贸经济，江南地区变成了明朝绝对的经济中心，但是政治权力中心却因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缘故，设置在北京。

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成为明朝所有国内矛盾的总源头。

同样性质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导致了东西罗马的分裂；表现在明朝，就是越演越烈的政治内斗，并最终导致明朝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北京（京津冀）和江南（长三角）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并不是明朝才出现的，而是自安史之乱之后，关中地区的经济和陆上丝绸之路一同衰落后就已经出现，随着宋辽长期对峙不断强化，成为此后困扰中国内部稳定的千年痼疾。直到今天，依然能感受到一定的影响。

元朝虽然实现了政治统一，但二元对立仍然存在，北方的政治混乱与南方的经济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元帝国迅速崩盘的重要因素。支持元末起义军的钱粮物资大都来自江南，可以看作经济实力强大的江南地区不服异族统治，凭借武力实现了翻盘。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历史性地将大统一政权定都南京，实际上就是看到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势大难制，必须将政治中心也设置在这里，从而像汉唐时代那样，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重合，确保了超长盛世。

然而，北元政权依然存在，明朝的北方边境并不安全，而且汉族政权丧失燕云十六州这五百年的苦难记忆告诉明朝统治者，丧失燕云之地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噩梦。两难权衡之下，最后仍然定都北京，实现天子守国门。

有明一朝，北京一方面需要江南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又防备江南势力的过分增长，甚至采用了相当冷血残酷的手段，比如编织罪名杀掉首富沈万三，限制江南考生的高考（科举）录取名额，甚至借助明初各种大案株连江南富商，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

然而这一切措施都是然并卵。随着白银贸易的繁荣，江南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占据了明朝经济版图的绝对主导地位，南方人的政治势力也随之壮大，南北矛盾暗流涌动，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从下面两张人口分布图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到明朝，经济重心向江南汇聚的趋势。

北宋人口分布

明朝人口分布

从下面这张明朝人才分布图可以看出，无论怎么封杀，江南人必然会成为最为强大的政治势力，从而左右中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如果江南工商外贸集团像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干脆夺了政权，再抵挡住满清的进攻，中国可能会像英国一样，演变成一个金融集团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这两件事情他们都没干成，这帮家伙借助代言人东林党斗倒了阉党，逃避自身纳税义务，只想安安静静地躺着挣钱。

天底下哪有光享福不费劲的美事？于是这帮不思进取的富商装逼过度遭雷劈了……

17世纪前半期，拉美、中欧、日本等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导致世界性白银短缺，输入中国的白银跳崖状下跌，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外需跳水。根据Reid(1993)的估计，1620年代中国白银输入平均每年178吨，1630年代平均162吨，1640年代突然下降到89吨。

此时的明朝货币体系已经成为刚性而脆弱的贵金属货币体系，新增货币完全依赖于外贸收入，不再像当年使用信用货币的时候，能够自行发行主权信用货币进行调节，一肚子儒家经典的官吏完全不知道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何物（这并不是苛求，汉朝就知道如何采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明朝也没有如现代一样的银行，富豪们窖藏的大量白银退出流通领域。

金融体系的上述缺陷意味着，一旦增量白银下降，就会立即出现“流动性陷阱”，流动性就会突然枯竭，明朝陷入了严重的货币紧缩。

越通缩，越刺激人们窖藏白银，流动性就更加枯竭，陷入严重的恶性循环，所以明朝的经济一下子就——休克了！

白银紧缺、物价下跌造成许多人无法缴纳租税和还债，手工工场开工率严重不足，大批工人失业，经济突然陷入崩溃。朝廷的统治基础也因军饷和装备严重不足而受到严重削弱。工商外贸集团由于贸易量大跌也遭受了严重损失，进一步通过政治代言人东林党集团，将税收负担转移到无人代言的内地农民身上。

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面前，最佳方案就是迅速救市，恢复流动性，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明朝官吏们，根本不知道问题的原因出在哪里，还在热衷于搞党争内斗，把责任推到政治对手身上。

再加上此时恰好赶上了小冰河期，气温跌至千年以来的最低值，东亚地区气候普遍恶劣，旱涝灾害频繁，农业歉收等，内地农民川陕农民最终用最直接的方式，推选出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张献忠、李自成，内外夹攻之下，财政完全枯竭的明朝只有灭亡一途。 

明末各种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从流动性枯竭导致经济休克这个角度就很容易解释了。勤政却又不得要领的崇祯皇帝，最终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吊身亡。

崇祯上吊

明朝灭亡，表面上是缺了一个掌管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实际上是千年以来的教育僵化，以维稳为目的的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精英阶层的知识结构出现了严重缺陷。

如果管仲的学说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并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哪还有欧洲人翻盘这回事啊，中国商船早就开进泰姆士河，发现美洲也轮不到意大利籍犹太人哥伦布了，世界各国人民都已成为华夏文明圈中光荣的一员，在明朝主导的贸易网络之下，过着幸福和谐的生活……与今天最大的区别是，人们都不用学外语了，因为大家生下来都统一学汉语嘛！

这就是犹太人YY的巴别通天塔崩塌前，地球人的幸福生活啊！（《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产生了隔阂，并互相争斗不休——这一章是整个圣经中最有战斗精神的一章，人类居然联合起来反抗上帝。）

圣经中的巴别塔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欧洲教育体系不是死抱着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放，把某些重要学术流派扔在故纸堆里，思想僵化而不自知，又哪有今天的中国翻盘的机会呢？

思想僵化的明朝灭亡的同时，英国处于生机勃勃的上升期，新思想新技术层出不穷。在欧洲传统的金融和军事双轮驱动的模式（在先崛起的西班牙和荷兰都是这种模式）之下，英国补上了至关重要的一环——大规模手工业生产，形成了金融、手工业、军事三者循环促进的良性循环，向贸易霸权发起了新的挑战。

这一循环刚一建立就显示出巨大威力，1652年至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刚从内战中恢复的英国（英国内战与明末战争几乎同步）在护国主克伦威尔的领导下，依靠更强的工业基础，击败了金融和军事更加强大的“海上马车夫”荷兰。

英荷战争

在随后的一系列争霸战争中，英国模式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威力，三根支柱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终于在十九世纪初战胜了欧洲的所有竞争者，成为海上霸主。

华夏文明早期长期面对金融危机，终于久病成医，发展出成熟的经济和金融理论，金融战货币战贸易战打到飞起，秦汉就出现信用货币，宋朝出现了纸币，这都是中国的金融理论与实践长期领先于世界的证据。欧洲经历千年的通货紧缩，在实践中也终于慢慢摸索出成熟的金融理论，建立起近代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

科举制度实行以来，由于儒家教育实在偏科严重，经济人才逐渐凋零，明清八股文出现以后，思想禁锢就更加严重。清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相对于明朝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很多方面大步倒退。乾隆统治期间，清朝文字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封锁了科技的进步，士人被打断了脊梁，变成了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跟中世纪被基督教思想禁锢的欧洲人有一拼。

在这种情况下，以英国为首的欧洲金融资本，开始有组织有预谋地对东方大国发起金融狙击。

（未完待续）

---

扩展阅读：

前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白银外贸的繁盛，明朝的江南成为绝对的经济中心，由此导致长三角与京津冀之间的长期二元对立。这在正统史书中是很难看出端倪的，但是从文化的角度却很容易观察出来，因为文化的繁盛都是跟在经济繁荣之后，亦步亦趋。

明朝有很出名的江南四大才子，各个诗画双绝，其实他们的背后代表了经济繁荣的江南所孕育的文人群体。对于明代人来说，读圣贤书是参加科举晋身政治体系的唯一途径，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条件都会想办法供孩子念书。但是对于绘画等艺术门类来说，却是有钱有闲的富商们热衷的消费项目，广阔的艺术品消费市场，才能催生出艺术创作的庞大人群，进而涌现出优秀的艺术家。因此艺术家们必然是与“金钱的指挥棒”保持高度一致。

下文为转载文章《明代画家之地理分布研究》(作者赵振宇，天津美术学院史论系讲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从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明代经济版图的模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的政治格局也就随之确定。其中提到除了江南之外，江西、福建也相当繁盛，而这两个省也是深受白银外贸经济影响的地区。前文中并未对这些地理概念加以区分，笼统地以“江南”指代。

明 朱瞻基 瓜鼠图 38.5cmx28.2cm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绘画发展既有较鲜明的阶段性，又有较繁复的多样性，画派林立，在对峙中有互融，交替中有重叠;风格繁多，既独辟蹊径，又承继传统。”诸如这种对明代绘画之表现的描述，其实就像郑午昌所简言的“图画情形，非常复杂。盖支取唐宋元之一体，以成其时代的艺术，而又各分派别”。但无论怎样，明代画坛上所涌现出的流派，以及引导某个具体时段潮流的名家，在他们的激烈竞争与实力消长的背后，都标有鲜明的地域空间符号。诸如“院体”“浙派”“吴门画派”“松江派”“武林派”“嘉兴派”等，这些构成明代画史线索的流派，它们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兴衰演替，同时也是明代绘画发展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重构。虽然本文的研究并不具体涉及到这些画派，但明代画坛的这种纷繁表现却应是建立在明代绘画地理格局基础之上的。而有了对明代画家地理分布的一般认识，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深入讨论明代绘画的地域性问题。

自金建立中都以来，燕京便开始从北方的政治中心逐渐演变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以后的元明清三代便均定都于此。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早在晚唐就已经开始，宋代完成了南移的整个过程，而随之转移的同样还有文化重心。元明清三代的发展基本上还是对这种东移南迁趋势的延续，因而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分处南北的两极格局，一直是元明清时期最为显著的地理表现。就是在这种地理背景下，除北京外，北方大部分地区与城市相继衰落。元朝时期继承这种趋势的开端，京师大都的绘画在全国甚至整个北方范围内的影响都极为有限。而元代的绘画重心却与经济、文化重心一样，并没有因为政治中心的北移而发生异位，它继续滞留于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明代的绘画地理发展态势在总体上延续了这种“南高北低”的局面。透过对明代画家地理分布的复原，会发现南京作为帝国原来的都城，在迁都北京后仍为陪都，而南直隶仍然占据全国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地位。明太祖承袭宋制，征召画家入内廷供奉，“然规模已改，官职亦殊”。虽从宣德到成化、弘治年间，画院臻于鼎盛，但正德后便日渐衰微，因而北京仍然难以成就全国绘画中心的地位。从南方绘画的发展来看，南直、浙江、福建，再加上江西，东南四省几乎极尽了全国的绘画力量。这种深度的发展继南宋以来愈发迅猛，更使以北京为首的北方绘画地位进一步下降。吴门画派的崛起以及晚明流派的纷呈，不仅表明了东南绘画的持续优势，其发展空间也更为深广，同时也显现了南方绘画的普遍发展与更多区域新兴势力的崛起。

　　一、明代画家籍贯地理分布复原 

明代画家繁多，而见于画史记载的也当在千人以上。清人徐沁所撰《明画录》为专记明代画家的断代画史，“诸门类有叙论凡十一篇，此仿《宣和画谱》体例，概论是门或论流派画风。所记每家，俱各缀以小传，记叙有详有略，皆以时代为此”。据笔者统计《明画录》诸卷所记画家总数为七百八十二人，但其中有一人工两科以上而重见者，原书也未能剔除计之，加之“对于明季遗民漏列甚多……惟漏略殊甚，所收不及二之一，详略之间亦殊未允”。因而在统计中佐以《佩文斋书画谱》“画家传”与“历代帝王画”中对明代画家的辑录，本文最终得到明代画家一千二百九十六人。基本与郑午昌所言“明代之能画者，自帝王而迄娼妓，凡一千三百人左右。其间士夫占十之八，道释占十之一，女史与帝王亦占十之一”的情况相吻合。虽然仍不能全及明代所有画家，但以此为样本来统计也基本可以反映当时全国绘画要素地理分布的一般形态。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总面积约为三百二十九点八万平方公里，从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到一六四四年明亡，其间共经历二百七十七年，这样每年出画家约四人。 

以上是明代画家的整体情况，而从具体的统计来看，明代能够最终确定省籍的画家总计有一千一百一十四人，占文献中画家总数的约百分之八十六。另有一百八十二人的籍贯不详，有待进一步考证。对上述一千一百一十四人的地理分布复原，需要依托明代的版籍与具体的行政区划建制。在明代历史上共出现过十五个布政使司，其中洪武时期设置了十三个，永乐元年(一四○三)改北平布政司为京师(或称北直隶)，永乐十二年设置贵州布政司，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一四二七)一度设置有交趾布政司，宣德三年至明末则一直稳定为十三布政司。加之北京与南京，明代中后期共有十五个高层政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也合称十五省。以此为依据，在具体复原中依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万历十年(一五八二)的明代版籍进行定位。上述可确定省籍的一千一百一十四个画家，除广西外，在其他十四个省中均有分布。如细化到各省内的分布情况，可以进一步确定州府籍贯的画家有一千零七十四人，另有四十人所在州府不详，而只能确定省籍。这一千零七十四人分布于七十四府、四州、二卫之中，总计八十个次一级的行政单位有画家分布。如按《明史·地理志》所载的明代府州县数目计算，则明代有半数以上的府州出有画家。

对明代各省及其内部分布状况的具体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发现明代绘画地理格局所呈现的一般态势。首先，从“明代各省画家人数、密度表”中所反映的两京及各布政使司画家分布来看，明代全国画家分布的不均衡性十分明显，且南北绘画的实力差距也被进一步拉大。很显然，除广西外，明代十四个有画家分布的省中，排在前五位的均被南方占据，且无论是绝对人数，还是分布密度，均占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在之前历代的绘画要素地理分布中还尚属首次。北方不仅无一省可以跻身前列，且即便是排在人数第六位的北直隶较第二名的浙江都相差十倍以上。具体来看排在前五名的分别是南直隶、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但它们之间又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人数过百的是南直隶五百五十三人、浙江二百五十三人、福建一百二十九人，这东南三省所出画家总数达到九百三十五人，占明代全国有省籍可考画家的近百分之八十四。接下来的江西(五十四人)、湖广(三十人)虽与前三省差距较大，但仍高出北方出产画家最多的北直隶(二十一人)。这样可以看到，南方九省总计出画家一千零四十九人，占到全国画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北方五省在明代仅出画家六十五人，只占总数的约百分之六，南北绘画实力对比竟达到十六比一。 

上述南北绘画实力的悬殊差距，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南方有像南直隶这样跨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省份，但从对州府的统计中，可以看到，该省画家分布的主要区域仍是以长江流域为重心的。从南北方内部的画家分布形势来看，北方基本以河北、中原与山东为主，山西、陕西以及西北地区已经彻底衰落，所出画家极为稀少。南方画家分布则以江浙地区为主，同时附带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东在内，其绘画也开始逐渐博兴。但由此向西则画家分布逐渐减少，江西次之，湖广再次之。而西南地区则最为落后，以往较为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也难显往日的辉煌。这样，明代全国绘画地理分布所展现的总体态势，一个是进一步延续了南北绘画实力的悬殊对比，另一个是东西分布的差距也在不断被拉大。由此所展现的就是在这种全国绘画地理发展东移南迁的大背景下，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全国的优势已经越发得不能撼动。 

如果将明代画家的分布细化到各省内部的府州上，则会对文中所描述的态势刻画得更为深入，明代绘画地理分布的特点也会更为明显。明代可以确定州府籍贯的一千零七十四个画家，分布于七十四府、四州、二卫之中，总计八十个次一级的行政单位有画家分布。具体来看，北方仅二十个府州有画家分布，所出画家六十三人。南方在州府数量上就高出其三倍，且六十个府州总计出有画家一千零一十一人。从全国各府州所出画家的人数上来看，排名前十位的州府没有一个出自北方。它们依次为苏州府二百五十七人、应天府一百零一人、嘉兴府七十三人、松江府四十七人、杭州府四十五人、绍兴府四十五人、常州府四十四人、福州府三十九人、扬州府三十六人、宁波府三十二人，以上均出自南直隶、浙江与福建三省。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但仍要指出明代出产画家超过十人的府州一共有二十二个。而这里北方仅有顺天府与开封府两地分别排在第十三与第十九位，其它各地所出画家都不超过五人，且均排在三十名以后。由此可以说明，南北方不仅在画家人数上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南方绘画发展在空间的广度与密集程度上均远高于北方。 

就北方而言，顺天府(十七人)、开封府(十二人)、济南府(五人)三地画家就已经超过北方画家总数的一半，而其他地区所出画家则均在五人以下。这样整个北方的画家其实仅分布在京师等几个孤立的城市，其余的广大地区画家则十分稀少。南方的情况却有较大的不同，出画家最多的是南直隶与浙江两省，但两省内部的分布也并不均衡。南直隶出画家最多，但其分布主要集中在苏州府(二百五十七人)、应天府(一百零一人)、松江府(四十七人)、常州府(四十四人)以及扬州府(三十六人)等地。浙江的画家则主要出在嘉兴府(七十三人)、杭州府(四十五人)、绍兴府(四十五人)和宁波府(三十二人)等处。苏南浙北地区的画家分布已经连成一片，成为南方乃至全国画家最密集的地区。福建较上述两省次之，而它主要是以福州府(三十九人)、延平府(二十四人)、建宁府(十五人)、兴化府(十三人)等地为中心，也形成了画家分布相对密集的区域。另外，除以南昌府(十一人)为中心的江西地区外，虽然以武昌府(十人)为中心的江汉平原以及广州府(十四人)为中心的广东地区也逐渐成为南方画家分布较多的区域，但和福建乃至江浙地区相比还均未形成较大的气候。然而，即便是这样，明代南方区域绘画的发展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继续扩大了对北方的优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明代绘画地理的分布格局 

以明代画家地理分布复原为基础，明代绘画地理分布格局已经依稀可见，而实际上明代区域画坛的诸种表现正和这种绘画地理态势密切相关。“浙派”是明代画史中出现的第一个画派，此后“吴派”“松江派”“武林派”“嘉兴派”“娄东派”相继出现，明代画坛纷繁复杂，但这些画派也同时提供了画史叙述的线索。至于明代绘画地理格局的态势，其实就上述所提到的画派而言，可以看到它们没有一个出自北方，而明代“院体”则是唯一在明代画坛有过影响的北方画派。但是，明代画院远不及宋代完备，而且还经历了从初创到逐步成熟的过程，鼎盛期不长，衰落却很迅速。 

明代画院从永乐时的初创到宣德时开始繁盛，而朱瞻基雅好诗文书画，且尤擅绘事，经常将御作书画赏赐臣下。他长于人物花鸟，如《瓜鼠图》自识“宣德丁未，御笔战写”，作于宣德二年(一四二七)，显示出其较为娴熟的绘画技巧。由于皇帝的爱好与倡导，并于各地征召画家，京师一时名家云集。而成化、弘治两朝皇帝亦能绘画，由此明代宫廷绘画达到鼎盛。但是明代被荐入宫的画家多来自浙江、福建两地，从本文的统计来看，籍于京师的画家颇为稀少。由此可以说明，虽然画院创作活动也曾有过鼎盛的时期，但它并未真正促成京师绘画的繁荣，同样也未能带动京师乃至整个北方画家创作群体的崛起。而正德以后朝廷日趋腐败，皇帝也不再热心于绘事，明代后期宫廷绘画日渐衰微，很少再有名家出现。无论如何，明代宫廷画家们对后世的影响是远不及同时代其他画派的。而对于吴门画派在明代中叶的强势崛起，则不仅使北方传统的绘画优势彻底丧失，且继南宋之后，在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南移的情况下，明代首次形成了与经济、文化中心相重合并居于江南的全国性绘画中心。 

　　(一)、苏州绘画中心的形成与江浙绘画发达区 

从元代开始，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便与经济、文化中心长期分离。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绘画重心的迁移与经济、文化中心是基本一致的，但政治中心的作用仍不能完全忽视，只是这种传统政治力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苏州府之所以能够成为明代全国性的绘画中心，和其在当时全国的经济与文化地位是密切相关的。据研究，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苏、松、常、镇、湖、嘉六府土田占全国总数仅百分之四，而田赋却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亩田负担最重的是苏州，达两斗八升五合余，是全国平均数的八点二倍。虽然明人也称“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 ”，但由于多样化的生产及经营方式，当地在经济上仍然保持着全国领先的地位。当时不仅有“姑苏熟，天下足”的民谣，而且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米粮、蚕丝以及棉纱贸易的集散地。至成化以后，苏州愈益繁华，吴俗奢靡，号称天下之最。明代中叶以后，苏州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居全国之首，由此也备受世人艳羡。“处在这样一个举国瞩目的中心地位，苏州人举手投足、言谈语气间，均带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于是苏州文化也随之成为一时风尚。“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地区的雅俗文化在明代已经占有全国领先的地位，其物质与精神文化均对当时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由此也使之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明 文徵明 江南春图 30cm×10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作为这样一个文化中心城市，当地人也大都追求生活的品味，苏州人注重生活艺术，并精益求精，同时也为举国所企慕。明中期吴门画派的勃兴，即有着历史的渊源与区域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沈周、文徵明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获得了众多的追随和仰慕者，使苏州画坛足以影响全国。特别是文徵明影响甚重，后继者众多，使吴派几成文家天下。其作画以山水为主，常画苏州一带景物，《江南春图》为他七十八岁高龄时所作。该图布局疏朗，用笔工稳，风格简秀，可称得上其工笔淡彩中最精之品。他盛名之后，求画者常接踵而至，而四方文儒至吴者，莫不过从。“故先生书画编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而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之手几四十年”，而对于市面上赝品的流行他也并不计较。“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由此这般，加上得天独厚的创作环境，苏州成为明代全国的绘画中心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自元末以迄国初，画家秀气已略尽。至成、弘、嘉靖间复钟于吾郡。名流辈出，竟成一都会矣。”据统计，明代苏州府总计出画家二百五十七人，不仅高居全国的榜首，且多出第二名应天府也达两倍以上，这种巨大的优势显示了其作为全国性绘画中心的实力。苏州一府所出画家就占到全国有府州籍贯可考画家总数的近百分之二十四，也就是说大约每四个明代画家中就有一个是出自苏州的。难怪王世贞也称，“明善丹青者何啻数百家，然其最驰名者，不过十之一耳。其山水、人物、花卉、禽鱼不过数种，而吾吴大约独踞其大半，即尽诸方之煜然者不敌也……”应该说随着苏州府绘画地位的凸显，它不仅成为了南宋以后在江南地区凝结形成的第一个全国性绘画中心，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首个没有与政治中心，即都城相重合的绘画中心。

明代画家地理分布图

以苏州为龙头，整个江南地区的绘画实力在全国也越发凸显。明代出画家最多的即南直隶(五百五十三人)与浙江(二百五十三人)，而两省画家实际上均主要分布于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即今天的苏南浙北地区。这里是明代画家分布最多、绘画最为繁荣，同时也是面积最大的一块区域，就是江浙绘画发达区。该区主要由十个画家人数超过三十人的州府组成，其中南直隶有苏州府(二百五十七人)、应天府(一百零一人)、松江府(四十七人)、常州府(四十四人)、扬州府(三十六人)、徽州府(三十一人)。浙江则包括嘉兴府(七十三人)、杭州府(四十五人)、绍兴府(四十五人)、宁波府(三十二人)。仅上述十个州府所出画家就达七百一十一人，占全国有州府籍贯可考画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以上，由此可见，江浙绘画发达区的这种画家密集程度居于全国之首。

应该说，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江南经济之富庶为当地文化、教育等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江南文献渊薮，钟灵毓秀，教育发达，黉宫宏伟，书院林立，再加上江南人桑梓情深，前贤后昆相互汲引，遂使江南进士冠绝海内。据学者统计，明代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在全国独为翘楚，而且其科试名次在全国最为显赫……明代文魁(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南直隶和浙江占了将近一半，其中尤以江南人居多。由此可见，作为明代吸纳财富与人才最多的区域，江浙地区不仅成为明代绘画最为发达的区域，同时还产生了苏州府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绘画中心。而它的这种文化辐射力与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已往首都的文化功能，这在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的表现上还尚属首次。 

明代 仇英 《清明上河图》，表现苏州市井风貌

　　(二)、福建、江西绘画发达区与东南地区绘画的普遍发展 

与北方绘画整体衰落的态势所不同，南方绘画的发展却不仅仅局限于江南。从当时全国的文化发展来看，据谭其骧研究，明代自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内阁大学士共一百六十三人。从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列的籍贯来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七十五人，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加上福建共得八十六人，四省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三，是 63 50095 63 31672 0 0 4433 0 0:00:11 0:00:07 0:00:04 7351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所以说全国人才分布的总体形势是东南最强，这里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南直隶与浙江外，从统计来看，福建与江西两省也是画家分布的密集区域。其中福建无论从画家绝对人数还是密度上均排在南直、浙江之后，而位列全国第三强，同时也是画家人数过百的三省之一。福建绘画发达区已经形成了相当的气候，它以福州府(三十九人)为中心，连同该区域内建宁府(十五人)、延平府(二十四人)、兴化府(十三人)等几个出画家较多的州府，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江浙地区的画家分布密集区。而领军的福州府则是唯一跻身前十，且非出自南直与浙江两省的州府。江西在明代是人文荟萃之地，科甲非常集中，特别是“吉水山高进士多”，广为四方人士所羡慕。江西绘画虽不及当地文化的发达与影响，但仍是全国出产画家较多的地区。江西所出画家人数与密度均排在全国第四，虽然较前三省有一定差距，但仍是其它地区难以企及的，因而也称得上是明代绘画的发达区域。 

来人呐，赏~

【原创连载】惊心动魄的情报战：

---

了解更多：

与文化大家

走一段文旅之路

与民银旅行

开启一段心灵旅程

 民银旅行 携手同行

长按解锁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长按添加

客服悟空18600669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