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进入殷商时期后，无论是甲骨文还是实际发掘中的马匹数量都大大增加了，这也是为何学界一度认为是殷商时期，中原才开始从外来文明中引来战马，来武装自己。不过一般人都认为那些马匹都是用来牵引战车的。其实在甲骨文中，出现过许多诸如“贞肇马左右中人三百”、“马其先，王兑从”、“三十马允其执羌”的语句，许多学者推测这是商代的骑兵。可一度有学者认为，所谓的“马”其实还是战车，所谓的“马左右中人三百”是指一百辆战车上的三百名甲士，以此来反对商代骑兵论。
▲殷墟遗址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甲骨文，就会发现商代的战车马有其专用名词，要么以“车马”为单位出现，如“小臣叶车马”；要么就是和车一样以“丙”的数量单位出现，如“马五十丙”和“车二丙”，并不会随随便便的用一个“马”来指代。更关键的证据是，所谓的战车用马“车马”和疑似的骑兵用马在甲骨文卜辞中同时出现，又有所区别。在《甲骨文合集》中，一些卜辞出现过“王狩......车马......在车......㔬马亦有企”这种“车马”和“㔬马”或者“人马”明显区分的例子，说明所谓的商代“马”直接指代一辆战车的观点，并不能在卜辞中得到论证。
而在殷墟发掘工程中，发现的一座人马合葬墓，则彻底终结了这个争论。墓里埋有一人一马一犬，随葬武器工具有供武士使用的戈、短刀、弓箭，供驾驭马匹的马衔（即俗称的马嚼子）、弓形器和策马用的青铜马策以及装饰马头的各种饰物，并没有任何的战车痕迹或者车辆配件，考古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一位商代骑马武士的墓葬。
▲殷墟出土人马合葬墓，出土武器和马具，缺乏车器
在发掘了这座“骑兵墓”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商代的很多只葬马不葬车的殉葬坑中，马匹陪葬了御马器，在殷墟西区、后冈、郭家庄等多处墓葬中也发现陪葬武器与马具，而缺乏车器的墓主，部分墓主还有丰厚的随葬青铜礼器，证明这些“骑兵”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同时，通过分析商代的御马器，就可以发现其可以用来“骑马”，而非单纯的用来驾驭拉车的马匹。
一般而言，驾驭战车用马的马策，只需要在策柄顶端加上一个称之为“錣”的尖刺，用来刺扎马匹来使之快速前行，即许慎所说的“錣， 马策端有利锋， 所以刺不前也”。对比东西方出土的战车用马策，其形制大致一样，但是商代的骑马军人墓的马策形制却大不相同。
▲秦始皇陵铜车马所出马策
商代的马策上均有一个向外斜伸的倒钩，使其除了前刺之外还有侧击的功能，这种设计对于驾车来说过于多余，而假如是骑兵挥舞鞭策来抽打马屁股，则正好合适，这也从一个侧面来印证了商代骑马术的广泛存在。
▲商代马策的倒钩设计
看完了商代骑兵的相关考古文物，我们再从甲骨文的文献中探寻一下商代骑兵的地位与功效。公元前11-13世纪，各文明古国的考古文物中都出现了骑兵的雏形，如迈锡尼的骑手雕塑，又比如古埃及壁画上，被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打得屁滚尿流的叙利亚骑手。在这一时代，骑兵或者骑马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看上去十分原始，数量也极其稀少，对于商代骑兵的地位，一部分人也倾向于认为只是小股的侦察兵或者武装警察性质，偶尔以三十骑的小编制执行一些捕捉祭祀用的外族俘虏的任务，并不参与真正的战争。以至于在《古代近东的车辆与骑乘》（《Wheeled Vehicles and Ridden Anim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一书中，作者指出西方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并没有任何势力在战场上积极使用甚至投入骑兵的相关记载。
▲迈锡尼遗址出土骑马雕塑
那么商代骑兵真的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原始？
首先，商代的骑兵编制并不小，“贞肇马左右中人三百”的甲骨文文献证明，至少在商代武丁时期曾经出动过，在商王统一号令下以三个骑兵百人队为基础编制的作战部队，这一编制就已经达到了数百年后的新亚述王国开国骑兵总数的三分之一。假如仅仅作为侦查兵来使用，这个编制未免太大了一点。
其次，商代骑兵活跃于战场的各个阶段。在战役开始前，“马其先”，骑兵队作为开路先驱进行侦查；战斗爆发后，“来告方大出，伐我师，唯马小臣（执行作战行动）”，即当敌人前来大举进攻侵扰商军时，骑兵部队要肩负一定的战斗任务；甚至在战斗的白热化状态下，要“共马乎伐（灭）”。甲骨文上这一段的“伐”，写作一个人倒持斧钺作欲劈砍状，于省吾、王宇信等甲骨文专家认为，这是战斗进入短兵相接阶段的象征。那么意味着商代骑兵可能直接参与了战场上最血腥最激烈的作战阶段——近身肉搏战。在战斗胜利后，骑兵部队还要担任追击任务，“贞唯马亚乎执”、“三十马允其幸羌”，即是商军用骑兵追击溃逃之敌，捕捉俘虏的写照。
商代骑兵不仅投入战争，还广泛参与商王朝的各项其他军事活动。商代用骑兵守卫巡逻边境，“贞令马卫于北”“贞令马卫，亡盖”，骑兵队的长官“多马亚”有时还奉王命进行巡视，“氏多马亚省在南”。
▲阿拉米人骑兵
在巡逻之外，商代骑兵也投入围猎，一如后世各类游牧民族军团的军事演习。在围猎中，骑兵们“多马逐鹿”驱赶野兽，或纵马射猎野兽，“其射豕，唯多马”、“其令马亚射麋”、“唯多马乎射，擒”。这一早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700-800年的文献记载，证明了早在商代中原骑兵就能纵马骑射。田猎的军事演习性质，也给商代骑兵的实战战术画卷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在战场上，商代骑兵能够远距离骑射，用弓箭杀伤敌人，也能抽戈执刀，进行激烈的近身搏杀。单看武器装备，商代骑兵已经不亚于后世持鹤嘴斧和弓箭作战的轻装斯基泰骑兵，同时超越了与商代同期或者稍晚出现的叙利亚阿拉米人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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