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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前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前言
编者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主要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6年1月至1859年12月间所写的书信。这些书信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前后及过程中为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所作的伟大贡献，主要包括：加紧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继续为资产阶级进步报刊撰写文章，深刻分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内政外交，揭露列强进行殖民掠夺的强盗行径，高度评价被压迫民族为谋求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利用各种渠道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形形色色错误思潮和行动，为无产阶级分析复杂形势、制定斗争策略，指明前进方向。这里编发的是本卷前言，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主要活动是继续阐发无产阶级科学理论，尤其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明确指出了这种研究的目的：“我希望为我们的党赢得科学上的胜利。”从收入本卷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个阶段取得了重大进展，他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6年秋天，马克思预见到经济危机即将来临。他认为，随着危机的出现，欧洲必然要爆发新的革命，于是他从1857年起着手系统地整理先前积累的各种资料，结合对经济形势的观察，加紧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1857年10月，世界经济危机席卷欧洲，达到顶点。马克思期待革命形势高涨，于是加快了工作的速度。他在1857年1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
马克思经常在书信中向恩格斯报告自己工作的进展情况。在1857年12月18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4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同时，他还向恩格斯请教在经济学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在1858年1月29日的信中，他向恩格斯请教有关资本周转的问题；在3月5日的信中再次询问“是怎样计算周转的”。恩格斯总是认真地答复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并为他提供了大量数据和材料。在1858年3月2日、4日和5日的通信中他们还就机器设备的更新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了一部重要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这部手稿带有明显的草稿性质，它“只是一种专题研究的形式，往往过于详尽”，远不是供出版所用；但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第一次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述了货币理论、资本流通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分析了人的历史发展的三种社会形式，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还预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被认为是《资本论》的第一稿，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的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还拟定了他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并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从五篇结构计划演变为六册方案。在1858年2月22日给斐·拉萨尔的信、同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1859年2月1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论述了这个重要问题。
从1858年8月起，马克思正式开始写作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并于1859年1月定稿。从本卷收录的马克思同恩格斯以及同拉萨尔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写作和出版这部著作的大致过程。其间，马克思肝病发作，但他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工作。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部著作为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呆板的笔调所损害。”这部著作最终于1859年6月在柏林由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把这部著作看做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强调它“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马克思对这部著作的问世抱有热切的期待，因为这可以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一步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更加自觉地投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部著作的影响力怀有恐惧，于是便以沉默来进行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挺身而出，担当起粉碎敌人“沉默的阴谋”、传播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重任。他在《人民报》上连续发表两篇评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介绍了该书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阐述了书中贯穿的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
这一时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撰稿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活动之一。从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克里木战争之后，特别是经济危机时期的欧洲局势，以及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对各种重大事件进行评述，就经济危机问题、欧洲主要国家的内政外交以及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在书信中表达的观点是对他们公开发表的政论文章内容的重要补充和进一步发挥。
经济危机问题是本卷书信涉及的重要内容。危机到来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欧洲各国爆发危机的种种迹象进行了讨论。恩格斯在1856年4月14日的信中写道：“这一次的崩溃将是前所未闻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震荡剧烈，普遍扩散，社会上一切有产阶层和统治阶层无一幸免。”他们认为，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必然导致危机。马克思在1856年9月26日分析了法国动产信用公司的运作特点后指出：“但是，与以前的危机不同，法国这一次发明了一种形式，使投机能够风行并已经风行于全欧洲。”马克思还把金融危机看做是普遍经济危机的标志和征兆，并预言：“我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会迟于1857年冬天。”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马克思搜集了很多有关英、美、德、法以及其他国家危机进程的材料，作了大量的摘录和剪报，同时准备了专题笔记本，记录了这些国家危机的主要过程和表现。恩格斯则向马克思提供了许多有关曼彻斯特的危机进程及其后果的材料，并表达了自己对危机的看法。他们之间的通信涉及关于危机的细节描述、对危机发展趋势的预测、对危机特征的判断、这次危机与以往危机的差异以及危机在不同国家的特点等内容。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写成了若干论述经济危机问题的专门文章，其中一部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马克思还打算同恩格斯合作撰写一部阐释危机问题的小册子，但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经济危机对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影响。他们认为，作为英国经济基础的工业在经济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这会进一步加剧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他们指出，由于英国内阁更迭，帕麦斯顿上台，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会发动争取选举改革的宣传鼓动，这会使英国“陷入严重的危机”，“如果现在大陆上重新开始运动，那么约翰牛再也不能像1848年那样固守这种傲慢的中立立场了”。他们通过对以帕麦斯顿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的活动的分析，以及对与议会辩论交织在一起的党派斗争的梳理，揭露了寡头政体对内反对任何改革、对外推行殖民扩张的反动本质。
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法国波拿巴政府就已经开始摇摇欲坠。恩格斯在1856年2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法国的政治局势作了详细评述，他指出：“这一切反对情绪和直接反波拿巴的情绪的大胆表露，以及波拿巴先生表现出的相应的软弱都证明，大转变开始了”，只要有合适的偶然事件发生，一阵暴风就会把“波拿巴的纸房子”彻底吹垮。当经济危机不断发展并逐渐加剧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拿巴政府成立于1852年的动产信用公司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指出，革命最先也最有可能发生在法国，因为经济危机在法国是与政治危机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于1857年7月11日写道：“动产信用公司的进展和波拿巴的整个财政情况表明，革命临近了。”他预言，波拿巴“未必能够顺利地度过1858年”。事实也正是如此，1858年1月14日发生的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谋刺波拿巴事件，促使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显现并激化，动摇了第二帝国的根基。恩格斯指出，这一事件发生后，波拿巴日益增多的困难愈来愈驱使他走向绝境，“一切声东击西的做法都行不通了，只能进行变本加厉的镇压，也就是直接把资产阶级推向革命”。
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德国的状况。他们指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危机前夕迅速发展，生产迅猛增长，“工业股份企业和银行股份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然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同德国半封建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德国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中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日益提上了日程，这就是消灭封建残余，消除德国的分裂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用革命民主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他们严厉地批判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及其对君主立宪的幻想，指出：“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和小市民肯定是变得更坏了。……德国佬显然还没有从1848年的艰巨奋斗之后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
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加剧了农奴制的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腐朽，“明显加速了俄国目前形势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对于俄国和整个欧洲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内历史的开端，这段历史也许会阻挡俄国传统的对外政策的道路”，就是说，它将为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奠定基础，而这个运动有可能改变国家制度，结束沙皇政府的反革命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它必然会对欧洲的革命运动产生有利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关注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1856年初，马克思根据在英国博物馆发现的关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帮助俄国成为波罗的海强国的重要文献资料，撰写了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即《18世纪外交史内幕》。他在这部著作中追溯了英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根源，揭露了18世纪“英国外交的卑鄙”，特别是“英国和俄国阴谋勾结”的情况。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蓝皮书上发表的关于卡尔斯陷落的外交和军事文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英国政府对盟国土耳其背信弃义、导致土耳其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失败的行为。
1859年意大利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和著述中深刻揭露了拿破仑第三打算以“解放”意大利为借口挽救法国波拿巴政体的坍塌、巩固自己在法国的地位的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意志各邦能站在奥地利方面参加意大利战争，以便将王朝战争发展为革命战争，引起欧洲革命的爆发。这不仅能为意大利真正摆脱奥地利的压迫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而且也为消灭波拿巴政体，从而消灭德、奥各邦内的反动政体，实现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和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创造条件。1859年5月6日，在意大利战事胶着的情况下，马克思在信中指出：“无论哪一方面失算，都必定对我们有利。……这种致命的失败一开始就会引起法国兵变和反波拿巴的巴黎革命。”恩格斯撰写了主张用革命民主的方法统一德国和意大利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并在德国匿名出版。从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全力支持恩格斯撰写这本书，提出有益的修改建议并积极协调出版事宜。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注着欧美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斗争，设法与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组织的代表保持联系，以便及时指导各国工人运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为团结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培养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不懈奋斗。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阐述的一个重要主题。
1856年2月，马克思会见了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前来拜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古斯达夫·莱维。莱维告诉马克思，工人们准备在莱茵地区组织起义，希望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他们的领袖去进行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马克思抓住这个时机清晰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斗争应当采取的策略原则。他指出，在欧洲政治反动时期，在资产阶级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形势下，各国无产阶级既要保持斗争的热忱，又要具有斗争的智慧，决不要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轻率行动，决不要举行仓促的、孤立的、地方性的起义。马克思强调了各国无产阶级相互联系、紧密配合、统一步调、共同作战的必要性，指出“如果巴黎或维也纳或柏林没有首先举事，那么，他们独自发动的任何起义都是愚蠢行动”。在谈到德国革命运动的道路时，马克思在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重申了农民是无产阶级主要同盟军的重要思想，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发动和联合广大农村的革命力量，并采取切实的行动。他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这一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压制下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他们认为，反动当局对广大工人群众的迫害不仅没有使他们畏惧和屈服，反而使他们更加勇敢和坚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主流。与此同时，各国工人阶级内部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消极情绪，资产阶级的威胁和利诱使工人运动中滋生了机会主义倾向，而这一点在英国的宪章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50年代中期，宪章运动日趋衰落。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支持宪章派，希望以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宪章派左翼能够在英国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英国工人运动。但是，琼斯越来越表现出思想上的动摇和政治上的不坚定，开始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达成妥协。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在书信中表达对琼斯的批评意见，同时耐心地引导琼斯，希望他能认识到，现在同资产阶级合流，必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丧失独立性。马克思语重心长地指出，琼斯“应当先成立一个党，为此他必须去工厂区。到那时，激进资产者是会来同他妥协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没有奏效。他们在毅然与琼斯决裂时深刻地指出，英国工人运动中产生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就在于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种地位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用超额利润来收买英国工人的上层，即工人贵族。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这一结论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他写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根据这一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各国无产阶级警惕资产阶级操弄的阴谋，坚决抵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和恩格斯率先践行了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张。他们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策略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1856年3月5日和7日等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拉萨尔盗名窃誉、奢侈享乐、蔑视工人、巴结权贵的恶劣作风。在1858年2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拉萨尔拼凑的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进行了批判和嘲讽，指出这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其中充满了大言不惭的卖弄和唯心主义的言论。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全面地评价了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指出了这个剧本的错误政治倾向，即低估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意大利战争时期，马克思严肃批判了拉萨尔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在这本书中，拉萨尔表示支持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公开宣扬资产阶级观点的做法“是一个莫大的错误”。
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同其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在书信中辛辣地讽刺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费·皮阿、阿·塔朗迪埃等人不顾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盲目行动，无情地批判了哥·金克尔、阿·卢格、卡·海因岑、莫·赫斯、爱·梅因等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政治冒险主义和脱离实际的空谈。为了反驳波拿巴秘密雇佣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对共产党人及马克思本人的污蔑和诽谤，马克思广泛收集证据，于1860年撰写并出版了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
19世纪50年代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工人运动再次活跃起来。面对新的革命形势，马克思于1859年5月同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重新建立了联系，并积极参与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报》的创办。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办报的理由，强调了理论宣传的重要性：“这样的时刻也可能到来，而且不久就会到来，那时至关重要的是，不仅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此外，马克思还打算为维也纳的《新闻报》撰稿，目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和理论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时期，彻底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积极支持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成了他们在书信中阐述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他们密切关注1856—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以及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戳穿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后加紧对许多亚洲国家进行殖民奴役的罪恶用心和卑鄙手段。马克思在1857年3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揭露英国军队在侵略波斯和中国的战争中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丑态和滥杀无辜的罪行，指出他们的所谓“胜利”并不是靠勇气，而是靠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取得的。马克思还谴责英国殖民者炮轰中国广州和平居民的野蛮行径，揭露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目的是为了牟取暴利、开拓市场，而不惜牺牲中国人的健康。书信中的这些内容充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如既往地深切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印度起义是被压迫民族人民对殖民者奋起反抗的最明显表现，是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热情赞扬和支持印度起义，认为“印度事件十分可喜”。他们撰写了许多书信和文章，阐述和判断起义的进程，揭示印度起义产生和失败的原因，并对起义作出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他们进一步重申关于被压迫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英国在爱尔兰这块欧洲殖民地上采取的野蛮剥削政策。恩格斯在1856年5月中旬去爱尔兰旅行后写信给马克思，详细描述了爱尔兰在遭受英国许多世纪的殖民和掠夺后的悲惨景象，指出爱尔兰人民在英国的压迫下就像其他被征服民族人民一样，不仅长期处于无权状态，而且到处陷于破产和贫困，是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
这一时期的书信还记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的生动史实，反映了他们在多种学术领域刻苦钻研、深入思考、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1857年春天，《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邀请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宣传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也为了增加一点收入，以缓解家庭生活的困难，马克思接受了邀请。恩格斯大力协助马克思进行这项工作，以便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专心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此，恩格斯率先承担起撰写词条的任务，他是大部分军事条目的撰稿人。马克思主要负责编写一些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略。他们的通力合作表现在互相协助完成资料收集工作。马克思不仅将必要的资料寄给恩格斯，而且作了大量的摘录供恩格斯写作词条使用。恩格斯则在马克思撰写词条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实际上成了马克思的军事顾问。由于发表在百科全书上的词条没有署名，所以书信就成了确定部分词条作者的重要信息来源。
在撰写百科全书词条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军队的历史进行研究。1857年9月25日，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军队》词条后指出：“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恩格斯则系统研究了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他不仅全面回顾克里木战争的客观进程，进行理论概括，得出重要结论，而且还对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的现有组织和基本战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包含着他们两人博览群书、相互切磋、对多种学科进行广泛研究的丰富信息。马克思1857年春曾经研究美学，并向《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建议撰写“美学”词条。同时他还研究了波兰的历史，阅读了民主派历史学家约·列列韦尔、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有关著作。1858年初在写作经济学著作时，马克思开始研究数学。1856年，恩格斯对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和文学进行了研究。从恩格斯在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开始系统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力求用这些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来印证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写信给马克思说，“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这样伟大的尝试至今还从未有过，至少没有这样成功”。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十分重视语言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在1856年5月23日的信中曾向恩格斯请教关于英语语言学方面的问题。1857年5月，他在病中还学习了丹麦语。恩格斯则研究了斯拉夫语、哥特语，甚至希望自己有时间能研究挪威语和盎格鲁古撒克逊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还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况，见证了这两位革命家的崇高品格、伟大友谊和他们对党内同志的关心。
1856—1859年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依旧十分艰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仍然是马克思的主要收入来源。从1857年起，《纽约每日论坛报》减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论文章的发表数量，导致马克思的收入锐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一家不仅每天都在为生活必需品而焦虑，而且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健康状况也不断出现问题，1857年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夭亡。尽管如此，马克思和燕妮仍然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精神。在此期间，为了帮助马克思一家维持生活，使马克思能专心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工作，恩格斯继续在曼彻斯特经商。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遭受多重病痛的侵扰，但仍然尽其所能地从各个方面帮助马克思。他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承担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很多工作，以保证马克思有一定的稿酬收入，此外每月还给马克思寄钱补贴家用。在危难之际，马克思甚至会直接写信说：“请尽快来信，因为现在我需要你的信来鼓舞勇气。”当恩格斯身体出现问题时，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认真研究医学文献，想方设法帮助恩格斯摆脱病痛。
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力从思想上影响和引导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成长起来的骨干力量，包括威廉·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威廉·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威廉·皮佩尔、彼得·伊曼特等人，勉励他们在艰难时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党内的战友关怀备至：皮佩尔经常住在马克思的家里；1859年埃卡留斯肺病加重，马克思典当衣服来接济他；1857年康拉德·施拉姆由于健康状况恶化回到英国，住在泽西岛，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去看望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去世感到非常难过，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本卷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写给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书信11封，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劳拉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2封。这些书信反映了燕妮为支持马克思革命事业付出的辛劳、奉献的智慧、做出的牺牲，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一家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和真诚热情的生活态度。
本卷收入的书信，绝大部分曾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少数发表在第44、50卷。本卷新收入了8封书信和2份附在书信中的谈话记录和词条内容。其中收入正文部分的有：1857年6月5日—10日之间和6月10日以后马克思写给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两封信的草稿，1859年3月4日马克思写给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的信，附在1856年4月10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之后的1856年4月9日燕妮·马克思与图鲁特上校的谈话记录，以及附在1857年9月10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的关于《卞尼格先》和《巴克莱》两个词条的笔记等内容。收入附录部分的有：大约1856年1月5日和1857年7月31日燕妮·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2封信，1859年6月28日燕妮·马克思写给弗兰茨·敦克尔的信，大约1858年5月2日燕妮·马克思（女儿）写给马克思的信，以及1858年5月11日—21日之间燕妮·马克思（女儿）和劳拉·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本卷收入的所有书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7卷（1989年）、第8卷（1990年）、第9卷（2003年）和第10卷（2000年）翻译或重新校订的。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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