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启耀｜ “山寨版人类学”（10） - 在禁书的年代，偷书是道德的
图书馆（窗户已被木条钉死）里被禁止阅读的书。1966，李振盛摄
广场上被烧掉的封资修“毒草”。1966，李振盛摄
我把“乌托邦”的那篇知青故事发给曾在乌托邦知青户的同学看，请她订正有无记忆错误。她回复了一则微信，说起“偷书”的事：
先向你讲述一下我与他们结识的经过。那是在学校时，一天傍晚，我一人从学校图书室旁边走过，突然看见有两高年级的男生在撬图书室的窗户（因搞文化大革命，图书室被说成是“封资修”、“大毒草”集纳之地，而被造反的红卫兵们钉上木条封了）。我一下子就愣了，也不知哪来的胆子，竟上前质问他们：“你们怎么要偷学校的书？”谁知他们既不吓慌，也不生气，反而笑嘻嘻地对我说：“小同学，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是拿书，是拿来读。再说，过几天，里边的书就会被拉去烧了，多可惜呀！所以，我们要拿几本去读。”这时另一个男生（后来才知是XX）更加客气地对我说：“看你这样瘦小，正好钻得进这个窗户洞，你就帮我们进去拿几本书，好吗？到时也给你看的。”我当时不知怎么，竟顺从地听安排，踩着他们中一人的肩膀，爬了进去。一看，书架上的书，早已被事先堆放在他们指给我的地方了。他们叫我快些递，于是我将那堆书迅速传了出去。随后，他们又让我在旁边一堆拿了三本。他们将我接出来，顺手把那三本书递给我说，这三本是你的了。这三本都是《红旗飘飘》（那时的期刊），我不愿意，跟他们争起来，也要他们那堆里的书。他们只好让我自己挑两本。我挑了两本，一本《牛氓》，一本《青年近卫军》。他俩惊讶地问：“你会看吗？”我反问他们：“我不会学着看吗？”他们连声道：“好，好，知道学着看就好，肯学就是好同学！”我一经他们夸赞，美滋滋的，从此认识了他们，并一直遵守他们对我的要求，从未向人（你是第一个）提起过我参与“偷书”的事。
后来聊天时，听他们说，偷书的不止我们，还有别的窝子的人。有时他们瞄准了的书，待实施计划时却不知去向，肯定是有人先下手了。
下乡跟随他们到广云，才知道那些书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诗集，以及大、小仲马，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巴尔扎克等人的大作，还有《资治通鉴》、《四库全书》等。那两大木箱书，成了我们广云最宝贵的财富，许多相识的同学都爱到我们广云借书。记得有一次，同时来了四个人，都是为了借《斯巴达克斯》。为了公平，只好以到广云的时间先后顺序排队。拿到书的连夜看，其他人在广云吃住候书。
收到微信时，正巧碰上又有禁书之事。忽觉历史以这样的方式轮回，甚感滑稽。本来要忘掉的往事，竟在这样的“语境”中被重新提示。这个提示，让我回想起文革开始，“破四旧”砸庙烧书的经历。我那时14岁，还没懂什么事，就遭遇这么大的政治运动，吓着了。古庙与我没关系，旧书倒是有几本。我听说隐瞒的后果很严重，所以乖乖交出了家里的书。有一本还记得，叫《东周列国志新编》，精装的，很厚，半道上被一个哥哥劫了，说他要。他拿走了，没见他遇到什么麻烦。这事让我记住的原因是，我感到了后悔，因为吃亏的分明是听话的。在后悔之余得一启发：不听话照办，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武斗开始的时候，我就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了。家里管得很严，不允许我们出去凑热闹。那时能够做的事，就是到小伙伴家里，借他们的书来读。我这时才发现，原来，第一，很多人都没我那么傻，家里还是藏着不少书；第二，这些禁书其实很好看；第三，它们都是教人学好为善的。包括造反的红卫兵，他们手里也有很多异端的书呢，甚至还有正在批判的“大毒草”。记得当时，我就是从邻居的造反派大哥哥那里，读到手抄的瞿秋白《多余的话》。我不懂瞿秋白在被国民党枪毙前谈豆腐好吃，怎么会与“叛变”有关，但让我震惊的是，这位大哥哥对瞿秋白的评价，竟与传单小报上那些凶猛的大批判完全不同。他刚刚在派系斗争中死里逃生，有一种看透世事的忧郁。他的话里透露着一种人性的柔软，让我感到陌生而困惑，却又无法对抗。
如果运气好，还会借到一些写有“仅供批判”或“内部参考”字样的“特供书”，听有来历的人，吹嘘他们看“内部”电影的待遇和电影中那些让人惊叹的故事。这些东西老百姓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为不属于“内部”人士。这事让我深感挫折，说好的平等，说好的人民当家作主呢？我一直以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民，和他们是一伙的，殊不知早已被划到了“外部”，成了“外人”，很多东西没有资格过问。这种做法的逻辑前提是，没有被划入“内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不是被视为弱智，就是不可信任者。极少数“内部”的人享受着物质的和精神的“特供”，却让绝大多数人艰苦奋斗，在指定的范围内听话做事，不许多嘴，更不能多想。他们把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斥为垃圾，凡封（古代）、资（外国）、修（苏联）都是坏的，剩下不多的“精神食粮”，只能由他们独家经营，垄断供货。问题是，事实不幸地一再证明，他们提供的许多东西，靠不住，信不得。
很快，得读闲书的逍遥日子，也结束了，接下来就被发配到了盈江。能够续上我们自学“学历”的，就是流散在不同知青户里那些没被烧掉的书。说起这些书，同学因为透露了自己参与偷书的事，直到现在还有些难为情。我只好安慰她：在禁书的年代，偷书（或与时俱进置换为其他词句，比如“翻墙”），是道德的。我真诚地感谢他（她）们的偷书义举。由于有了这些书，我们流放的日子，不至于那么难熬；我们自己，也没有按照既定方针，变得像设计者希望的那么傻。
那时读书很杂，抓到就啃，毫无章法。我最喜欢爬到附近大青树上，坐在绿茵里，在鸟儿的伴读声中，读读睡睡，看到迷糊。
那时大青树没有祭台，被我们爬得光溜溜的，没有那么多青苔。盈江蛮胆，2001
常读的书，是外国文学。普希金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诗，被知青反复传诵，成为流行的警句；俄罗斯和法国作家的小说，伴我们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而《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神奇故事，更是在傣族乡亲的啧啧赞叹中，让枯燥的劳动不再沉闷。慢慢地，傣族乡亲也乐意和知青一起干活了。我们彼此在这样一些话题上达成了一致：他们给我们讲荤段子，我们给他们讲西游记或天南地北的事。他们是随机地说，我们是系列的讲。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乡亲们听上瘾了，就让讲的人别干活，站在大家都听得到的位置，像说书人一样讲。这个待遇，让我们的口才都提高了很多。
最奇怪的是，我竟然迷上了哲学。那些过去觉得艰涩的东西，一旦和自己的遭遇挂起钩来，读起来竟是明明白白，并不玄乎。原来哲学家早就看透了社会人生的本质。甚至马克思的书，由于没有被肢解，也读得津津有味。记得读过一本介绍青年马克思讲异化问题的思想传记，很对胃口。放牛时读，用草杆做笔，把一本书都划绿了。回到知青茅屋，就着油灯写了两本读书笔记。对于反思我们曾亲身经历的“异化”，那本书是一剂及时的解药。
放牛是拿“
57 23805 57 13791 0 0 6631 0 0:00:03 0:00:02 0:00:01 6633工分”的活计。带一本书，坐在牛背上读，不用担心看呆了的时候被蚂蟥袭击。盈江蛮胆，1969.
还有艾芜《南行记》描写的那种经历，让我们想入非非，引诱我们出去“乱窜”（傣族乡亲的评语），这或许是后来喜欢探险喜欢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来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政治化军事化的时候，少数民族才不理会那些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我们歪打正着完全被放野。在田野里我会很放松，想一些和流行思想有所不同的问题，一种很自由的边缘状态。除了思想上野了，身体上也野了，一个月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到处乱窜，唱黄歌（其实不过是文革前公开出版过的《外国名歌三百首》而已），讲鬼故事，练武术，读禁书。其实所谓禁书，也不过是一些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最离经叛道的手抄本，现在作为合法出版物也毫无问题。
说起知青的读书，可能各地情况又有所不同。记得当时知青中已经盛传：瑞丽知青主攻数理化，盈江知青文科多一些，而且比较叛逆。据说，在盈江，有知青偷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试图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去质疑XXX思想和文革。想想看，那个年代敢这样做，真够胆大的。当然，听说这些人被抓了，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估计应该和遇罗克、林昭同命，或许更糟，因为连平反都可能轮不到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有平和一点的，也在现行思想体系之外，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比如我们南边半山上的一个寨子，有位女知青，听说长得很漂亮，却偏偏迷上了黑格尔哲学，公开宣称是黑格尔的门徒！全县知青，找不到一个可以跟她对话的人。面对她的冷艳，吃不到葡萄的男生，只好给她取了一个“黑乌鸦”的绰号。
往期精彩文章：
更多文章，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