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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苏轼的患难之友与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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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来到他生命中第一个贬谪地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八月，徐大受来任黄州知州。他与苏轼一见如故，视之为亲如手足的密友。对于徐大受，苏轼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曾写信给徐大受说："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与徐得之三首之一》）的确，在黄州与苏轼相处的三年中，徐大受丝毫不像一位对苏轼负有监管之责的上司，倒像一位热情待客的主人。徐大受来到黄州后，每年的重阳节都要在栖霞楼设下酒宴，邀请苏轼共度佳节。受他影响，时任黄州通判（相当于副知州）的孟震，对苏轼也敬礼有加。苏轼已把两位上司视为不拘形迹的朋友，甚至毫无顾忌地与他们谈笑风生。要知此时的苏轼，正是处于徐、孟管辖下的一个犯官！三人间融洽的关系，正是两位官员爱才、惜才的体现。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时年他已五十九岁,经万里跋涉，来到南海边的惠州。绍圣三年（1096）九月，方子容任惠州知州。方子容也是饱学之士，见到才华横溢的苏轼，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切。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方子容接到朝廷将苏轼贬往海南昌化军的诰命，他忧心忡忡地亲自前往苏轼家去通报。琼州在海南岛，必须乘船过海，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危险重重。方子容便讲了一件奇事来安慰苏轼，他说："我的妻子沈氏一向在家供奉泗州大圣僧伽菩萨，非常虔诚，一天晚上，她忽然梦见菩萨前来告别，便问原由，菩萨说：'我将与苏子瞻一起过海，七十二天之后，就有告命下来。'今天恰好是第七十二天了，看来此事早已前定，烦恼怨恨都无济于事，还是随遇而安的好。而且您很有福气，过海的时候菩萨会保佑您。"苏轼听后，自然知道是方子容在安慰自己，便坦然回答道："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早有定数，不一定非要梦兆才能知道。只是觉得，我算个什么人物，还要麻烦高僧大德陪同，想来一定是前世有缘了。"
绍圣四年七月，苏轼到达昌化军（即儋州），暂时寄住在伦江驿馆。新任军使张中到任，于心不忍，便派人把驿馆整修一番，让苏轼得以安居。一年之后，朝廷下令将苏轼一家逐出驿馆，他们不得不在桄榔林中自建茅屋安身，张中又亲自前来帮着挖泥运土，完全不顾自己身为当地长官的身份。过了一年，张中照顾苏轼的事受到追究，被贬为雷州监司。苏轼对张中恋恋不舍，作诗为他送行。张中也对苏轼依依惜别。他四月就接到了调令，一直拖延到十一月才离开儋州。临行前，张中又一次到苏轼家告别，主宾二人在灯光下相对而坐，直到天明。苏轼再次写诗送别，描绘眼前的情景说"悬知冬夜长，不恨晨光迟"，又劝告张中不要挂念自己："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两位萍水相逢的友人，从此隔海相望。
这一类患难之交，对苏轼一生有特殊意义。苏轼被贬官之后，就一定要跟当地的官府发生关系，他的境遇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官府的官员。可惜这些人最后都受到了牵连，因为他们跟苏轼的关系好，就违背了朝廷的旨意。他们为这段友谊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保全了苏轼的性命，保全了一位天才的文学理想。因此，不仅苏轼要感激这些患难中伸出援手的官员们，我们整个文学史都该感激他们、记住他们。
苏轼最初认识的是陈慥的父亲陈公弼。苏轼第一次做官，是在凤翔府。而陈公弼则是凤翔知府，他是一位清廉正派而又严厉的官员。与严谨自律的父亲不同，陈慥"善骑射，好勇力"，是公子游侠一类人物。他性情夸诞，使酒好剑，花钱如粪土，被父亲视为浪子。苏轼当年与其山中相遇时，正是他与陈知府水火不相容的时候。但是两个年轻人却性情投合，一见如故。当时两人就并肩揽辔，游览山水，谈论起用兵之道与古今成败，更感到异常投机，都以一世豪士推许彼此。
十几年之后，苏轼被贬黄州，路过麻城和齐亭时，没想到当年的风流公子现在就隐居在这个地方。陈慥还等在岐亭以北约二十里处，亲自乘马来迎接。苏轼跋涉了数十天，他乡遇故知，真是喜出望外。他只是有点纳闷，陈家累世簪缨，家庭极为富有，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偏僻的山野过起隐居的生活呢？苏轼在陈家受到热情款待，感到宾至如归，一住五天。岐亭距黄州百里之遥，苏轼谪居的四年中，陈慥曾七次来访，苏轼也有三次前往岐亭做客，每次相聚，往往盘桓十多天，总是远送数十里。在《陈季常见过三首》其二中，苏轼这样写道：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风。江边千树柳，落我酒杯中。此行非远别，此乐固无穷。但愿长如此，来往一生同。
相知相契的友谊，使苏轼不再寂寞，他祈祷这种友谊能够地久天长。
陈慥为人豪爽，又饱学禅理。无奈老婆柳氏是个出名的悍妇、妒妇，有时客人到家，柳氏的骂声常不绝于耳，以至陈慥对她颇有几分畏惧。苏轼在一首诗中同情地写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狮子吼本是佛家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指今山西省，是陈慥夫人的籍贯。从此，陈慥老婆"河东狮吼"的绰号威名远扬，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所有个性强悍女性共同的雅号，苏轼开玩笑、起绰号的本领堪称天下第一。其实，林语堂的判断可能是对的，陈慥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不睦之处，柳氏也许只是嗓门太大，东坡不过是借此跟好朋友开开玩笑罢了（林语堂《苏东坡传》）。谁知道一个玩笑，便酿成千秋“美名”。当然，根据很多专家考证说，柳氏的确有“悍”的一面。苏轼在给陈慥的信里面曾经这样问过：你要纳的妾进门了吗？好像还没吧？这至少看出两点，第一，陈慥的确有畏妻之嫌；第二，苏轼和陈家的关系非比寻常。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能跟朋友这么开涮，可见关系极为亲密。
苏轼被贬惠州时，已接近花甲之年，身体状况堪忧。陈慥听闻此信，忧心如焚，立即远寄书信，告知去惠州探望。陈糙确实是个非常有胆量的人。在当时苏轼被贬惠州和儋州之时，朝廷下令将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字一概禁绝，不准流通，哪怕家中旧藏的也要毁掉。这其实是一次文字狱，牵连很广。陈糙在这样的情况下，却主持、刊刻了苏轼的《苏尚书诗集》。当时黄庭坚也在贬谪中，听到这个消息，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到黄州索要这本书。这也说明苏轼结交者，都是有胆有识、不畏权贵的人中豪杰。
苏轼能得到这些人的厚爱，总的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苏轼确有可爱之处，拥有巨大的人格魅力，让人不得不倾心折服，尊敬有加；另一方面，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善待苏轼，也是本于他们心中的善意。所以说苏轼是幸运的，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光芒，任何一个接触他的人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的可爱、可亲、可敬；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苏轼身边有这么多善良、有德之人，他们是以是非曲直来判断苏轼，而不是依靠地位高低，这才使得苏轼能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获得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苏轼仕途坎坷，三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贬得惨烈，一次比一次贬得边缘，一次比一次贬得绝望，每一次几乎都要接近人生的终点，但他最终活着回到了中原。并且在三次贬谪期间，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文赋，其中不少作品还构成了他一生创作的高峰。何以如此？除了他本人的天才之外，良好的人际环境，特别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关爱和善良，也使得苏轼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了一种乐观的心态。
苏轼少年时就邂逅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与他在性情方面很相近的范镇、一心提携他的欧阳修，还有后来那些对他多方照顾的地方官员。他的一生，都与贵人相伴。这些善良、高贵的人，始终陪伴他的成长。这说明在北宋时代，虽然有党争，有政治上的不同见解，可能会发生贬谪这样的坏事，对于一个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总的来讲，在那个时代士大夫们还保存着气节与风骨，他们能善意、公正、客观、以诗书礼义的标准来看待和判断一个人，这是时代的主流。正因如此，才能在不断挫折中塑造出像苏轼这样的文化巨匠。这是我们今天真正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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