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兄弟共浮沉——苏辙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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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局飘摇的后半生中，苏辙用一以贯之的浩然之气支撑着他坚守着自己的方向。他与兄弟苏轼共同经历宦海沉浮，也一同显示出不屈不惧的高风亮节。

兄弟共浮沉：苏辙的后半生

    文/康震

苏辙像

失意幕僚

熙宁三年(1070)春，张方平知陈州，辟苏辙为州学教授。他来陈州任州学教授完全是不得已，因为在朝廷已无法容身。他本想辞官归田，但又生活无着。陈州教授当然要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务。但当时王安石“新学”时兴，他的“旧学”根本无用武之地。苏辙在陈州时，仍无法忘怀世事，在《陈州代张安道论时事书》中，他把神宗即位之初所行之政同后来的变法作对比，对新法继续进行激烈的抨击。陈州任期三年已满，苏辙又到齐州担任掌书记。三年任期满之后，也就是熙宁九年，苏辙正好罢齐州任，回京等候改官。神宗罢王安石之相而不废王安石之政，苏辙于是写了《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与《画一状》，逐条反驳了坚持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等法的理由。苏辙反对新法的大量文章，以后者讲得最具体、最系统。  
这之后，苏辙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任签署判官。在南都签判任上，苏辙的心情依然很不痛快，这首先是由于政见不同，在仕途上一直失意，荆棘丛生。自从出仕以来，他所学的治国安民之术完全用不上。这也难怪，从他进士及第算起，二十年过去了，从第一次出任大名府推官算起，也整整十二年了，而他仍然一直担任繁琐而又枯燥的幕僚工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轼已经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担任过地方行政首长，独当一面地做过不少实际的工作。由于位卑俸薄，子女又多(三子六女)，他的生活一直很困难。而仕途愈来愈险恶，也是苏辙在南都心情特别不愉快的重要原因。
苏辙侧身像

结发学问

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写诗文抨击新法与朝廷，被捕入京，接受审理，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受苏轼的牵连，苏辙也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苏辙在筠州的诗文，大都牢骚满腹，感慨甚深。文如《东轩记》，诗如如《雨中宿酒务》。早年误以为读书如何如何，结果落得如此下场，整天累得筋疲力尽，倒头便睡，再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苏辙在筠州期间，结识了新喻县的吴厚，他家建有浩然堂，并向苏辙请教何谓浩然。苏辙回答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而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生死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吴氏浩然堂记》)。这才是苏辙对待祸患的真实态度，就是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做到“不为易勇，不为险怯”，不为贫贱、患难、生死、得失所动。“不以物伤性”，“不以谪为患”，苏辙在筠州实际上同时存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既有忧谗畏言的一面，又有“不屈”、“不惧”的一面，而后者才是他思想的本质。因此，即使在筠州，他也仍在讥刺变法。苏辙立功既无望，于是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而放在立言上。苏轼在黄州开始写《易传》、《书传》和《论语说》，苏辙在筠州也开始了《诗传》、《春秋传》、《老子解》、《古史》的著述。
神宗元丰七年，苏轼从黄州量移到汝州。苏辙则被命为歙州绩溪(今属安徽)令。苏辙《初到绩溪》诗写道：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学催科愧庙神。无限青山不容隐，却看黄卷自怜贫。雨余岭上云披絮，石浅溪头水蹙鳞。指点县城如手大，门前五柳正摇春。
这又是一篇感慨很深的诗。苏辙当时四十七岁，从进士及第到现在，已二十八年；从制科入等到现在已二十四年；从第一次出任大名府推官到现在，已二十年。在同一时期，苏轼虽不得志，但已三典名郡(密州、徐州、湖州)，是地方长官；而苏辙连一任地方长官都没有做过，现在才第一次担任县令，而且仅仅是一“县城如手大”的山区小邑的县令，比知州的地位低得多。所谓“结发学问，今始为邑”(《谒孔子庙文》)，够不得志的了。
苏辙书法

参与元祐更化

神宗去世后，反对派执掌朝政，司马光做了宰相。苏氏兄弟开始同朝做官。苏轼任起居舍人，苏辙任右司谏。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期间，苏辙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这说明他是十分忠于职守的。这些奏章，几乎涉及当时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多数均被采纳施行，对元祐之政起了重大作用。
苏辙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则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认为，新法造成“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小臣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但是“大臣以任重责重，小臣以任轻责轻”。在右司谏期间，苏辙曾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二论安焘，五论蔡京。由于苏辙等人的反复弹劾，韩缜被罢相。吕惠卿见司马光等回朝，自知不容于时，就恳求散地。苏辙看出吕惠卿乃“奸人之雄，用意不浅，无病而去，有伺隙之心”(《再乞罪吕惠卿状》)。便穷追猛打，他在《乞诛窜吕惠卿状》中历数吕之过失，认为其所作所为“犬彘之所不为”，主张对这样的人应“略正典刑，纵未以污盺騶，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结果吕惠卿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今福建建瓯)安置。新党蔡京对待元祐更化的态度更滑头，他是通过雷厉风行地推行司马光之政来达到破坏其政的目的。司马光秉政，限期五天恢复差役法，同列都认为太紧迫；知开封府蔡京于五天之内督迫京畿各县全部恢复了差役法，并得到司马光的夸奖。司马光完全没有看出蔡京“挟邪坏法”的目的，难怪苏辙说他“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亡兄子瞻墓志铭》)。而苏辙一眼就看出了蔡京“故意扰民，以坏成法”的目的，他反复弹劾蔡京，于是蔡京请求外任，除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苏辙继续上章弹劾他。

不久，苏辙升任中书舍人，时苏轼已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掌外制，负责撰拟中书、门下的诏敕；翰林学士掌内制，负责撰拟皇帝发出的文诰。元祐元年十一月，苏辙又自中书舍人升任户部侍郎。户部为中央行政机构的六部之一，掌全国人户、土地、钱谷、贡赋、征役等事，掌握国家财政大权。苏辙在户部侍郎任上所提出和采取的措施表明，他是“精练吏事，通知民情”的，堪称“强明练达之人”。首先，他主张要惩治那些“无故亏欠”国家收入的官吏。主张集中财权，把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隶户部，由户部定其事之可否及费之多少，而工部只管工之好坏迟速。这样双方责任都很明确,朝廷采纳了他的主张。从这件事可看出，苏辙既坚决主张裁减冗吏，但又谨慎从事，很讲究策略和施行步骤。
当时除了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斗争外，反变法派内部也有很大的矛盾。苏氏兄弟在这样的夹缝中最终遭到排挤。元祐四年（1089），苏轼不得不离开朝廷，去知州杭州。苏辙则由户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三天后又改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五年，又任御史中丞，掌纠察百官，肃正纪纲。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长官，为执法之臣。元祐六年，又升任尚书右丞。尚书右丞为六执政之一，掌参议大政，位在六部尚书之上。元丰年间改官制，废参知政事，而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代其任，因此尚书右丞相当于副相。苏辙兄弟应制科试时，仁宗曾说他为子孙得了两宰相。但苏轼一生并未取得宰执之位，只有苏辙应验了仁宗之言。元祐七年，他又升任门下侍郎，位在尚书右丞之上。苏辙在元祐年间的政绩表明，他当然不仅仅“技止文墨”；升任门下侍郎，当然也不只是高太后念其“嘉祐之直言”和“建元之司谏”，而是与其“吏事精详”（吕公著语）即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发挥的政治才干有关。

 岁更三黜

然好日子没多久。反对变法派的后台高太后一死，哲宗亲政，启用变法派人物，形势对苏辙骤然不利。哲宗以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全面指责元祐之政。苏辙起而反驳，于是上了《论御试策题札子二首》。在前一首札子中，他认为“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希望能“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苏辙的态度应该说是十分诚恳的，但哲宗却很不高兴，李清臣等又从旁煽风点火，哲宗“益怒，遂责辙以汉武比先朝”。这是指苏辙札子中有如下一段话：“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赋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苏辙认为自己以武帝比先朝无罪，因为“汉武，明主也”。哲宗声色俱厉地怒斥道：“卿意但谓汉武穷兵赎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乎?”苏辙不敢再申说，只好下殿待罪。
苏辙上《待罪札子》，要求“少宽刑诛，特赐屏逐”。结果苏辙被命出知汝州(今属河南)。中书舍人吴安诗所撰的苏辙知汝州制词，有“文学风节，天下所闻”，“原诚终是爱君，薄责尚期改过”语。哲宗对这一制词很不满意，批道：“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著事实”，命“别撰词进入”。不久，吴安诗竟因此罢为起居郎。重撰的制词就大大加码了，指责苏辙“倡为奸言，怫于众闻”，“忘体国之义，循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于宣言以眩听。至引汉武以方先朝，欲以穷奢赎武之资，加之明圣德哲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宜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孙汝听《颍滨年表》) 。
苏辙于绍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达汝州（河南临汝），绍圣元年六月再贬袁州(今江西宜春)，还未到达袁州，苏辙又被命分司南京，筠州（今属江西）居住。这就是所谓的“岁更三黜”(《分司南京到筠州谢表》)，一年中先后贬官汝州、袁州、筠州。
到绍圣四年的时候，朝廷又贬谪苏辙到化州（今属广东）别驾，雷州（今属广东）安置。同一时期，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第二年，苏辙又被贬往循州（今属广东）。哲宗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苏辙先后被量移到永州、岳州。最后，苏辙举家归于颖昌（今属河南），并在此居住了十一年，直到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文章来源于：章黄国学：（zhanghuangguo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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