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自动化斩获转报人工
1989年9月14日，我国自力更生建成自动转报网。主要由国产转报设备建立的自动转报中心，已在27个省会市建立（3套设备引进），这27个局承担全国省市转报量98%，使电报差错下降90%，传输质量上升一个数量级。
1990年底，40个城市安装了电报转报设备及集中器，进入自动转报网的城镇1962个。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电报急剧增长时期承担公众通信重任。
由于行业认识的局限，那个年代邮电部只认设备和传统业务，不认可网络应用，所以没有准确评价，促进这一宝贵的创新与时俱进。
至今还有人认为，电报网和互联网没有关系，所有转报职工后来都没有参与互联网的发展工作，并“以此为荣”。再加上邮电部教育司否定了1980年南京邮电学院申请创办计算机专业的报告（1985年，南邮、北邮才创办计算机专业），可见技术进步之艰难。
笔者费尽心力，从诸多文史资料中挖掘出被遗忘的辉煌。
机器自动化大举替代人工操作
电报是一种最早用电信号传送信息的远距离通信方式，它是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电报信号通过专用线路传送，用摩尔斯电码的编码代替报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电报退出了通信营业领域，使用过电报的人群至少都在40/50岁以上。在电影中还能看到电报局的投递员上门高呼“电报”，惊动周边一片。
1844年电报正式用于公众通信，最初的国际电报是从国内线路传送到国界交换站，然后把电报纸拿过国境，重新输入电报机继续传送，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人工转报”，报务车间变成了繁忙的国际“火车站”。就是在国内，众多城市之间也不是都有直达电路，一名报务员通过莫尔斯音响电报机接收电文并记录，再由另一名报务员重新发送给参与传输的下一个电报局（以后才使用了凿孔纸带存储转发报文），也要在“交换局”进行“人工转报”操作。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起的80—90年代，电报发展适逢业务高峰，却与计算机有了亲密合作，还构成了覆盖全国的一个电报转报网络。
55型电传打字机广泛用于电信机房计算机外设，左边垂下的是凿孔纸带。
繁忙的人工转报操作，可见一堆凿孔纸条。
计算机带来电报革新的动力
在中国的电信局，除去大批报务员还要安排众多员工撕断凿孔纸条，再将纸条向接收局输送，电报车间无异于激烈的“运动场”，全国负责转报的职工一时数以万计。这种业务方式从50/60年代逐步扩展，80年代上海电报局就有600/700位职工从事撕纸条，阅读收报局凿孔编码，然后奔跑到对应的电传机送入纸条发报。他们从早到晚不停，每天重复往返数万步，日复一日的从事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责任却重大，还十分辛劳。
计算机的出现，让人工电报有了转机，采用程序控制转报计算机，非本局地址的电报数据都存入转报机内，然后按规定路由逐次自动转发。
1964年，邮电部发起研制电报自动交换机会战，第一套计算机设备安装到北京电报大楼，但是因为磁鼓存储数据的问题，造成系统失败很快拆除，虽然研制组解体，但各地电信局都在继续探索。1969、1973年，曾先后做出了自动转报114机的骨干机和ZB44机。
1975年上海电报局与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复旦大学协作，使用国产小型通用计算机，共同研制程控自动转报设备，复旦教师施伯乐（北京大学计算数学第一班毕业）就参与了程序设计。他们从4路模拟电路研制成自动转报网起，逐步发展到1979年使用的32路双机系统，随后研制出64路自动转报系统。
复旦大学施伯乐教授参与了上海电报局转报系统程序设计。
1976年，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王耆、胡道元（清华大学计算机第一班毕业）与绵阳地区邮电局佘永荣等联合研制的ZZB-A型电子计算机32路自动转报系统在所辖9县运转成功，速度快、准确度高、性能稳定，达到了邮电部对省地一级自动转报中心的8项业务指标，属全国首创，获1987年度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后来，胡道元教授成为中国知名的互联网的开拓者，从转报开始了他的网络生涯，这是另一个话题。
清华大学胡道元教授参与绵阳地区邮电局转报设备研发
1977年5月，成都电信局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联合使用DS-130计算机研制试验自动转报系统。1978年，单机系统局内试验连续运转1000小时。
1980年，成都局购置DJS-131机作为64路自动转报系统主机。1981年12月23日至26日，该系统在四川省内所有市地州局和6条省际模拟电路(沪京津汉昆黔)运转试验，4天收发电报40356份，无一漏收和张冠李戴。1982年5月25日，经邮电部电信总局批准，成都的转报系统于正式投入运行，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沈阳、西安、昆明、贵阳、拉萨等大区和省的业务领导局以及省内各市地州局建立了45条直达转报电路。
至当年9月30日，3个月时间，成都局共收发电报571.3989万份，平均日交换量4.5万份，为同时期成都局电报总量的70%。
改革开放的电报急剧增长带来革新的机遇
早已消失的古老电报，也曾有过辉煌发达。
1982年6月10日，全国电报1亿5千9百万份，比去年同期上升9.4%。
1983年。全国电报1.80748亿份，比1982年增长12.5%。
依靠人工操作，已经难于承担公众电报通信服务的重任。
1981年，邮电部组织在上海、石家庄、成都电信局联成自动转报网试验运行，其质量稳定，效果良好。1982年，邮电部级鉴定后，在全国推广入网运行。
1984年10月11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陪同下，视察了上海市电报局256路自动转报系统。转报系统是上海市电报局研制成功的重大项目，从当年8月起陆续投入使用。系统日处理量达20万份，电报传递速度为人工转报的10倍以上，可节约报务人员50%。
李鹏十分关心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在通信上的应用。当他看到电报业务日交换量已达14万份时，关心地询问:“如电报业务交换量继续增加打算怎样扩充容量?”该局局长汪锡澄汇报:已考虑下一步采用较大容量的微机系统研制512路自动转报系统。李副总理还亲切地询问了自动化后富余的300多名报务人员的工作安置情况。李鹏题词:“用现代化电子技术装备邮电事业以提高效率。”
1986年，邮电部第十研究所与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合作研制成功用微机控制的128路和256路自动转报系统。各个省会局面对经济发展促成的电报业务量剧烈增长，唯一的选择就是紧急上马自动转报系统，有自行研发，也有购置。
十年奋斗建成全国电报转报网
电信自力更生与科研高校合作
从1980年12月11日起，启动全国自动转报网建网，上海第一套转报系统投产使用，到1990年11月6日，西宁局的最后一套系统进网运行，整整用了10年时间，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县(市)局直接进入省转报中心，和各省会转报中心的直达电路，形成了一级干线的网状网，公众电报网络由原来的四级汇接变为二级汇接，极大地提高了通信质量和传递时效。到1990年底，40个城市安装了电报转报设备及集中器，进入自动转报网的城镇1962个。
1990年底，40个城市安装了电报转报设备及集中器，进入自动转报网的城镇1962个。
一个县局跨省要向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县局发送电报，再也不用经过3、4次人工转发，在计算机的控制下直接传输到接收局，这是网络应用的重大成就。
全国范围内的电报转报技术进步，靠的是自力更生和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1982年8月22日，上海电报局转报项目组有30位员工，其中只有一位工程师、5位技术员，其余为技术工人。两次考核以后调整提升为8名工程师、9名助工和技术员，都是从工人中间提拔的。
电报局自动转报研究组程序负责人李国仪，49岁。他参与研制的32路和64路电子计算机自动转报设备，曾获上海市科技发明创造二等奖、技革一等奖。由他们攻克的256路自动转报系统，也于1984年8月投入试用。李国仪已从一个普通报务员变成了转报软件专家，在整个项目的研制中做出了显著成绩。
全国自动转报管理中心，在1990年为止共举行了19期培训班，其中业务6期，技术维护11期，管理2期。共有711人次参加。培训内容有计算机程序及框图，机房维护管理办法，业务座席处理及经验交流等。通过培训，不少局已有软硬件技术尖子和熟练的业务及管理人员，他们不但在日常通信值班维护中起到骨干作用，而且在系统发生阻断和重大阻断时，依靠过硬的本领，能及时处理系统障碍。
1990年9月11日，人民邮电报祝贺全国自动转报网建成十周年
机器智能初起替代大批人工
转报自动化设备不仅替代了人工操作，还能自动识别电报路由和电报等级，并具有统计、查询等调度与管理智能，电报转报系统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自动化应用实践，虽然这些功能还很初级，但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动转报系统的应用，减轻了报务人员的劳动强度，还节约了大量机台、场地和终端设备，节省了大量的纸页、纸条等消耗材料及设备维护费用支出。
计算机的自动化是一种“机器智能”，或者说是最初级的“人工智能”，除去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场地、物资，还节约了大批人员。
上海电报局按1984年业务量配备报务员，至少需要671人，实际报房人员只有410人，与1979年相比，节省了261人。
1985年，南京电信局（省会局与市局）报务人员由638人减少为169人，减少469人。
以前杭州电信局的报务员缺员近70人，1985年，不仅无须再增加人，还调出90余人，按现有业务量测算，节约人员183人。
南昌局1954年，电报科有173人；1985年，电报业务增多数十倍，电报科（报房、转报、传真等）仅111人。
福州电信局报房人员由1985年的244人，减至1990年的117人。
长沙局报务人员由部订定员标准362人减少到150人，郑州局减少300人。成都局节约84名报务员，天津局节约人手90多人，石家庄局节约报务员4/5，哈尔滨市电信局减少了1/3的报务人员。
由于缺少统计资料，而且各个转报系统使用熟悉之后，人员还在继续减少，总计至少应当至少节省5000人。由于计算机的使用，在30多年后的今天，各类售票员、售货员、检票员，生产线的装配工、甚至银行的柜员减少数量是成千上万。
自动转报的实现，使电报在局内停留时间从过去的30-60分钟，缩短到现在的1-4分钟，传递速度提高了10倍以上，差错率减少了90%左右。据抽样调查，每份电报的全程平均需时从原来的4个多小时缩短到2小时以内，节约电报转报费用数千万元。
成都电信局的电报转报机房
网络应用不属传统邮电范畴，成果视而不见
中国的电报业在上世纪最后30年辉煌一时，承担了电信业务中的重要份额，发展到高峰随着数据网的兴起转入消亡。然而却有二大特点，一是因信息技术而在经济领域率先大幅改变了生产劳动岗位结构的行业，在电报业务量成倍增长之时，反而节省了至少5000名职工。
二是电报转报系统是一种低速的数据传输交换系统，在向数据网络发展的热潮中，电报业无异立下头功，参与转报系统程序研发的复旦大学施伯乐、清华大学胡道元等都成为中国知名的互联网的开拓者，恰巧他们二人都是清华、北大第一批毕业的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人才。在电信领域和电信用户中也培育了一大批计算机应用和数据传输人才，促进了互联网的全面建设与广泛应用。
随着数据通信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仅电信部门成为“金饭碗”，就是邮电大学的所有专业的录取线也一跃直逼清华、北大。但是由于传统通信行业的认识局限，电报转报仅仅被作为一种技术进步看待，认可的是直观可见的机器设备，而不认可网络的配置和研究也属于电信领域的成果，或者认为网络科研不属于邮电领域的职责。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总结和表彰，更谈不上在网络轰轰烈烈发展的90年代，邮电领域如何参与继续进步。
电报大楼后院中的纪念碑。
电报文本已成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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