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科学规划及中南海接见65周年
1956年,新中国制定了“1956-1967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787位中国各专业最顶尖的科学家应邀参与制定，为新中国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周恩来提出发展计算机、自动化、微电子和半导体的“紧急措施”，不失时机地使计算机为中心的电子产业成为“国之重器”，保障“两弹一星”工程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65年之前，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规划”，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应为国人所知晓，并向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表示深切地敬意。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聂荣臻等进入会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邓小平、聂荣臻参加接见
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50年代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上世纪5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发达国家主要生产行业和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多年来中国人畅想的电气化、机械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种地拖拉机”的目标，远不能适应新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
早在1954年，国家计委、科学院开始制定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1955年1月，科学院院长顾问、苏联专家柯夫达建议中方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中的重要问题。
2月12日，4月7日，科学院党组和郭沫若院长先后向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报告柯夫达的建议，提出组建“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委员会”，着手编制相关计划草案。
4月2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刘少奇在总结中认为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值得重视，责成计委、科学院落实。10月份起，360位科学家参与初稿起草。
“建设新中国”的口号是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1956年1月14日到20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党政军和省市领导1300人出席。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说：“要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现在我们要文化革命，革技术的命，要革愚蠢和无知的命。没有他们不成，说‘没有他们也行’是愚蠢的话，现在是超音速、原子能……没有他们不行，我们必须有大批知识分子，大批红色专家。”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开幕的报告中，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都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提了出来，要求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倾向，消除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财产的现象，提出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措施：改善使用和安排，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等。
当时的宣传是这样说的：“正是因为这次会议，许多人把1956年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成为热门话题，“科学”成为人们心中的神圣字眼，“向科学进军”，从科学院延伸到高等学校，影响到社会各界，全国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让人们透过当时的贫穷看到未来的希望，是知识分子的春天，也是新中国的春天。
1956年3月10日，科学院三个学部和秘书处根据“远景计划”初稿，提出53个重大项目。3月1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委员35人。下设规划组，成员230人。
周恩来要求科学规划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为发展科学本身服务，三者要兼顾。先后参与规划制定的科学家有787人。这样大规模的科学家集聚与合作在中国还是第一次。3月16日，“远景目标”经过上上下下多次反复，“中心问题” 逐步明确，重点项目由规划委秘书处归并印刷，继续排序逐一过关。
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规划”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和“大跃进”中，保持着科学态度，作为发展重点的新技术都实现了预期目标。
从1956年2 月起，参加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专家，集中在“西郊宾馆”紧张工作了四个多月，完成了规划文稿。5月3日9 时，全体科学规划委员同到会苏联院士们在西郊宾馆合影（注：至今未见此照片公开）。
5 月26 日17 时30 分，周恩来邀请参与规划的366位科学家参加酒会，由科学院学部主任逐桌介绍，其中有规划委员23 人，技术科学部115 人，生物地学部97 人，数理化学部74 人，社会科学部57人。在报刊和网络中流传的周恩来与郭沫若等科学家的合影，就是在此刻拍摄的。
6 月14日，科学家到中南海去接受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尽管是在严肃庄重的场合，这些计算机专家还是表露出了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满脸微笑留在照片上。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的重要文献及相关活动，都会提及这次接见，或者直接引用这张照片。因为参与了“科学规划”，先驱们的名字为后人知晓，他们的经历和贡献，成为后人继续发展的基石。
合影右段局部
合影局部前排：聂荣臻（左一）、吴有训（左四）、华罗庚（右三）、钱学森（右二）。
参加制定科学规划的部分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最后一排，吴几康（右一）、徐献瑜（右三）、关肇直（右五）、范新弼（ 右六）、周寿宪（左一）；前面一排， 夏培肃（右三）。
这张合影照片在中国科学院院史馆中作为镇馆之宝陈列，点击人物图像位置，可在上边屏幕出现已知人物简介（未查访到的参会科学家有序号，欢迎参观者留言识别）。
厦门鼓浪屿林巧稚纪念馆获中科院院史馆赠送科学规划合影照片，在显著位置陈列，其中林巧稚先生在合影前排就座。林先生是1955年中科院第一位女性学部委员（院士），这张照片被学界认为是厦门人物在五十年代的一张重要历史照片。
林巧稚（右二），中国激光领军科学家黄武汉（后排左一）。
参加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医学科学家共35人，林巧稚（前排右六），抗生素科学家张为申（二排左五）。
1956 年，科学规划制定时，第九组的讨论会，钱学森（左三）、王弼（左二），苏联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米哈依洛夫（左一）。
位于阜成门外的原西郊宾馆是十二年科学规划的驻地，此地应为中国现代科技的奠基地，缺少一座纪念碑。
西郊宾馆的会议室，当年多少知名科学家在此发表举足轻重的见解。
笔者走访科学圣地，每一个建筑都目睹了中国现代科技的一座里程碑。
1954 年，西郊宾馆作为政务院“外事招待所”在阜成门外南营房（现为月坛北小街北口）开工建设，此地原为清代八旗之厢红旗的驻地，宾馆建成三栋住宿楼和一座礼堂（礼堂和一座住宿楼已拆除）。1956 年，西郊宾馆最重要的接待任务就是“科学规划会议”，因为接待“科学规划会议”，而成为有重大价值的一个历史建筑。
公众号《计算机六十年》文章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