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部批准计算机专业设立
要说中国的计算机教育，当然离不开中国科学院，离不开二机部（后来的四机部），也离不开清华、北大、哈工大这一大批重点高等院校，但同样也离不开管理这些高校和主管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高等教育部。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高等教育部，宗旨：统一与集中管理高等学校，加强对它们的改革和整顿。任命马叙伦为部长，杨秀峰、黄松龄、曾昭伦、刘皑风为副部长。
杨秀峰和黄松龄
毛泽东早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高教部党组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方针。
1954年11月12日，在全国高等农林教育会议上，杨秀峰指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目的，在于运用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推动我国生产建设向前发展。不学习苏联不行，学习了不结合中国实际，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也不行。
恰好，在中国启动计算机事业，必须“以俄为师”，而且苏联人也给予了真诚的帮助，除去计算机科研、工业生产之外，在计算机教育起步上，同样大力依靠苏联，获得了显赫成就。中国依靠苏联专家和二战后从欧美留学回国的科学家，迅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员，担起发展计算机事业的重任。这种发展模式，避免了局限苏联能力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使得中国跟上西方快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很快独立自主制造出性能超过苏联的计算机。
苏联专家在清华计算机系,参与清华大学计算机创建的留美博士周寿宪教授(前左三)和苏联专家苏启林(前左四).
从1952年起，学习苏联经验进行了院系调整，效仿苏联改革大学院系分配。苏联的教育模式强调专业化，围绕本专业学习相关知识，适应了发展工业的要求；英美则注重学生整体综合素质培养。1952年秋天，先行对北京八所高校进行改革，随即在全国范围展开，工科类的院校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新中国专门技术人才缺乏的状况，也适合了发展计算机技术的现实需求。
计算机专业就依托在高等学校的电机系、无线电系、自动控制系、物理系等从一个教研室发展成独立的院系；而计算数学在学校数学系中占有足够的份量。
在教育战线“大跃进”的过程中，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冲击。1958年10月至11月，杨秀峰指出：教学、生产、科研要紧密结合，不要放松基础课程，还要攻尖端科学。在“教育革命”中，许多高等院校改革毕业设计，与生产结合“真刀真枪”搞设计，有计算机专业的院校将研制电子计算机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对此，杨秀峰强调指出，不能把“真刀真枪”绝对化。学生只能担任设计工作的一小部分，因而不易得到全面的训练。学校毕竟不是设计公司，承担那样大的设计工作需要许多条件。
1957年1月25日至30日，由科学院主持，召开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总参谋部、高等教育部及其他单位参加的计算技术计划协调会议，讨论同意了前述三方合作“发展计算技术的协议书”，并由吴有训、李克农、刘寅签字批准。教育部虽然没有参与协议签署，但在专业设置和学生调配上给予了支持。
1956年2月25日，清华向高教部上报增设新专业和1956 年的招生计划，其中包括数学计算仪器与装置（电子计算机）专业。3月31日高等教育部（56）工曾字682号文件正式批复：“电子计算机专业：同意你校提前于今年设置。”清华收到批件后，在无线电工程系增设数学计算仪器与装置（电子计算机）专业，其中当年全国统招新生组成计11、计12两班（实招65人，1962 年毕业），从电机系、动力系、机械系抽调学生转入电子计算机专业，组成计01和计09班，四年级学生由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电机系抽调组成计7班，四个年级共组六个班，近两百名学生。1956年暑假之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从无线系转入电机系，成立自动控制教研组，统一管理自动学远动学、计算机和运筹学三个专业，钟士模教授兼任主任。
1956 年3 月31 日高等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设置电子计算机专业的公文。
195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培养我国急需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一文，其中写道：“新学年起在我国高等学校里将开始培养金属物理学、计算数学、电子计算机等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方面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电子计算机专业今年将在清华大学一至四年级全面开设（注：实际在上半年已开设）。
1955年春，数学所关肇直到北京大学来告知，中科院要数学所迅速建立计算数学的研究方向，北大要配合建立计算数学专业培养专业人才，这是“两弹”工程部署的内容。1956年，北大设立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实验室，张世龙着手研制计算机，在数学所胡世华教授倡导下还建立了数理逻辑专业。
1958年年8月，赶上“大跃进”，全国热气腾腾，北京大学决定制造一台每秒运算1 万次的中型计算机，后来称为“红旗机”。“红旗机”名声响亮，受教育部委托，大批校外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以及科研人员慕名前来学习，参加“会战”的单位至少有25个，学员上百人，据中国气象局龚一平的日记，参加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无线电学校、一机部十五所、中央气象局科研所、南开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辽宁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湖南工学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数学力学系为这些人员组织了一个半月的计算机训练班。
北京大学的红旗计算机
1958年9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从十所重点高校抽调287名学生到清华大学新组建的自动控制系计算机专业和自动控制专业学习，定向为核工业与航天工业培养人才。批阅这份文件的有邓小平、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北京市委和相关省委、教育部和军方单位。
在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中保存了一份1958年7月23日教育部发出的函件——“抽调学生参加计算机训练班学习事（机密）”，因为1959 年清华大学仅有30 名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远不能满足急需，教育部决定从西安交通大学抽调20人，北京邮电学院20人，天津大学15人，东北工学院15人，浙江大学10人，总计80人，转入计算机专业培养，学习一年后毕业，分配到科研、国防和高校。抽出学生的专业为工企业电气化、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电话及电报通信、无线电通信和广播、精密机械仪器。为了满足计算机制造的急需，机械制造专业抽调升到五年级的毕业班同学。文件规定，毕业证书由科学院和教育部共同颁发。
教育部发函：“抽调学生参加计算机训练班学习事”
1959年5月30日，第三届训练班即将结业，中科院计划局就训练班暑假后将毕业的抽调学生工作分配，致函教育部计划司，抽调学生实际到位75名，都属全国统一分配，请教育部通知计委，在调整大学生分配时参考。
从文件附件中看到，北京邮电学院抽调学生人数：二年级（56届）无线系5 人、有线系8人，三年级（55届）无线系4人、有线系3人，共20人。文件注明这75 人的分配去向：中科院（计算所）22人、总参谋部17人、一机部21人、教育部（清华、北大）15人。
文件附件：学生分配去向人数
1958年6月12日，高等教育部黄松龄副部长向聂荣臻副总理呈报计算机专业安排建议，“清华已设置的专业继续下去，北航、京工尚未设置而需要设置的专业可以同时设置，但在发展方向上，清华可以广泛些，可供军民两用，北航、京工可窄一些，专供军用”。次日，聂荣臻批示：“同意。”①
黄松龄副部长向聂荣臻副总理呈报计算机专业安排建议函
该文件下达后，京工在专业设置上，列出了两个专门化，一个是“火炮用指挥仪专门化”，另一个是“火箭计算装置专门化”。
1958年11月，根据前述文件，北航建立航空解算装置专业，设在航空自动控制系，系主任文传源、副主任林士锷，陈望梅任解算装置教研室主任。
教育部还为所属高等院校争取到国产电子计算机的分配额度。1963年，教育部争取到两台103 机，分配给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各一台。北大数学力学系随即成立计算中心，由徐萃薇任主任、王丕显为机房负责人，贾秉文、施来荣等参与计算机安装、维护，徐联舫等为程序组。
1963年10月3日，教育部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宣布103计算机调试成功。清华大学副校长赵访熊主持会议，北京大学徐献瑜辅之。清华大学金兰、西安交大郑守淇、北京大学吴文达、中科院计算所周寿宪、兰州大学唐珍、南开大学李万学、南京工学院王能斌等上百人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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