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 Murillo: the build-up of content and information）the build-up of content and information
2018年11月，艺术家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的首场亚洲个展《聚合内容与信息》在卓纳画廊香港空间举办。穆里略是近年来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之一，2019年英国最高视觉艺术奖项“透纳奖”的联合得主之一。德里达把地图制作——最初始的书写——形容为给森林造成伤口， 而非在土壤留下疮疤。
——加亚特里·查克拉弗蒂·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国界有一种特质：凭一股线性的力量，擘画出权力板块，强有力地重塑地球表面地缘政治的曲线变化。自最原始的南美洲以至亚洲地图，这些手绘线条极具表演力及美感，创造了“地区”的特定概念。这些完成切分的动作和线条，形成了一个全球的视觉范式，虽然它们纵向地限制了土地的边界，却在边界上空为反抗和经验提供了额外的领土。在地球大气层的一定高度，土地、法律、边界和政府监管，都开始失去对个人的控制。于此无边界之境，例如在海拔三万七千英尺处，地理的归属暂时扭曲了——空间与时间重组，其间，道路和城市一时只变成了大自然表面的线条与图形——而一个新的视觉及地理范式出现了。此临时空间在监管与自由飞行之间，产生出变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于奥斯卡·穆里略的作品中有迹可循。我所提出的，包括要对“地区”有更为动态的理解——社会科学家及地理学家多琳·马思称之为“地区的全球观”——从而探索把穆里略的表演、录像、绘画、素描及装置连结起来的多条轴线。我发展出“飞行模式”和“无可安顿”这些思想架构，以讨论穆里略的创作及“地区”的不稳定，这种无稳定性在二十一世纪的许多社群中加速发展。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在飞行途中创作
“飞行模式”是个永动系统，使人不能着地，并失去任何本地人、自行迁移或单一身份的直接感觉。它是时空方面的一种重新思考，思考的是加快扩张的全球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关系。穆里略在其2016年展览《失去的橄榄树之地》中，开始找出飞行模式下社会政治及航行彼此互有关联的特征。谈到这些考察和经验如何在其作品中形成，他这样描述：“层层象牙黑油彩涂抹上去，再磨亮而成的东西，令人感觉如沉重的压缩物料；时间压缩并僵化而没有单一结果；信息从彻底消极的考察搜集而来——把一个失败时期的残屑吸收消化掉。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切都土崩瓦解。透过谷歌地图，这些想法在记录飞行的同时得以实施。”穆里略考量这些，是透过频密的旅行途中创作素描、写生及其他作品。早期地理学家的探索，使他们熟悉了贸易路线，并绘制出贸易路线图；像他们一样，穆里略也从个人的、由上往下的视角去绘制他的艺术品。俯视叠加的意象和思考，指导着穆里略手中油画棒的笔触。例如在《分布》（2015–2016年；第40页）里，油彩线条所表现的黑色灰烬，因焚烧甘蔗种植场而升起，然后停留于穆里略在哥伦比亚的家乡拉帕拉上空。穆里略以经验融合了飞行、土地与迁移状态，从而拓展了创作实践，由传统的艺术家工作室，转移至空中旅行的过渡空间。这个分离的创作空间，引发了对于“场域特定”的解构，意即制作者与场域皆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而对于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这可以带来更加全球化的理解。这影响了穆里略对比例的拿捏和图案勾画的方法，拓宽了他对其绘画和素描表面的视觉探索。他的《创作中的素描和素材系列》（2013年至今；第40–42页）包含他在飞行途中制作的素描，这时的辽远、高度、速度以及压缩的时空，都让他在想像中拆解那些曾被视为稳定的“地方”和“归属”概念。这些和其他作品，例如《催化剂》系列（2012年至今），以及一些近期展览，包括本次香港卓纳画廊个展的作品，均指向一种模拟的“未知领域”，一种视觉上对地理主权的客观体现，它质疑画面图案所创造的国家独立和迁徙，也构成了我们对全球格局的理解。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的作品在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现场，2015穆里略近来的作品，较以往多了丰富的程度不同的黑暗，这并非来自颜料，而是在描绘图案的时候的美学反思。穆里略把航道的数码图像放进他的素描和绘画里去，令手绘线条更为接近绘画，也在视觉上呈现了这种新式移徙纪录。他凭此离乡背井及迁移的强烈经验，拒斥了诸如种族和文化等社会建构的分类，表现了学者丹尼丝·费里拉·达·施露华所谓“于世界存在的另一模式”。这是穆里略对种族、肤色、贸易、产业和价值的相互关系作出的扰乱行为，塑造了如《美学与生产力课4》（2013–2014年）、《未名的状况》（2015年；第42页）和《移·置》（2016–2017年）等作品中的环境。我感兴趣的，是穆里略笔下的线条与他重构的画布的形式和材料特质，以及它们如何使看不见的贸易、创伤、飞行和移徙变得具体，从而影响审美经验。他的油彩线条显示权力结构与潜在危害，正如飞行航线勾勒出权力的几何形状，因为某些国家的政治环境使航线要避开它们。飞行的加速令身体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失去控制，且与地球不自然地分离了。这种时间、空间、危险和移动的压缩，于穆里略的绘画和素描中，转化为看得见的动感和速度，亦呈现了我们迁移经验中的地理扩张，以及在来往各国之间时，我们感到程度不一的不稳定。王宗孚 跟我谈一下你的飞行日志、它们的由来，以及如何与你对地图的兴趣相关吧。奥斯卡·穆里略 我在2010年左右开始制作名为《壁画》的一组绘画，还有《催化剂》，都是我仍在创作的系列，与我所有其他创作并行发展。它们的形成，源于去除身体的物理能量之必要；而通过符号和文字，它们为我自己创造出一个熟悉的空间。飞机上、酒店内和任何过渡空间里制作的素描，都有类似的功用：它们让我一过不断劳动的瘾。它们也让我在一种扩充了的工作室创作中安稳下来：这里，飞机的独立座位、折桌、座位的口袋和音乐带来的舒适，瞬即营造出神圣的工作室空间，素描和涂画皆在此发生。长途飞行期间，我通常只会因上厕所而中断活动，而为免受到邻座乘客离开座位所干扰，我一般都要坐靠窗的座位。
《奥斯卡·穆里略：聚合内容与信息》展览现场
卓纳画廊香港空间，2018
窗口也让我的目光往返于显示旅途的地图与窗外之间；窗外，36,450英尺下，那相同于地图所显示的地理环境，我便只能想像它了。在此我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在梦幻客机上，以每小时578英里的速度涂画。我最近有不少朋友从哥伦比亚移居智利。他们通常会乘搭巴士，这需时一个星期，沿着南美洲西面长长的地形，从哥伦比亚，经过厄瓜多尔和秘鲁，到圣地牙哥。这样的旅程是许多通常是白人的西方猎奇者的梦想，他们要浅尝“他者”的体验。背包客的生活总是令我不舒服，因为这跟我朋友的实际生活大相径庭。地图绘制和边境的现实，跟你的想像，或跟你前面椅背上那五英寸萤幕所显示的跨国边境不大一致。这令我想起一个令人悲痛的景象，我曾到巴勒斯坦希伯仑考察，看见一名巴勒斯坦平民，几乎被边卡的一个以色列士兵近距离射击。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个展《胶囊07》现场近来的一次实验，发生在英国航空公司BA243航班上，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墨西哥城途中。当时飞机正身处37,000英尺空中，以每小时564英里的速度前进。在余下的4,564英里航程里，我想观察一个小时内我会遇到多少陆地和海洋。这一切发生在大西洋中间，快要到了纽芬兰岛附近圣罗伦斯湾的时候。可是，尚余1,274英里、在美国中西部上空时，我的想像把我带回到最近前往俄亥俄及伊利诺州的经历，也回到一九八零年代，财阀开始操控这个国家的时候。总而言之，地图是具深度的信息来源，提供了想像中的连通。
The Shed团队访问穆里略工作室的纪录短片
© The Shed艺术中心
在这种高度，陆地消散，使特定视角得以成形——其中之一是“无地的视界”。在穆里略的工作室里，我看到笛卡儿平面对于绘画之关系的相应变化：画布置于地，作画的则在上方。以他的作品《AV245（39,700英尺）》（2015–2016年）为例，这幅油画含有看似真实地形的倒置的水和地的图像，上面有一层丝网印刷的黄色数字。画布上这些激烈的图案笔触，受制于空中视角，既不稳定又有可塑性，重新勾勒了穆里略眼中的地球与地区。“无地的视界”的基础为一种气动力学视角，这有一部分来自科技和运输的进步。这种航空视点，是穆里略对绘画和地图绘制的一些基本观察，以及对比例和形式的误解提出质疑。于他而言，描画国家的轮廓就好比创作一个图案。这样的图案将穆里略眼里飞行的能量，或者催化剂，与分离的感觉以及迁移的状态连接起来，把图像和生活经验都结合到视觉和物质形式里去。麦卡托地图扭曲了国家的比例，以及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际大小。穆里略运用了相仿的做法，但一组不同的参数——显示出他对全球系统失衡的认识。这样，他使个体的表现演化成集体的表达模式，一种位置错乱及不平等的共同经验。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作品在《永远的现在：非时间世界中的当代绘画》展览现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14-15
这些元素体现在穆里略的大型缝合绘画中，例如在他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群展《永远的现在：非时间世界中的当代绘画》的作品里（2014–2015年；第43页）。在作品中，他仔细把画布缝合在一起，尽管它们绝非在表现理想化或和谐的形态——其接缝有如国界。透视、时间和空间的扭曲，以及绘画特定的媒材特质，都得以厘清且供观者重新思考，从而改变他们的视角，以及他们与媒材乃至内容本身的关系。于本地与全球之间，地区及移徙的复杂流动性，使艺术机构难以想像一种多样化经验，能够创造并同时拆解身份和国籍。因此，穆里略文化上的民族思想或出身，时常出现于以往对其作品的解读之中。除了民族身份之外，地区带来的复杂心理经验、绘画在教育系统及空间内的功用，以及超越新自由主义交流形式的需要，显然都是他在作品中思考的问题。例子包括《教育，分一为众》（2015–2016年），或像《频率》（2013年至今；第43页）这样的项目。在后者，穆里略于近三十个国家的学校里，将画布铺在学生的书桌上，以察看不同文化里教育环境中产生的图形线条和图像类型。这些作品提出更广泛的对全球化的批评——其提出的问题，影响着整个拉丁美洲、亚洲和阿拉伯世界，以及那些困于飞行模式，而永不能在静态意义的“本地”尽展所能的人。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的《频率》系列作品在双人展《双人展：奥斯卡·穆里略 & 鲁斯·伊万》现场穆里略 如果用多元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便不易回答。超越民族身份的个人欲望，是因我很早便离乡背井而产生......思考和创作的情况，或者一件作品的脉络如何被解读和理解，我都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这样的困境令我感到解放，亦同时感到责任重大：此乃一种赋权，来自社会大多数人在文化领域不断提出的错误诠释和解读。很快我便有了受到保护的感觉。我也有了抽离感，因为他们的误解成了孕育丰硕成果之源泉，我可在此不断变换话语和参与的论调。
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
《无题》，2019
责任源于我感到与多个地方有关联，这所指的是地理，也是我曾得以体验和观察到的社会各层。以阿卜杜·哈伊·莫沙林·萨拉拉（Abdul Hay Mosallam）为例，他生而为巴勒斯坦人，其地其国皆大受中东地区持续的不公义所破坏。阿卜杜·哈伊·莫沙林·萨拉拉并非一般艺术家。他无师自通，曾当过约旦空军工程师，并受到这段经历启发。一九六零年代末，他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于一九八零年代末的作品，表达了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关怀。在《处死诗人班哲明·莫鲁士》或《智利斗争系列》（均为1985年）等作品，那些赤裸裸、入人心脾的描绘中，同舟之谊历历可见。在多层面的社会里，与其他地方的人联系、团结起来，已成了急切的愿望。穆里略并非要宣称哥伦比亚的艺术、社会或政治空间是他自己的；他所探讨的，是塑造他者在外地现实情况的多重经验。这是不能安顿、不断处于过渡状态的人的现实情况；此情况倘加快发生，它对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将会开始必要的解构。然而，常见于穆里略作品中线条和痕迹的，并不是看得见的政治，而是那种“无可安顿”。论者及与穆里略共事者，都在他某些作品里找到一些特殊时刻，如公民身份之丧失（2016年，穆里略于前往第二十届悉尼双年展途中，毁掉其英国护照）、移徙（2015年至今的《他们。》）、劳动（2014年的《一部商贸小说》）和冲突（2017年巴勒斯坦博物馆的《和解机构》）。但这些作品和主题，均通过介于安顿与飘泊两者边缘的空间连结起来。此模糊状态使家庭、朋友、社群，村落和国族，都困于持续的运动与疲乏之中。我们为了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进步而工作；护照容许我们留下或不被驱逐；资源必须开发及提取。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个展《一部商贸小说》现场
在这些例子里，全球活动的不停变化开始变得复杂；另一例子为南美洲甘蔗的复杂历史。后者对人民、环境及产品的综合影响，可于商业供应以外看见。穆里略在纽约卓纳画廊的展览《一部商贸小说》（第44页）指出了这一点。他把拉帕拉哥伦比拿糖果厂的生产线重建起来；该厂的员工被带到纽约，在展览期间于画廊的生产线工作。“无可安顿”可见于人与事物的迁移里，被容忍及不被容忍的形式。比如说，穆里略在飞行途中撕毁他的护照，其具体后果仅稍为把加强法令效力的政府结构，以及限制和强制人身移动的国际协定暴露出来。这些协定早已建构了他经由马德里、巴塞隆拿及波哥大返回英国的路线，而这路线如何，亦与他依然持有的哥伦比亚护照有关。这种困于安顿与飘泊两者之间的生活经验，《他们。》项目（第44页）有进一步的揭示和探讨。这是一件既非书亦非艺术品——但像艺术品多于像书——的个人装置，由穆里略家人及儿时的素描、照片和文字组成。此项目为另一种压缩空间，这些素材得以在此安顿下来，穆里略也得以在旅途中塑造这些记忆。穆里略 《他们。》的作用像一种装置，它旨在将多年来一些人对我构成的巨大影响，象征式地压缩成为一本日记似的相簿——他们的影响超越了教条，牢牢印在共同度过的时光里。这是无价的照片集的象征作用，照片来自一九七零年代，双亲年轻的时候，以至二零零零年代初，我十多岁时。《他们。》实际上成了荣誉徽章，透过图形的涂画和素描来标示及记录时间。艺术家的职业决定了我得活在过渡这一状态之中，《他们。》于是成了类似民族国家的东西。谈到这件装置、《他们。》的内容和记忆，穆里略回想起“我们在英国是移民，实在不能离境”。跟很多人一样，他的家人陷入“无地自处”的境况，困于无法完全安顿与不能离境之间——这种循环的二元对立，令人能够居留，却永远不能完全融入。此近乎无国籍的状态，让居民活于但不属于被供给的地方。当大型国家文化讨论需要这些人去参与、去代表或界定文化局面、去占用专为政治及文化本真而设的空间（如双年展）时，上述存在状态便益发复杂。被边缘化的社群早已有拒绝接受公民身份，即不愿在现有及殖民政府架构下参与社会的做法。穆里略毁坏护照的行动，关键却在于它发生的空间：在飞行途中，在用作流动创作环境的压缩时空里。这也表示“飞行模式”与“无可安顿”引发了复杂讨论，关乎“场域特定”，或者可能是“场域流动”的观念，也关乎时间的长短之为心理及生理经验，亦为分离的、全球化的时间感之中，一个暂时的转化状态。在这些思想架构里，时间的长短成了一道暗流，上述行动和艺术作品从中得以具体实现；如果有效利用的话，创作行为也成了一股扰乱力量。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是2019年透纳奖的四位联合得主之一。穆里略出生于哥伦比亚，如今创作并活跃于世界各地。他的创作极具创新，横跨多处地域，形式涵盖了绘画、纸本、雕塑、装置、行动、现场活动、合作项目与影像等。整体而言，他的作品体现出对文化交流概念的持续关注，并强调思想、语言甚或日常物件在其间展示、流转、且日渐混杂的多重形式。穆里略的作品表达了他对全球化之特定情形的细致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流动状态带给人们的复杂感受，并在创作中同时保留着人类经验的普适性。
《水平的黑暗寻求联合》展览现场，德国汉堡艺术协会，2019
《冲撞/联结》展览现场，纽约 The Shed 艺术中心，2019
穆里略于2019年举办了多场博物馆个展，包括正在美国阿斯彭美术馆举办的个展《社会纬度》（展期至2020年5月17日），以及此前于德国汉堡艺术协会举办的个展《水平的黑暗寻求联合》；于纽约全新落成的 The Shed 艺术中心举办的穆里略与托尼·科克斯的双人展《冲撞/联结》；在英国约克郡雕塑公园举办的聚焦穆里略《频率》系列作品的双人展；英国剑桥 Kettle's Yard 的个展《暴力失忆》；以及上海 chi K11 美术馆的穆里略与张恩利的双人展等。
穆里略的作品已被全球诸多博物馆收藏，包括意大利都灵的桑德雷托·雷·雷鲍登戈基金会、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迈阿密鲁贝尔家族收藏与比利时根特市立当代艺术博物馆（S.M.A.K.）等。卓纳画廊自2013年起开始代理穆里略。
卓纳画廊是位处纽约、伦敦、香港及巴黎的当代艺术画廊，现代理近70位在世艺术家和已故艺术家遗产，拥有过百人的专业团队。画廊自1993年创立至今，成功举办了众多具开创性的展览。卓纳画廊活跃于一级和二级艺术市场，一直致力于培育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当中许多已在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