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股东应合理期限内行使增资优先认缴权，否则不予支持（公司诉讼期限规则19个典型案例）
作者：唐青林 李舒 李斌
单位：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阅读提示
本文除了阐述股东应合理期限行使新增资本优先认缴权、否则不予支持的核心问题，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资讯，我们整理了法院审理的19个真实案例，梳理出公司法诉讼起诉期限若干裁判规则或观点（具体请参见本文“延伸阅读”部分）：
一、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有效）、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二、请求撤销公司决议，应在公司决议作出之日多长时间内的除斥期间内向法院提出？
三、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案件如何根据具体的诉讼请求确定起诉的期限？
四、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优先购买权，进而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部分裁判观点认为应适用诉讼时效，部分裁判观点认为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出；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优先购买权，进而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应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提出
五、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份，应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九十内提出，否则法院驳回起诉。
法院的上述某些裁判观点，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未出台统一规则之前，并不具备指导效力，但是可以帮助各方进行思考和增加思路。
裁判要旨
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结合商事行为的规则和特点，人民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应限定该项权利行使的合理期间，对于超出合理期间行使优先认缴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案情简介
一、蒋洋、红日公司均为科创公司股东。其中蒋洋出资67．6万元，出资比例14．22％；红日公司出资27.6万，出资比例5.81％。
二、2003年12月16日，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关于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决议(75.49％同意，20.03％反对，4.48％弃权)。蒋洋及红日公司投反对票，并要求行使股东对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权。
三、2003年12月18日，科创公司、陈木高签订《入股协议书》，约定由陈木高出资800万元，以每股1.3元认购科创公司新增的615.38万股。
四、2003年12月22日，红日公司向科创公司递交报告，主张蒋洋和红日公司对新增资本享有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五、2003年12月25日，科创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及出资比例的工商变更，蒋洋、红日公司的出资比例分别降低至6.20％及2.53％。次日，红日公司向工商局递交了《请就新增资本、增加新股东作不予变更登记的报告》。
六、2005年3月30日，陈木高将其持有的科创公司615.38万股股份转让给固生公司（固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木高），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七、2005年12月，蒋洋和红日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通过的“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决议无效，确认其对800万元新增资本优先认购。绵阳中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八、红日公司、蒋洋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院改判案涉股东会决议中“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内容无效，并判决在蒋洋和红日公司将800万元购股款支付给科创公司后15日内，由固生公司向科创公司返还其所持有的615.38万股股权，并同时由科创公司根据蒋洋和红公司的认购意愿和支付款项情况将该部分股权登记于蒋洋和红日司名下。
九、科创公司、固生公司、陈木高等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股东会决议中涉及新增股份20.03％（增资前蒋洋及红日公司出资比例总计为20.03%）的部分因侵犯红日公司、蒋洋对新增资本优先的认缴权无效，涉及新增股份79.97％的部分有效，但驳回了红日公司、蒋洋关于行使对新增资本优先认缴权的诉讼请求。
败诉原因
虽然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议因侵犯了红日公司和蒋洋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优先认缴新增资本的权利而部分无效，但红日公司和蒋洋是否能够行使上述新增资本的优先认缴权还需要考虑其是否恰当地主张了权利。股东优先认缴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属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
本案红日公司和蒋洋在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召开股东会时已经知道其优先认缴权受到侵害，且作出了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及时采取诉讼等方式积极主张权利。在此后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陈木高将部分股权赠与固生公司提案时，红日公司和蒋洋参加了会议，且未表示反对。红日公司和蒋洋在股权变动近两年后又提起诉讼，争议的股权价值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允许其行使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将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并极易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故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红日公司和蒋洋主张优先认缴权的合理期间已过，据此驳回了其主张优先认缴权的诉讼请求。
败诉教训、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股东行使新增资本的优先认缴权，一定要在发现权利被侵犯后，尽快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否则法院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的考虑，不会支持其超出合理期限行使优先认缴权。
2、股东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方式要恰当，必要时股东应提起诉讼。本案中先后三次表达了反对意见，分别是在讨论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中投反对票、向公司提交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报告、向工商局提交要求不予工商变更登记的报告，却未及时向法院起诉。因此，本案股东未能如愿行使优先认缴权，并非由于未及时表达意见，而是选错了表达意见的途径。本案的教训和经验是：股东在优先认缴权受到侵犯后，如不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应立即明确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通过法院行使此项权利。
相关法律规定
《公司法》
第三十四条 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以下为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阶段的“本院认为”关于此部分的论述：
虽然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议因侵犯了红日公司和蒋洋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优先认缴新增资本的权利而部分无效，但红日公司和蒋洋是否能够行使上述新增资本的优先认缴权还需要考虑其是否恰当地主张了权利。股东优先认缴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属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本案红日公司和蒋洋在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召开股东会时已经知道其优先认缴权受到侵害，且作出了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及时采取诉讼等方式积极主张权利。在此后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陈木高将部分股权赠与固生公司提案时，红日公司和蒋洋参加了会议，且未表示反对。红日公司和蒋洋在股权变动近两年后又提起诉讼，争议的股权价值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允许其行使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将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并极易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故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绵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红日公司和蒋洋主张优先认缴权的合理期间已过并无不妥。故本院对红日公司和蒋洋行使对科创公司新增资本优先认缴权的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来源
[（2010）民提字第48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
延伸阅读（一）
公司法相关诉讼有关起诉期限的裁判规则
1、 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有效）、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案例1：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徐迅诉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2016）沪01民终9630号]认为，“本案案由为公司决议纠纷，非债权请求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案例2：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朱传清与郑州格维恩科技有限公司、纪维公司决议纠纷[（2016）豫01民终9355号]认为，“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属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朱传清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该决议效力，不适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故对格维恩科技公司、纪维所称朱传清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案例3：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裴荣冰、李寰等与钦州市和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2016）桂07民终386号]认为，“本案当事人提起的是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该项权利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即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但是，也有法院对此问题有不同认识，认为确认公司决议效力诉讼（公司决议无效、有效、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案例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余北鸿诉贵州庆隆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耀、林忠、陈小兵、郭彬、刘正强公司决议纠纷[（2016）黔民终10号]认为，“对于上述虚构的股东会议及其决议，只要其他股东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股东权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即应依法受理，不受六十日期限的限制。”
2、请求撤销公司决议，应在公司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的除斥期间内向法院提出。
（1）超出60日起诉，撤销权消灭
案例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中科投资有限公司与山东菏泽中科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2016）鲁民终1216号]认为，“王志强所主张的未收到关于召开此次股东会的通知等事由系股东会召开的程序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的规定，均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股东会决议的事由，而非导致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法定事由。股东会决议作出的时间为2014年8月16日，王志强应当于该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向法院提出撤销该决议的诉讼，而王志强未对此行使撤销权，且该撤销权已消灭。”据此认定股东会决议有效。
案例6：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彭可云与珠海博能模具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纠纷[（2016）粤04民终1380号]认为，“股东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为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该期间属除斥期间，即权利行使的不变期间，期间经过后，撤销权人即丧失撤销权，法院也不应受理。结合本案实际，《20140920股东会决议》于2014年9月20日作出，被上诉人彭可云作为博能公司股东于2014年11月12日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对博能公司提起案涉诉讼，并未超过上述规定的60日的除斥期间，故本院对博能公司主张彭可云已丧失撤销权的抗辩不予采纳。”
案例7：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赵建国与北京城建汇友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2016）京02民终5186号]认为，“现赵建国主张撤销的董事会决议系城建公司于2006年10月25日作出的，根据前述规定赵建国于2016年2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过法定的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建国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2）邮寄起诉状的在途时间不应计算在60日的除斥期间内
案例8：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武婵燕与昆明市鑫益屋业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2016）云01民终2666号]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起诉时巳经超过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17日以法律允许的邮寄方式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起诉状，未超过《公司法》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故上诉人提出上述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60日的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关于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案例9：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怀朋与山东汇皓利食品有限公司、张兴振公司决议撤销纠纷[（2016）鲁16民终840号]认为，“本案系被上诉人怀朋要求撤销2013年11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对于股东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股东可以在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法院撤销，被上诉人2013年12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被上诉人撤回起诉。2014年9月19日，被上诉人再次提起诉讼，已超法定的60日内的期限，该60日内的法定期限系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关于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超过法定期限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涉案决议作出之日起至被上诉人怀朋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止已超过60日，故应驳回被上诉人怀朋的诉讼请求。”
3、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案件应根据具体的诉讼请求确定起诉的期限
（1）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优先购买权，进而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部分裁判观点认为应适用诉讼时效
案例10：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吴耿元与被告吴剑元、马建设股权转让纠纷[（2014）宁商外初字第84号]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0年7月26日吴耿元等人联名向南京市公安局请愿时，即认为吴剑元与马建设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因此，其当时即已知晓案涉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其主张案涉股权转让侵害其优先购买权、进而要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及时行使权利。但本案中吴耿元直至2014年12月4日才诉至本院，请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对马建设的这一抗辩，本院予以采纳。”
案例11：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卢树德与纪丽华、戴德俊股权转让纠纷[（2013）姑苏商初字第1187号]认为，“2011年6月20日，苏州市地方税务局针对原告举报作出答复并交原告后，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侵害，后于2013年6月17日向法院起诉，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
案例1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李国柱与姜文松、殳伟民等股权转让纠纷[（2014）苏商外终字第0010号]认为，“姜某上诉认为香港法院早在2010年3月就涉案股权事宜作出了判决，李国柱应在2010年3月就知道马红其转让其股权的事实，故李国柱的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即便如姜某所称，李国柱在2010年香港法院作出判决时即知道马红其转让其股权，但并无证据证明李国柱知道马红其是以低价即1：1.8的比例转让其股权的事实。从本案现有证据看，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7日作出（2011）宝刑初字第0430号刑事判决，李国柱最早应在2011年12月27日知道马红其低价转让股权的事实，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最早应从该日起起算，李国柱于2012年3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姜某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优先购买权，进而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部分裁判观点认为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出
案例13：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段伟强与段伟刚、董淑霞、董淑莉及第三人邱阳股权转让纠纷[（2014）丰民二初字第81号]认为，“虽然相关法律与梧泰公司的公司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但并不意味着其他股东可以无限期地拖延行使该权利，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及经济秩序的稳定，其他股东应当在合理期限内积极行使优先购买权。由于本案三位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早在2006年即已发生，而作为梧泰公司股东的原告应当及时掌握包括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在内的重要信息，却怠于行使该项权利，另外，原告于2009年12月15日在吉林市公安局制作的询问笔录中也曾明确表示已经知晓被告董淑霞、董淑莉及第三人邱阳入股梧泰公司的事实，因此，由于原告在知晓公司股东将股权转让给了股东以外的人，明知其股东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后，多年来一直未主张权利，应视为其放弃了该项权利……被告段伟刚早在2006年即向被告董淑霞、董淑莉转让了股权，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在长期的运营过程中，新老股东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新的人合关系，新的股东结构已趋稳定，双方争议的股权价值与转让时相比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原告在2014年8月25日才提起本次诉讼，要求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其行为必将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交易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并可能会产生显失公平的法律后果，现原告段伟强提起告诉，已明显超过合理期限。故原告段伟强要求确认被告段伟刚与被告董淑霞、董淑莉之间签订的《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如原告认为被告段伟刚转让股权的行为使其蒙受了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
（3）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优先购买权，进而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应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提出
案例14：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方琰与陈婷会、方新会股权转让纠纷[（2016）宁04民终734号]认为：上诉人方琰作为宁夏龙王池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对股东向外转让股份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宁夏龙王池酒业有限公司股东方新会与陈婷煜达成转让股份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并加盖公司印章，宁夏龙王池酒业有限公司亦对陈婷煜的职务做了安排，任命陈婷煜为公司总经理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根据此规定，上诉人方琰应在公司2014年2月22日召开股东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上诉人方琰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权利，故撤销权消灭。一审法院以方琰主张撤销股份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正确。
案例15：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田德刚与王荣平股权转让纠纷[（2014）滨商初字第604号]认为，“被告王荣平于2013年2月5日与第三人杨晓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2月6日，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滨城分局将滨州市环氧镁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由刁泽进变更为田德刚，由王荣平变更为杨晓志。结合原告田德刚在2013年2月6日滨州市环氧镁置业有限公司召开的通过选举杨晓志担任公司监事等事项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行为，能够认定被告王荣平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晓志，原告田德刚放弃了优先购买权；此外，原告田德刚应自2013年2月6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王荣平已将其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晓志，原告田德刚于2014年8月27日诉至本院要求行使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撤销权消灭。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4、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份，应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九十内提出，否则法院驳回起诉
案例16：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朱新跃与江苏华天驰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2015）河商初字第0049号]认为，“朱新跃在该次股东会决议中投票反对，因此，朱新跃在股东会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未与华天公司就股权收购达成协议时，应于股东会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朱新跃于2015年1月16日诉至本院，请求华天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据此，本院认为，朱新跃于2015年1月16日诉至本院，已经超过了自股东会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算的九十日期限，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应当驳回起诉。”
案例17：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唐英姿与上海叠丰园艺工程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873号]认为，“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使公司存续的，对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股东如未能在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与公司就股权收购达成协议的，股东可以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于2015年6月14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延长公司营业期限，原告对此予以反对，并在九十日内提起本案诉讼，故原告要求被告收购其持有的被告股份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
案例18：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李鸿骏与常州市创联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2014）常商终字第133号]认为，“虽然李鸿骏提供的落款时间是2011年4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客观上不持有公司股东会决议原件，但是创联公司的三位股东对公司召开第十三次股东会并通过延长公司经营期限的股东会决议是明知的。李鸿骏于2011年7月25日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创联公司回购股权时，创联公司关于公司经营期限延长的第十三次股东会决议已形成并通过，李鸿骏对决议投反对票。李鸿骏提起创联公司回购股权之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股东投反对票且在90天之内起诉。”
案例19：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叶岷伟与泸州朗格置业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2015）江阳民初字第5684号]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股东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的期限为“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须为股东会决议之后，本案中，既无相应股东会决议，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也未在公司法规定的期限内，故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
延伸阅读（二）
新鲜出炉的《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万众期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民法总则》第九章专门对诉讼时效制度作了统一规定，尤其是与现行的《民法通则》相比，将原有的两年诉讼时效调整为三年。以下为《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九章 诉讼时效
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八十九条 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一百九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
第一百九十一条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第一百九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
第一百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四条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第一百九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九十六条 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第一百九十七条 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
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
第一百九十八条 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九条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
作者声明
（一）本公号解读的判决文书案件事实纷繁复杂和证据较多、往往涉及多个法律焦点。为了写作和理解方便，我们可能仅选取某个具体角度、某个焦点问题进行解读和评析，难免挂一漏万。需要完整了解某个案件，请通过法院官方网站或其他渠道获取判决书原文进行研读。
（二）与此同时，有些案件事实似乎相同的案件，却出现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判决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案件事实看似相同实际上却存在某些细微但关键的差别，也可能是最高法院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调整裁判规则和思路，甚至可能是法律法规本身出现了变化。判决书一旦做出就固化了，但是立法和司法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
（三）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否则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并不具有指导另案判决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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