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伪造印章被判犯罪，但所签担保合同合法有效
作者：唐青林 李舒 李元元
单位：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阅读提示
公司治理中，主要解决“三大黑”：大股东黑小股东；高管黑公司和股东；公司黑债权人。本文讨论的是“高管黑公司和股东”，基本故事情节是公司高管私刻公章签订担保合同：刑事方面，伪造公章的高管被判刑坐牢；民事方面，合同认定有效，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治理除了管人还要管“公章”。公章没管好，可能产生千万或亿为单位的经济损失。有些公司股东可能天真地认为：他（公司高管或相关人员）自己要是“作死”去私刻假公章，与我何干？，“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肯定是“谁私刻假公章、谁承担法律责任”！岂不知，在很多情况下，真实的故事结局却是：私刻假公章的“好汉”坐牢了，经济责任却由公司承担。
为了便于读者获取更多关于“私刻假公章构成犯罪、却要公司买单”的案例，我们检索和梳理了与伪造印章相关的十个刑民交叉判例，请关注“延伸阅读”部分。
裁判要旨
他人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的，即使该伪造印章的行为后被认定为伪造印章罪，也不影响所签合同对公司的约束力。
案情简介
一、翁炎金为万翔公司董事长，但非法定代表人。翁炎金因投资武平县平川镇夹子背房地产开发，从2009年8月开始向游斌琼融资，游斌琼于2009年8月至2010年2月间分4次向翁炎金投入资金总计245万元，翁炎金也分别向游斌琼出具4张《借条》，华鑫公司、万翔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4张《借条》上盖章表示担保。相关款项已按照借条约定，实际支付给翁炎金。
二、2014年4月30日，游斌琼、翁炎金就上述借款事宜又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对以上四笔借款计利息进行了结算，重新约定了还款期限，同时，翁炎金承诺，如不能按期还款，“乙方（翁炎金）同意甲方（游斌琼）选择其开发的房地产中的店面折抵借款本息，店面转让的价格予以优惠，按相邻店面成交价的90%计算”。华鑫公司、万翔公司亦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上盖章进行担保。《协议书》签订后，翁炎金未及时按约还款付息，也未将店面提供给游斌琼抵作借款本息。
三、游斌琼向福建龙岩中院起诉，要求翁炎金还本付息，华鑫公司、万翔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龙岩中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游斌琼的诉请。万翔公司不服，上诉至福建高院，福建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万翔公司仍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期间，万翔公司提交了武平县法院刑事判决，确认：2014年下半年翁炎金私刻万翔公司印章，并在向游斌琼出具的借条、协议书上加盖了该枚印章。但最高法院仍裁定驳回了万翔公司的再审申请。
败诉原因
翁炎金虽然不是万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他是该公司的董事长，最高法院据此认为已构成表见代理。
虽然有翁炎金伪造印章在借条、协议书上使用构成伪造印章罪的判决书，但结合翁炎金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游斌琼产生合理信赖，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综上，法院认为翁炎金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对翁炎金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败诉教训、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严重误解一：只要证明当事人私刻公章、构成犯罪，公司就可对合同不认账。实际上伪造印章构成犯罪，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严重误解二：只要能够证明合同上盖的章是假的，公司就可以不认账。岂不知，公司相关人员如果构成表见代理的，即便私刻公章构成犯罪了，其签订的合同在民事上还是有效的。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即使印章系伪造，公司也不能够否认其效力：（1）伪造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人构成表见代理；（2）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3）公司用章不具有唯一性；（4）公司在其他的场合承认过该印章的效力；（5）公司明知他人使用伪造印章而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的。
3、严重误解三：在涉及伪造印章等刑民交叉案件中，以为通过假公章刑事案件判刑就可以达到“一击致命”，彻底摆脱民事责任的目的。实际上应重点着眼于民事案件的处理，切勿重点着眼于刑事案件的处理。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因此，利用伪造印章签订合同和伪造印章在事实层面上往往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千万不能因为紧盯刑事案件而疏忽民事案件，最终导致败诉。
4、公司尽量避免出现“真假孙悟空”，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各有其人。公司对外的代表人出现了“真假孙悟空”，容易导致公司对外被表见代理的风险增加。应当在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的同时，尽量保证决策权及代表权的集中，降低公司对外被表见代理和出现决策僵局的风险。
相关法律规定
《民法总则》
第七十四条 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
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
第四条 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
第五条 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 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以下为最高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就此问题展开的论述:
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表现出了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二是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虽然2006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但从实践情况看，在公司设有董事长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并且，董事长虽不一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故其对外实施的行为更能引起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同时，翁炎金还是万翔公司的股东，且在签订涉案担保合同时持有万翔公司的公章，尽管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公章为翁炎金私刻，但结合翁炎金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游斌琼产生合理信赖，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综上，本院认为，翁炎金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对翁炎金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万翔公司关于翁炎金并非万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存在私刻公章行为，故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等主张不能成立。
案件来源
游斌琼与福建省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翁炎金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733号]
延伸阅读
与伪造印章相关的十个刑民交叉判例
裁判观点一：伪造印章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当然导致所签合同无效
案例一：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与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白增江租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402号]最高法院认为：“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上湛江一建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化同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化同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增江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梁化同得到了湛江一建的授权，故梁化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无效、其不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化同的询问笔录不属于新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梁化同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与本案租赁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审理也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因而本案无需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
案例二：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陆东武、江苏天盛工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潘冬英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544号]最高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判断，并不因为陆某构成骗取贷款罪而必然导致其与润元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陆某以加盖伪造印章的方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骗取润元公司贷款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骗取贷款罪，应当据此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合同法上，其行为构成单方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润元公司享有撤销权。因润元公司未按照该条规定主张撤销案涉借款合同，故二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案例三：北京瑞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宜昌博奥科工贸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一终字第00163号]该院认为：“虽然宋圣明因伪造潞安集团印章的犯罪行为而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民法院以‘伪造印章罪’判处拘役6个月，但该事实只是证明宋圣明伪造潞安集团印章行为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并没有确认宋圣明以潞安集团名义所实施的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也没有否定宋圣明作为实际施工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宋圣明以潞安集团的名义实施涉案工程的施工行为属实，宋圣明对其以潞安集团的名义施工的工程有权向瑞图公司主张工程款。”
案例四：张家口市景泰商贸有限公司与河南兴隆建筑工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二终字第102号]该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张希林、王海霞、路长安等人涉嫌使用伪造印章签订购销合同并构成犯罪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王海霞、路长安、张希林的身份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三人的行为如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不能免除北京工程处的民事责任。北京工程处为上诉人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法律责任应由其法人承担。原判兴隆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案例五：九江周大生实业有限公司与邱赐添、刘财、廖红霞、福建省虹盛电器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申字第309号]该院认为：“刘财作为周大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公章代表公司从事民事行为，行为的相对方没有义务和责任对其公章的真伪进行辨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刘财使用伪造的公司印章在2011年6月10日向邱赐添借款700万元及2011年11月10日借款260.6万元的二张借条上盖章担保，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邱赐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财超越权限、或者邱赐添与刘财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担保合同的效力就不应受到影响，周大生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况且，（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的刘财犯伪造公章罪，该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的犯罪，而非判决刘财利用伪造公章进行诈骗等其他经济犯罪，故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故周大生公司称已生效的（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观点二：伪造印章涉嫌犯罪，并不当然需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案件民事部分可以继续审理
案例六：宋乃生、王庆杰与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吴悟华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申字第715号]该院认为：“关于本案应否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八达公司主张，吴悟华伪造印章的行为已超出民事行为范畴，不能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及第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和处理。该《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该规定来看，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法院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应属于经济纠纷，吴悟华有关私刻印章的行为可以另案处理，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和认定。且前已述及，二审将吴悟华在本案中借款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因此，对八达公司关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及第十一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七：成都龙祥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成都市彭州龙洋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592号]该院认为：“虽然杨长明在案涉《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中加盖的龙祥旅游公司印章经鉴定为私刻，但根据其时任骑龙山长明公司、龙祥旅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及在《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保证合同》上亲笔签字的行为，结合骑龙山长明公司基本账户接受15000000元贷款，及成检公刑诉（2014）306号《起诉书》提及杨长明将部分贷款转至龙祥旅游公司基本账户用于缴纳骑龙山2号土地款的事实，足以认定杨长明签订以上合同的行为，均属代表贷款人、担保人履行职务的行为，据此，就可对本案所涉合同关系、效力及民事责任进行认定。因此，杨长明私刻公章签订合同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刑事案件所涉及的事实，虽与本案借款合同纠纷涉及的事实存在关联，但并非同一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的规定，本案不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只有当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案件才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杨长明仅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并非非法集资犯罪，据此，本案也不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案例八：眉山市东三新城建设有限公司与眉山市东坡区崇礼镇人民政府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280号]该院认为：“至于东三公司上诉称本案涉嫌韦晓波伪造公章罪，应中止审理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问题。本院认为，韦晓波是否伪造东三公司公章不影响其表见代理行为性质的认定，故本案不存在须等待刑事案件终结后再行处理的情形，不应中止审理。”
案例九：苏培交与菏泽市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菏泽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宝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868号]该院认为：“关于刘振国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一审未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或中止本案诉讼，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上诉称‘刘振国私刻公章,并秘密保留之行为已构成伪造公章罪;其利用该枚公章,冒用上诉人之名义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签订一系列担保协议和借款协议,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本院认为，本案是刘振国表见代理行为而引发的借贷行为,根据现有证据，本案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向公安移送的条件，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本案无需中止审理。”
案例十：中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助邵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保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123号]该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孙胜辉涉嫌伪造公章，本案应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孙胜辉伪造公章的证据，系天心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外人湖南大金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诉中浩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发现的项目部印章经鉴定为伪造印章的犯罪线索，但上述证据中涉嫌被伪造的项目部公章与涉案借款合同上的项目部公章是否为同一枚，缺乏其他证据证明，而本案中的项目部公章是否系伪造并未经鉴定。另，孙胜辉是否涉嫌伪造公章，除助邵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之外，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本案不属于必须移送的范围。”
作者声明
（一）本公号解读的判决文书案件事实纷繁复杂和证据较多、往往涉及多个法律焦点。为了写作和理解方便，我们可能仅选取某个具体角度、某个焦点问题进行解读和评析，难免挂一漏万。需要完整了解某个案件，请通过法院官方网站或其他渠道获取判决书原文进行研读。
（二）与此同时，有些案件事实似乎相同的案件，却出现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判决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案件事实看似相同实际上却存在某些细微但关键的差别，也可能是最高法院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调整裁判规则和思路，甚至可能是法律法规本身出现了变化。判决书一旦做出就固化了，但是立法和司法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
（三）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否则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并不具有指导另案判决的法律效力。
关注我们
我们只专注公司法领域疑难复杂案件
和公司法领域的权威判例及深度研究
↓长按二维码1.08秒获取更多精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