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汇 | 【独家】日本城市史漫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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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近代日本

普通民众的工作与生活

今天的日本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发达国家，但是达到这样高度的繁荣，日本人，尤其是下层民众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现今的中国知识阶层大都阅读过夏衍写于1930年代的《包身工》，描写的是日本人投资的上海纱厂里中国女工的悲惨生活。我在中学时代读这篇文章的时候，非常痛恨日本资本家，结合那个时代的宣传，还以为日本资本家只是对中国人才这样，唯独欺负中国人。上大学之后，看了日本人拍摄的反映日本纱厂女工生活的电影《野麦岭》，才知道原来日本国内也是这样，上海日商纱厂中国女工的情形正是日本国内女工的写照。以后因为研究日本近代史以及城市史，看到了更多的资料，从而对日本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创业的艰辛有了更多的认识，才知道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日本能有今天发展，确实来之不易。

一、明治大正时代普通工人的工作与生活

近代日本受封建的主从关系的影响，工人运动很不发达。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工潮，但是数量以及参加的人都很少。另外明治政府的领导人皆脱胎于封建贵族阶层，有浓重的封建残余思想，缺乏人权意识。再加上为了加快殖产兴业的步伐，都尽可能地压制工人运动。所以日本工人阶层长时间处于低工资状态，民众生活困苦。

当时日本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据统计，在民营企业，女工是男工的1.5倍以上，在制丝纺织企业，大部分是年幼的女工。1901年关西纺织工厂的职工中，女工占了50%，14岁以下的女工占11.5%。大阪21家工厂雇佣的工人中，有四分之一是不满14岁的童工。火柴工厂雇佣的工人中，半数以上是10~14岁的儿童，甚至还有六七岁的幼童。

在20世纪初，英国的机器一般每天使用8~9小时，美国使用10小时，而日本大多是22小时。以棉纺织厂为例，1883年大阪纺织公司开业之际，白天工作12小时。由于产品畅销、业绩不错，1884年开始实施昼夜开工制度，以后昼夜开工就成了日本各地的通例。日本各地纱厂工人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

在日本产业革命初期，男工每昼夜所得工资平均为1角（10分），女工与童工的工资远低于普通的男工。火柴厂的女工、童工的工资每天只有2~4分钱。到明治时代后期，女工的工资每天增加到1角2分到1角5分。但在火柴厂工作的女工的工资仍然很低，每天只有6~7分。“富士棉纺织公司”的工人，一天劳动时间为12小时，从早晨6点半到下午6点半。男工每月工资平均为8.12日元，女工为5.72日元。但是每个男工每月的伙食费就需要6日元，每月的房租还需要3.6日元。

由于长时间劳动，再加上卫生设施缺乏和低工资，工人健康状况很差，普遍营养不良，患结核病、眼病、妇科病的人很多。有些工人即便想离开工厂也因为缺乏路费无法实现。公司为防止工人逃亡，连休息日都不让工人外出，宿舍周围一直有人巡视。

大正时代的名古屋

名古屋的纤维工业非常发达。在名古屋的纤维工业中，女工占88%，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名古屋的纺织企业中，女工每天的劳动时间一般是14~15小时，但她们的工资不及男工的一半。据《爱知县史》记载，这些女工大多从附近农村招来，为了补贴家计，甚至借钱凑路费来到名古屋。她们大都住在寄宿舍中，数人共用一个床垫，吃着粗茶淡饭，普遍营养不良。由于工厂管理严格，连逃亡都非常困难。明治33年，叶栗郡光明寺村的纺织工厂寄宿舍发生火灾，烧死了31名女工。主要原因是夜间寄宿舍大门被反锁，窗户钉有铁条，火灾发生之际，女工无法逃生，结果被活活烧死。这件事曝光后，舆论大哗，爱知县政府不得不对寄宿舍制定了种种规则。尽管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仍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描写日本纺织女工悲惨生活的名著《女工哀史》

原始积累时期，各国都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日本尤其严重。1885年，从国民年均生活费用来看，上等阶层每人是110日元又82钱5厘（衣食住费用约为米价的10倍）；中等阶层每人60日元45钱（约为米价的5倍），下等阶层每人20日元15钱（约为米价的2倍）。不同行业所属阶层的情况大致如下：官吏、神官位居上中等的各有50%；僧尼位居上等的为20%，中等的为80%；商人位居上等的为60%，中等的为20%；农民、杂业者位居上等的为10%，中等的为30%，下等的为60%；从事工业的劳动者位居上等的为5%，中等的为15%，下等的为80%；从事渔业者位居上等的为5%，下等的为95%（表1）。由此可见，在明治初期，官吏与神官的收入地位最高，次之为僧尼，工人与渔民的收入最低。

表1 不同行业所属阶层分布

1897年左右，东京有5万多名人力车夫、拾荒者、街道艺人等，一般依靠每天仅仅10钱的收入勉强度日。他们租住的长屋【面宽窄、进深大的房子】一般不过4.5~6叠（每叠1.5㎡），每月房租2.8日元。如厕都依赖公用厕所，15~20户共用一个公厕。虽然废除了“五人组制度”【幕府时代的城市基层组织，由五个户的户主组成，互相担保，互相监视，相当于中国以前的邻里联保制度】，但是房东以及房东的代理人在市政以及日常生活方面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

明治时代长屋结构图（左）和安藤忠雄的“住吉的长屋”（右）

此外，在东京还有数万人居住在极其简陋、租金非常低的草棚以及水上船屋中。

由于生活艰难，在长屋中，两三家共用一口锅的情况非常常见。还有的人靠当东西维持生计，甚至有白天煮饭吃完后到当铺以锅换铺盖卷，睡醒一觉后又以铺盖换回锅的情况。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中国工业发展迅速，迫使日本工业开始升级换代。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诸如使用童工、昼夜工作制和寄宿制度才逐渐减少。再加上工人运动兴起，日本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保障劳动权益的法案。1910年颁布了劳动者保护法《工厂法》，1916年正式实施。该法案禁止使用未满12岁的童工，16岁以下的工人以及女工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而且每月必须有2个休息日，禁止深夜加班。另外，在工厂的安全设施、防灾设施等方面加强规范，劳动条件从而获得了一定的改善。

二、肆虐的火灾

明治前期，东京最让人们感到棘手的就是频发的火灾。

前文 分析过，东京居民的住宅主要以板房、瓦顶板房为主，其中板壁板顶的房屋占57%，这种房子最易着火，人称“烧家”。从冬到春，东京主要刮干燥的西北风，一旦发生火灾，动辄殃及500甚至1000户。如前所述，火灾从幕府时代以来一直如此，所以，人们说“火灾是江户的精华”。板壁瓦顶的房屋，防火能力稍强，尤其是在大风裹挟火星漫天飞舞的时候，但是也属于易燃房屋。这两类房屋相加，在东京所占的比例为97%。而真正防火的建筑，诸如土藏造的耐火建筑很少，而炼瓦造则数量更少。

尽管在明治初期东京的人口有所下降，但是，到1887年就又恢复到106万人，而且人口主要集中于下町一带。1881年，神田桥本町的人口密度，一丁目是1516人/h㎡，二丁目是822人/h㎡，三丁目是1123人/h㎡，人口密度之高非常惊人。另外，据1883年卫生状态所做的调查，居住于贫民窟长屋中的人平均居住面积只有1.05坪（约3.47㎡）。当时不仅房间内，连屋外的屋檐下也住着人，住在屋檐下的人主要是店里的学徒。火灾发生时，往往阻碍了人们的逃生之路以及消防人员的进入，使火灾难以控制。

据统计，从明治元年到明治11年（公元1868—1878年），东京老市区的火灾每年平均烧毁房屋4286栋，面积4.5万坪（约14.88万㎡）。从1868年开始的6年间，烧毁千户以上的火灾有6起。其中1869年12月12日的大火，烧掉了神田相生町、松永町、佐久间町一丁目、花田町、元佐久间町、久右卫门町、荣町、龟住町等，还延烧到佐久间町二丁目、花房町、平河町，这次大火烧掉了上万户人家。

1872的大火起自和田仓门内兵部省的屋邸，延烧到冈山县和高知县的屋邸，又将京桥西绀屋街道的银座二丁目烧毁，最后连筑地外国人的官舍也被全部烧毁，被毁房舍还包括位于才女町的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的屋邸，总共烧毁2926户。这次大火催生了 银座改造计划，但是由于计划全盘西化，并不符合本地实际情况而难以为继。结果，东京的大火有增无减。1874—1881年间，烧毁千户以上的大火发生了9次。其中仅1880年1年就连续发生了3次，1881年连续发生2次。尤其1881年1月26日由神田松枝町开始的大火，乘着强盛的西北风，烧掉了10637户，延烧面积为27697坪（约9.14万㎡）。

大正时代的银座

在明治前半期的15年中，没有遭受火灾的东京市町屈指可数，大部分都遭受过2~3次火灾，甚至出现全町烧光的情况。曾经烧过3次的町有小传马町三丁目、田所町、新才木町、葺屋町、岩代町、蛎壳町一丁目、马食町一丁目、若松町，共8个町。京桥、日本桥、神田等都是东京城内最繁华热闹的地方，也是火灾最多的几个町。

由于经常发生火灾，为了节省成本，出租屋的房主们索性建设低成本的板壁板顶的房子，也就是所谓“烧家”。由于结构简单，用材廉价，这样的房子3年就可以通过房租收回成本，即便烧掉也不可惜。

如前文所述，一直到18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东京防火改造的实施，火灾才逐渐减少。虽然烧毁1000户以上的火灾还时有发生，但是不似以前那样频繁，而烧毁万户以上的火灾再也没有发生过。1890年代以后，随着 东京市区改造计划 的实施，加压给水系统逐渐延伸，火灾的次数与规模更趋减少。

三、频发的各种传染病

明治前半期，由于居住拥挤、缺乏健全的上下水道、市政设施落后、生活习惯不良、生活艰难等因素，各种水系传染病，诸如鼠疫、伤寒、痢疾等非常盛行。从明治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以鼠疫为中心的传染病数年一次呈周期性暴发。

在明治年间，传染达万人以上的鼠疫有9次之多，其中1879年与1886年的两次鼠疫，每次的感染者都达到15万~16万多人，死亡人数超过10万，同日俄战争阵亡人数差不多。仅在东京一地就有5次鼠疫爆发，其中1886年有12万人感染，死亡率达到8成以上。痢疾和伤寒的死亡率较低，为2成左右。

传染病主要侵袭下层民众，尤其是贫民窟。1886年，在东京的15个区中，这三种水系传染病的感染人数以日本桥区为第一，然后是神田、京桥区，随后是浅草、本所、深川等区。当时在这些地区广泛分布着贫民窟。依据日本内务省的调查，这些贫民窟“居住稠密、住房粗劣、居民贫困，职业多是力役以及拾荒者，饮水多来自开挖的水井”；传染病发生之时，“民众多害怕被送到隔离医院，大多隐秘病情，偷偷将患者的衣服在河边、井户边洗涤，又将排泄物倾倒到沟渠、下水道中，从而加重了疫情”。1882年东京隔离医院的5726多位患者中，有杂业2081人，力役889人，商贾842人，职工679人，农民613人，官吏132人。在浅草区田中町的1044人当中，一年内有33人因水系传染病死亡，相当于每千人中有31.6人死亡。如果加上其他传染病而致死的数量，则千人中的死亡人数达到229人，也就是说一年内，5人中要死1人。所以，当时田中町号称“死亡之町”。但是由于有大量外来青壮年人口前赴后继地填补，所以这一带人口反而日益增加。

除了贫民窟之外，鼠疫也流行到了煤矿工人以及工厂工人当中。1884年，九州高岛煤矿鼠疫大流行，3000多工人中，有超过半数的工人，也就是1500多人死亡。感染的原因同军队的移动有关，所以有人说：“战役就是战疫的历史”。1877年西南战争时，很多士兵感染了鼠疫，这些士兵在凯旋途中沿路传播鼠疫，从神户一直蔓延到整个关西，各地都成了“修罗场”。在神户海关，原本检疫人员发现士兵感染了鼠疫，禁止士兵登陆，但是急于回营的士兵们手持武器，强行登陆，结果导致了鼠疫在当地大规模地流行。

日本数次鼠疫流行都同战争结束后士兵的流动有关，诸如西南战争、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等，在出兵台湾的过程中，死亡了17000多人，其中病死的就有11900人。当时在东京，以一个工兵少尉为传染源，7个月内有3000多人染上了鼠疫。所以日本历史学家石塚裕道说：“鼠疫的流行也是对日本侵略东亚各国的一种报应”。

四、结核病

肺结核这种古老的传染病在产业革命以后，在环境恶劣的都市贫民窟以及承担繁重劳动的纺织女工当中急剧增长。1904年，据政府统计，肺结核的感染率上升为各种疾病的第一位，成为“国民病”，而结核病的死亡率一般是正常死亡率的4~5倍。在产业革命后，日本全国以青年男女为主要患者，每年有7万~9万人死于此病。东京在1919年这一年中，一万人中就有43.6人因为结核病死亡，在全国各府县中位居第一。

就东京结核病每万人中的死亡数而言，最高的是深川区，为51.7人，是全日本平均数的3倍还多；下谷区51.2人，芝区49.6人，本所区48.2人。再看职业比例，1906年东京府死于肺结核的是4022人，其中无职业的为1479人（占36.8%），有职业的职工为886人（占22.0%）。两者相加接近6成。其他的诸如小商人、人夫、车夫、古物商等普通民众比例也很高。1918年出版的山口义三的《东都新繁昌记》这样描述东京三大贫民窟之一的鲛桥，认为“肺病、脚气、伤寒、呼吸器官病是这儿的特色”，所以结核病也是当时的“贫民病”。

东京很多纺织厂女工的轮换率非常高，原因包括逃亡、被公司辞退等。在被辞退者当中，很多都是肺结核感染者。由于工资低、劳动条件与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结核病成了纺织女工的职业病。东京最大的纺纱厂钟渊纺纱厂对于结核病患者没有任何救助隔离措施，一旦发病，辞退了事。据说连警视厅派去视察的技师都遭到了厂方有组织的阻挠冲击。纺织女工的工作寿命一般也就是3~4年，据统计，女工中的6成在2年内、8成在3年内，要么被解雇、要么逃亡、要么辞职。全日本有20万出外打工挣钱的女工，每年返乡者有7万人，其中1万多人是因病而归，而2600多人是肺结核患者或者疑似患者。她们回到乡村后，又将结核病传染给其他人。按照卫生学的概率，这些人归乡后，会在5年内导致7万~9万人死于肺结核。而且感染的主要是青壮年的劳动力，所以，日本人称此病为“亡国病”。

还有一种职业病是“尘肺病”，能直接诱发肺结核。在东京炮兵工厂等官办工厂中，由于加工金属、火药产生了大量尘埃，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工人患肺病的很多，尤其是弹丸工、填药工，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四五岁。

上述传染病的流行由于政府、地方团体的防疫对策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得到了遏制。

五、公害

在传染病的危害下降之后，随着工业的发展，产业公害却愈演愈烈。而且产业公害不仅威胁到居住在贫民窟的下层民众，也威胁到所有的城市居民。

产业公害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生产以及流通的过程中，削减了必要的经费，以至于必要的防止公害的设施都没有到位，从而造成对自然和生活环境的污染。产业公害在不同时期的内容不一样，在产业革命时期主要是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噪音污染等。

煤烟公害是明治中后期东京和大阪几乎每个区都有的事情。像东京最大的纺纱厂——钟渊纺纱厂（资本100万日元，3万纱锭【纺纱机上用来把纤维捻成纱并绕成一定形状的部件。通常用纱锭的数目来表示纺纱厂的规模——编者注】）建于1886年，位于江东区的南葛饰郡，昼夜开工，一昼夜要消耗24吨煤。而东京深川区大约在相同时间建设了东京纺纱工厂（资本50万日元，9000纱锭），该厂也于1886年投产。这两个规模庞大的纺纱厂给江东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煤烟污染。除了煤烟之外，东京各区的公害根据其产业特点有所不同：印刷工厂、金属、机械、器具工厂较多的京桥、芝区等，噪音污染较重；而在深川、本所，除了噪音污染之外，还有水泥工厂的灰尘污染；煤烟以江东区最为严重。

由于当时对城市的发展没有进行规划，原本系商业区的位于东京中心的日本桥、京桥也建设了很多制造公害的工厂。

日本的矿山造成的污染也令人瞩目，有名的四大矿害事件（以后在公害治理的文章中再详细介绍）就反映了这一点，即足尾铜矿、别子、小坂、日立矿山。

这种污染状况一直持续到《都市计划法》制定之后，才有一定的改观，但是根本性的解决还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六、小结

本篇特地介绍工业发展初期日本下层民众的困苦生活，主要是想说明，日本今天的繁荣不是凭空得到的，是通过艰苦努力取得的。另外，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暂时现象，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述问题最后都基本解决了。所以，搞现代化一定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如果人为地劫富济贫，强求平均，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同日本那个时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由于时代的变化，应该说情况要好很多。所以，不能像某些人那样，仅仅因为目前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就否认改革开放的成就。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目前出现的众多问题，也只能靠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才能解决，倒退只能是死路一条！

（敬请期待下一篇：《都市计划法》与东京大震灾后的改造）

姚传德，博士，苏州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亚洲史，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城市化、东亚现代化比较、中国近代化思潮。在国内外各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四部：《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研究（1868—1930）》《东亚现代化之路（中国台湾版）》《中国近代化思潮（1840—1900）——以东亚现代化为视角》《苏省辛亥年——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

订阅号编辑：张祎娴

订阅号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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