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信托受益人如何行使诉权——衍生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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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涛  柏高原

一般而言，信托受益人是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就信托财产提起诉讼。但信托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为了保护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英美法的判例中也形成了一种例外性的规则，允许受益人在特殊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就信托财产提起派生诉讼（derivative action），以下逐一分析。

案例一[1]

为了防范第三人带来的风险，R.E. Berry以自己的名义为其一辆汽车购买了保险，在保单中约定经被保险人允许驾驶汽车的任何人若遭受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随后，原告Jean Berry（R.E. Berry的女儿）在经其父亲允许的情况下驾驶汽车而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在其赔偿问题上发生了争议。

原告便于1933年直接起诉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将保险金直接支付给她。原告的诉讼请求均得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院的支持，但随之被加拿大最高法院否决，原告又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

委员会依然驳回了诉讼请求，理由有两个：一是没有证据表明原告的父亲曾代表他本人以外的任何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也即原告的父亲并非是代理原告签订的保险合同；二是该保单明确规定它应该使第三方受益，而实际上是使因疏忽驾驶而受伤的人受益，没有明确证据显示R.E. Berry计划为原告创设实益权益（beneficial interest）[2]，也即没有为原告设立信托的意图存在。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告没有提起诉讼的资格。但是委员会也指出，如果信托成立且受托人拒绝履行信托义务，受益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派生诉讼，但前提是受托人加入诉讼程序或是在法庭出席，二者均可。

在这里，法院提到受益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诉讼的前提是连同受托人一起提起，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如果受益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受托人应当以被告的身份加入诉讼程序。受托人与受益人合并提起诉讼的必要性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受托人受到判决的约束或避免多重诉讼。合并提起诉讼的必要性有一个实质性的基础，即受益人拥有代表信托财产或更准确地说代表受托人起诉的对人权。”[3] 

本案例确立的规则也被称之为范德佩特程序（Vandepitte Procedure）。后来在许多类似的诉讼中，法官往往会援引其作为依据进行裁判，并且对于特殊情况的界定也更加完善。

案例二[4]

立遗嘱人生前立下两份遗嘱，一份是美国遗嘱，根据该遗嘱，其儿子为受益人；另一份是香港遗嘱，根据该遗嘱，立遗嘱人在美国境外的剩余财产应根据美国遗嘱的规定以售产信托方式持有。信托的条款规定美国遗嘱的受托人能够就在香港保留房屋的事宜向香港遗嘱的受托人发出指示，以符合该房屋居住者的利益。原告（立遗嘱人的儿子）于1987年在香港对第一被告（美国遗嘱的受托人）和第二被告（香港遗嘱的受托人）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下令出售该房屋，并请求第二被告赔偿因迟延出售该房屋而违反香港遗嘱信托而造成的损失，但其未对第一被告提出具体的赔偿请求。

委员会在审判的过程中重点在论证原告是否有权在上述情况下提起衍生诉讼。Templeman大法官提到：“当受托人违反信托或者涉及利益和义务冲突或者在其他特殊情况下，受益人可以代替受托人起诉第三人。但是，受益人被允许提起衍生诉讼并不会比受托人以适当的方式履行其相关职责更具有优势。”委员会进一步提到，受益人无权对第三人提起诉讼，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受托人未能履行其对受益人负有的保护信托财产或保护受益人在信托财产中的利益的义务。

在本案中，法官遵循了范德佩特程序的宗旨，但同时对于特殊情况的范围做了更加详细的叙述，使得这一程序更加具有操作的可能性。

案例三[5]

马克和他的兄弟约翰是他们祖母遗嘱的受益人，其祖母1995年7月去世。遗嘱规定，如果约翰支付了遗产的所有应缴遗产税，那么主要财产将转移给他，剩余较少部分的财产将转移给马克；如果他不缴纳遗产税，那么受托人将被指示出售遗产并使用所得收益来支付税款，剩余部分将由马克、约翰和他们的妹妹吉尔平分。而随后遗嘱中指定的遗嘱执行人放弃了遗嘱认证的权利，而约翰被任命为遗产管理人。1996年7月，约翰指示一家律师事务所（Gill & Co) 将主要财产的所有权转让给他自己，然后1997年又指示另一家律师事务所 (Whitehead Vizard) 将该财产出售给第三方。

尽管约翰清偿了部分遗产债务，但他随后在没有支付遗产税的情况下带着收益潜逃。2002年11月，马克对两家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协助违反遗嘱规定的注意义务。然而，诉讼请求是由马克以个人名义提出的：他声称注意义务是对他个人的。事实上，正确的法律逻辑是，注意义务从属于死者的遗产，因此就遗产提起诉讼的适当主体是遗产管理人。

在法官看来，虽然现行法中未规定遗产受益人可以提出派生诉讼，但此类诉讼和公司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属于同一类诉讼，被代表的人（如遗产管理人、公司董事等）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而是否能够提起该类诉讼，需要满足前述案例所提到的条件，也即存在特殊情况以及受托人加入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法院援引了案例二中所提到的原则，即受益人无权对第三人提起诉讼，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受托人未能履行其对受益人负有的保护信托财产或保护受益人在信托财产中的利益的义务。法官认为，在公平的财产转让中，受让人是真正的所有人，让与人是受托人，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案中遗产管理人处于受托人的地位。

耐人寻味的是，多数法官并不认为此案中遗产管理人违反了保护受益人在信托财产中利益的义务，其行为并属于“特殊情况”范围，这就意味着能受益人无权提起派生诉讼。此外，由于遗产管理人的下落已然不明，其无法加入诉讼。综上而言，两个条件均不满足，法院裁定原告无权提起派生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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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Vandepitte v. Preferred Acciden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1933] 1 AC 70 (PC).

[2] 实益权益（beneficial interest），在信托法中，指受益人自己对信托财产本身或其收益所享有的权利，与受托人所拥有的法定所有权相对。参见《元照英美法词典》。

[3] Lewin on Trusts (20th Ed., Vol. 2) at §47-012.

[4] Hayim v. Citibank NA [1987] 1 AC 730 (PC).

[5] Roberts v Gill & Co & Anor [2010] UKSC 22.

作者简介

秦涛

法律硕士，南开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助理。致力于信托法等商法领域的研究，参与过国内外信托及税收项目的研究。

作者简介

柏高原

家族信托法律事务中心秘书长

南开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副主任

          柏高原律师为管理学博士，金融法顾问。国际信托及遗产规划协会会员、Associate Member。拥有十余年律师实务经验，为多家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信托公司、家族办公室、保险公司、基金会及高净值人士等提供有关财富保全与传承、家族财富治理、境内外信托架构设计、法律顾问等专业法律事务。柏律师在金融创新业务方面也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执业经验，为多家企业提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审查指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提示、投行业务和ppp融资业务及并购贷款等法律服务。在法律研究方面，合著有《家族信托：法理与案例精析》、《金融创新业务的税收筹划》等著作，并经常为《家族企业》、《清华金融评论》、《财智生活》等刊物撰稿。柏博士还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如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法制日报等且近年来多次受邀为各类金融机构讲授财富规划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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