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曹友谊、张洁：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综述

好文荐读（第九十三期）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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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综述

曹友谊1 ，张 洁2

1. 天门职业学院  公共课部，天门，431700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00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曹友谊,张洁.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综述[J].中国语言战略,2023,10(02):68-82.

摘要：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和参与者，其语言政策对国际社会交流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中关于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的169篇文献为对象，结合文献统计和内容分析的方法，爬梳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主题、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结果显示：(1)该领域理论构建不足，语言管理理论虽仍占主流，但国内相关研究开始向语言治理转向。(2)以文献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为辅，仍缺乏民族志研究。(3)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国际组织愈加多样化，但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关注不足。(4)国内外研究主题日趋多样，一些特色话题涌现，包括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国际组织语言选择的影响因素、国际组织语言规划的个体能动性等。最后，文章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展望，以期为后续研究带来启示，加快该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组织；语言政策；语言管理；语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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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国际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多,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是超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语言的国际地位,对成员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Spolsky2009)。学界对国际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对语言问题的研究较少。近年来,该领域在我国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此时,有必要了解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并相互借鉴,推动该领域走向成熟。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主题、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并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展望。

一.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文献源于中国知网,检索方式采用合并主题词检索法,不限年限和文献类型,检索日期为2023年9月15日。国际组织数量庞大,逐个检索并不现实,考虑检索结果的综合性和代表性,本文进行五次主题词检索:“国际组织,语言”、“联合国,语言”、“欧盟,语言”、“东盟,语言”、“NGO,语言”,分别得到中文文献65、259、137、243、72篇。去除重复文献后,通过人工逐一阅读文献的标题和摘要筛选出与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相关的文献112篇。以下是对国内相关研究的梳理。(一)国内相关研究主题1.国际组织的语言挑战及相关问题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研究多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分析相关语言挑战,并探讨解决机制。谢军瑞(2001)分析了欧盟的官方语言制度,认为欧盟的多语政策带来一系列问题: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加重了财政负担、多语互译影响语言原貌等。国内学者认为国际组织的多语政策在实践中的问题实质是政治的民主平等原则和工作中效率至上原则的矛盾(伍慧萍2003;王小海2007)。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与语言实践往往不相符,这也反映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象征性和实用性间的博弈(张天伟2022)。郭亚东(2022)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多语治理面临着单语主义、伪多语主义,以及多语人才匮乏的现实挑战。此外,此类研究还涉及对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尹洪山2013)、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语言能力(赵运2019)等问题的讨论。国际组织在运行中所面临的语言挑战复杂多样,相关研究要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本质,并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2.国际组织语言选择的影响因素国际组织语言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是我国的特色研究主题,此类研究主要从国际组织的类别视角出发探讨影响因素。张治国(2019)统计并分析了九类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认为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国的官方语言与国际组织语言选择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张慧玉、谢子晗(2020)提出“国际组织官方语言选择框架”,分析了75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认为语言的实用价值和象征价值、组织的内部导向和外部导向是影响国际组织语言选择的重要因素。安雨晨(2022)以中国参与的951个国际组织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语言价值和权力结构对国际组织工作语言选择的影响。此外,权力博弈、民族语言优势、行业优势、弱势语言关照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张慧玉、安雨晨2021,2022)。量化统计方法为探究影响因素提供了整体考量,但想要进一步挖掘影响因素,还需要研究者深入了解组织内外语言生活,开展民族志研究。3.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域外影响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主体,其语言政策对组织外部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国际组织的语言理念会影响成员国及公民的语言生活,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母语观念”在国内的纪念活动、学术会议、政策文件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母语观念”也在中国不断本土化,发展出诸如 “母语经济”等新理念(方小兵2014)。此外,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对国家的语言教育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影响,王美玲(2013)分析了欧盟的多语政策和外语教育标准化政策,发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文件有待完善,外语教学与评估中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分离,我国的外语教学测试内容有待改革。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甚至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之间存在重要联系,是国家语言能力指数研究的重要指标之一(张天伟、陈练文2022)。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对域外的影响是广泛且隐秘的,域外影响的路径、影响机制和影响范围都有待系统研究。

4. 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我国学界的另一特色研究主题。文秋芳(2015)提出了“评价国际组织中语言影响力的框架”,其研究表明，中文在联合国的主要机关和下属机构中地位不等，中文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的合法权利未能得到充分行使。邹煜、卫酉祎(2023)分析了中文在联合国5个主要机关和37个组织机构的官方网站中的使用情况，发现中文在联合国系统官网中的使用率约为50%,中文内容更新率低。此外，李茜(2017)对部分驻华国际组织员工进行访谈，认为影响中文在驻华国际组织中地位的因素有：利益博弈、话语权、语言使用人数、个人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意识。未来，相关研究要对中文在不同类型国际组织中的使用进行科学评估，结合影响因素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5. 国际组织的语言人才培养

国际组织大多由欧美国家主导成立，英语在国际组织中的使用率高达88.41%(张治国2019)。中国人才在国际组织中的任职比重相对较低，因为语言能力是影响我国人才国际组织参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张治国 2021)。想要在国际组织中任职，需要有较高的语言能力，杜宜阳(2022)解读了2018年《联合国语言框架》,认为联合国对员工的多语能力、超语能力和语用能力都有较高要求。此外，跨文化能力也至关重要，庞超伟等(2022)研究了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跨文化能力，在维和场景下，外语能力与跨文化能力呈一定程度的正相关，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跨文化能力和语言能力均有待提高。因此，学校要注重对国际组织后备人才语言能力的培养，学界除了要研究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也要对国际组织人才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需求进行调研，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与语言人才培养相结合。

(二) 国内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创新

早期，国内学者以欧盟和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政策文献研究为主，理论探索较少。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不断创新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理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文秋芳(2015)提出了“评价国际组织中语言影响力的框架”,认为评价国际组织中语言的影响力要先考察语言的法定地位(官方或工作语言地位),再比较语言的使用功能(对内行政和对外交流功能)。其次，张慧玉、谢子晗(2020)提出了“国际组织官方语言选择分析框架”,认为语言价值和组织导向是影响国际组织官方语言选择的重要维度。最后，方小兵(2022a)提出国际组织语言规划进程的三个阶段：政策形成、政策变迁和政策影响，为历时研究提供借鉴。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国际组织语言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如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是各国国家语言能力的直接体现(张天伟、陈练文 2022),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要重视语言主体和机构间的互动(徐大明2022),要建立国际组织中心视角(方小兵2022b)等。总的来看，上述理论创新主要涉及国际组织语言规划进程或语言地位及影响因素问题，还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理论体系。

随着我国语言治理理念的不断深化，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正经历由语言管理向语言治理转向的关键期。国内研究中，“语言政策成分论”和“语言管理理论”(Spolsky 2004,2009)最常被引用(张治国2019,2020,2022)。然而，国际组织不只是国家间通过合作以解决国际问题的平台或工具，更是独立的行为主体，“语言管理”默认了管理者的存在，忽视了国际组织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语言管理是层状的，语言治理是网状的(方小兵2021),语言治理更强调主体间的互动性。张洁、杨红艳、李佳(2022)认为面向国际组织的语言治理理论应关照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多元治理主体，有机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倡导治理方法和规则的多元性。目前，语言治理理论在我国还处于探索期，国际组织的语言治理理论有待建设、完善。

(三) 国内相关研究对象

国际组织数量庞杂，有必要梳理个案研究对象，了解国内研究的关注趋势，以下从文献数量和发表年限两个方面对国内研究对象进行梳理。

由表1可知,国内以欧盟、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的研究居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受本文检索方式影响。此外,通过该表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特征:第一,从类别上看,国内相关研究缺乏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注。国际组织根据成员性质不同,可以划分为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根据功能不同,可以划分为专门性和一般性国际组织(方小兵2022b)。上述研究对象中,除国际奥委会外,其余均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第二,从时间上看,研究对象出现由一般性国际组织向专门性国际组织转变的趋势。2000—2015年,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欧盟和联合国。而2015年以来,国内研究陆续关注一些专门性国际组织,并愈加多样化。(四) 国内相关研究方法国内文献中，理论研究7篇，应用研究105篇。根据研究范式的不同，应用研究中，质性研究93篇，量化研究10篇，混合研究2篇。本文综合考虑文献的发表年限和数量，将研究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图1):1984—2000年、2001—2010年、2011—2022年。可见，质性研究在该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开始出现，但相对较少。

本文参考Wolcott(1992)的质性研究策略树形图，对上述应用研究作进一步分类(表2)。质性研究中，文献法使用最多，此类研究主要对国际组织的政策文献开展文本分析或基于前人文献进行思辨论述。访谈法的使用仅有一例，李茜(2017)在研究驻华国际组织中文使用的影响因素时，通过对7个案例组织的10名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访谈和邮件访谈，以此了解个案组织的语言使用和员工对中文的语言意识。量化研究以统计法为主，辅以语料库研究法。如，张慧玉、安雨晨(2022)基于《国际组织年鉴》中6694个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数据，关注不同语言(尤其是非通用语)在四类国际组织中的使用率，分析影响国际组织语言选择的非政治经济因素。汪雅君、傅鹏辉(2020)对联合国大会60名工作人员进行关于联合国语言服务专业素养的问卷调查，借助SPSS对调查结果进行因子分析，探究联合国语言服务素养的构成要素。此外，张琛、赵蓉晖(2021)在东盟官网中以“language”为检索词，基于检索结果自建语料库，以关键词和词语搭配为考察对象，结合政策文本，揭示东盟的语言意识。混合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如，庞超伟等(2022)制定跨文化能力量表，对联合国160 名维和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10人进行访谈来了解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跨文化能力。

总体来看，国内研究方法较多样，但缺少民族志研究。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真实的语言生活更加复杂，深入组织语言生活的民族志研究更能揭示国际组织的事实语言政策，这是我国研究方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方向。

三.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文献源于WOS数据库，由五组检索主题产生：(1) 国际组织+语言；(2) 联合国+语言；(3) 欧盟+语言；(4) NGO+语言；(5) ASEAN+语言。检索日期为2023年9月15日。由于数据库较大，检索方法采用WOS的高级检索功能，除设置主题词外，限定研究方向为Linguistics, 输入五组检索式1,分别得到五组检索结果：(1) 251篇，(2) 189篇，(3) 228篇，(4) 25篇，(5) 25篇。去除重复文献后，通过逐一阅读文献的标题和摘要，筛选出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的文献57篇。

(一) 国外相关研究主题

1. 国际组织的语言挑战及相关问题

在国际组织的一些文件中，语言常被看作消除歧视和维持社会多样性的众多指标之一，并不是所有国际组织所关注的工作重点。Fettes(2015)呼吁国际社会应将语言与粮食、能源等人类其他基本问题同等对待。除了对国际组织面临的语言平等、语言效率、语言多元化(Krzyzanowski & Wodak 2011;Romaine 2013)等挑战的研究外，国外学界重点关注国际组织中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问题。如，Faingold(2015)分析了欧盟《里斯本条约》中与语言相关的规定，认为条约未能解决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问题，特别是为追求政治、文化和语言权利而试图脱离本国的少数群体。条款17d赋予了公民以任一欧盟官方语言与欧盟当局沟通的权利，但排斥了那些不说欧盟官方语言的公民。作者呼吁要通过语言立法来保护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将“语言”加入条约的免受歧视范围(性别、年龄、种族等)。

2.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域外影响

国际组织的不同语制向世界传递出不同的语言理念，带来广泛影响。欧盟作为典型的多语制国际组织，其语言政策为世界的多语发展带来启示。Choi (2010) 认为欧盟的多语教育政策强调多语能力在人的终身发展中的重要性，而韩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过于重视英语教育，韩国应认真考虑对英语教育的不平等投入，并基于语言多元化理念进行改革。东盟是典型的单语制国际组织，Kirkpatrick(2012)认为东盟的语言政策限制了地域的语言多样性，东盟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成员国的语言教育政策要求公民学习国语和英语，英语逐渐替代当地语言，成为9个成员国小学阶段的必修课程，挤占了当地语言的学习空间。语言教育是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域外影响的重要领域，然而，国际组织的类型和权力范围不同，其语言政策的影响对象和影响范围可能有所差别，如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对特定领域(军事、医疗、通信等)语言生活的影响。

3. 特定语言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国外部分研究探讨了特定语言在国际组织中的使用和发展，但鲜有研究关注中文的使用情况。国外学者主要聚焦英语(Modiano 2017)、法语(Vetchinova 2021)、德语(Van Els 2007)和世界语(Fiedler &Brosch 2018)。Garrido(2022)分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追求国际化和人道主义过程中，其多语政策及语言意识形态的演变，重点探讨了法语和英语在组织中的使用和价值。为缓和不同语言在国际组织中的竞争，人工语言也成为学界讨论的对象，Gobbo(2005)从语言结构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比较了三种人工语言(Esperanto, IDO, Interlingua),认为世界语(Esperanto)最适合作为欧盟的国际辅助语。尽管在国际组织中难以实现语言的绝对平等，但合理的语言规划、多元化的语言意识有助于促进国际组织语言生态的健康发展。

4. 国际组织的翻译政策

国际组织的语言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翻译问题。Leal(2022)分析了欧盟的翻译政策、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发现欧盟的翻译理念以功利主义价值观为主，翻译工作讲求经济、高效。欧盟的翻译政策要求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提供24种官方语言的版本，但对于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本，主要由英语写成。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多遵循人道主义价值观，推崇包容性的语言政策，但它们多为非营利组织，在开展多语服务、提供多语资源等方面面临极大挑战(Tesseur 2018)。Tesseur(2021)分析了乐施会和泪水基金会的书面翻译政策，并对14名员工进行访谈，结果发现这两个组织在翻译实践中仅将源语文本翻译成少数通用语，翻译实践和组织理念之间未建立明显联系。此外，并非所有国际组织都能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许多国际组织缺乏具体的翻译政策、翻译部门和翻译人才，部分翻译工作依赖于有多语能力的员工和翻译志愿者。

5. 国际组织语言规划的个体能动性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规划主体，不仅是组织和政府，还应包括个体参与者。McEntee-Atalianis(2016)借助语言规划中的个体能动性理论(Zhao & Baldauf 2012),基于联合国的联合检查报告(Joint Inspection Report),分析了组织成员国、行政首长、外部人员等九类人员在语言规划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以及参与规划的类型。结果显示，不同个体通过不同身份参与语言规划的不同阶段，开展不同类型的规划。如，人力资源官员是拥有权力的角色，在负责人员招聘和语言培训时参与了声望规划和习得规划。对国际组织语言规划的个体能动性研究还可以借助语料库研究法。McEntee-Atalianis & Vessey(2021)梳理了46年间，成员国代表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语料库”(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Debates Corpus)和6位秘书长在“秘书长年度报告”(Secretary Generals Annual Statements)中所讨论的语言问题。从个体作用来看，成员国代表提出的语言问题通常不会导致语言政策的变化，而秘书长提出的语言问题与欧盟语言政策的转变相一致。

(二) 国外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构建

国外文献中主要使用的理论有：Cobarrubias(1983)的语言规划中的意识形态类型理论、Spolsky(2004,2009)的语言政策成分论、Zhao & Baldauf(2012)的语言规划中的个体能动性理论。以下对这三种理论作简要介绍。

1. 语言规划中的意识形态类型理论

Cobarrubias(1983)提出了语言规划中的四个关键意识形态：语言同化、语言多元化、语言本土化和语言国际化。尽管Cobarrubias的语言意识形态类型理论是基于国家层面提出的，但同样有助于理解国际组织的语言意识。Lee et al.(2022)借助语言意识形态类型理论分析了欧盟、联合国和东盟的语言政策，认为欧盟和联合国的语言政策基于语言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东盟的语言政策基于语言国际化的意识形态，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几个原则：语言平等与包容原则、中立性原则、实用性原则、经济性原则。

2. 语言政策成分论

语言政策成分论是相关研究中最常引用的理论，Spolsky(2004)将语言政策分为语言信仰、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三部分。语言信仰指人们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情感、信念等。语言实践指人们实际的语言行为和语言选择。语言管理指掌握权力的个人或机构采取措施干预人们的语言信仰和语言实践。语言政策成分论为分析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提供可行框架。此外，Spolsky(2009)结合“语域” 概念(Fishman 1972)提出“语言管理域”,明确国际组织是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领域。然而，Sposky(2009)强调管理人员为“掌权者”,默认了语言管理在本质上是由权威人士向普通人员行使权力的过程，属于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路径，忽视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中不同参与者的能动性。

3. 语言规划中的个体能动性理论

Zhao & Baldauf(2012)探讨了语言规划中的三类个体：有专业知识的个体(如语言学家)、有影响力的个体(如社会精英)、有权力的个体(如高级官员),他们在语言规划的五个阶段(发起、参与、影响、干预、实施与评估阶段)中发挥不同作用。McEntee-Atalianis(2016)借助这一理论，分析了联合国语言规划中不同参与者的身份和作用。笔者认为语言规划的个体能动性研究对语言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语言治理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路径的结合，治理过程中必然要承认并尊重不同个体的价值。然而，这一理论关注的个体具有一定局限性，未能察觉到普通人群的作用。未来，可以借鉴这一理论，关注国际组织不同层级、语域内外不同参与者的能动作用。

(三) 国外相关研究对象

以下采用同样方法梳理国外的个案研究对象。整体来看，国外关注的国际组织类别更加完善，不仅关注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也有所研究，如乐施会(Tesseur 2021)、红十字国际委员会(Garrido 2022)等。从时间上看，欧盟和联合国是该领域持续关注的对象，对一般性和专门性国际组织的关注并没有明显的时间差距，比如对国际劳工组织(Baigorri-Jalon 2005)、国际民航组织(Alderson 2009)等专门性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研究也较早。

(四) 国外相关研究方法国外文献中，除1篇书评、1篇综述外，理论研究1篇，应用研究54篇。其中，质性研究50篇，量化研究4篇。本文将国外研究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1996—2000年、2001—2010年、2011—2022年。由图2可知，质性研究同样占主导地位，且增长趋势更加明显，量化研究比国内出现的稍早一些，但整体不足，缺少混合研究。

采用同样方式梳理国外研究方法(表4),国外有4篇量化研究，1篇采用统计法，其余3篇借助语料库开展研究(McEntee-Atalianis & Vessey 2020, 2021; Trebits 2009)。Kawashima(2021)对联合国大会1540场讲话中领导人的英语发言进行统计，分析英语在不同地位发言人和不同语言群体中的使用情况。McEntee-Atalianis & Vessey(2020)以联合国一般性辩论语料库为数据集，获取检索词的频次、聚类和搭配等信息， 分析文本信息来了解成员国的语言意识。质性研究中多采用文献法、民族志法和访谈法。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志研究法也是国外国际组织语言问题研究的重要路径。如，Wodak et al. (2012) 以民族志观察为主，对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分析欧盟在互动中的多语实践和语言选择。该研究主要对相关会议进行观察，并对两个机构的中高级官员进行了22次半结构访谈，观察并记录了会议语言概况(使用语言的数量、种类)、语码转换频率、语言选择与会议主题、语言选择与会议正式程度(会议的前、中、后阶段，会议的前排、后排等)、语言相关问题的主题化(如谈论的主题，参与者)等。

四.总结与展望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研究在国内外均未形成系统领域。国外相关研究较为零散，而近年来国内系统研究明显增加。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在理论创新方面走在前列，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今后解决。

(一) 拓展研究对象，关注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在研究对象方面，国内外研究都更加重视政府间国际组织。尽管部分研究关注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整体数量较少。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它们在资金来源、运行模式、作用领域等方面存在差异。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开展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等方面具有优势，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环境保护、社会救济、人权保障等领域更具效能；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价值理念受主权国家和行业领域的影响程度不同等。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和具体实践。未来，需要加快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对比研究。此外，一些区域性和特殊领域的国际组织也值得关注。

(二) 完善方法体系，加强民族志研究

目前，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为辅。质性研究主要以文献分析为主，缺乏民族志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Zhao et al.(2022)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成果，通过民族志研究分析了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的多语政策本土化和语言交流问题。已有研究指出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之间普遍存在脱节。民族志研究范式有利于研究者深入组织内部，参与组织日常生活，从而获得真实视角，发现组织的隐性或事实语言政策，探究政策背后的权力互动。因此，在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范式多样化发展的同时，要着重加强民族志研究，为现有研究补充基于特定情景的深度描写和阐释，揭示真实的国际组织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机制。

(三) 开展跨学科合作，整合研究议题

就研究议题而言，国内外学者均关注到了国际组织所面对的语言挑战及相关问题，察觉到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对域外的重要影响。同时，国内外也涌现出一些特色研究，如，对中文地位的研究、对语言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国际组织语言规划的个体能动性研究等。相关研究的深度有待增强，广度也有待拓展。国际组织作为一个复杂场域，其语言政策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积极开展跨学科合作，不仅有利于方法、理论的相互借鉴，更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加强相关研究与实际社会生活间的联系，如探究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经济成本、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在国际法层面的真实效力、语言因素在国际组织人事制度中的作用等。

(四) 推进理论构建，探索多元语言治理

国内外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构建均不完善，语言管理理论仍是当前的主流理论，但国内相关研究开始向语言治理转向。语言治理是对传统一元主体语言规划的突破，强调多元主体共治。对国际组织进行语言治理，首先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多元主体间的有机结合。国际组织的语言治理并非超脱国家语言规划之外，要始终发挥国家和政府的顶层设计作用。同时，要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参与国际组织语言治理的既有内部工作人员，也有外部社会人员；既有组织的高级官员，也有普通员工。其次，治理要立足事实，要对国际组织不同层级个体的语言需求和语言使用进行详尽调查。最后，要倡导治理方法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避免单一强制手段，可以通过完善国际组织的政策章程，建立法治保障；提高员工的语言意识，重视德治；利用现代语言智能技术，提供科技支撑等。

五. 结语

近年来，我国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关系不断加深，国内高校陆续开设相关学科专业，核心期刊纷纷设立研究专题，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国际组织是我国语言规划的重要领域和材料(李宇明 2022),未来，要不断拓展研究对象，完善方法体系，积极开展跨学科合作，继续推进理论构建，探索多元共治的国际组织语言治理体系。当然，本文囿于客观条件和文献分析方法的局限性，难免会忽略部分文献。最后，期待更多学者加入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研究和讨论，促进该领域在我国的全面发展。

作者简介

曹友谊，男，天门职业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电子邮箱：[e-mail]。张  洁
个人简介：张洁，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语言学系名誉教授(2023-2028)，语言治理研究融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2023-2024），《语言治理学刊》联合副主编（2023年11月至今），国际期刊Multilingua编委（2013-2022），Language on the Move 电子学术期刊撰稿人，多部国际期刊论文外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并在国内外知名出版机构出版学术著作三部，编著学术著作三部，合编AHCI/SSCI双检索国际期刊专刊一部，翻译学术著作一部，副主编教材一部，参编教材四部。主持、参与“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项目和国家社科中华外译重点项目在内的多项课题。

本文来源：《中国语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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